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斋主·
一九七九年
１月２日
新的一年来临了。昨天，到刘登高家，秦峰、张勇山、徐同新（南京事件的参与者们）都在。主要商量徐水良的问题（当时，徐水良由于反对四人帮尚关在牢房）。看来秦峰很着急，跃跃欲试。但是，无论搞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光凭冲动就行了吗？我们除了满腔热血之外就不需要一副冷静的头脑吗？
我谈了自己的意见。如若徐水良是我们的同志，那么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获得自由。但我们其中无论那一个人都不了解他，甚至不认识他。在此种情况下，首要的工作是调查，是搞材料。我认为主要的材料有两种：一是他的思想基础，这要有原始材料，如他的文章，大字报；二是他的被捕经过，这要有旁证材料。当我们有了调查之后，才能有发言权，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据讲，浙江一些人很关心徐水良，有几个人曾是‘红暴’的头头。徐本人也曾是‘红暴’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使我心中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在反对四人帮的行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保乌纱帽，因为四人帮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有的是派性斗争，因为四人帮曾压抑过他们，使之未能掌上权；而更多的是看不惯，忍不住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们在考查每一个人时，就要从他的实践中挖掘。另外，徐水良是作为刑事犯被拘留的，大家都讲这是安排的一个陷阱，就连公安局的人都认为很不光彩。但我们需要旁证，要有证人。
我对大家讲，我们要有充分的证据－充分到什么程度呢，要充分到我们能出庭为徐进行辩护，否则不能随意行事。
我想，如果徐水良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作为一个公民，我会感到良心不安。一旦采取了这种步骤，就绝非只为徐水良。它的意义有二：一是使南京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二是使每一个斗争的，正义的人感到，他绝不是孤立无援的。多少年的政治动荡，把中国人变得非常冷谟，谁也不敢关心谁。尤其是素不相识的话，简直不敢讲半句真话。我们要把这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颠倒过来。
１月１０日
春节前，每人可拿到１０元奖金。与其说是奖金，倒不如说是“涨价津贴”。中国仍在走着一条坎坷的路。不过不少人已认出方向了，这便是改革。我们这样的官僚体制，不改革能行吗？别的不说，就只算算工会，团委，妇联这一条线，怕有几百万的食利者呢。他们有几人在创造产品？难道这些人就非脱产不可吗？名目繁多的党政机构，占有了多少劳动力？要改革是有阻力的。这阻力不是来自百姓，恐怕要来自于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无事瞎忙的大小干部们。因为一旦精简了他们，就断了他们的生路了。
２月２日
春节期间，薄一波、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王光美出来和大家见面。报纸上说他们受了十年的迫害。中央还发出通知，为大多数“四类分子”摘帽子，以后的成份是“社员”。在欢送邓小平赴美国访问时，外国记者问李先念，刘少奇的平反问题如何解决，李笑容满面地说：“以后再说”。
在我们这帮人的催促下，徐水良获得释放。平反决定书已于春节前发出。徐与我在学校里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把你救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保卫民主，声张正义。
２月９日
最近，刘顺元同志（中央纪委副书记）回到南京，我们去看望他。他说，中纪委准备拿几个重大事件开刀。并声称，如果光打苍蝇而不敢打老虎，中央纪委就无存在之必要。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南海工程。这一工程规模宏伟，耗资巨大，西单民主墙早有揭露。除此之外，某些中央领导滥用职权，有一人就占用房屋８０００平方。汪东兴为自己的女儿造房，每平方造价高达１２００元。如此腐败，党风非整不可。
我向刘老询问中央纪委的权限，当发现中共中央主席不称职时是否有权弹劾，或向中央全委会建议弹劾。刘老没有答复，将话题转到别处。
