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碎片

第一节 北京西四李氏老宅

听我父亲李显甲说，我们李氏家族祖籍陇西，后迁至广东嘉应。因明末张献忠杀人无数，四川盆地人口骤减，康熙年间开始鼓励和强制外省人移民四川。大概就是在“湖广填四川”时期，李家迁到四川巴县。我父亲还说起那时为了防止逃跑，移民都被绑起来。先是双手绑住，后来绑一只胳膊，几十个人连着绑在一根绳子上。若有人想入厕，就需差人解开绳子，于是后人就将入厕方便称为“解手”。

我父亲14岁时，祖父带领全家前往巴县冷水场祭祖。在冷水场，他见到了为曾祖李凤九中举所设立的石坊和家塾的旧址。走进李氏祠堂，他又看到了族谱。族谱上名号四字一排，列了好多代人。其中的许多字，我父亲都不认识，只记得曾祖父至我这四代人的排名为“克肇显达”。素描家李克瑜女士为“克”字辈，虽然她比我父亲年轻，但父亲却要称她四姑婆。我父亲生于甲子年，因此名为“显甲”。对于这个名字，他自嘲道：“那是想让我显甲第，耀门庭。但我既未能显甲第，也未有耀门庭，还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21年。”我本是李家的“达”字辈，但父母为我取名李昕。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昕”字不通俗，常被误读为“听”。父母又将我的名字改为李欣。后来父母离婚，我随了母姓。

我的曾祖李凤九出身于中农或上中农，中举后，他先到山东济宁府做官，后被调至北京通州任直隶省通县知事。李凤九还做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地区的太守），因此我大伯李显京的乳名为“小兆子”。

在北京做官时，曾祖父把家安在太安侯胡同（今西四北七条）。明朝时，这胡同叫作宁安侯胡同，后来为避道光皇帝本名中的“宁”字而易名。老宅院子很深，前门在太安候胡同的东口，而后门已经是武安候胡同了。李宅大门旁挂了一块铜牌，上面刻着“蜀东李寓” ，门牌是太安候胡同3号（现为西四北七条5号）。大门口照例卧着一对石狮子，文革中狮头自然都被砸掉。1980年代中期，我和父亲再去看时，那狮身也消失了。我父亲年幼时，大门下还有根很厚实的方木门槛。黄包车出入时，门房必须抬起门槛才得以通过。老宅进门后是一条挺长的门道，道旁放着很厚的木头，人们可以坐在上面歇息。过了门道才是门房，那时李家有三个男佣人专门负责传达以及其他的杂事。

我父亲行末，他上面有大伯李显京，大姑妈李显华，二伯父李显同和二姑妈李显宜。他们兄弟姐妹都出生在北京的李宅。1924年阴历7月23日是曾祖父的生日，而我祖母将要生孩子。曾祖父说：“除非少奶奶生个儿子，否则我要去李家的坟地避寿。”幸好父亲出生于1924年阴历7月20日，出生第三天人称“喜三”，过生日的曾祖决定不去避寿，家里人都说：“小的留住了老的”。

父亲在老宅住到10岁，对那里记忆犹新。他说老宅分东西两个院子，每个院子都很大，孩子们可在院内骑脚踏车。大门与东院之间有道月亮门，然后才是花园，假山鱼池。那个鱼池很深，邻家小孩曾不小心跌下去险些溺死，后来那孩子的祖母还到池旁烧香祷告。

老宅的东院住着曾祖父母，两个老人分居于两栋小楼，楼下放了两口黑亮亮的阴沉木的棺材。每年漆棺材，祖母都会过敏生病。那时与曾祖父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妾夏氏。她本是曾祖在通县做官时收的丫鬟，后因曾祖母年高，无法再照顾曾祖父，就将她收了房。我父亲说夏氏很老实，虽然年轻，但按辈分，家人都称她“奶奶”。曾祖父母居住的两楼间还架有长廊，廊上镶着暗花玻璃，南楼屋檐上有砖雕。在北京建设高楼之前，我乘无轨电车经过西四时还能看到那楼上砖雕的仙鹤。

