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歌

 

　　　　　　　　　　　　　　　　·杜欣欣·

我母亲做了一辈子歌唱演员。自我记事起到我的不惑之年，她每天都在练声练唱，还经常排练演出。虽然中国大陆的那些年不像现在，什么歌都能唱，但四十年下来，她唱过歌也很可观。奇怪的是，在这许多的歌中，至今我能记得的也就那么几首。

我四、五岁时，母亲常常唱一首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我听母亲唱，不久便耳熟能详。当时母亲的工作单位小孩儿不多，我还算机灵可爱，很得大人的欢心。一次翻检家里的老照片，在一张黑白照上，我穿着围兜儿，右胸上别条手帕，小嘴圆张，小胖手抱成一团儿。旁边一个叔叔手风琴伴奏。从另一些照片上，我发现那时无论女声合唱还是独唱，演员都是双手合抱，看来我也是有样学样。据母亲回忆，当时我大概五岁，唱的正是那首《照镜子》。

母亲唱《照镜子》的那段时间，当右派的父亲已被送到东北劳改。父亲走的时候，我三岁，完全没有记忆。因为父亲，母亲被调离歌舞团，来到一个乐队。虽然在那里，她是为数不多的独唱演员，但乐队自然以器乐为主，她的演出机会少了许多。但是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幸运了，母亲好歹保住了饭碗。

调到乐队的头几年，母亲唱《蜻蜓姑娘》，唱《晚会圆舞曲》。《蜻蜓姑娘》是一首苏联民歌，开首句为“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叫我心欢畅…”。《晚会圆舞曲》是当时的一首创作歌曲，四三拍的节奏，有点儿斯特劳斯的味道。我听母亲唱，很快就学会了这两首歌，它们也实在好听。后来我发现，会唱或记得这两首歌的人并不多。确实，和那时候更流行的一些歌曲比较起来，它们既缺少政治含义又不够通俗。

母亲晚上演出，无法带上我，我就得独自在家。每次母亲临出门，都一再交待“九点一到，你就到隔壁去找张奶奶，请她用这把锁，把门从外面锁上。”那时候没有撞锁，人小瞌睡大，如果我从里面将门拴住，再一睡过去，母亲常常叫不开门，而母亲没有在深更半夜大声喊叫的习惯。

我被反锁在家，百无聊赖，就对镜唱歌，唱得最多的是《照镜子》－－“妈妈她到村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我边唱边舞，有时还将毛巾裹在头上，假定那就是罗马尼亚姑娘。

后来听我父亲讲，那个时候母亲唱过许多歌，比如《王大妈爱和平》等等。可那些歌，我却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上面提到的那三首，而《照镜子》中的三段歌词，至今一字不忘。

在我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中苏交恶。从此，莫说《蜻蜓姑娘》，连那些最流行的俄罗斯民歌都不能唱了。母亲开始唱一些新歌－－《唱支山歌给党听》，《金瓶似的小山》等等。这前一只歌，母亲不唱了，我也早已不唱，可大陆依然在唱，所以想完全忘记也不容易。后一只歌是一首西藏民歌，一共三段。九十年代初，我偶然听一个蒙族歌星唱这首西藏民歌，听到最后一段，“东方那边的金太阳，虽然上山又下山，你给我的温柔却永在我身边。．”咦，这歌词怎么都变了？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最后一段歌词里原来有个‘您’字。母亲是南方人，‘宁’‘您’不分。因为发不准这个音，总让我纠正。我不清楚到底哪一种是此歌的原版，不过时代终究是变了。

从小我对母亲是又爱又怕，怕多于爱。记得一次她让我洗脚，水很烫，我不肯洗。母亲硬按着我的脚，我挣脱出来。母亲说你不洗就给我滚，我说，滚就滚。负气出去。我躲在一块门板的后面直到天黑。母亲出来找我，大声喊我，我就是不出声。当时的我怎么能够理解母亲的难处－－－她的嗓子要用来唱歌！不懂事的我更不了解母亲在单位的处境，总以为她拿我出气，经常顶嘴，惹得她气上加气，甚至成年之后，我都无法解除她的恐惧和焦虑。母亲呀，悔恨的泪是我心中永远的悲歌！

