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三叠》第三十九章 为革命炮打父母 辩玄机投身造反

第三十九章 为革命炮打父母 辩玄机投身造反

(1)

三大附中大礼堂东侧,有片茂密的核桃林。秋分一过,满树的核桃便熟透了。往年,学校里有专人负责采摘、打扫,可如今都忙着闹革命,没人关心什么烂核桃。几经秋风秋雨,灰褐色的果实落了满地,有的裂开,有的霉烂,散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腐臭。

顾建国捂着鼻子,匆匆穿过核桃林间的青砖小路,走向一座灰砖灰瓦的二层楼。此处原先是学校办公楼,眼下校长、书记、教导主任们都在挨批挨斗,红卫兵手握大权,这座楼便顺理成章地改换门庭,变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指挥部。外面臭气熏天,小楼的门窗都紧闭着。顾建国走上台阶,看看四下无人,轻轻推开大门,蹑手蹑脚地走到会议室门旁,竖起了耳朵。

一转眼,从北京串联回来快一个月了。前几日,建国听乐天说,最近明都的一些右派组织和外地某些红卫兵互相勾结,想借“造反”之名闹事,密谋冲击省、市党政机关。今天下午,勤务组召集其它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保卫省委的战斗部署。

顾建国不是勤务组成员,没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可他很想知道会议的内容,一方面出于好奇,另一方面心里憋着一口气。上次火烧毗卢寺,要不是他,怎么可能发现那个夹壁墙?可是,就连建军都当上了纠察队的小队长,他却还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他猜想,一定是彭晓光那个王八羔子搞的鬼,把自己的功劳抢走了。别人他不敢比,可如果连建军都比不上,他觉得脸没地方放。他想多了解一些情况,逮到机会好好表现一番,也弄个什么“长”的当当。然而,偷听勤务组开会,他有点心虚,万一被人发现他躲在门外,虽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面皮子上一定很难堪。碰巧了,适才从校门口经过,他看现一件新奇有趣的事,肚子里便有了主意。

会议室的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话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我爸爸说,近来,有些群众组织走得过头了。他们扬言‘踢开党委闹革命’,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无疑是向共产党宣战。1957年的反右斗争证明,任何同我党离心离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更用不着说他们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反党了。因此,我们要联合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迎头痛击那些右派组织的反动气焰,用实际行动捍卫党、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听到那种大言炎炎的口吻,顾建国就知道会议室里正在说话的是彭晓光。

“晓光说得对。那些人自封为‘造反派’,污蔑我们是‘保皇派’。首先我们要问问,究竟谁是‘皇’?如果这个‘皇’是毛主席,是党中央,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那就说明我们保对了。毛主席说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保护的是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那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革命,打击的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啊,都是明都各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组织成份非常纯洁,大都是党、团员和向党团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可谓根红苗壮。而那些自封为‘造反派’的却是乌七八糟,有不少人是过去学校里挂了号的坏学生。虽然我们并不赞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偏激的口号,但只要比较一下两派的构成,明眼人就可以分辨出孰是孰非。”

“就是。”
“王老师说得好!”

屋里传出一片赞同声。

“前两天在晓光家里,彭副书记跟我们谈了很多,也很深刻。彭副书记说,目前的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群众组织山头林立,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省公安厅的敌情简报上说,就连小偷、乞丐们也成立了组织,叫个什么‘五湖四海战斗队’。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抢民宅、抢商店,还扬言要火烧公检法,气焰嚣张到极点。彭副书记指示我们,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肃清各种挂着造反招牌的乌烟瘴气,确保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不过,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这些话只限于我们内部知道,大家不要外传,免得给省委领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昨天上午,我和晓光出席了明都地区革命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省的联合组织。晓光,你把会议内容给大家传达一下吧。”
“王老师,还是你传达吧。”
“你是司令,你说吧。”
“好吧,那我就把情况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昨天上午出席会议的有三江大学的‘赤卫队’,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东方红’,5311厂的‘主力军’,明都地区复员、转业、退伍、伤、残军人的‘五类军人总部’,还有我们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除了明都的革命组织外,全省各个大中城市和大型厂矿的群众组织也派来了代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党的各级领导,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击溃那些以‘造反’为名的右派组织和反动思潮。因此,会议决定成立全省的统一指挥机构,全名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总部设在三江大学。会议推举三江大学‘赤卫队’的李景田同志担任‘红总’总指挥,我们学校的王向荣老师当政委。‘红总’下属五个纵队,一纵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二纵由郊区和各县的贫下中农组成,三纵是原来的五类军人总部,四纵以三大、江电的大学生为主。我们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改编为第五纵队,由我担任‘红总’五纵司令,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勤务组组长任副司令,我校的常乐天同志担任五纵参谋长。”

