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1959年到达印度时的达赖喇嘛（网络照片）
几年前，我听说李江琳为研究西藏流亡史辞去在纽约的工作。其后几年，我辗转听说她数次前往印度尼泊尔等地搜集资料访谈亲历者。因了解李江琳的文笔和识见，我猜一年前出版的《1959，拉萨！》一定写得不同凡响。最近因阅读平旺回忆录，引起了我对西藏近代史的兴趣。我找到《1959，拉萨！》 ，一读便无法放下。

这本书名为“1959年，拉萨！” 但并不限于1959年。 它是以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为切入点，向前延伸至1950年代初川藏青藏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1956年达赖喇嘛的印度朝佛，直至1959年3月拉萨的日日夜夜，拉萨战役……。 作者不仅收集分析了大量书面资料，还对有关人士做了访谈，其中包括与达赖喇嘛五小时的访谈以及数百个普通人的故事。 仅就收集史料而言，由汉文记述那段历史已是功莫大焉！

在大陆中国人的脑海中，提及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往往最先浮现出来的是“骚乱”，“分裂”，“叛国”，“平叛”等定性大词。按照维基的解释，拉萨事件的简单叙事为：“1959年3月10日，藏族群众里拥护达赖喇嘛的人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綁架，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他赴约，並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然而，当时拉萨民众为什么会担心，而他们的担心又为什么会爆发成情绪失控的广场政治，其间中共的作为，而这一切又如何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正是本书最吸引我的部分。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1950年代前的西藏是非常封闭的。我读到的资料中， 19-20世纪初就有若干英国人或绘制地图的印度人为进入西藏而费劲心机，这种抵制外族的做法并不因汉人而例外。

1950年代，西藏川康，青海被“解放”，康青两地的“化外之民”结束了千百年来只知部落头人的自由生活形态，也结束了西藏藏人不知现代民族国家只认赖班禅喇嘛的世界。作者通过中共有关文件，当事人口述和大量的数字，向读者展示了1959年之前川康青海两地的暴力土改和宗教改革。改革之后，“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寺院遭到全面摧毁”， 康青两地的藏人都被归入红色大一统的社会中，而改革激化的民族矛盾再被正规军“平叛”，比如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区因平叛而出现了无人村和寡妇村。“整个西藏三区，除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管辖地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已燃起战火”，难民纷纷逃往拉萨和山南，有些人在山南组织了游击队。拉萨犹如“红海洋中的一座即将沉没的孤岛”。

虽然1952年初，因中共军队入藏，拉萨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食品燃料出现了短缺(平旺回忆），但1957年以前的孤岛表面上还是平静的。维持平静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在拉萨的重点政策是“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在这个战线下，双方的上层关系相当友好，西藏工委和噶厦政府也能合作。然而在对汉族政权接受和妥协的程度上，中下层藏民与上层贵族存在明显的差距，1956年难民的逃入无疑更拉大了这种差距。虽然拉萨的康青难民营被中共整顿清除，但消息和故事一定早已传播出去。拉萨的普通藏民对那些人遭遇的感受，以藏语的语境就是：“如果你在羊圈的一端杀死一头羊，另一端的羊就会害怕。”（平旺措杰），而汉语则是“唇亡齿寒”。底层民众认为上层出卖了西藏，帮助汉人架空达赖喇嘛，1958年，拉萨的中下层已表示反对达赖喇嘛去北京参加二届人大。

1957-1958年间，拉萨市民和藏军与解放军有些小冲突。1957年底的传召大会，藏人的一些传统因被中方视为阴谋或挑战权威而被中断，凡此种种都使“彼此之间本来就不多的信任迅速降低，双方之间艰难的磨合已经停止，而市民对当局不满逐渐表面化，拉萨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稍有摩擦，事件就可能立刻升级。”

引发3月拉萨危机的是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观看演出。史家站在不同立场上争论着谁先提出去看戏，我比较认同作者的观点。从材料上看，提起此事的氛围是闲谈，谁先提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哪里看戏，怎么去，又和谁一起看戏。此前在康区和青藏，有名望的喇嘛，头人，仁波切就遭遇了鸿门宴，一去不返。此时达赖喇嘛去看戏却不能带自己的卫队，而卫队更多具有礼仪性质，而非保卫。这样的“去”法不仅增加了藏人被侮辱的感觉也让他们非常担心，因为“达赖喇嘛身上凝聚着藏民族的前生今世，他是藏民族过去的历史，现世的福祉，未来的希望。”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是不可取代的，保护他的生命是最为重要。

虽然我成长的环境是无神的，但也经历过造神运动。虽然那场造神运动与藏人的传统信仰不同，但民众的心理却类似。试想如神般被崇拜的毛泽东处于1959年3月达赖喇嘛的地位，会有多少人会自动冲出去保卫他？1959年3月10日，人们（主要是拉萨的普通市民和中下级军官，以及来自其他藏区难民）涌向包围了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

这一天，藏人一死一伤，达赖喇嘛也没看成戏。次日，抗议活动并未结束，抗议者不信任噶厦政府，要自己来保卫达赖喇嘛的安全。他们接管了罗布林卡，不许噶伦们离开以防止他们与中方私下妥协，继而喊出“西藏是西藏人的”口号，藏军也公开支持民众。 虽然西藏前所未有的广场运动推选出了领导小组，但因各派林立，情况十分混乱。基本上，上层人士依然趋向于妥协，而“康巴人和安多人，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绝不失去他们的达赖喇嘛。”