参加工作时，母亲已经大学毕业，并按此学历定了级别，可是母亲却因此而备受压力。文革前几年，母亲每月主动上缴一部分工资，可是连在食堂多买一根香肠都能被人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年母亲给远在东北几乎饿死的父亲寄食品，那些食品是夹在报纸里寄的，可是终究逃不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文革中贴她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把她叫作“ＸＸ单位的李香君”。有一段时间，母亲因为声带长小结不得不住院治疗，她自己说是演唱方法所致。后来想想并非如此，那是痛苦在她心里结成的茧子－－－歌声也能破茧而出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没怎么演出，她和她的同事都在忙更重要的事业。我很盼望母亲登台，这样我就可以去看排练。终于有一天，母亲又登台了。舞台上的母亲着一袭天蓝色长纱裙，后面排列着大管弦乐队。那天，母亲她唱的是《安东尼达浪漫曲》和《晴朗的一天》。

那时，我年纪渐长，以为《照镜子》是小女孩儿的把戏，傻得不行，早已不唱了。况且我已经学会了一些流行的新歌，比如什么“接班人”之类。母亲唱的歌剧咏叹调太专业，完全不合时宜，自然我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去学。我之所以记住这两首歌的名字，主要是因为当时母亲穿长裙的样子很美，她身后宏大的乐队，让我感觉气势非凡。

《安东尼达浪漫曲》是苏联歌剧《伊凡苏萨宁》第三幕的唱段。《晴朗的一天》是《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在当时的氛围下，母亲居然能唱这两首歌，真是让人奇怪。多年之后，我问母亲，母亲一笑，“确实，那个时代是革命化民族化的时代，许多艺术歌曲西洋歌曲都不能唱。我是洋唱法，这样一限制，我能唱的歌就少之又少。我也试图唱民歌，可是无论我怎么唱，人家都说不像，总批判我是资产阶级洋唱法，所以我只好不唱。因为《伊凡苏萨宁》是一部反侵略之歌，通过了审查，而他们认为《蝴蝶夫人》是反美的，所以就让我唱了。”反美？我愕然。

文革开始之后，母亲完全失去独唱的机会，她只能参加一些合唱。那时候，无论合唱还是独唱，无论走到哪里，能听到的就是那么几首歌，岂有不会唱的？况且那些歌曲都跟喊口号似的，练声练唱也就免了。后来母亲被斗争，《晴朗的一天》也成为她的罪证之一－－－－乔乔桑等待美军丈夫归来的心情暗合她期盼右派丈夫的心态。

一九六九年，我刚满十五岁，母亲带我去变相的劳改营“五七干校”。在那里，母亲的工作是烧火，我下地。我从地里回来，常见她围着一条旧裤子改成的灰白围裙，坐在灰堆里筛煤灰，认真地从里面找出些可烧之物。后来，母亲右眼里一直有一小片云翳，我想就是那时候吹进的煤灰。

母亲并不怕劳动，在去干校之前，她被“群众专政”，挨过打，受过更多的屈辱，做过更繁重的劳动，但是其后许多年，我的眼前，天蓝纱裙和灰白围裙总是交替出现。每当忆起戴那条围裙的母亲，我都会哭。

后来，干校的小学校需要音乐教员，就调母亲去。当时能唱还是那几首歌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我不太清楚，母亲怎么打发这些课程。不久，干校的中学演出样板戏，我被派演主角。乐队缺人手，母亲又被派去拉手风琴。我们演了好几个月，我歌母亲伴奏，之所以说‘歌’，是因为别人都说我唱的是京‘歌儿’，而非京剧。母亲拉的是７２贝司的大琴，她个儿小，拉起来很吃力。没拉多久，母亲手腕上的腱鞘炎就犯了，疼得不行。暗地里，我巴望母亲回到小学去，因为她的手伤，也因为她看我的缺点历来都是火眼金睛。那是母亲无歌的日子。

母亲再次唱起《“晴朗的一天》的时候，已经年过五十岁了，我也过了二十三岁。

从儿时起，母亲就一直非常反对我专业唱歌。用她的话说就是“干唱歌跳舞这一行是越老越不值钱，医生工程师却是越老越值钱。”后来，母亲看到大学之门久久不开，医生工程师完全无门可入，又看到许多同事的孩子凭着一技之长，考进专业文艺团体，每天轻松光鲜，而我却一直做机工，一身的机油味儿，说话行为都很粗鲁，她才终于放弃初衷，决定教我唱歌，而且是以美声唱法来教。听到母亲的决定，她的老同事们都摇头，“唉，你应该早动手。你女儿年龄太大了，考文工团太晚了。”按时下的话讲，就是“唱衰”吧。