实际上，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这几十年来之所以乱成一团，其结症在于亿万人民受制于一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按照对立统一规律，有制约才会有平衡，而且三角制约比两极制约更使平衡稳定。中国仍在探索。有不少人为现在喝彩，为将来担忧。现时的中国，民主可谓不少。抨击哪个领导人都可以。但这种现状会永远持续下去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会如此轻易地放弃阵地吗？看来不太可能？也许，某些过去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冠冕而反对“四人帮”的人们今天又会携起手来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对抗人民民主的洪流。
２月１４日
昨天，两个法国留学生找到我，一位叫玛丽安，另一位叫帕斯卡尔。玛丽安与辽宁大学中文系的一位２４岁的青年谈了恋爱。而中方却将此人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县城对外宾不开放。小伙子想调离县城与玛丽安结婚，又无门路可走。玛丽安问我有何办法？难为她们如此相信我。我向她建议，写报告到教育部，写信到《光明日报》，把事情捅得越高越好。和她们吹了二个小时。她们的思想很开放，但在中国很苦闷，找不到几个朋友。学校对她们照顾太多，多到限制的程度。她们很想了解中国，但深入不下去。
２月１６日
中越冲突日益加剧。可靠消息，中国准备正式开战了。明晚可能会传达到全体党员。中越一旦开战，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诸矛盾将暂时受到压抑或趋于缓和。但这场战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３月１日
北京电影学院的黄式宪找到我，聊了半天。他讲，曾到上海采访过张小勇，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兄妹几人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怀念与思考》，含义颇深。陶勇临死前，曾有要儿子一同赴难的想法。他想学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不能让儿子作乱。
哀哉！中国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光辉典范”。看一杂文《读曹操遗诏有感》，令人回味。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法制观念一向缺乏。郑子产即使把法令铸在鼎上，又有屁用？谁拥有权力，谁都可以立法，乱法，枉法，谁都可以凭个人意气爱憎办事，为所欲为。“王赫斯怒”，一怒而要天下，不是被用颂扬的语气写进典籍么？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官儿，小民，平白无辜地在圣君权相一怒之下掉了脑袋。然而，“圣上英明，臣罪当诛”，赐死前还要“谢主隆恩”，山呼万岁的。
多么绝妙的讽刺呵。看看最近出的一篇篇怀念性的文章，陶铸、陶勇、邓拓，等等。这些人是官场上的头面人物，被人要掉脑袋之后不都“山呼万岁”吗？那么文革中冤死的无数小民呢？他们当然上不了报纸，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但他们临死前是如何呢？不也大都“山呼万岁”吗？即便不是真心的，也得说几句“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免得给活着的亲人带来灾祸。
三中全会开得不错。的确解决了许多问题。我自己也曾这样认为，偷梁换柱比明火执杖要聪明一些。但是，最近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是在看过关于“二月逆流”的报道之后油然而起的。
二月逆流，在我头脑里印象是极深的。１９６８年，我曾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学校传达的中央文件。毛曾在那时对陈毅说：“你们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你们。”“如果照你们的话办，你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再把王明，张国涛找回来。我和林彪就要南下，伯达，江青要枪毙，康生要流放。那样的话，整个中国就要资本主义复辟了。”多么鲜明的立场，多么明确的是非。然而，我们今天的作者们却于事实之不顾，把这笔帐全加在林彪，四人帮头上。固然，四人帮罪恶当诛，可这些烂帐全归于他们，怕也太无道理。没有撑腰的，他们敢那样干吗？
这段历史是要有人负责的。总是羞羞答答，总是要加上一块五光十色的遮羞布，这于历史有什么好处呢？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知道在变什么戏法。但拿历史事实变戏法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有些善心的老人总想为党的形象留条后路，有些忠心耿耿的老人总想掩饰“圣君”的过错。要使老百姓知道，坏事是奸臣干的，是奸臣欺主，主上还是英明的。可笑！主若不庸，奸臣焉能欺主？就连毛本人，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人们“警惕修正主义”吗？要人们“不要上当受骗”吗？历史却偏偏作了个讽刺人的镜子，要别人“不要上当受骗”的人却接二连三地上当受骗。这能解释得清楚吗？
