第二十二章 清异己引蛇出洞 道不同夫妻和离
（1）
一转眼，过去了大半年，时光走到1957年末的一个冬夜。
明都的冬天，一向阴冷，更何况今夜小雨夹雪。
北风裹着细小的冰粒，扑打在屋顶上、砖墙上、玻璃窗上，一阵一阵，沙沙啦啦，听上去，叫人心里瘆得发慌。
董瘦竹家的二楼卧室里，亮着台灯。那是一盏老式台灯，灯罩很大，像一只倒扣着的广口花盆。灯罩下沿镶着一圈金色流苏，光线透过来，染得周遭几许昏黄。暗淡的灯光里，董师母躺在床上，身盖棉被，侧脸朝墙。
“寄妈，别哭了。”梦兰坐在床沿，轻声劝慰。
“寄妈，你都两天没吃饭了，再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的。”她抚摸着董师母的肩头：“来，听话，我煮了粥，趁热喝一点吧。”
董师母还是面朝里躺着，肩头抽搐，啜泣不已。
梦兰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劝了半天，寄妈还是不肯吃饭，可怎么办呢？看着寄妈伤心的样子，她心里难受，双眸含泪，却不敢哭出声，怕惹得寄妈更伤心。她想，逸凡和寄爹就在楼下，是不是该找他们商量一下，再这样下去，寄妈就垮了。
梦兰和逸凡来到董家，不是他们自己要来，而是老爷子上门请过来的。这些日子，他们深居简出，不敢到别人家串门，生怕给人家带来麻烦。晚饭前，董老颤巍巍地走进他们家，还没开口，便苍然涕下。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出了什么可怕的事，让一向乐呵呵的董老变成这般样子？甘妈赶忙把孩子们带到楼上，留下他们俩口子，陪董老说话。董老话不长，只告诉他们，儿子和儿媳双双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老伴得知此事，伤心欲绝，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你们过去劝劝她吧。梦兰听了，慌忙跑到厨房，盛了一碗刚刚熬好的米粥，装上一小碟乳瓜，和逸凡一同来到董家。可没想到，她费尽口舌，无论怎样劝，还是劝不动寄妈。
她知道，人心里的伤痛，光靠劝，是无法化解的。想想自己，经历过多少次苦痛，有时痛彻心肺，有时痛不欲生。若非佛祖庇护，慈海觉航，怕早就身心崩溃，堕入万劫不复之地了。突然间，脑中灵光一现，她把粥碗放到床头柜上，脱下鞋，盘腿坐在寄妈身旁，双掌合十，满脸虔诚，口中轻诵道：“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
这段神咒，是当年在青灯古佛前，了缘师太逐字逐句传授给她的。了缘师太说，一凡持诵是咒者，须手眼宝相，敬而信之，虔诚拜祷，无不响应。她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对寄妈有用，是否能帮助寄妈弭除心痛远离一切怖畏。但她相信，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过去，每当她身遭厄难，每当她心陷苦楚，便一遍又一遍地持诵这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一直诵到波澜不起，心如古井。
“菩提夜、菩提夜。菩驮夜、菩驮夜。弥帝唎夜。那啰谨墀。地利瑟尼那。波夜摩那。娑婆诃。…”
（2）
董家楼下，坐着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都在抽烟，董瘦竹吸烟斗，龚逸凡抽纸烟。
窗门紧闭，屋里烟雾弥漫。
龚逸凡的“特嫌”帽子已经戴了大半年了。本来数学系总支有人提出把他的工作停了，安置到系图书室，监督劳动。但他教的两门课一下子没人能够顶替，而且来自校党委办公室的意见是“审查期间，控制使用”，在老系主任的一再坚持下，他总算保留住教授的住房、工资和头衔。计算技术研讨小组解散了，由于他是被控对象，系里的许多活动和会议也不准他参加。开始的一段时间，他还存着一丝侥幸，企盼自己的问题能够很快真相大白。可一晃大半年过去了，人们都忙着“整风”、“反右”，无人过问他的事情。他生性孱弱，也不敢打听，终于变得麻木，每日挟着讲义，两点一线，往返于课堂和家门。他想依照梦兰的劝慰，丢掉一切烦恼，把心变得干净，却始终达不到那种四大皆空的境界。时常郁闷憋屈，不想让梦兰跟着难受，更不敢对旁人倾诉，他便学会了抽烟，靠着辛辣的尼古丁来麻痹原本已经麻木的神经。
两个男人闷着头，谁也不说话。