我祖父那一辈只有兄妹二人，他们的感情很好。姑祖母嫁给陈家后生育了五个孩子。陈家姑爷是读书人，常年在外谋生。据父亲回忆当时李家购买生活用品均有陈家一份，他还记得用大车送白面去。曾祖父母去世后，祖父坚持平分家产，姑祖母分得三处房产。这些房产帮助陈家偿还旧债，并使表叔伯们得以完成大学学业。大表伯在回忆中也对此非常感激。李家的孩子与陈家兄弟情同手足，我父亲经常回忆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李陈两家的密切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在我祖父不多的照片里就有与陈家兄弟的合影。

曾祖父母去世后，我祖父带全家迁往上海，夏氏不愿跟去，就留在北京，由我大表伯陈永龄照顾直至去世。大表伯一家非常忠厚，夏奶奶患病致瘫时，正值大表伯的幼子出生。为了照顾夏奶奶，大表伯母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保姆家。

祖父母和父亲他们住在西院。这里又分成前后两个院子。前面的那个回廊环绕，青砖铺地，回廊上挂了很多鸟笼。后院北房立着很粗的柱子，柱子上挂着泥塑描金的对联。虽然我父亲不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但知道都是曾祖父过整生日时收的寿礼，而贺寿人大多官拜都督，他记得其中有李烈钧和黄郛等。前后院各有一个客厅，前面客厅里挂了张善子（1882-1940，张大千的二哥），齐白石，谢无量（1884-1964，近代知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等人的字画。我二伯结婚时，谢无量还写了打油诗配画来祝贺。后院客厅里挂着孙中山以及民国议会开会的照片。我父亲说只有最尊贵或亲近的客人才会被请到后院的客厅。

旧宅里有两棵大树，洗衣的大瓷盆放在绕树的花坛台阶上。一个中午，院子很静，父亲淘气，打碎了一只洗衣盆。因担心挨骂，他就哭喊：“可震了我的心了。可震了我的心了”。那时候的父亲已经有点儿小小的狡猾。

过年时，父亲说堂屋里会挂上很多祖先的画像。由祖父带着，全家晚辈都向曾祖和祖先磕头，然后就“踩碎”。所谓“踩碎”是把芝麻花生等放在地下踩，发出噼啪之声。夏天专有人从郊区运冰进城，走街串巷兜售。买来的冰块放在一个木制的冰箱里，再放入西瓜等时令水果。

姑姑李显华（左），李显宜摄于北京西四李氏旧宅

除了老宅和其他一些房产，李家在西直门外还有一座坟园。据我大表伯回忆，每逢曾祖父母生日，阖家会去上坟磕头。那块地很大，四周都是荒地野林，遇到大风，风涛震响，小孩子吓得不敢出去。坟园中立有一块巨大的石碑，还有看坟人住的房子。看坟人除了工资，还可种地，日子小康。但1949年后，看坟人觉悟大大提高，站出来控诉李家的剥削压迫。后来北京师范大学修建校园，坟园随之成为公产。

我父亲的大哥李显京有艺术天分，在上中学时就结识了杨君丽（白杨）和董世雄（蓝马） （这两位后来成为知名演员），并和他们一起演戏。童年时的父亲饰演过《车夫之家》中的小儿子，白杨饰演他的姐姐，导演是戏剧家余上沅（1897-1970，近代知名戏剧教育和理论家，中国现代话剧奠基者之一）。

大概1933或1934年的中秋，李显京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一位陈姓女同志来到家中，紧急通知李显京的床下有两网篮共产党的宣传品。我祖母一听，赶快让佣人将其转移出去，然后亲自到官府保释大伯。当晚，祖母将大伯打扮成一个老人，然后与他手挽手走出家门，乘火车去天津。祖父是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大伯被捕的消息，他对大伯说：“我不反对你们革命，也不反对共产党，但你们要先念书。”于是大伯和大姑去了上海。大伯从天津到上海后，从左倾变为颓废，他沉迷于交女友，有时还抽大烟。到1942年，我大表伯在四川与他重逢，他已经完全成为官场之人，忙于应酬，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1935年，祖父为维持家计卖掉了祖宅。我父亲还记得卖房子时家里还有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极好的黑色瓷器。从那时起，李家再无恒产。