彭晓光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就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听着屋里的欢声笑语,顾建国愈发感到心情焦躁,娘的,才几天啊,他们一个个的成了司令、参谋长啦。

“好,大家静一静。会议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下面,请常乐天同志讲一下我们今后的作战部署。”

“是,司令员同志。”

常乐天半认真半调侃的口气,令屋里的人们又是一阵哄笑。

“根据我方侦查得来的情报,那些所谓的‘造反派’也在酝酿成立一个全省组织。他们以三江大学的‘红色暴动队’和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八一八造反兵团’为主,勾结外地红卫兵驻明都联络站,预谋在近期内围攻省委。昨天,红暴在省委大门前张贴了大字报,勒令省委把工作队交出来,在市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要求省委领导人也必须到场,接受批判。另外,据我所知,省委曾请求明都军区派部队保护省委机关,以防混乱中有人浑水摸鱼,窃取党和国家的机密。但是,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首长不好介入地方事务。还有,根据王老师的建议,目前,红总下属的工、农、兵纵队也不宜出面,以免被对方扣帽子,说省委挑动群众镇压学生运动。因此,保卫省党政机关的责任就落在我们中学红卫兵的肩上。我们决定,即日起,五纵纠察大队全天候待命,一旦有情况,立即奔赴战场。三大附中、市一中和淮海路中学距离省委最近,请这三所学校的红卫兵白天在校内集结,作为支援纠察队的第二梯队。其它学校要安排专人值班,如果需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目前的作战部署就是这样,王老师,晓光,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王向荣笑着说:“很好,常乐天同志的计划非常周密,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只是再强调一次,对于我们的会议内容和行动计划,同志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晓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请大家回去后,按照行动部署作好准备。下面,请同志们和我一起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预备,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听到会议室里铿锵有力的“下定决心”,守在门外的顾建国就知道要散会了。他踮起脚尖,急急向后退了几步。不一会儿,人们三三两两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他装作刚刚跑进走廊的样子,快步迎了上去:“哎呀,乐天,你在这儿啊,我到处找你呢。”

走在前面的彭晓光狐疑地看了顾建国一眼,兴许一下子分不清来者是建军还是建国,他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而这对常乐天不是难事,用不着看人,光听话音就知道是谁,因为建军喊他“叔”,建国叫他“乐天”,建军说“俺”,建国说“我”。于是,他张口便问:“建国?找我什么事?”
“我来告诉你一件怪事。校门口刚贴出一张大字报,钟明写的,揭发批判她的娘老子呢。”
众人顿时感到好奇,乐天大声喊道:“是吗?走,晓光,去看看。”

(2)

三大附中门口的大批判专栏前,围满了大大小小的脑袋。不同年级、不同派别的学生们混杂在一起,一边看大字报,一边议论纷纷。

常乐天挤进人群,入眼便是一排红彤彤的大标题:《造反更觉主席亲》,标题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

嘿嘿,好玩。这根儿奶油冰棒,搞什么名堂?真向娘老子开炮啦?他迫不及待想知道钟明到底揭发了些什么,便逐行逐句地看了下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开始后,我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发起成立了丛中笑战斗队。我和战友们积极投身于革命造反洪流,却被保皇派操纵的附中红卫兵污蔑为‘右派’组织、‘狗崽子’战斗队。从那时起,妈妈、继父,你们就站在了我的对立面,骂我‘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反党的急先锋’。昨天,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和三江大学的红色暴动队大联合,并肩战斗,揭开省里、市里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隐藏在省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你们竭力反对,与我辩论。我据理力争,你们理屈词穷,破口大骂,暴跳如雷,并扬言要和我脱离关系。但是,你们的威胁恐吓吓不住我,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宁死不屈。继父恼羞成怒,动手扇了我两个耳光,还拿着棍子把我赶出家门。