三中全会公报对文革只是点了一两句。大家看得出是全盘否定了。但对毛本人，仍然未敢有丝毫触犯。当年与其共事的老人们，虽然受尽欺凌侮辱，但仍不敢怒不敢言，把这个大难题要交给后代处理了。谁都怕当“赫鲁晓夫”，明明风马牛不相及的帽子也要拿来吓唬人。“要站在历史的旋涡之外，时间越长看都越清楚。”固然不错，但老人们总要留下一些素材吗。像《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那样的文章，把当年的事实一笔抹杀，后代如何能看得清楚？
通过这几年的生活与观察，我对人有了进一步的看法，更加了解了人的两重性。张小勇在他的文章中对许世友大加赞颂，说是许世友在危难中保护了他们兄妹，也保护了许多高干子弟。可是，江苏几十万的“五一六”们会像张小勇那样对许世友感恩戴德吗？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了。人就是这样，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组合。
３月１３日
中国已从越南撤军。十几年来的对外方针及政策，是否有值得检讨之必要呢？数年前高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而今天，却是要美国佬，不要古巴了。修正主义的鼻祖南斯拉夫成了新盟友，而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却变为敌人。对越作战，更令人伤堪。十几年国人勒紧裤带兄弟般的支援，得到的偿还乃是自己送去的子弹。难道我们永远都是对的吗？我们为什么不敢对自己的过去哪怕是“昨天”进行批判呢？
３月１９日
到西安听课已两周余。昨天游览临潼。首先到骊山。距秦皇陵三里处，正建造一座偌大的展览馆，面积达一万四千平方米。馆内二十余大坑，正在挖掘，已有许多陶俑半露。这是给秦皇陪葬的兵马冢。有陶俑八千，向东排成队列，以防六国的遗老遗少们谋反。陶俑中有将军，武官，骑兵，步兵，驭手，弩手，和战马。各具神态，造型和体积与真人真马相仿。几千兵马的部队分列成东南西北各翼，森严壮观。在馆旁的一间小展览室里，陈列着一些出土的兵器。弩头弩机青铜制成，栩栩闪光，毫无锈迹。弩机上的园孔平滑光洁。据讲可与如今的钻床打的孔比美，更有甚者，其金属强度类于如今的中碳钢。幸哉？哀哉？后人在祖先们绝伦的技艺前赞不绝口，留连忘返，难道不面红耳赤吗？看看后两千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何以告慰先人？
秦皇陵是一座数十米高的土堆，背靠骊山，面对渭水。漫坡石榴，遍布桃李。时值早春，繁花似锦，风和日丽，香气袭人，真个美不胜收，令人心神怡荡。
我摘了一朵小花，插在秦皇坟上，向这位伟大的暴君，表达一种难言的敬意。他是伟大的，又是可恶的。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属性却偏偏集中于他一身。他有胆略，有计谋，有魄力，有气度；他却又凶残，又荒淫，又阴险，又毒辣。他为我国历代的君主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往往，在这种不可捉摸的品格上，我难以寻求真相。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责怪他，他就是那个朝代所造就的。正像我们，不也造就出类似的人么。我在秦皇头顶上漫步，他早已腐烂（也许还没有，古人的防腐技术似乎超过我们），早已失去思想，早已脱离了这个繁纷的尘世，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安睡。但是，他真的死了吗？为什么他的榜样还要波及后世呢？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有一些有学问的人拿他来效法呢？这似乎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具有极深的哲理。看来，这是否就是哲学界一个古怪的命题：历史事件是螺旋发展的，每一次都要转回原处，但又比原处更高。对那种古怪的品性，哲学家们也会给出完美的解释：对立统一，越对立就越统一。
我有时也在怀疑自己。我到了那个位置又会如何？每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看透了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却又难以自拔。就像鲁迅先生所讲的，想拔着自己的头发出地球。徒劳而已。
汽车开到华清池。这地方可是盛名天下。古时因杨玉环而得名，近代又因蒋介石而扬名。可怜的杨玉环，当年受宠时何等春风得意。“春寒赐浴华清池，玉露珠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好色的唐玄宗，如获至宝，朝朝暮暮，不弃不离，杨家得道，鸡犬升天，国事倾颓，奸臣专断。致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可结局呢？年青貌美的杨玉环终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缕香魂谱写了一曲千古绝唱。看着“贵妃池”，人去物在，不禁感叹万分。