1950年代，我父亲曾去看过老宅，从门口看，里面旧貌依然。1984年，父亲来北京，斗胆走进门去，院中已面貌全非。那几栋老房子依然伫立，但门房门洞走廊都被辟为住房，院内全为自建物覆盖，大树和藤萝架更无踪影。据当时的住户说，这个院子最初是中共一高官的宅邸，后为中医院宿舍。其后数年，每去北京，我父亲必去看看老宅。

2004年，我随父亲探访旧宅。大宅门口依然是木门槛，可门口的电表却显示了16个名字，这意味着原来一家的宅院已成16户的大杂院！我父亲与住户聊天，最久的住户居然还记得原来的暗花玻璃走廊，月亮门，鱼池假山和紫藤树。后来我们获准，进入东院北楼一层的住家，室内天花板上的雕花依然清晰可见，只是房子都被分隔了。那些住户们以为我们是来索要旧宅的，得知早已出卖后，他们竟齐声说：“卖了好，卖了好，否则也会被拆迁，已经拆到前面的胡同了。”

第二节祖父和辛亥革命

家里人不大提起我的祖父李肇甫（字伯申），我模糊地知道我出生前他就去世了。在不多的老照片上，他总穿长衫，戴一副老式的圆眼镜。过了不惑之年后，我才突然得知他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位政治人物。他的名字与许多历史人物连在一起！这怎么可能？还不过三代，我对他竟然一无所知？

1.

祖父李肇甫，拍摄年代不祥

李肇甫于1887年出生在四川巴县。

据史料载，我的曾祖父“凤九督教严”，祖父“肇甫奉命维谨，自幼以孝闻”。他“初入私塾，渐长喜读经史，不屑规规于科举业。时西学东渐，国内译述日多，肇甫搜求研习，尤浸淫于法学书籍，以为改革政治始基，非倡明无以建新邦也。”（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十集，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出版，1972年2月，原载于《四川文献》40期，1964年12月1日，台北）1905年，祖父考取官费生进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科。同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据黄复生回忆：“孙先生归自欧美，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开大会于赤坂区灵南坂。吾川人与会者熊君锦帆克武，黄君文琴宠章，李君伯申肇甫（时名于通）。”

黄复生与祖父是同乡，“他原名黄树中，别号理君，人长得漂亮，有美少年之称。当时黄君是由四川官报印书局派往日本学习印刷制版技术，加入同盟会后，又经孙中山介绍到俄国去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学成归国后，在一次制造炸弹的试验中，黄君被炸得面目全非，一只眼睛被毁。伤愈后，遂改名为‘复生’。”（康岱沙，《家族与往事》P14） 1910年2月，黄复生，喻培伦，汪精卫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至于为何加入同盟会，李肇甫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但同时代的康宝恕（字心如，1890-1969）曾在回忆中提到：“1902年，心孚兄（1884–1917）到西安应乡试回来，谈起戊戌变法维新的经过，谈得眉飞色舞，对康梁无限的敬仰佩服。我弟兄三人取别号，孚兄号素徒，康长素之徒也。我号希任，希从梁任公也。之弟号望复，仰望谭复生也。”（康心如，《我与报》，1968年手稿）康家当时居于四川彭山，上海出版的报纸要一个多月后才能读到。地处偏僻的年轻人受变法影响如此之大，更不必说清末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李肇甫了。

在东京，李肇甫与四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董修武等创办了革命刊物《鹃声》杂志，还购买运送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

据同盟会史料，加入同盟会的李肇甫曾担任过执行部书记，四川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他还任职于同盟本部的书记科。1907年1月中旬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本部重要职员包括任评议部评议长的汪精卫，外务科的廖仲恺，议员秋瑾等27人。其中与我祖父相熟的有廖仲恺，熊克武，但懋辛和康宝忠。

但懋辛与我家为世交。1949年后，但懋辛的原配所出的子女只有两个女儿功涵功涛留在大陆。在北京的功涛阿姨是极为优秀的语文教师，我随母亲多次到访过她家。她们两姊妹移民美国后，我们也与她们有来往，功涵阿姨一直与我母亲通信直至她去世。