龚逸凡很想安慰一下董老，却不知该怎样开头。在这场雷霆般的“反右斗争”中，他是一个局外人。面对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悄悄躲在一旁，看了几个月的荒诞闹剧。不是因为他聪明，看透了这终将是场悲剧，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发声的权利。他有时想，假如自己没有“特嫌”这顶帽子，当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当领导们大会小会地动员大家畅所欲言，说这样做对共产党好，可以帮助党改进工作和作风，即便“慎”字当头，他也可能把持不住，诚惶诚恐、不痛不痒地提一两条意见。系里的几个老师和学生，当初不都是信以为真，以为不提意见就对不起党，壮胆说了几句心里话，便生生被打成右派了吗。要不是系里看大门的胡师傅偷偷告诉他，他还真不敢相信，三江大学居然挖出了两百多个右派，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股邋遢地送去劳改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一顶“特嫌”的帽子，竟让他逃离了一场更加可怕的灾难。当然，如果真没有这顶帽子，他也许更加幸运，像许韵来一样，在国外躲过这场无妄之灾。许韵来从波兰回来后，鸣放结束，蛇已出洞，全国擂起一派讨伐“右派”的战鼓声。他老兄一见不妙，顿时屏声敛息，噤若寒蝉。许韵来逃脱一劫，自然小心翼翼，邻里间也就鲜有往来。龚逸凡清楚，像自己这样不明不白的身份，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像过去一样友好往来。今天，若不是董老登门相求，他也不会主动跨进董老的家门。
又点了一棵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龚逸凡感到舌尖发麻，脑子发晕。他抬起头，看到中堂又换了一幅立轴，依旧是大千先生的手笔，泼墨飞白，荷叶破败，秋风萧瑟，月影朦胧，题跋乃李商隐的名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诗言志，画道情，先生心里苦哇。他侧脸看了看董老，老人手握烟斗，双目闭合，眼睑松弛，脱垂出两道灰黄色的眼袋。唉，区区几个月，先生看上去衰老得多了。
他想起在董家的最后一次宴会，那时的先生，精神矍铄，睿智风趣，一派洒脱。尤其老人那番真真假假的高论，当时就令他感到虚中有实，颇含深意。本来大家正在谈整风，董老突然话锋一转，拿一幅张大千仿石涛的墨荷作引，说大千先生作假画，权当游戏，在好友面前坦诚相告，绝无一点隐讳，可是，换作旁人，拿个什么物件来蒙你，是真是假，就未可知了。此刻想来，董老虽然谈笑自若，可话里话外，分明已经道出他对所谓的整风运动有所保留，担心那是一场骗局。令龚逸凡感到不解的是，董老能够不显山不露水地提醒自己和许韵来，难道他就没有告诫自己的儿子吗？他的儿子、儿媳何以成了右派。
想到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开口的话题：“董老，这一向，您身体还好吧？”
董瘦竹睁开眼，看了看他，默默地点点头。
“董老，如果我没猜错，鸣放伊始，您便对这场运动有所顾忌。是不是？”
董瘦竹吸了吸烟斗，发现已经熄灭了，便磕去烟灰，重新装满烟丝，燃着，缓缓地吸了一口，苍老的话音从烟雾里传出：“逸凡哪，比起韵来，你要聪明许多。”
龚逸凡苦笑：“哪里呀，我只不过胆子小，凡事不敢疏忽大意。再说，我的运气也不如许教授，即便夹着尾巴缩着头，还是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刀。”
“唉，世事难料啊。凡事你要往好了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也许吧。董老，今天没有外人，我有一处想不明白，想向您老讨教。”
“好，好。逸凡，在我家里，你放心说。”
龚逸凡鼓了鼓勇气，开口道：“董老，从鸣放到反右，不过区区数月，但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这般出尔反尔，您事先是如何知道的？”
“唉，老夫又不会占卜打卦，事先何尝知道，不过鉴往知来而已。”
“鉴往知来？您的意思是，以史为鉴？”
“然也。你扳着指头数数看，历史上，可有哪个万岁爷容得下不同意见？一两个谏臣在耳边噪聒倒也罢了，若是举国士子直言无讳，乃至冒犯龙颜，焉能不落个诽谤朝廷之罪。”
龚逸凡凛然，董老居然借古讽今，把当朝领袖比作封建帝王，真是胆大包天。可细细想来，却也不无道理。领袖万岁，新瓶旧酒，今人古人，有何区别？于是频频点头道：“嗯，还真是，一语中的。”
“在鸣放之初，我的一个老朋友，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王造时 先生就说过，希望上面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文煊上次回来，就是被报社派到上海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座谈会的简报我看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 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搞大鸣大放，心里有顾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这么说，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们早就看得很清楚吗。”