我知道,妈妈、继父都是老革命。但是,我要正告你们:在老革命中,有的人在混革命,有的人是假革命,也有的人正在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我感到很痛心。过去的资本和荣誉已经腐蚀了你们的斗志。你们丢掉了当年浴血沙场的英雄气概,丢掉了横眉冷对敌人的凛然大义,变成了跟在走资派屁股后面摇头摆尾的可怜虫。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我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女不能造爹娘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

不久前,我到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首都短短的三天里,我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体会到革命小将‘敢’字当头的造反精神,我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认清了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极大的鞭策,给了我极大的勇气。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我要学习首都红卫兵战士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也不怕的革命精神,誓死捍卫毛主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任它悬崖百丈冰,我在丛中笑!

今天,我写出这封致父母的公开信,希望你们能回到革命阵营,投身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清醒你们麻木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沉重的污垢,彻底改变你们颓废的精神状态。如若不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你们就要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无情地淘汰了。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红卫兵,钟明。”

哎呀妈呀,这大字报写的,真他妈的火药味十足。过去看她总是一付娇弱弱、冷冰冰的样子,没想发起威来,居然比老爷们儿还凶。说心里话,乐天挺佩服奶油冰棒的勇气,也挺佩服她大字报中的文采。但是,他对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极为反感。乱弹琴!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敢教训起爹娘老子了。你他妈的再革命,也总不能六亲不认吧。

“哎,你看你看,钟明说,她的继父扇了她两个耳光。她的亲生父亲呢?死了吗?”人群中,一个胖女生咋咋唬唬地向身边的同伴问道。
同伴摇摇头:“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是革命先烈,早就牺牲了吧。”
胖女生断然反对道:“瞎说。也不动动脑子,她才多大?她爸爸怎么可能是革命先烈?”
“哦,对呀。”同伴犹豫了一下,仍不甘心:“那,也许是解放后牺牲的呢。”
“才不是呢。”一个带着三大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的女生插进来:“她的亲生父亲是解放后三江大学的第一任校长,57年成了右派。她妈妈和她爸爸划清界限,离了婚,后来嫁给了三大现在的党委书记。钟明的继父姓李,她没改姓,还随她的生父。”
“咦,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胖女生将信将疑。
“信不信由你。我家就在三江大学,住她家隔壁。我还知道,钟明的哥哥也在咱们学校,高二三的,叫钟昆。只不过钟昆和钟明不一样,不认那个继父。”
胖女生拍着巴掌惊叹道:“哦,闹了半天,她是钟昆的妹妹。我听说,钟昆不是红五类,加入不了红卫兵。怪不得的呢,原来他爸爸是个右派。”
她的同伴发出一声感叹:“唉,钟昆居然有这样的妹妹。说实话,我倒挺佩服钟昆呢。宁愿背个出身不好的黑锅,也不去拖油瓶,给别人当儿子。”
胖女生同意道:“就是。哎,你说钟明傻不傻,给父母写大字报。这对她有什么好处?万一她妈妈、继父被打成走资派,她不也变成狗崽子了吗。”
戴红袖章的女生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傻?她才不傻呢。踩在父母身上,她好出风头呗。”
“嘘,你们小声点,钟明来了。”一个好心的同学悄声提醒她们。

常乐天扭头一看,钟明带领一群“丛中笑”的女生,簇拥着一个身穿黄军装的高个男青年,一脸严肃地从大礼堂那边走了过来。看到钟明那张冷冰冰的小脸,油然间,他冒出一个邪念头。妈的,整整这个黄毛丫头。他把彭晓光和顾建国拉出人群,凑在他们耳边悄悄嘀咕了几句,三人的脸上都露出开心的坏笑。

待到钟明一行走近大批判专栏,常乐天猛然大喊一声:“卖奶油冰棒喽―。”紧接着,三个大男孩一同开口,怪声怪调地吼出乐天刚刚编好的顺口溜:

我的青春,
是一根奶油冰棒。
只有含在哥哥嘴里,
才能化成糖水,
败火清凉。

在场的初中同学们都听过钟明的诗朗诵《我的青春》,也知道她的绰号叫“奶油冰棒”,没想到她的诗被这几个男孩子拿来恶作剧,篡改得如此不堪,一个个忍俊不住,轰然大笑。

我的青春,
是一根奶油冰棒…

男孩们第二遍还没念完,就见钟明怒容满面地冲到他们面前。

她白净的瓜子脸上涨红了血,深邃的眼眶里冒出了火,纤细的小手微微颤抖,指着三个男孩的鼻子骂道:“无耻!臭流氓!”