那段日子的周末，我们都是在琴房里度过。除了西洋歌剧中的女高音唱段，母亲也教我《我爱你中国》这类政治上正确，又有一定声音技巧难度的歌曲。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正感到母亲的音乐天份和音乐素养。

母亲告诉我，她年轻时，毫不费力就可以唱到高音Ｄ，她是一个抒情女高音，从小音域宽广犹如男孩儿。在当时大后方的成都，自少年起，她的声音和歌唱就小有名气。天然的美声和美貌曾给母亲带来许多快乐和骄傲，那是许多女孩不曾有过的。可是年轻时代的母亲怎能知道，成年之后，她还得熬过那个连“美”都能成为一种罪过的时代，熬过怎样的炼狱！

母亲后来就读于教会学校，虽然不信教，却一直是唱诗班的主唱，唱的是亨德尔弥撒亚中女高音独唱段。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母亲唱《圣母颂》和《‘教我如何不想她》。因为唱得太好，她年轻时就有个绰号“燕子”，源自刘半农的歌词，可惜我过了二十三岁，才第一次听到这首美妙的歌：“……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母亲进高中之后，才有机会摸到钢琴，并无师自通。退休之后，她还在教授琴课。在大学时，母亲从师于郎玉秀先生（注１），是朗先生从美国回来后第一批声乐学生。在跟随朗先生四年里，在她的直接指导下，母亲唱了《浮士德》中的《珠宝之歌》，《托斯卡》的《为艺术，为爱情》以及《蝴蝶夫人》中的唱段。大学之后，她一直自学揣摩并利用各种机会培训观摩。大概五十年代，一位匈牙利声乐专家访华。当时母亲的文艺单位里，绝大多数人都只能读简谱，母亲不但唱得好，还是唯一会五线谱并能用英文交流的人，于是她被派去师从那个专家。那时她唱了《曼侬勒斯戈》，《艺术家的生涯》等。对于那些西洋歌剧，母亲说，“它们最高也不过到Ｂ或降Ｂ。”

在母亲当歌的年月里，和大陆的许多人一样，她都身不由己地投入到那些不断的革命运动中。然而，与许多同代人不同的是，母亲的唱法，母亲的出身，母亲的丈夫，甚至她所受过的专业训练都成为她登台的障碍。在除却“运动”之外所剩无几的日子里，母亲还得唱她不愿意或不适合她唱的歌，岁月就在这样的歌声中蹉跎着。

一次，母亲教我唱《魔笛》中夜女王的唱段，她说，“我不是花腔女高音，你却是。你的声音比我更灵巧明亮。”但是我最终没有学会，我总觉得母亲对我期望很高，批评有余，鼓励不足，以致后来得了上课恐惧症。幸亏大学重开，我也幸运地考上，开始自己生命中新的一页。面对那些“唱衰”的人，母亲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母亲不再教我唱，却一直在教声乐学生。那时候，美声唱法已经兴起，欧风美雨铺天而来。许多声乐演员意识到唱法的重要，一直打压洋唱法的“民族派”也不再那么趾高气扬了。在多年被冷落被迫害之后，母亲似乎重新被认识被尊重。

新的时代带给母亲一定的尊严，但是新时代的名利场也带来了另一种痛苦。

虽然母亲自己能唱，对唱法领悟颇深，教学生毫无保留，尽心尽力，但她个性严谨，一直是社交和名利场的低能儿。偶然，我看到一场电视转播的独唱音乐会，唱者正是她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曾跟随母亲多年，基本上她能唱的西洋歌剧都是母亲一字一句教出来的。可是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她只字不提母亲，而提另一个有名气的人，声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据我所知，这位独唱者只是那个名人上大课时的旁听生。母亲每次提到这些人与事，难免气结，也说从此她再也不教学生。但是每当有人求教，她又故态复萌。

母亲的音乐素养和天分从未给她带来世俗的名气，但是母亲一直到老，还在唱歌。我也依然听着母亲的歌，那些摇篮曲，那些古老的歌，那些爱的哼鸣，那些宁静的咏叹。

注１：朗静山之女，知名花腔女高音，声乐教育家。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