五间亭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囚的卧室，倒也很朴素，一套沙发，一架绷子床。沿石阶缘山而上，直到“捉蒋亭”。当年老蒋逃难时的石缝已围上铁链，供游人寻迹。老蒋当年也真有本事，爬的路够险要的。他算是福大命大，没死于乱枪，没死于悬崖，结果在一个小岛上了结残生。我想，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会怎样呢？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３月２６日
从古都西安回到南京。系里的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诉说这二十多天学校里的故事。这些日子，正是校党代会召开期间。由于南大这几年来培养起的民主空气，使得会议格外热闹。
据说，匡校长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到“白猫，黑猫”，说这充满了辩证法，不捉老鼠就不能算是好猫。结果在自由发言时，马列室的一位毛姓教师上台把匡老的论点批驳了一番。他说，匡校长的话不全面。如果一只猫既捉老鼠，又偷鸡，能算是好猫吗？
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党委。这次党委成员里有我，倒并不出意料。但我也深深知道，人们并不了解我。我从未干过具体工作，因而也不曾得罪过人。靠着“坐牢”那点老本，人们才格外加以信任。但我能不孚众望吗？我感到无形当中，身上加了一道绳子。
在党代会期间，学校爆发了一场“革命”。起因是校方对一个同学的过失处理过重而引起同学和部分教师的不满，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校领导。竟然有一篇大字报题为“李西宁，你到哪里去了？”指责我在这样的辩论中躲进小楼，不愿为同学伸张正义。有位了解情况的好心人在大字报下加了一批语：“李西宁在西安。”反倒引起不少人误会，认为我投降校方了，因为毛主席曾有“延安”，“西安”之说，真令人啼笑皆非。多亏到了西安，否则要左右为难。我有一个潜在的忧虑，出了点儿名，不论什么事件到来，都会被人拉到火上去烤一下。
下午，遇到ＸＸＸ和ＸＸＸ，他们准备搞一个游行，纪念南京事件三周年。我一听就表示反对。现在搞什么游行呢？不是上大街去自吹自擂吗？我们几个是南京事件的带头人，而绝不是代表人。如果自以为代表南京事件，就大错特错了，就是把南京人民的功劳都拉到自己身上了。该斗争，该上第一线的时候要义不容辞地上去，但这些自我吹嘘的事，还是不干为妙。仔细想想，你当年上街写大标语，数以万计的民众响应你，若今天上街去游行，怕只会引来嘲笑。
４月７日
最近传达了一系列文件，都与“收缩”有关。４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还是背离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决定着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命运。”这篇社论基本上反映了当前中央的态度。如今的民主势头犹如大坝决口，洪水汹涌而下，底下是一马平川。水势不可当，却四处分散，乱冲一通。聪明的人，须把洪水束成一股，力量最大，又可使之不至为患。引导者要讲究策略，不可硬堵，只能筑渠导流。地势最低，人心所向者是四个现代化。倘若硬顶，或筑起新坝，那么肯定是徒劳的。
４月１４日
昨天收到一封莫明其妙的来信，里面夹着一份缺头少尾的传单，署名是“全国反对机会主义者同盟十九人委员会”。看了一遍，啼笑皆非。姑且不谈其理论，就连文字尚不通顺。这种连基本语法词义都不懂的毛毛虫们竟然反对起“机会主义”来了。虽然不通，但立场很清楚，反对邓小平。他们之所以把信寄给我，是向我们这一帮人示威。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邓小平的马前卒。
看了这份传单，我更加体会到现今领导人的难处。他们是被夹在两种政治力量当中。一部分人嫌他走得太快了，背叛了老毛的路线；另一部分人还嫌不过隐，希望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压迫下，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４月１６日
报纸上可看出分歧，口径并不统一。《光明日报》发一社论，指出之所以提出四个坚持，是由于某些人思想不解放，“过去一切不可改，今后一切都照搬”。而另有一些报纸，却变相地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了。《文汇报》抓住复旦大学一个尖子学生沦为小偷一事，大作文章，写到：“有人以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大方向就解决了，实则不然”。隐喻地批判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关于红专问题的论述。
