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斋主·
一九八一年
１月１８日
目前，各单位都在学习邓小平最近的一个讲话。他主要谈了加强法制，加强思想教育。他讲现在形势大好，潜伏着危机。这大概又是辩证法了。
目前与中央不大一致的有两类人，一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偏右；另一类是以部队为代表，偏左。实际上，左的倾向在一部分老干部中也大有市场，尽管他们也恨四人帮。记得周秉建（周恩来的侄女）曾对我说过，邓小平手段太辣，要是伯伯还活着是不会这么干的。我能体会出她这话的底韵，无非是邓颖超等老人们嫌邓小平的步伐太快了，有点背离了毛、周的社会主义。看来，左右双方都用自己所持有的本钱，向当权者施加着压力。而邓小平是个有头脑的人物，他会妥善地利用这两股势力，搞出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的。这两股势力之间矛盾的缓和只能取决于经济的复苏。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１月２４日
今天看了一些资料，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竞选的情况。青年学生血气方刚，以为中国粉碎了四人帮，风气会为之一新，民主与自由唾手可得。殊不知这个封建的古老大国其顽固的保守势力有多么强大。
中国的无产阶级迄今尚处于幼年阶段，并未成为一个强大的领导阶级。中国的命运尚掌握在农民手上。虽然如今的农民已失去其历史上的固有含义，成为一种“农工”，但其在领导集团内的那种保守性，封建性仍是主要弱点。陈云出山时的第一个战略就是稳住农村。中国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以农民为主体。只要农村稳住了，就可以无所顾忌。几个学生算什么？枪杆子一逼就可以使其就范。
然而，自由与民主的潜流是无法用暴力和专制所能压抑、阻止的。目前，矛盾更加复杂。新老两代的矛盾较为激烈。工农之间的矛盾会随着物价的稳定而有所缓和。部队与地方尤其知识分子阶层的矛盾会日益增长。但这种种矛盾都没有到激化的程度。领导集团尚是比较稳定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后上台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希望恢复旧的“军事共产主义”时的那种道德与传统，希望那种“纯洁”的信仰与坚定的斗志。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意识到恢复是不太可能了，但仍不甘心，乞求昔日的“灵丹妙药”，诸如思想政治工作等，来治愈十年来人们心中的创伤。但是，人们心灵中的创伤又何尚能用说教所能治愈？人们都憧憬着一个和平、民主、繁荣的社会。但又很懒惰，缺乏进取精神。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使人们不愿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奋争，而听任“人上人”的指使，这是当前中国改革中最难的难题。
我的思想在逐步演变。要说过去我还曾迷信过，还一度留恋过的话，而现在，都在进行着自我否定。
３月１７日
上周六传达中央８１年９号文件，关于取缔非法刊物及非法组织。一上来，先赞扬了一通青年人。继而指出青年中的不安分守己者是害群之马，如让他们得逞，大好的政治形势及经济形势又会得而复失，就会丧失广大人们的民主与自由，等等。于是乎，要动用镇压之权对这些不法分子狠狠打击。
苗头越来越明显了。而有些青年却傻乎乎的。他们以为凭那一点点血就会绽出民主自由之花，殊不知当镣铐缠身时却无人同情你，弄不好还吃你的人血馒头，这就是中国的国风。
我不敢说早就看到这一步，但至少７８年后的激流勇退是明智的。我想，在一种迷信垮了之后，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说那么多话有什么用呢？有多少人在睁着大眼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是在倾听你的呼声，而是在找你的差子，抓你的辫子。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你总是异端邪说的代表。
所以我找到了另一条路，一条可以无所顾忌地施展我的有限才能的路－－科学研究之路。我不是想躲进避风港，想在象牙塔上修身养性，而只是在等待时机，在充实自己，因为未来毕竟是青年人的。我要在科学的王国里尽量保留一点“童心”。
４月３日
参加了三次政协会议的讨论。昨天我在文教组里发了言，是针对某些人对文艺界的批评而发的。有些人，将青少年中问题繁多，社会风气不好归罪于文艺界，出版界，认为他们从西方引入了腐朽没落的东西，传染给青少年。因而这些人呼吁，要文艺界负起责任，多搞一些表彰先进的作品，多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使青少年多受正面教育。
我对此持有异议。我说，前段时间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一篇短文，题目记不清了，主要是讲“补”。就是要文艺界多出一些有“补养作用”的作品，来挽救不良的社会风气。该文还引据“十全大补酒”，说这种东西养血补气，人人喜爱。我却认为，该文的作者简直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我若是医生，决不会给青少年开什么“十全大补酒”的。我说，“天花”曾是世界上最猖獗的一种传染病，而如今它却已绝迹了。是人们吃了补药了吗？非也，而是给儿童们注射一些天花疫苗，使之先生一点儿小病，然后自身形成抗体。久而久之，天花便无市场了。同样，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治本，而不能只治标。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增加识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即增加他们的抵抗力，而不是用什么大补酒去泡着他们，结果使他们都变成了只能在无菌室里生存的“纯洁儿”，这样于个人，国家前途有何益呢？