康家与李家为姻亲，康家的三子康心之的长子康国干娶了我大姑妈李显华。黄复生当年回川时，同盟会指派康家长子康宝忠（字心孚）接送通关。康宝忠接到命令后，遂约了亲戚田澄伯，利用当时田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作掩护，将黄安全地护送回到四川。黄复生从日本带回的化学药品和技术指导也由康保存。

廖仲恺与祖父为通家之好，廖家居北京时，廖夫人何香凝常来家中闲坐。我父亲三岁时患肺炎，正巧何香凝过来串门。看到父亲发高烧，她当即抱了他去德国人开的医院，父亲还记得看病的医生名叫科里。从那以后，何香凝就成为我父亲的干娘。

民国时代的一些名人政要如田桐、胡汉民、但焘也曾在书记科与李肇甫科同事过。这几个人年长于我祖父，后来的道路也各不相同。辛亥革命后，但焘出任过唐绍仪的国务院秘书，1914年袁世凯推行帝制，他立即辞职，蛰居上海。其后也曾参政，但未任过要职。完全退出政界后，但焘潜心文史得以善终。田桐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而与之决裂，其后再未担任过官职，以办报著述为生。辛亥革命后，胡汉民任职最高，活跃政坛直至1936年。

听我堂哥说，当年同盟会密谋刺杀宗社党头目、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良弼时，原打算派我祖父去，但有人说李肇甫还没有后代，于是彭家珍站出来说：“我妻子已怀孕。”1912年1月26日，彭向良弼投掷炸弹，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成重伤，三日后不治身亡。他临死前曾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辛亥革命前后，在蜀军政府中，李肇甫与蜀军总司令熊克武，副督军夏之时都很熟。我父亲称夏之时的大女儿夏国璋为八姐。我父亲会唱贺绿汀的《秋水伊人》，夏之时的侄女夏国彬等特别喜欢听我父亲唱。1934年，夏之时的妻子董竹君在上海与丈夫离婚，找到我祖父做她的离婚律师。祖父先劝她不要离婚，在董坚持下，他才答应接案子。此事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中有更详细的记述。那本书后来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出现过我祖父的镜头，可惜扮演者无论扮相还是举止与我祖父毫无共同之处。

据我祖母回忆，祖父从日本回国成亲。进洞房后，他摘下辫子，她才看清：“他是那么一个非常白净的书生，原来还戴着假辫子。”此时我祖母也猜到新姑爷是个革命党人。成亲之后，祖父对曾祖父说： “我把头发还给你。”他的意思是“我把我的身子还给父母了，我去革命了”。很多年之后，祖父又对我父亲说：“我们当时也是革命的，头别在裤腰带上去干，革命总要死人的。比如去山东济宁府，给黄花岗运军火等。共产党来，对我如何，我也不知道。既然我那时候要革命不怕死，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当年的祖父是一个多么坚决的革命党人啊。

祖母江伯鸾（字为佩）在北京西四李氏旧宅

2.

1910年，李肇甫自日本留学后归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同事前往济宁府。在我曾祖李凤九曾经为官的衙门里，他以手枪威逼官员向革命党投降。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肇甫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长（另一说法是他曾任总统府秘书）。

对于那段历史，吴玉章曾做如下回忆：“1911年12月2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一，P120）

据我堂哥李达尊说，李肇甫与吴关系密切。在日本时，他找我祖父借过嫖资。（嫖妓当年乃常规，并非丑闻。陈独秀于此有名，不失为时代领袖。）回国后，他可直入我祖母江伯鸾的卧室，揭开床帐高呼“李江伯鸾”。他们在事业上也有交集，祖父担任参议员后，辞去的总务组长由吴接任。吴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并在中共执政后任职。若干年之后，吴书写历史时，凡涉及我祖父之处，他均以颇为贬损的语言清晰而轻易地切割了昔日同窗好友。