“哼哼，看得清楚？还不是几个老天真，学问做得不错，政治权谋上，如小儿一般。有些事情，你可以想，却不能说。人家想引蛇出洞，你却把话挑明了，早早揭了人家的底，人家当然不高兴。这不，就因为这几句话，两个老家伙都成了右派。”
“董老，我明白了。您心里透亮，却不表态，不明说，只是打哈哈，可谓大智若愚。但是，您就没有劝劝文煊大哥吗？他们夫妻俩怎么也成了右派？”
“唉，让我怎么说呢？你知道什么叫做‘莫须有’。他们俩口子，便担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现在还搞莫须有，那也太荒唐了。给人定罪，总要有点证据吧。”
“证据？他俩一个编辑，一个记者，随便找点东西就是证据。文煊记录整理的那份座谈会简报算作证据，儿媳到武汉采访鸣放的报道也成了证据。他俩的罪名很可笑，叫做‘同情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同情右派，即为右派。这种株连，也算是个新发明。别的单位划右派还有个比例，唯独《光明日报》社除外，有多少，划多少。你说说看，老夫怎么劝？劝什么？文煊这孩子和你一样，生性胆小，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人家说他是右派，他也不敢分辨，老老实实地签字画押。夫妻二人被发配劳改，还要自己掏钱买火车票，跟着一帮右派同事，自行流放，去了北大荒。”
“真是太冤枉了。”
“唉，冤枉？时也，命也。”
龚逸凡知道，今天董老一反常态，放开胆子，说了这么多犯禁的话，一来老爷子真动了气，二来老爷子相信自己。没想到，文煊大哥夫妇居然和自己一样，都担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二人被流放到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岂不比自己还要凄惨，还要委屈。可再往深里想想，那些说了心里话、写了大字报、发表了文章的右派们，就真有罪么？ 他们不过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即便发了点牢骚，提了点訾议，或者自作聪明地针砭时弊，也不至于就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活生生地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吧。记得过去读《史记》，内有一句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而如今，举国谔谔之士被一网打尽，不只剩下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之辈了吗？因言治罪，因思想治罪，还称得上是个民主社会吗？我真看错了吗？
“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弟弟当年的那句话，冷不丁地又冲到脑际。
不由自主，龚逸凡抖了一个激灵，浑身上下暴起鸡皮疙瘩。这些想法，可怕之极，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了反革命？千万不能再胡思乱想了，为了梦兰，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不仅要封住自己的嘴巴，也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脑袋。还是梦兰说得对，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丢了，你的心就干净了。
可是，别的丢得掉，心丢得掉吗？
只要心还在，仍会惹尘埃…。
（3）
“寄爹。”梦兰从楼上走了下来，她眼圈发红，嗓音发颤：“寄爹，寄妈还是不肯吃饭，可怎么办啊。”
董瘦竹抬头看了梦兰一眼，无奈地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逸凡，你帮着想想法子呀。”
听到梦兰的恳求，龚逸凡掐灭香烟，站起身，在堂屋里打转。董老没办法，梦兰也没办法，自己又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呢。转来转去，突然，他看到屋角多宝格上摆放着一个造型精致的小镜框，里面镶嵌着一张照片。凑上去一看，照片上三个人，文煊大哥夫妇，拥着一个长得像个小姑娘似的男孩子。
他心里一动，转身问道：“董老，文煊大哥大嫂去了北大荒，把孩子也带去了吗？”
“没有，放在北京他姥姥家了。”
“能不能想个办法，把您的孙子接过来？”
“把孙子接过来？”董瘦竹的眼缝里露出一丝光，猛地站起身，高声道：“对呀。好，好，好主意。丫头，赶紧着，上去告诉你寄妈，让她吃饭，明天我们老俩口子去北京，接孙子去。”
“哎。”梦兰感激地瞟了逸凡一眼，难为他想出这么个好主意。她确信，寄妈听到接孙子，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看着梦兰上了楼，董瘦竹如释重负，缓缓地坐在椅子上。他吸了口烟斗，沉思了一会儿，低声道：“逸凡，有一件事，我想，应该让你知道。”