今天到宣传部，看到校刊将登载一篇马列室某教师的文章，批判近来类如“三笑”之类的电影以及一些刚刚恢复的古典戏曲，指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我真为这位老兄感到悲哀。他应该是个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贵在无畏。而他却这也怕，那也怕。“三笑”固然是旧东西，但旧东西就一定有害吗？我看“三笑”，一方面是轻松欢快的恋爱喜剧，另一面是唐寅这个才子“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秋香所爱的亦是那个有“傲骨”的唐寅。“三笑”不正是刻画了秋香这个活泼可爱，聪明机智，心善貌美的下层姑娘吗？我看唐寅秋香虽处封建社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我们这个社会中昧着良心骗人骗己的变色龙要好得多。
换句话说，即便有一些作品，戏剧，电影很荒诞，又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呢？老虎和狼都是很凶残的动物，它们会吃人。可关在笼子里，就成为大家观赏的玩物。善意的批评家应该帮助人们在头脑里建立起这种栅栏，而不是当刽子手，把老虎和狼都杀光。我们周围总是有些太“革命”的人，看到什么都要问“在宣扬什么”。无产阶级不是苦行僧，他们也要享受，也要欢笑，也要娱乐。
５月２１日
中央正在大抓调整，可能要关，停，缩掉一些工厂，企业。冷静下来之后，才感到问题如此之多。现代化远非光靠喊喊就能实现的。曲折的，反复不定的过去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大家都在左顾右盼，总觉得茫然，怎样举步呢？
阶级斗争的老调又有人重弹。除了那些什么阶级都不欢迎的小偷流氓，中国怎样划分阶级呢？是用他们的社会存在，即对资产的拥有状况来评定吗？还是靠意识形态来划分？令人费解的是，现在被指责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实则很贫寒。而那些指责别人的人，却享受着数不清的既得利益，小汽车，洋房。
青年一代缺乏精神支柱，也不太听得进什么“理想”，“主义”之类。他们不像过去那样“无私”，很会关心自己。他们同时也关心国家，因为国家和自己密切相关。全国表面上很平静。虽然时尔有一些小小的谣言，但一阵风就过去了。人们已疲于猜“政治谜语”。大家就像世界大战之后一样，渴望着一种新生活。可愿意以自己的血汗去培育新生活的人又不多。
５月２７日
泡在业务里，虽然枯燥，但也有其间的乐趣。每天五时半起身，上课之前基本保证有一小时朗读英语，一段时间下来，自己也感到有所长进。前些日子到北京，丛军（陈毅的女儿）送给我一本《英语九百句》，真帮助很大。
赵紫阳和任仲夷分别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对有些错误理解加以批评。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仍是“左”，主要反映在高中级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对党的三中全会不理解，错误地认为“右”了，“资本主义”了。
６月２０日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上将要制定若干法律，并确定国家体制。要取消“革委会”，党政分离，检察院直属中央，不受地方政府制约。这些措施及改革令人鼓舞。
报纸上刊登了张志新烈士的英勇事迹。她是我们的先驱，我们民族的骄傲。而那些穷凶极恶的极左分子，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她。竟在她临死前，割断了她的喉管，死后又将她的遗体作成骨骼标本。这种残无人道的悲剧竟然发生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天大的羞耻吗？
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但是，若不敢正视过去，不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乃至忘掉过去，势必要重蹈复辙。我们要提防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再一次把人们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扔到九霄云外，而代之以个人独裁。张志新的死，是对过去几十年独裁专制的一个血淋淋的写照。而后来者的责任，就是绝不让那种悲剧再在中国重演！
６月２５日
今晚电视节目中，有一段王光美的记录片，十分钟左右。王光美可能有些激动，再加上采访的人太拘谨，因而双方都显得很尴尬。王光美被囚禁十二年，据讲关在北京“秦城一号”。这是一座高干监狱，但仍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刑法，诸如“强光”，“噪音”之类，可使人精神紊乱，直至倒毙。王光美没蒙上帝召唤已算她福大命大了，但她却没想到十二年后的今天，她又作为一个名人进入电视，与全国人民见面。
这位堂堂的“第一夫人”已失却当年的风韵，代之以鹤发鸡皮，但她心灵上的创伤恐怕要远远大于造物主对她的摧残。她此时此刻，不会不想到刘少奇的。然而，她只是孑身一人了。尽管孩子是晚年的慰籍，但人总是要回忆的，她的回忆里有幸福、快乐、荣耀，可更多的却是辛酸、悲痛、眼泪…