辛亥革命的成功源于一颗意外起爆的炸弹，而侥幸取得成功后的革命党，在实力上根本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抗衡。那时的北京依然是清朝的首都，而袁是清朝的总理并掌握了全中国最精良的军队，北方诸省依然听命于满清朝廷。革命胜利后，一些追随革命党独立的省份还在与清政府暗通款曲。1911年11月，武汉三镇之二落入北洋军之手，南北双方于12月议和。英，美，德，俄，日，法六国介入，谈判结果是由袁劝清帝逊位来换取南方支持袁作总统。在考虑新的共和国可能因内战或外国势力侵入而被毁灭，社会秩序有赖于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为了让袁世凯远离其北方的根据地，孙中山坚持要定都于南京，并同时要求袁世凯南来就职。但袁选择驻留北京。期间，京津，保定等地相继发生骚乱暴动，虽然有人怀疑那些乱象都是袁鼓动的，但似乎也显示袁必须坐镇北京。

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组织大会通过总章，制定政纲，举孙中山为总理，黎元洪，黄兴为协理，汪兆明，胡汉民，宋教仁，刘揆一，张继，平刚，田桐，居正，马和（君武），李肇甫为干事，汪兼总务部主任宋兼政事部主任。（原载：中华民国要事日志（1912年3月3日）第四排左一为李肇甫）

1912年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审议孙中山的辞职咨文，鉴于袁不愿南来，谷钟秀、李肇甫等议员建议临时以记名投票方式重新表决临时政府地点。表决的结果是，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这次投票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本应成为定案，但孙中山、黄兴闻讯后却大为恼怒。孙中山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会员黄复生、李肇甫（伯申）、邓家彦等人加以劝解。李肇甫因提出并主持投票而被孙中山黄兴痛骂，但是他坚持要遵循法律程序。在争执中，黄兴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张耀杰，《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

吴玉章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过程：“15日晨，秘书处把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12时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一，P120）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2月15日，在孙中山的敦促之下，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换取袁正式电告临时政府并公开主张：“共和国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P150）。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国民政府制订约法，参议院于2月9日曾召开第二次临时约法起草会议。据《参议院议事录》记录，参议院决定将临时约法案先交审议会审议，李肇甫时任审议会主席。审议结果决定将原案内的总统制增改为责任内阁制。（张国福，《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此为李肇甫纪念佘俊英、黄方的题字。佘俊英、黄方纪念碑为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碑文刻字不是李肇甫的字。

在《一个宪政国家的毁灭之路》一文中，张耀杰也提到：“1912年2月9日，共有30人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缺席、请假7人，原定的六项议事日程中并没有审议临时约法草案一项。上午临近散会时，会议主席突然宣告议事已终，应即散会，下午二时至五时续开临时约法草案审议会。下午续开审议会时，出席议员仅21人，由同盟会籍审议长李肇甫主席，宣布续议临时约法草案。经过一番讨论，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李肇甫宣告下次继续审议，四时宣告散会。”

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新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后人评论此法是因人立法，批评革命党为了钳制袁世凯，从总统制改变内阁制的草率，但一般史家评论该法彻底否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肯定了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自由的原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迈向宪政的一大步。

虽然南京临时参议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会期也只有72天（严泉，《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如何开会的？》）但对于如何开会却有详细规定。参议院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立法审议，也就是议员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法律草案进行正式审查和辩论。对重大议案的立法讨论程序为三读会形式。第一读会在议长将议案通知议员之后的第三天举行。在此读会上，提议人或委托代表应说明议案要旨并答疑。凡是政府提出的议案，在经过第一读会后，必须交付参议院审查会审查。等到审议会提出审议报告后，再召开全院会议。审议会包括财政，法律，外交和请愿四个委员会，而李肇甫担任的审议长就是全院审议会的主席。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之后，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推选候选人，同盟会开始改组为国民党。 在《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一文中，傅国涌提到：“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史料载，1912年8月5日至11日，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分别派出代表共同磋商合并事宜，各方推举的代表中，中国同盟会代表为：宋教仁，仇亮，刘彦，汤漪，张耀曾，李肇甫。

据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记述：“这一重新被命名国民党的政党组织，是由宋教仁主导党务。宋年仅30岁，展现出政治组织的天赋，他鼓吹限制总统权力，适切保障议会及其代表的权力。（P151）”