“董老，什么事？您说。”
“钟校长出事了。”
“钟校长？他会出什么事？”
“就在今天下午，学校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李铁山副书记传达了高教部紧急通知，撤销钟永康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定为极右分子。”
“什么？”龚逸凡原本以为，如今的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力，可听到董老的话，还是惊愕地合不上嘴。
“李书记在会上说，三江大学揪出一个‘钟黄朱’反党集团，黄是副校长黄培德，朱是保卫处长朱军，为首的就是钟永康。”
这个消息对龚逸凡来说，真好比天方夜谭，端得不可思议。他连连摇头道：“打死我也不敢相信。钟大哥是个老党员，老革命，他怎么会反党？”
董瘦竹冷冷一笑：“哼哼，资格再老也没用。按照上面的说法，从思想改造运动起，钟永康的阶级立场就存在问题。他敌我不分，招降纳叛，思想严重右倾。在这次运动中，他无视上级领导的批评和同志们的帮助，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发展到包庇右派，袒护阶级敌人，把三江大学的反右斗争引向了邪路。”
“哎呀，好可怕的罪名。”
“可怕吗？还有可笑的呢。为了证明钟校长包庇右派，李书记给出了一个具体例子。三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差不多规模，武大揪出了将近500个右派，而我们只抓了不到人家一半。”
“天哪，还有这样攀比的。难道说多多益善，三江大学也抓500个右派，钟校长没罪啦？”
“未必。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要想整你，抓1000个也没用。人嘴两张皮，你抓得多，他可以说你三江大学蛇鼠一窝，党委书记罪责难逃。”
“莫非，真有人想整他？”
“不好说。天可度，地可量，惟有人心不可防。”
“那，黄副校长有什么罪？” 龚逸凡突然想起保卫处长朱军那张凶恶的面孔，紧接了一句：“对了，还有那个朱处长呢？”
“按照李书记的说法，黄培德消极对抗反右运动，利用法律武器反党。他居然明目张胆地宣称，只要他当一天副校长，就要尽全力保护学生。朱军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丧失革命立场，在钟永康、黄培德的授意下，把几十个上了右派名单的学生名字划掉了，而且，还将一批右派学生免予劳改处分，改成留校察看。”
龚逸凡听了，不禁回肠荡气，心中涌起一团敬意：“真想不到，钟大哥他们会这样保护学生，难得一付菩萨心肠。”
“是啊，老夫也没想到。钟校长和朱处长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甚清楚，很是佩服他们的勇气。而黄培德先生这样做，老夫倒不感到奇怪。黄先生的秉性一贯如此，坦坦荡荡，刚正不阿。与其相比，老夫汗颜。记得那是48年，三江大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那天，游行队伍被国民党军警打散了，还抓走了几十个学生。当晚，黄先生约上我们几个教授会的同事，一起去警备区司令部，找他们要人。黄先生是哈佛毕业的法学博士，他拿着国民政府的法典为依据，一通雄辩，驳得警备区司令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不得不释放了所有的学生。可这次，他这个法学博士行不通了，他的罪名就是‘利用法律武器和党对抗’。非但救不了一个学生，还把自己搭了进去。更令人痛惜的是，三江大学法律系也受到株连，整个被解散了。”
“法律也能用来反党，真乃天下奇闻。没有法律，岂不要无法无天了。”
“逸凡啊，无法未必无天。关键在于，谁是我们头上那片天。以百姓为天者，立法为公，自然依法治国。而以个人为天者，口含天宪，自然为所欲为了。”
“董老，我斗胆说句心里话，新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可是越看越看不明白了。”
“唉。不明白也罢。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啊。”
“唉。”龚逸凡也跟着长叹一声：“董老，钟校长他们也被送去劳改了吗？”
“不太清楚，听说都被抓走了。”
龚逸凡心里一阵难过：“也不知道陈大姐能不能挺得住。他们还有两个孩子呢，以后可怎么生活啊。”
“逸凡，你若有空，去看看他们也好。老夫知道你和钟校长的关系不错，他的罪名里，保不定还担着你的一份呢。”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现在我还能上课，还能拿工资，还能当教授，一定是钟大哥暗地里保护了我。”
“好，好，知道就好。人要知恩图报。不过，你跟你那个陈大姐，还是当心一点，少说为妙。”
“董老，我知道。”