目前的状况也正证实了这一点。三十年的闭关自守，使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二十几亿人民在过着与自己不大相同的生活。人家也有风俗、习惯，人家也在斗争中逐步前进。当国门一打开，一股新鲜的风吹进来，稍微夹杂着一点细菌，我们有些人就受不了了，这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有人偏要大惊小怪，他们又想制造一个新的无菌室，把青少年禁锢其中。其实，那里面真的无菌吗？我看是最大的细菌：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除了这一段发言外，我还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议省人民政府成立“运筹小组”。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是既成事实，有知识的年轻人又暂时上不去。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由科学家组成的运筹小组来帮助老干部作出正确的决策。当然这只是提提而已，我想省里是不会采纳的。第二是建议省里制定一个草案，加强对药物的控制和管理。公费医疗制度是好，但其下潜藏者巨大的浪费。至少有２０％－３０％的药物是白扔掉的。我建议，能否搞出一个折衷的办法，既不让老百姓负担太重，也使国家能节约。这个工作很困难，但应该去作。
４月２９日
李世民：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遂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惧不终，故欲闻卿辈谏争也。
魏征：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９月３０日
六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反对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中断“自由化倾向”。各地都陆续整了一些代表人物。全国首当其冲者是白桦和叶文福。二人均是部队作家。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作》得罪了一批人。如今便轮到他们倒霉了。但这次搞得比较温和，这也算是吸取了点文化革命的教训。不管怎样，又使知识分子心中增加了一些“余悸”－天晓得什么时候又会转风向，祸从口出。
１１月５日
国内吹起一股改革之风。一些勇敢的改革者已崭露头角。中国的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训练，不懂得大生产、大协作。所有的经济单位都是自封闭型的，再加上官僚主义，形成了人才、成果、情报不流通的局面。工资、奖金制度上的大锅饭，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成功，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精神必须与物质基础相结合，任何超脱都会受到惩罚的。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但那都是假象，只是由激情引起的冲动。一旦人们冷静下来，就会感到好笑。如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搞改革也并非容易，任何一个立志改革的人一旦亲身实践，就会感到阻力重重，浑身有许多绳子束缚着，施展不开。明智的改革者都会找一些后台作支持，并把人事、财政两大权抓在手中。然而，能够如此的人毕竟寥寥无几。目前，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我的看法，改革势在必行，非改不可。首先要有一部分人先冲出来，哪怕是头破血流也要打开局面。一旦大多数人觉得有利可图，才会蜂拥而至，到那时，谁也阻挡不住了。
１２月３０日
法国小说家伏尔泰在小说《查第格》中写了这样一个谜语：“世界上那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都作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
作者揭出迷底：时间！
“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在等待着的人，时间是最慢的，在作乐的人，时间是最快的；它可以扩展到无穷大，也可以分割到无穷小；当时谁都不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它，什么事都作不成，有了它，也未必作得成事；不值得后世怀念的，它都会令人忘却，而伟大的，它都会令其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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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结束的后话：
自８１年后，我渐渐远离了政治，远远地、默默地观望着。我知道，我以及类似我的一帮年轻人，思想还是很幼稚。嘴上充斥着“民主”与“自由”，却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更不知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古老封建的国家实现民主。再加上文革时年少失学，使得我们天生不足，不懂人文历史，不懂现代科学。因而，当务之急是学习，而不是到处贩卖道听途说来的词语。
我出国有三个目的：（１）拿ＰｈＤ，使自己有可进可退的本钱；（２）了解西方，学习民主；（３）结识一帮志同道合者，回国后打入高层，和平演变。
谁料到，先是１９８６的胡耀邦蒙难，后是１９８９的枪声，我终于彻底放弃了，从而走上独善之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