祖父祖母，此照片为我大伯摄影，背面写着：“姑父母惠存，F45秒，100支光，显京谨摄”

在1912年的政治舞台上，李肇甫是“春秋鼎盛，已誉重一时。”（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十集，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出版，1972年2月，原载于《四川文献》40期，1964年12月1日，台北）。有关这段时期的祖父，我能找到的细节只有张振武庭审案。

1912年8月16日，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以“贪污罪”被杀害。被害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该案。议员大多认为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袁世凯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院认为此案关系国本，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于是参议员联名质询政府，要求大总统与副总统予以答复，有些参议员甚至提出弹劾副总统，国务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

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要黎元洪承担责任。黎不得不命令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参议院答复。8月23日上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只答复质询案所提的七方面问题。实际上，他以张振武为军人为由，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段欲以军法为借口，绕过国法，他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导致参议员追问迭至。

“担任参议员的李肇甫面对面地追问段祺瑞：“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甫：“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甫：“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13日曾经开会讨论，14日亦开会讨论。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甫：“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余衔玉，高冬梅，《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从此看出，当时的军阀会到庭作证，并在法庭上讲理。

“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未意识到张振武一案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这是制度问题，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住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但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孙文没有发表过任何谴责此案的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没有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袁伟时，《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进程再次推迟，走向共和，咫尺天涯。

1913年，李肇甫开始担任众议院议员。据杜元载：李肇甫“先后在临时参议院及众议院中，凡有主张，均卓然自见，倾动朝野。又以隶籍国民党，遂为袁世凯所深忌讳。”。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同年 7月，二次革命爆发。熊克武的蜀军改为革命第五师，祖父担任该军的师政委，当时刘伯承是祖父的下级团长。

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克武被迫解散军队，逃往日本，“（袁）世凯拘捕国民党籍议员，肇甫亦与其列；时凤九正官通县，与世凯有旧，往避得免。”（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十集）。其中“凤九”即是我曾祖父李凤九。因他在北京通县做官，与袁世凯有故交，因此我祖父未迫走异地。1914年，临时约法为袁世凯修法所取代。袁颁发禁令钳制言论自由，孙文被迫远走日本，并在那里成立中华革命党。

1915年4月，张培爵密谋讨伐袁世凯，严词拒绝袁世凯的利诱后，被杀害于天津。当局不许人收尸。老同盟会员张培爵曾与祖父同组“乙辛学社”，后来他与学社成员发动了辛亥革命中的重庆起义。祖父和张的私人交往已不可查，但据父辈回忆，当时祖父在北京，听说此事后即向曾祖借了五百大洋去为张培爵收尸。袁世凯悬赏一千大洋抓捕李肇甫，但他逃脱了。这是二次革命之后，李肇甫再次逃脱袁的抓捕。

据史料载， “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孙中山同意恢复“国民党”的这个党名，以后改组始终沿用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任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傅国涌，《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1912年-1928年，中国处于北洋政府时期，经历了袁世凯和张勋解散国会。李肇甫于1916和1922年恢复国会时期再任众议员。“五年（指1916年）国会复会，肇甫声采哗哗得如故。”（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十集）

祖父任众议院议员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议会里分主战主和两派。马君武议员主和，而祖父是主战派。1917年初，国会辩论。马君武辩不过，他就一边辩论，一边拿手仗打我祖父。祖父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祖父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那时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祖父回家后，祖母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青紫一片，方知是被马君武打的。

1912年以后，我注意到祖父与孙中山的关系似乎仅限于1929年孙中山移灵。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曾停灵北京西山，再于1929年移灵南京。移灵仪式中，有64个人抬棺和持绋。持绋人中有李肇甫，吴玉章，谢无量，赵铁桥等。我父亲对此还有印象，他说祖父戴着大礼帽，穿燕尾服，孙的棺材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包着，有两条很长的黑缎子。

1923年，为抗议曹锟贿选，李肇甫愤然辞去国会议员。辞去时，他还不到50岁。此后两年，他辗转上海，香港，北京，武汉。1925年，段祺瑞摄政，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段就此事于元月一日分别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同日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另电李肇甫（伯申）。由此可见，退出政坛后的李肇甫依然被当作“有勋劳于国家资格的”的人。