“逸凡，老夫晓得你为人谨慎，可还要叮嘱一声，今晚的话，一定要忘掉，权当没听过，没说过。”
“您放心。我心如明镜，拂拭干净了。”
董瘦竹眯缝着眼，神情悲悯，苦笑道：“好，好。果然近朱者赤。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4）
梅岭脚下，凝香路101号。
院子大门没关好，随着一阵阵凄厉的北风，铁门扭来扭去，不时发出刺耳的怪叫。
夜已经深了，花园洋房的客厅里，灯还亮着。地板上堆放着一捆捆的书籍、报刊，散落着皮箱、包袱、纸盒，看上去狼藉一片，凌乱不堪。
陈碧如已经一连两天没睡觉了。她面色惨白，深凹的大眼睛布满血丝，消瘦的身躯裹着一床毛毯，陷落在客厅的沙发里。她死死盯着手中的一张纸，嘴角抽搐，唇齿嗫嗫：“离，离！”
猛然，她神经质地坐起来，拿起茶几上的钢笔，在那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笔，用力过重，笔尖穿透纸，在茶几上划了一道蓝蓝的印子。
“妈妈。”楼梯上静悄悄地站着一个小女孩。她穿着单薄的睡衣，手上拎着一个布娃娃，娇小的身体瑟瑟发抖，眼神里布满了恐惧：“妈妈，我怕。”
“阿莲，阿莲。”陈碧如尖声叫喊。
过了一会，没人应。阿莲呢？唉，真是气糊涂了，陈碧如如梦方醒，怎么忘啦，阿莲已经走了。前天，老钟刚刚被警察带走，阿莲就说不干了，挽着个包袱要回云南老家。陈碧如想不明白，阿莲跟了他们这么多年，从昆明跟到明都，为什么说走就走，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难道，她也怕受到牵连？问阿莲什么原因，可她一句话也不说，挂了一脸泪珠，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地出了大门。过去，这个家都是靠阿莲打点，女儿天天跟着阿莲睡觉。阿莲一走，这个家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哪？
看着女儿楚楚可怜的样子，陈碧如心中不忍，招了招手：“明明，来。到妈妈这儿来。”
小女孩扶着楼梯栏杆，一级一级走下来，悄悄地坐在沙发一角，把布娃娃紧紧抱在怀里。
“来，过来，坐到妈妈身边来。”
女孩稍稍蹭了几下，停住了，眼光迷朦，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猫咪。
陈碧如靠过去，掀开身上的毛毯，和女儿裹在一起。她感觉到，女儿小小的身体冰凉僵直，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在抗拒。猛然间，一股莫名的母爱涌到心头，五年多了，她什么时候像这样和女儿紧紧地拥在一起？本来不打算再要孩子了，可女儿偏偏静悄悄地来了。工作那么紧张，哪儿有时间照看孩子。清早上班，孩子还没起床，晚上归来，孩子已经入睡，周末还要到机关加班加点，忙得一点空余时间都没有。陈碧如知道，在孩子的眼里，她是母亲，却是个陌生的妈妈。过去，家里有老钟，有阿莲，她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影子，两个孩子都习惯了。可是，以后呢？
想到以后，陈碧如突然感到头像炸了一样，疼得厉害。她伸手在太阳穴上狠狠地按了几下，艰难地吁了口气，游离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的那张纸上。
刚才拿在手里时间长了，纸面有点皱皱巴巴，可上面的第一行大字还是很醒目：离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是老钟写的。几个小时前，三江大学党委李铁山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一道过来看望她，李铁山从口袋里掏出这个东西，亲自交到她手里。她和李铁山并不很熟，只在省委召开的反右工作会议上，见过面，谈过几次话。感觉上，她并不喜欢李铁山。这个男人，身上总带着一股难闻的大蒜味，说起话来也粗鲁的很。可是，这不是原则问题。在她心目中，李铁山书记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对阶级敌人嫉恶如仇。和李铁山谈话，她可以感受到同志般的平等和思想上的共鸣，自己的意见很受重视，自己的观点得到赞许。而和老钟谈话，他总是摆出一付领导的口吻，批评她的想法简单幼稚，甚至讥讽她狭隘偏激。最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老钟一直怀疑她有病，还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在她的记忆里，每次两人吵架，都是以“你右倾”，“你有病”告终，接踵而来的，便是一段长时间的冷战。她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理智的、清醒的。