那个身穿军装的高个男青年看出了中间的端倪,他快步跟上,侧身护住钟明,有意把“首都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展露在众人面前,恶狠狠地说:“臭保皇派,你们神气不了几天了。别看你们今天跳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钟明,我们走,不理他们。”

男青年说罢,拉着钟明扬长而去。

(3)

早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可于海还没回家。

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光线阴晦,烟雾迷蒙,一个殷红的亮点时明时暗。

于海平日里烟瘾没这么大,今天却一根接着一根,碗口大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看着烟蒂上一截长长的烟灰,他信手一弹,烟灰洒落在面前的一张纸上。这是一篇手抄的文稿,篇幅并不长,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默默地掐灭烟,吹开纸面上的灰烬,再一次把目光落在那惊心动魄的文字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份大字报抄件,是国防科委一位老朋友悄悄送给他的。这位老朋友是科委首长的秘书,于海每次赴京,都要和他撮上一顿,要么到全聚德吃烤鸭,要么到东来顺涮羊肉,酒逢知己,无话不说。这一次,老朋友告诉于海,前段时间,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消极对抗文革,惹得主席发火了。老人家亲笔写了大字报,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材料,发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由于大字报口气严厉,措辞激烈,明确地指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估计暂时不会对外正式发表。但在北京,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于海记得,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份抄件时,说不清是懵懂还是诧异,反正浑身上下都冒起了鸡皮疙瘩。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一连串十恶不赦的罪名,发自于主席之口,其矛头所向,绝非小可。主席把62年和64年放在一起,前者显然是指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彭德怀,那么后者呢?形“左”实右,除了当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还能是谁?

于海下意识地又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头猛然一亮,然后慢慢变白、变暗。他仰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团烟圈,烟圈翻来滚去,在眼前缭绕。他觉得,这烟圈倒很像当前的局势,扑朔迷离,变幻无端。

9月15日那天,他也去了天安门,站在城楼东侧的观礼台上,从凌晨坚持到夜晚。但和那些孩子们不一样,他没有那种着魔般的狂热和冲动,而是带着一颗冷静的心,聚精会神地聆听城楼上的发言。时至今日,林副主席那尖锐、嘶哑,而且透着萧萧杀气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旋。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主席的大字报和林副主席的讲话放在一起印证,于海看明白了。炮打司令部,打的就是刘少奇,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刘少奇的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和“文化”有个屁的关系,关键是最后两个字,“革命”,要革党内某些人的命,这才是运动的重点。

既然看得明明白白,为什么还会感到局势扑朔迷离,变幻无端呢?于海冥思苦想,终于在缓缓翻卷的烟圈中悟出了其中的蹊跷。刘少奇不比彭德怀,他作为国家主席、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政府内经营了多年,尤其大跃进后,他主持中央工作,在组织上、思想上已然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即便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可想一下子搬倒这股势力,也绝非易事。这场斗争,两军对垒,势均力敌啊。