十二年过去了。在她的心目中，是多么可怕的十二年。刘少奇起草了宪法，可没保住自己，没保住妻儿，被当作小丑，任人欺凌，侮辱，丑化，最后一气之下，摔毁了从政治上判处他死亡的收音机，一缕冤魂飞上九天。他可曾像关公那样：“还我头来…”么？这一副血淋淋的斗争史，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无一逃脱，无一幸免。
理想？垮了！精神支柱？崩溃了！前途？绝望了！人们在傍徨，何去何从？
随着奸臣贼子的覆灭，人们在心灵深处点起了新的希望之火，这火也暖热了王光美的心，她又复活了。
过去呢？能从心里一笔抹掉吗？以后呢？能保证过去的荒谬不再发生吗？
我们党的教训太深了！
我们人民的代价太大了！
６月３０日
前几天，就张志新之死写了一篇文章给校刊，差点儿被判“死刑”，幸而这几日形势好转，我的文章才得以出笼。南京正在召开“南方记者会议”，一位《光明日报》的副总编听说此事，点名要我的文章。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无名鼠辈所写的狗屁文章是上不了台盘的。之所以被人家看中者，无非是硬着头皮讲话而已。将那篇文章修改之后便交稿了，尚不知命运如何。
６月初，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打电话要与我长谈，但她一不肯通报姓名，二不说谈些什么，我嫌烦，便回绝了她。没想到今天收到一张匿名的传单，夹在信封里，由镇江发出。
这传单直呼其名，专冲我而来。开首就给我下了四个定义：“政治颓废幼稚，见解庸俗不堪，谈吐荒唐无知，眼光短浅可笑。”老天爷，我尚不知自己竟是这一副模样。可谓尖辣，深刻。
传单的属名是“自由之友”，而那女子则化名“牛虻”。一个七十年代的牛虻，一出笼就先咬我一口。也罢，但愿这口血便养肥了她。“自由之友”是些什么样的角色，我尚不知，也许是个什么秘密的团体或结社之类的吧。我不否认他们的血是热的，也从不打算与其为敌。我只是想，你们的慷慨陈词，于人民有多少益处？这个牛虻，一出笼就装扮成人类的救世主，要为那些“无辜不幸”的人民解除苦难。够了！人民早已吃够了那些救世主的苦处。人民的不幸只有靠人民自己来解除。
也许，他们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四处招兵买马，在我这里碰了壁，便恼羞成怒，骂我一顿，也煞煞心中的怒火。这样看来，“自由之友”也未必成材，起码者，连统一战线的手段都没学会，更谈不上化敌为友了。阿弥陀佛。
８月１８日
往年轮到这个日子，报纸上又要为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历史性创举而大吹大擂了。那时的人们，多么单纯又多么狂热呵。欢呼，眼泪，激情，崇拜，火热的场合把每一颗幼稚的心推向人类“幸福”的最高峰。而主席呢，得意地欣赏着自己亲手创造的这种畸形产物，频频招手。不难相信，当初他若要这些青年人去献出自己的血肉，只是为他，那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所不辞的。
转眼过去了十几年，物极必反。像正弦波一样，中国的前进路线交替地通过零点，上升，下降。又像是阻尼震荡，越来人们的热情越低…
前天到学校，听李祥行（系总支书记）讲，学校召开党委会，选举了纪律检察委员会，我亦当选为委员。真遗憾，我能怎样呢？腐化之风日盛，百姓怨言盈耳，人们又要对如今的某些权贵投不信任票了。这种种流弊。结症在何处？是制度所决定的吗？难怪与许多人一谈起来，有人就责怪斯大林的模式没设计好，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此坏疽。
罢了。我的朝气也渐渐被社会习俗所同化了。细细检点起来，我不亦是个平庸的人么，世人皆醉，独醒为何？
李先念五月曾到扬州，小小扬州受宠若惊，赶光了两个招待所，恭候圣驾光临。江苏省歌舞团派了二十余窕窈女郎，陪同跳舞。夜夜宴席，山珍海味，据讲，几夜就挥霍了二万余元。怪不得有些工人说，天天喊节约，我们从垃圾里一个月才扒拉出几千块，还不够他们一顿吃的呢。
８月２５日
昨晚，徐水良突来拜访。自他出狱时曾见一面外，许久未见，他胖了许多，气色亦好。他讲他刚刚从外地归来，与不少理论界人士谈过，感触良多。我知道他来此的目的并非只是闲聊，渐渐，从他的话里我度测出几分来意。
我问他，出狱后有什么打算，准备干什么工作？
他说，愿意当一个职业革命者。
他反问我的打算，我说，我正在全心全意地学习。
他讲，“北京人”对我寄不少希望，希望我领个头，接着干下去。
我说，可能大家把我看的过于高了，我并不是个能干的人。
他说，北京有不少同仁杂志，希望南京也搞一个。
我问：你对局势如何看呢？对国家的去向如何估计呢？
他说，要搞一个中国自己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的国家模式。邓小平，陈云同志决心很大。但他们不了解民意，有些胆小。我们要支持他们，办个杂志，为他们鸣锣开道。
我心里想，你别拍马屁没拍好，拍到马腿上了，末了让人踢一脚，但嘴上却应酬到，很抱歉，我对未来看得不很清楚。况且对我个人而言，业务压的很重，我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他说，你应该发挥比你搞业务更大的作用。
我说，未必。还是多学习学习，从思考中找出答案以后再说吧。
他看到我的推辞，也没有再勉强。
（不久后，徐水良再次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三年，目前流亡美国，为“民主党”海外发言人。）