从书中看，当时的达赖喇嘛达对普通藏民的情绪并不敏感。 就看戏而言，他不认为去看戏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并不知道它会对藏民心理造成的巨大冲击。民众包围罗布林卡期间，达赖喇嘛吃不下饭，“面容消瘦，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独自叹息”，僧人因此请求广场运动的组织者慎重考虑，但这一切已不起作用。

其次，虽然达赖喇嘛已知康藏和青藏的情况，但他一直希望与中共合作。从平旺回忆录中，我得知毛泽东曾对达赖讲过“你们可以保留国旗。”“今后我们可以让新疆拥有自己的旗帜，内蒙古也有。不过，同时也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可以吗？那样的话行吗？”显然达赖喇嘛对此信以为真并抱有建立像苏联十六个加盟国那样的“西藏国”的希望。达赖喇嘛1956年访问印度，噶伦宇妥前去新德里祈请他返藏。宇妥告诉达赖喇嘛西藏形势很不好，劝他不要回去，但达赖喇嘛还是回去了，而宇妥自己却留在了印度。

1959年3月11日下午，西藏工委在向中央电文中已将事件定性。12日起，“领导小组”开会内容也被当局掌握。藏人已知军方连夜运输炮弹。3月14日，解放军已向拉萨增援。3月15日，兰州有关部队和空军待命入藏，根据军委总参发出的号令，几万大军立即开始入藏准备……。当局的举措不再一一列举。

虽然“对于那些在1951年之前从未见过汉人的西藏人来说，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上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国。在大多数藏人眼里，那些说着不同语言，带着现代武器，打着红旗，抬着巨幅画像进入拉萨的军队是不折不扣的外国占领军。”但在中共的强势语境里，以上的一切都是叛国和分裂国家的罪行。1956年在新德里，周恩来曾当面对达赖喇嘛说过，藏人如果一定要“叛乱”，中央一定会镇压。此时的达赖喇嘛已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他知道如果镇压，“徒有血气藏人绝无胜算的可能”，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因此他必须设法稳住性情暴躁的谭冠三将军（他当时在西藏主事），设法拖延时间，让民众平息情绪。

历史上，达赖喇嘛曾因危机而多次逃亡，比如十三达赖喇嘛曾逃亡蒙古和印度，逃亡是一个弱小民族保护自己领袖的唯一选择，出走是一种传统作为。因此帕拉.土登维丹（达赖喇嘛的侍卫长）从三月十日起已经开始为出走做准备，然而1959年3月16日的达赖喇嘛依然徘徊于“走”“留”之间。

这天下午，达赖喇嘛收到了谭冠三将军的来信，信中附有一封阿沛. 阿旺晋美的信。阿沛住宅从3月10日起已被解放军保护起来，他本人也没去过罗布林卡。

“达赖喇嘛读了阿沛的信，当下神色大变。阿沛在信中请他画出内宫草图，标识出他所在的宫殿，炮兵轰炸罗布林卡是，将避开那座宫殿。阿沛还告诉达赖喇嘛，他断定民众会把他‘弄走’，但这样的会给他带来极大危险，因为解放军已经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而且就算成功，根据当下国际形势，他不可能在返回拉萨。”（此信从未公开过）

达赖喇嘛当日就给谭和阿沛回了信。从回信中看出，他依然在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危机。当然站在不同立场上解读，也可以说他已准备出走，不过是用此来稳住中方，但我偏向于达赖喇嘛出走是临时决定的。平旺回忆录中也谈到：“他们逃走太突然了，帕拉留下很多金表，而达赖喇嘛也留下来一批珍藏的手表，还留下了他的日记。”

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呢？

3月17日，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召集噶伦开会，讨论如何避免战争。拉萨时间下午一点，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会议正在进行，从罗布林卡的北面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炮弹落入罗布林卡北门约200米的湿地里。是走，还是留？达赖喇嘛请教国家神谕。神谕指示是：“走，今夜就走。”

达赖喇嘛出走三日之后，3月21日凌晨三时，解放军打响了第一枪，西藏“平叛”开始。想想30年之后，初夏的天安门广场，一切都没有悬念。

作者曾就神谕问过达赖喇嘛，回答是“我今年70多岁，请教乃穹神谕差不多有69年，我不记得乃穹说错过，一次都没有。”

“那么，您觉得乃穹对您的决策有决定性影响吗？”

“不完全如此，乃穹神谕的只是供我参考的因素之一，我还会参考其他因素。”达赖喇嘛回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大陆，西藏问题极为敏感，至今很难获取中方资料。1959年的拉萨依然有一些疑案，比如3月17日炮轰罗布林卡是怎么回事？李江琳在西方受过历史宗教方面的系统训练，通过翔实的资料，列举比对主要的史家观点，她尽量做到独立客观。除此之外，这本书笔法生动开阔，犹如画卷般地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在同一历史时刻的形态和作为。个人命运与时代交织，历史的节奏牵动着我一直读下去。我的读书兴趣主要是文史类，而让我能一直读下去的这类中文书还真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