尤其50年那次审查之后，她无时无刻不在警醒自己，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坚定不移地与党保持一致，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而老钟却犯了糊涂，自从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他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同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搅在了一起。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帮助他，拯救他，他非但不领情，反倒把她当做神经病，实在是不可理喻。直到这次反右，她亲眼看到老钟和黄培德、朱军在家里频频聚会，亲眼看到他们篡改的右派分子名单，更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李铁山书记，从她反映的情况中嗅出了危险，要她提供材料，在党委会上展开批评，帮助老钟，把他从悬崖边拽回来。可是，一切都太晚了，老钟拒不认错，终于把自己摆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看着那张离婚申请书，陈碧如心里异常难受。十年的爱情、婚姻，就这样结束了吗？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清晰得好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从她眼前闪过。
头一次见到钟永康，是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读书会上。那时的他，风华正茂，英俊潇洒。他站在讲台上，舞动着双手，讲革命，讲信仰，讲民间疾苦，讲青年责任，讲民族大义，讲国家希望。他修长的身影，吸引了她的目光，他蛊惑的讲演，打动了她的芳心。从那天起，她逃离了自己的家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他那里，她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认识了马列主义，懂得了阶级斗争，找到了真理，加入了共产党。他是她的革命引路人，是她精神上的导师，是她理想中的爱人。
可是，为什么这一切都变了？陈碧如百思不解。
在白色恐怖年代，老钟是那么坚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献出生命；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面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却一头扎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敌人。也许，李铁山书记分析得对，老钟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原因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依仗自己是老革命，放弃思想改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就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就在刚才，李铁山书记还告诫她，钟永康的问题，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次揪出三江大学的反党集团，她揭发有功，组织上对她很满意，希望她再接再厉，像当年背叛反动家庭一样，铁下一颗心，和钟永康彻底划清界线。
陈碧如痴痴呆呆地看着茶几上的那条清晰的蓝印子，油然产生了一种解脱般的轻松。好了。字，签了。界线，也划清了。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哐、哐、哐”，外面传来几记猛烈的铁门碰撞声。
陈碧如被震耳的响声吓了一惊，方要起身，听到“咚、咚、咚”一阵楼梯响，儿子钟昆赤着双脚，从楼上卧室里跑出来，冲到门外。门大敞四开，冷风嗖嗖地灌进客厅，陈碧如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她搂住身边的女儿，裹紧了毛毯。不一会儿，外面传来关大门、插门栓的声音。
看到儿子跑回客厅，陈碧如喊住了他：“昆昆，把钟明带上去。你照顾她睡觉。明天搬家，我还有不少东西要整理呢。”
钟昆瞥了她一眼，一言不发，从沙发上拉起妹妹，走上楼梯。
陈碧如又打了个寒颤，这次不是因为冷，而是儿子的目光。
怪异的目光，不像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却像一个大人，冷冷地一瞥，充满了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