９月１５日
昨天，纪律检察委员会首次开会，章德任书记，共十三名委员。匡亚明主持会议。会上，不少同志发了言，大家对是否能将党风整好都信心不足。我说，现在是想用椽子来扶梁，想把梁扶正，谈何容易？
党风日益腐败，竟无人问津。中纪委成立至今，只发了几纸空文。老虎、苍蝇仍然肆行无阻。我到要看看哪只“巨手”能扭转这种局面呢。接到组织部通知，团中央点名要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日本访问。
１０月３日
国庆节过去了，安安静静地过去了。叶剑英发表了长篇讲话，总结了三十年来的历程，对毛泽东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对文革基本是否定的态度。
从全国范围来看，总的形势是稳定的。虽说在老百姓中有着种种传闻，但一时不致于构成动乱的条件。况且人心思定，任何企图乱来的人都没有基础，也没有市场。上层集团中斗争交错，令人瞩目。过去的“左派”们，而今却变为保守派，他们要保住那些一成不变的教规、教义；而“右”的代表人物却成了改革派，他们要在这衰老的国土上打出一个新的体制来。可是，走哪条路呢？改良呢？改革呢？无论哪条路，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１０月１６日
今天一天听日本情况的介绍。晚上，美国之音报道，北京《探索》杂志的编辑者之一，以“反革命”和“出卖国家机密”罪被捕的魏京生被判处徒刑十五年。美国之音没有给出魏的详细情况，只说这是为了恐吓国内那种水平的民主运动的活动者们。
的确，这一招是很厉害的。
魏京生是今天在北京法院内“公审”的。却不准外国记者入内。国内人员也是发票指定入内的。魏案一判，可能会使头面上活动的“民主战士”稍稍收敛，甚至转入地下，但隔阂只会愈来愈深。
或许，现在沉默的人将来更有发言权。
人民大学三千学生前几天上街游行，指责“二炮”占据校舍，拒不归还，提出要“打倒军阀主义”。人大的这一举动引起上层的重视，且效果显著，当下“二炮”答应先还一万平米。但团的系统开始吹风，要求各级组织今后不得参与此类事件。
北京新华门附近，三四天来一直有数百人静坐，是一些上访者。夜晚，露宿于北京街头巷尾的屋檐下，凄惨不堪。
王照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访日青年团团长）今天吃饭时说：“现在仍有三座大山压在头上：问题如山，困难如山，事情如山，不能很快地解决，要慢慢来。”我说：“并非不容易解决，而是有权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陷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无法快刀崭乱麻。”
从局势上看，表面上会安定一段时间。但在平静的表面下，各种矛盾会急剧激化。我将看看领导者们任何来缓和这些头痛的矛盾。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感到两代人之间存在者严重的分歧。在老一辈的头脑里，那些一成不变的清规戒律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无法理解如今的青年人。但未来总是青年人的。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
１１月２９日
以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提出质问和要求为名义，准备对西单民主墙开刀了。反正刀操在手上之后，搞点和宪法相抵触的东西也没什么。令人遗憾的就是主刀的竟然去立法，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自我标榜着“代表人民的意志”。
是啊，三十年来，“人民的意志”早就成了妓女，任人强奸。什么主子上来都对她侮辱一通，这似乎成了统治者的怪僻。
接到一信，说当魏京生被判十五年之后，有人将法庭记录全部公布于众。地下刊物《四·五论坛》又印成册在北京街头出售，数百名警察将卖的人和买的人团团围住，抓了不少人。
镇压并不表示强大，而只是软弱的象征。因为他们连这几张嘴都害怕。最近，我校哲学系的一个学生主动打报告退团。他并没讲详细的原因与理由，但其中的奥秘我也能猜度出几分。他是搞哲学的。真正的哲学是真理，而不是宗教。可我们呢？无非是一些信徒罢了。苏联也好，南斯拉夫也好，罗马尼亚也好，都是这教派中的一宗。我们自己斗来斗去，不就是各持己见地来解释这宗教的教义吗？
１１月３０日
晚上看电影“曙光”，看到十点钟。这是白桦的大作，颇能感人。
描写的是贺老总，在王明路线迫害下孤军奋战的故事。最后由遵义会议的一线曙光，才解救了浴血奋战的红军们。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开始搬上银幕，这些血的教训却并未使人们清醒。前十年，搞得比王明还要左，还要残酷的领导人不也是当年的过来人吗？他们吸取教训了么？贺老总当年能救出手下的战友，而文化革命却革掉了自己的脑袋，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况且，就贺老总本人而论，他五九年时不也当了彭得怀问题的专案组长吗？立场亦很坚定啊。这一却表面上的，血淋淋的事实揭示出什么实质呢？答案很明确：封建与专制！而这种毒瘤还潜伏在中国的国土上，毒害着中华民族。
