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斋主·
应老友之邀，到了下关码头旁边的望江楼。这是军方经营的一座饭店，进进出出的都是满嘴酒气的绿衣人。这位老友当年同我一起蹲过号子，出狱后当了武警，看管起别的犯人来了。干了几年，觉得没出息，便扒了号衣，在社会上闲逛。突然有一天，大运从天降，他从几个安徽农民手上盘下一座山，山里有矿，金银铜铁锡，五色杂陈，一下子发了财，如今号称上亿家身。听说我回来了，一定要和我喝酒。
走进包厢，认出几个老朋友。只有一位客人，看着眼拙，老友一介绍，大吃一惊，竟然是早年江苏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曾邦元。
初识曾邦元大名时，我尚黄口，刚刚跨入中学大门，听说他们造反派挖出了南京大学走资派匡亚明，很为羡慕。未几时，文化大革命白热化，曾邦元在南京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把保皇组织赤卫队打得一败涂地。曾邦元一举成名，居然受到周总理的表扬：“那个时候，走资派组织一些保护自己的官办组织。赤卫队、黑字兵那一些组织，到了军队‘三支’‘两军’以后，都纷纷垮了嘛！拿南京来说，‘一·三’事件一打，都打跨了嘛！曾邦元同志不是亲自参加这个战斗的吗？都打垮了嘛！”（引自：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接见南京军区、江苏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一九六八年）
造反派得志后，便开始内讧。南京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曾邦元为首的“八二七”，另一派是以文凤来为首的“红总”。曾邦元、文凤来都来自于南京大学。文革初起时，曾邦元年方二十五岁，是数学系留校教师，文凤来大概稍长一些，在中文系任教。到底还是姜老的辣，文凤来“高瞻远瞩”，率领红总抢得先机，把省委大印弄到手，大权在握，感觉真是“好得很”。曾邦元嫩了点，八二七啥也没捞到，很是郁闷，醋溜溜地声称红总的夺权“好个屁”。于是，两派被百姓们简约为“好派”、“屁派”。好、屁之争愈演愈烈，从“文攻”上升到“武卫”，“打倒曾邦元”、“打倒文凤来”的标语遍及大街小巷，军火库也抄了，枪也抢了，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遍及江苏。
曾邦元一派在实力上不及红总，但他有后台，有部队作靠山，而部队的司令就是那位从少林寺打出山门的小和尚许世友。那年头，许司令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央让军队“支持左派”，可谁知道哪派是“左”？哪派是“右”？左右左右，还不都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几个小白脸说了算？武汉的陈再道将军“支左”支错了，一脸大麻子气得发紫，灰头鼠脑地进了学习班。许司令吃不准，只好横了一条心，支持“屁派”。
许司令投之以李，曾邦元报之以桃，军民一家亲，八二七变成了“拥军派”。文凤来很生气，派出人马包围了南京军区，要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许大马棒”。许司令一看势头不妙，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双筒猎枪，开着北京吉普，躲进大别山的一个山洞，沿途还布置了几道机枪封锁线，如果真玩大了，老子和你们同归于尽！就在危难之时，抬头望见北斗星，毛老人家发话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一行人接见了江苏两派代表团，周总理很严肃地告诉大家，毛主席说许世友是一个好同志，委任他到江苏当主任，两派不要再打了，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回去要搞“大联合”。毛主席的话哪个敢不听？好好好，不打了，除派性，搞联合，曾邦元、文凤来携手进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就这样，以革命的名义，曾邦元、文凤来两个年轻人风云际会，崭露头角，一领江苏的风骚。可惜啊，好景不长，衙门大院的路还没摸熟，他们的好运就到头了。先是抓“五一六”，后是抓“三种人”，曾、文二人一直在牢房里打转转。文凤来体弱多病，保外就医时，躲在家中的厕所里自杀了。而曾邦元却捱过了十几年的囹圄，坐在我面前，一位看上去很健康、很自信的六十六岁的老人。
“曾老师。”我和他曾在同一个系，理所当然地视为老师：“这么多年，当您反省您的一生时，可曾后悔？”
“从不言悔！”他回答得干净利落：“每当我看到回忆文革的文章，最反感的就是受蒙蔽。什么蒙蔽？过了十八岁，你就是个成年人，谁也蒙蔽不了你。”
“那么你是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荒诞的权力之争呢？”
“不能那么说。权力之争就是政治斗争，哪个国家的政客不搞权力之争？毛主席有他的路线，实现路线靠的就是权力！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你认为毛主席的路线正确吗？”
“我认为毛主席还是想着人民，想把中国搞好的。看看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连肉都不吃，和人民同甘共苦，如今哪个领导人像他那样？”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名为天灾，实则人祸，搞成那个样子，饿死那么多人，责任在毛。”
“是的，毛主席是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不太懂得经济。但他的初衷还是好的，他希望尽快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你还是相信共产主义了？”
“当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像我这样穷人家的孩子，之所以能上大学，全是靠了共产党。按照今天的样子，我肯定上不起学。假如我还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就要被埋没在荒山野岭了。”
“说到毛的权力之争，就按你说的，是政治斗争的正常现象，你不认为文革期间的手段太卑鄙了吗？”
“这要看怎么说，当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而且政治斗争的手段都是见不得人的。西方政客会用卑鄙的手段，中国也是一样。你看现今的台湾，马英九不如阿扁会玩手段，他很难赢得权力。”
“曾老师，您在文革期间是个风云人物，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您的行为是不是出自于政治上的野心呢？”
曾邦元笑得有点尴尬：“说野心，不如说是雄心。哪个年轻人没有雄心大志？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这样，存着一颗报国忧民的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你说这是野心呢？还是雄心？”
我也笑了：“人们只以成败论英雄。成功了就是雄心，失败了就是野心。说到周总理，你对他怎么看？”
“我最仰慕的人就是周总理。我见过毛主席，没说过话。可是文革期间，我与周总理接触过几次。现在有文章说周总理是愚忠，我非常反感。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总理对我说，小曾，你知道吗，毛主席眼睛不好，需要点一种外国进口的眼药，我怕这种眼药水对老年人不好，就在主席使用之前先试一下，没有异常反应才给主席用。当我听了总理的这番话，眼泪都流了出来。说这是愚忠，一个人有这样一位忠心的朋友，活得也值了。”
菜上来了，我们的话题到了酒上，曾老师很能喝，一两酒一饮而尽。我们赞扬他的酒量，他说：“我的酒量都是许世友司令训练出来的。当年与许司令共事时，每天都在一起吃中晚饭。许司令的孩子们是不能上桌的，就我和许司令二人。每顿饭时，每人面前都是一瓶茅台，一顿干完！”
“曾老师，您现在都做些什么？”
“我在研究《易经》，文王拘而演周易，里面学问很深。同时我还在研究《推背图》，这里面的许多预言都灵验了。”
酒正喝得热乎，曾邦元的电话响了，振铃声很奇怪，几声高昂的公鸡啼。接完电话，他笑着说：“感到好奇吧？我为什么用这种振铃，随便你们如何理解，我是在天天盼天明！”
天天盼天明？他到底盼的是什么“天明”呢？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