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画境映斜阳——归国游记之四（骑鹤上扬州）
·独善斋主·
骑鹤上扬州
每当有人问到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总是要迟疑半晌，犹犹豫豫地回答道：“算个扬州人吧。”这样回答是因为我的父母住在扬州，而迟疑不决是因为我只在那里生活过不到五年，连个扬州话都说不好，只学得韦小宝，“乖乖咙里咚，青菜炒大葱”。
一说起扬州，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据史学家考证，这句诗最早出自于梁代一部失传的小说。书虽然没了，但这句话却由后世野史频繁引用而流传下来，如今成了到扬州旅游的广告词。实际上，这句诗里面藏着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几个客人把酒闲聚，各言所志，一曰愿为扬州刺史，一曰愿多得钱财，一曰愿飞升成仙，最后一人说，既如此，何不欲兼三者，“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就为扬州编织着五彩缤纷的梦。对没有到过扬州的人来说，扬州是一个梦，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而对于我来说，扬州也是一个梦，是“茱萸湾上夕阳楼，梦里时时访旧游”；是“少日题诗无恙否？绿杨城郭是扬州”。
记得六五年随父母从塞北搬到扬州，头一次吃到螃蟹鲫鱼、莲藕老菱，头一次遇到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提着小篮子叫卖着白兰花、栀子花，头一次看到堤岸河塘的依依垂柳、田田荷叶，我就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地方。在以后的岁月中，每当我回到扬州，我都会像是一个好奇的游客，在老银杏树的斑驳阴影下解读逝去的历史；我都会像是一个迟归的浪子，在斜阳的余辉里寻觅少年时的记忆。
少年时的记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少年的梦想？少年的纯真？少年的快乐？少年的友谊？是的，似乎人人都拥有这样一些美好的回忆。然而，当我拂去脑海里的尘埃，烙印更深的却是另外一些痕迹：谬误的信仰，疯狂的激情，荒诞的忠贞，扭曲的人性……。
站在两幢新建的楼宇之间，我仿佛看到原来的家。那是一条狭窄的小巷，东边是一堵高高的围墙，墙内的中学曾是乾隆下江南时驻跸的行宫。我家就在小巷的西边，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杏树，邻居告诉我们，这儿曾经是皇宫的杏花园。到扬州没多久，那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开始了。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鼓噪下，才套上红袖章的我，就带着一帮红卫兵战友（实际上是一帮十三、四岁的小屁孩儿），拿着钳子扭掉了巷子里每一家的门牌。“怎么能叫做皇宫东巷？怎么能作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定要把这些封资修的残渣余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离我家不远的汶河路上，耸立着一座天坛似的建筑，扬州人叫作“文昌楼”。这座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魁星阁原本用来昌明儒学、辉耀街衢，却被红卫兵们装上高音喇叭，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整日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一到晚上，文昌楼广场上人头躜动，一堆又一堆的人们，扯着尖锐的嗓音，进行革命大辩论；文昌楼的平台上，我和其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们一起，身着军装，挥舞着红旗，摆出种种“紧跟”状、“崇拜”状，满怀深情地“抬头望见北斗星”，声嘶力竭地“拿起笔，作刀枪……”。
循汶河路沿小秦淮河向西，就到了著名的虹桥。虹桥亦作红桥，游人到瘦西湖、平山堂，舍舟楫而取陆路，必经此处。我站在虹桥上，眺望着绿柳轻拂的十里波光，忽复徘徊感叹。我似乎看到古时潇洒的书生文士们，携着清秀妩媚的扬州歌妓，泛舟虹桥之下，临流修禊，一阙吟出，和者三千。
可是，这种幻景一晃即逝，少年时的记忆又出现在眼前。那已经是文革中期，全国的造反派们因为分赃不匀而闹分裂。扬州和南京一样，夺了权的一派声称“好得很”，故而自诩为“好派”；没捞到的那帮人说“好个屁”，因此被称为“屁派”。“好屁”之争从“文攻”升级到“武卫”，就在这虹桥上，展开了一场激战。那天，桥这头拥着成千上万的“好派”人马，手持梭标大刀，桥那头隐藏着“屁派”的队伍，一辆燃烧着的大卡车横在虹桥之上。我头戴柳条笆斗帽，拎着大棍子，随着“好派”的队伍攻进“屁派”的大本营，缴获了一大堆战利品－光芒四射的毛主席像章。
沿瘦西湖向北，“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这山就是蜀岗。虽然它只是三十来米高的小山，却因建筑在其上的平山堂，大明寺而名扬四海。欧阳修的名句“平山阑槛倚晴空”，堂上的横匾“远山来与此堂平”，两柱的楹联“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把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渲染得行色险峻、气势磅礴。
然而，我记忆中的蜀岗却全然不是这样。当“好派”把“屁派”们赶出扬州后，我第一次来到平山堂。并非来欣赏那千里平畴群山远来的景致，而是打着“保卫扬州城，巩固大苏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江苏”的大标语，参加“剿灭屁匪”的誓师大会。平山堂脚下，挤满了头戴钢盔手执武器的武斗队伍和架着轻重机枪的大卡车；蜀岗的山坳里，一溜边摆放着上百门奇形怪状自制的土炮，总指挥一声令下，众炮齐轰，天惊地动……。
这是那“琼花玉树、飞船画浆、白鸟朱荷、淡烟芳草”的扬州吗？这是那“名士风流、红颜绰约、吟诗赋词、种花教曲”的扬州人吗？在那个年代里，我疯了吗？扬州人疯了吗？还是全国人都疯了？多年以后，我在日记中写道：“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都经历着暴风雨的洗礼。勤劳善良的中国人，竟然在几天之内像着了魔似得搞起大破坏。几亿颗头脑中像安装了同一个驱动程序，谁也不再对国家民族负责，在一根指挥棒的引导下互相斗争、残杀、砸烂、火烧。十年后，人们才从恶梦和高烧中苏醒，开始恢复一点点本来就可怜的理智。看看周围，人与人之间冷淡、猜疑、隔膜。家家挤在‘老鼠洞’一般的低质房屋里，回味着五十年代的‘幸福生活’。看看世界，当我们关着门打架，跳‘忠’字舞的时候，别的民族都在悄悄地为生活而奋斗，一般人都享受着我们以为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的高级商品。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主义’的招牌也愈加使人质疑，这难道就是无数先驱为之流血奋斗的社会主义吗？”
屈指算来，自那篇“反动”日记到今天，又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离开了扬州，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祖国，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不知道为什么，在异国他乡生活了二十年，总还觉得自己是个客人；而在扬州只生活了五年，我却把她视作故土，只要有机会，我都会“骑鹤上扬州”。
我知道，少年记忆里的扬州并不代表真正的扬州。真正的扬州是那脍灸人口的美味佳肴，是那清梵凄美的箫声月色，是那才艺双绝的竹西佳丽，是那博大精深的人文历史。
那个疯狂的年代距离我们仿佛已经非常久远，这座古城又现“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繁华景象。可是，我们真的吸取教训了吗？我们能够杜绝“文革”那样的荒诞闹剧再次发生吗？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是，执政者依旧对文革和它的作俑者躲躲闪闪欲盖弥彰；舆论者依旧把老百姓当作可以随意愚弄的群氓；专制者依旧对不同的声音肆意打杀横加镇压；溜须拍马者依旧鼓吹着“江淮之水，恩泽于民”……。坐在大明寺的素菜馆里，我看到一匾对联：“迷时千卷少，悟时半句多。”没有“迷”，又何来的“悟”？一个人“悟”起来容易，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一代人“悟”起来容易，可下一代呢？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