最近，上层又开始了对苏联的讨论。中央党校的刘平在访苏七十天后回国作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打破禁区。王幼平（原驻苏大使）最近也有一个讲话，字里行间体现出对苏联的好感。他们都提出同一个问题：苏联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然而，他们已给下潜在的回答：社会主义！
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走苏联的路怕比走日本，西方的路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关键在年青一代，看他们任何抉择。
１２月１１日
拿到最近一期团中央发的材料，讲要按中央指示，对自发出版的刊物，一不取缔，二不支持，适当劝阻。真聪明啊，可怜的一点民主，又慢慢要回去了。既然想收回去，当初不给又多好呢？也省得那些想入非非的青年人，拿着满腔热忱的头颅朝枪口上撞了。
十三所高校的一个联合性文艺刊物《这一代》创刊号就这么夭折了。印了一半就停止，只得拖回来卖吧。
１２月２０日
前些日子，北京市委开会，正式宣布撤消西单民主墙，把贴大字报的地点移到月坛公园。妙哉，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真应该授予“捍卫宪法的勇士”的称号。“我们不是不让人说话，而是请大家到一个美丽而悠雅的地方去说，这还不民主吗？”
昨天到尹阿姨家，正巧力力在家，与他攀谈了几个小时。他给我看了他写给胡耀邦的信，上面例举了不少当今企业管理中的弊病，俨然他起着一个视察员的角色。
我问力力，胡耀邦等老一辈们对今后的路怎样走有何打算？他说没问过，看来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了。目前只有一个目标，四个现代化。他对目前庞大的军费颇为反感。听说通讯兵又要从日本买十五台计算机。买回来有什么用呢？一无技术人员，二无使用效率，拿着工人农民的血汗大手大脚。我问，老头子们担心苏联打咱们是否有道理？他说，苏联根本不想打，只是自己人为地树一个敌人罢了，越穷越好斗。
当然，力力的想法并不代表他的父亲，他们父子之间也存着一道沟。老年人总以为现在的青年人头脑简单，幼稚单纯。在某些方面，是简单一些，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比老年人还要复杂的多，深刻的多！只要老年人认真回想一下他们自己的年青时代就明白了。
１２月２４日
到省政协开会，目的是“选”省长。昨天，听取了管文蔚所作的政协工作报告。下午在招待所讨论，我提出一些看法。其一，政协是由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加上执政党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协商机构，它的职责是代表各自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对执政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平时则应行使一定的监督权力。而在我们的报告中，都是赞扬之词。一面说自己工作的好，一面说地方政府工作的好，总而言之，一个“好”字。这不是科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我们还想对这个国家，对人民负责的话，就应该多讲讲存在的问题，多谈谈工作中的弱点和缺陷，这样兴许会进步的快一些。难道除了“好”之外就没有别的可说了吗？其二，政协报告中提到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切实保证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有职有权。这种想法很好，也很诱人。但遗憾的是这话说的太大了。你自己都不是权力机关，怎么能保证别人有权呢？
另外我还提出两点参考意见。一是由于物价的提高，限制了工人们的购买力，这样可能导致以后自由市场价格低于国营市场价格的倾向。中国是个农业国，平均每五户农民养一户工人。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如若每年每户提供半头猪，２０斤蛋，则五户农民就提供２．５头猪，１００斤蛋，而工人哪有钱去买呢？势必导致收购站拒收，或国营商店卖不出去的情况。要及早研究解决的方法。
第二，现在推行计划生育是好的。但有些单位走极端，硬要搞独生子女满堂红，出现强迫命令，甚至在农村拿绳子捆人的现象。这是违背宪法的。而且，在计划生育时，要考虑子孙后代的负担。由于和平环境生活安定，人寿命增加，社会日趋老化。而老年人多是靠子女养活或靠退休金过活。这样下一代的负担太重，老年危机转嫁到年青人身上。因而在搞人口增长预测时，一定要为将来考虑到足够的青年劳动力，否则不堪设想。特别是农村，当这一代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子女均已成家。谁来负担这四位老人呢？子女负担吗？这样两个人就要承担七口人的生活：四老一小再加上一对夫妇。恐怕一般人都是负担不起的。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