于海朝着漂动的烟圈吹了一口气,烟圈散乱了,一丝丝一缕缕地融入晦暗的光线里。红卫兵,破四旧,群众运动,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这一切表面的乱像,看来都是主席有意为之,也是老人家惯用的手段,一种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用人民战争搞乱敌人、孤立敌人、消灭敌人的手段。土地革命如此,抗日战争如此,解放战争如此,反右斗争如此,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于海默默地梳理了一下文革开始以来的诸般头绪,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打倒“三家村”,从反对“二月提纲”到揪出“彭罗陆杨”,从赶走工作队到接见红卫兵,一个战役紧接一个战役,这边步步紧逼,那边节节退让,整个形势不都是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发展吗?由此推断,下一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们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想到这里,于海觉得眼前谜团散尽,思绪豁然开朗。前些日子,还为自己受到批判而耿耿于怀,还在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纠缠不清。在主席的这盘大棋上,自己又算个屁?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位卑言轻,上不了台盘,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却和这盘大棋紧紧相连。如同大棋盘上两军对垒,学校的这张小棋盘上也有势同水火的两大派,保皇组织“东方红战斗队”,造反组织“八一八造反兵团”。从个人感情而言,于海偏向于“东方红”。尽管他们也贴过他的大字报,但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在小骂大帮忙, 以“批评” 为出发点,以“保”他为目的。然而,多年的政治磨砺让于海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感情用事,路线是关键、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根据他今天得到的消息,“八一八”已经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们搭上了线,准备“炮轰”省委。显而易见,他们有内幕,有后台,也暗合了自己对主席意图的揣测以及对形势发展的分析。

到了做出抉择的时刻啦。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紧紧跟随毛主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海精神一振,站起身,把才抽了一口的香烟捺入烟缸,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冰凉的茶水。然后,他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洗得发白的军上衣,一丝不苟地穿在身上,连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像一个出征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走出办公室。
 
推开办公楼大门,一阵带着寒意的晚风吹来,激起一身鸡皮疙瘩。呵,天凉好个秋。于海止住脚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头脑清醒了许多。

要不要找参谋长再商量一下?冷风的刺激下,于海猛然想起常元凯。过去,每当他有为难的事情,总要找老首长商讨一番。站在楼前台阶上,他低头沉默了几秒,心中暗道,还是算了吧。一来参谋长在政治问题上一向打官腔,泛泛其辞,模棱两可,二来参谋长在军区大院那个世外桃源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找参谋长,无非想让他帮着决疑释惑,既然自己对于局势的走向确认无疑,又何须问卦占卜。参谋长早就说过,只要你方向把握得稳,在路线上不犯错误,有一句诗怎么说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于海自信地昂起头,左右观看了一下,眼前两座大楼灯火通明,人影进进出出。这两座楼呈“八”字形,而他身后的办公大楼呈“一”字形,若从空中俯视,三座楼构成巨大的解放军“八一”军徽。他身后的办公大楼叫做“八一楼”。右边的那座楼叫作“反帝楼”,如今是学校“东方红战斗队”的大队部。左边是“反修楼”,眼下是“八一八造反兵团”总部。 

于海走下台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向左转,迈着坚定的步履,走进“八一八造反兵团”总部。

(4)

无独有偶,就在于海下定决心向左传的那一刻,常元凯也为一件棘手的任务作出了艰难的抉择。此刻,他刚刚从军区保密室的钢铁大门里出来,面色严肃,双眉紧锁,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向王副司令的办公室。

自从53年中央军委颁布了《解放军保密工作细则》,各大军区便根据军委要求,在司令部设置全封闭式保密室,配备政治可靠的专职保密干部,并由军区参谋长领衔,直接负责保密工作。去年年底,参谋长生病,住进疗养院,这个工作便暂时落到副参谋长常元凯的肩头。平日里,他无须涉足具体的保密业务,只要定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检查一下安全保密措施即可。他知道,保密室里存放着许多绝密档案,有些文件的密级极高,他这一级干部都无权调阅。因而,为了避嫌,接手近一年,他连保密室的大门都没进过。可今天不一样,为了王副司令交待的任务,他不得不走进保密室,深入了解一下保密业务。

刚才,在军区保密室钱主任的亲自陪同下,常元凯头一次目睹了身后那扇大门内的隐秘。首先,门有两重,钢铁铸就。走进第一道钢门,必须出示证件,并在警卫人员眼前掏干净口袋,其目的是防止带入武器和火种。验证无误后,警卫人员开启第二道钢门。迎面墙上,张贴着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保密禁令十二条》。走廊两侧,是一间间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密室,除了铁门上的阿拉伯数字,没有任何其它标识。进入值班室,钱主任简单扼要地向他讲解了保密室的基本工作流程。根据军委颁布的《保密工作实施细则》,所有入室文档必须遵循规定的统一式样和程序。文档种类繁多,包括信件电报、图形照片、军情档案、秘密文件、承办报告、调查卡片等等。而管理程序繁复,诸如文档的收、发、转、呈、在册文件目录、文件销毁记录、保密本领发与回收、调阅签字、复印登记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有专人负责,依规办理,且登记在案,有据可查。此外,不同密级的文档要加盖对应的保密印戳,存放在对应规格的密室里。调阅文档要有相关部门发放的对号铜牌,铜牌上的号码代表不同的密级权限,…。

听罢钱主任的讲解,看到这样严格的保密程序,常元凯心里终于有了答案,知道该如何向王副司令交差了。

交差?常元凯默默地苦笑,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用“交差”的态度来应付上级交待的任务呢。

文革开展到今天,一向以“党的驯服工具”自诩的常元凯也感到有些动摇了。在造反的鼓噪声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一片乱象,他头一次摸不清状况,吃不准“党”究竟想干什么。上个月,中央军委发文,要求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分批分期,揭发批判军队内部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当然,文件中也指出,部队要与地方上有所不同,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定要保持部队稳定。道理不错,可谁都知道,保持稳定,谈何容易。一旦开展“四大”,按主席的说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日,军区政治部的一帮年轻干事和军区歌舞团的演员们已经贴出不少大字报,矛头直指机关首长。军区大院不再是“世外桃源”,各路人马蠢蠢欲动,各种传言纷纷扬扬。比起军区大院,地方上就更乱得一塌糊涂了,听儿子说,造反派们正在准备冲击省委。如果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垮了,天下大乱,部队还能无动于衷吗?机关里乱象已生,哪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惹上这么一件棘手的事,妈的,乱弹琴!

王副司令交办的任务之所以令他感到为难,乃因滋事体大,且无例可援。昨晚,军区司令部接到一份加急加密的请示报告,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署。报告上说,上海红卫兵查抄黑帮分子的家,搜出一批文字、图片材料,内容极其敏感。此外,公安局里也存有一些历史性文件档案,涉及到党内上层重要人物。鉴于目前形势复杂,已经有些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在打探这批材料。警备区和公安局一致认为,这批材料不宜留在上海,特向上级请示,该如何处理。看到这份报告后,军区司令员的态度很爽快,什么他娘的鸟东西,派人搞回来,放进保密室,先封存入档,以后再说。可军区政委很谨慎,劝阻了司令员,建议王副司令找具体业务人员研究一下,视研究结果再定夺。于是,王副司令把差事交到负责保密工作的常元凯手上,并悄悄叮嘱道,这些东西“内容敏感”,所涉人物“权位通天”,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哪天会引爆,你一定要谨慎从事,拟出一个缜密的处理方案,上报司令员和政委。

常元凯心知肚明,王副司令的私下叮嘱有两层含义,一是“能躲就躲”,因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二是“无懈可击”,也就是说,方案一定要缜密,要为“躲”找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于是,他根据刚才了解到的情况,拟好了一个初步方案,并归纳出向首长汇报的要点。

第一,根据中央军委保密条例规定,军区保密室只能存放与军事相关的文档,严禁存放个人或地方档案。第二,那些红卫兵抄来的材料无鉴定、无密级,无法依照保密程序归档。第三,若强行归档,一旦有人调阅,由于没有密级权限和对照铜牌,保密室工作人员无规可循,难免发生泄密事故。因而,较为稳妥的处理方案为:其一,原公安局留存的材料继续在原地封存,由主要负责人掌管密封箱的钥匙,没有上级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其二,红卫兵查抄的材料,来源不明,真伪难分,可由军区政治部派专家鉴别整理,或就地销毁、或移交上级主管部门,由政治部首长定夺。

常元凯自然明白,这个处理方案有违自己一贯的做事风格,敷衍推诿,有踢皮球之嫌。可别无良策,还是乱中自保吧。再说,王副司令和政治部一向不对付,上次为了后勤粮库那个小班长的事故通报,差点和政治部的人干了起来。这次把球踢给政治部,对老首长而言,岂不正中下怀。

他斟酌再三,觉得“躲”的理由还算充分,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轻敲响王副司令办公室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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