据我祖母回忆，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曾请祖父去北海公园吃饭，席间请祖父出来做官，但他以“丁忧”（丧父）婉拒。祖父是国民党的左派，曾明确说自己与蒋介石不是一派。后来有人将他标签为国民党“政学系”，他亦否认。

自1905年投身革命至1923年辞官，李肇甫已从一个热血的革命青年变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他曾是反对清朝的密谋者，造反者，在革命中和革命后，他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法律官员。他参与组织的政党后来在全国选举中获胜。杜元载主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十集中曾这样评价李肇甫：“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政当局多肇甫旧友，乘时宦达，易如反掌。顾每约出任公职，辄以体弱不胜繁剧辞。”为何他拒不为官？斯人早已逝去，其心态无人可知，我猜他不仅经历了民国初期的宪政困境，更看到了政治的黑暗，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在民主宪政中的倒退。在辛亥革命胜利十年之后，他的宪政理想破灭了。

第三节 上海离乱

全家坐定等候祖父回来吃晚饭。祖父进了家门，边放公文包边对祖母说：“今天有案子了。”我祖母问：“跟哪个打呀？”他答：“跟蒋委员长。”原来祖父和他的律师楼接手了“七君子”案。

1929年4月17日，在《求不得斋日记》里，张耀曾记录了李肇甫到上海与之合组律师事务所。“李伯申由汉口来，谈武汉事。”（《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P 268，法律出版社，杨琥编）。1929年4月28日，张又提到：“沈衡山（即沈钧儒），李伯申来，伯申决加入律师营业。”（《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P 269）

在律师事务所筹备和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祖父都没有什么收入。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将北京的住房部分出租，又去香港与赵铁桥一起搞实业。

四川人赵铁桥早年参加同盟，曾积极参与熊克武，黄复生等人策划的反清起义。他与我祖父不仅是好友，而且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持相同的立场。但赵铁桥颇能与时俱进， 他不但与老同盟会员保持良好关系，也与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中的新贵特别是蒋介石戴笠等关系良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赵出任建设部长，后来又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监。

上海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建。在洋务运动中，它与江南制造总局齐名。1900年时，除了在全国通航，拥有仓库码头，二十多条轮船之外，上海轮船招商局还拥有大量房地产，据说每年净利可达三十万两白银。进入民国后，该企业仍由前清官员及子弟掌管。1916年盛宣怀去世，1924年大股东，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当选为董事长。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北伐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清查晚清官僚财产”，并迫使轮船招商局改制。改制后的招商局，由政府委任的总监负责经营和人事行政，而董事长则有名无实。张耀曾提到，李国杰“装束匪气，态度矜持令人生厌。（《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P 246）

国民党委派的总监赵铁桥上任后，与李国杰摩擦不断。李欲除赵，遂找到民国知名的杀手王亚樵。王曾在庐山企图暗杀蒋介石，又在上海暗杀过宋子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曾被他炸断腿。1935年，也是王亚樵重伤了汪精卫，九年后汪在日本名古屋旧伤复发不治而亡。

赵铁桥本人与王亚樵并无冤仇，但王所敬重的国民党改组派首领王乐平被戴笠暗杀，赵铁桥曾任王乐平的秘书，而且是赵将王乐平的行踪提供给戴笠，因此王亚樵要为他的朋友报仇。据说王亚樵答应帮忙后，李国杰立刻拿八千元作为酬劳。对此，王亚樵还说:“你李候爷怎只肯拿出这点茶水钱。”李又说事成之后，将报以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江安号海轮，这个代价高得连王亚樵都感到吃惊。

1930年7月24日清晨，在外滩福州路口上海轮船招商局楼側，赵铁桥被王亚樵部署的枪手乱枪击中，送医不治身亡。就在赵被暗杀之前，我祖父正准备与他一起购买一条船。与赵铁桥合作不成，祖父遂卖掉祖宅，全家从北京迁往上海。

1935年，到达上海不久，我父亲就患伤寒症，其症状险恶几近丧命。当时还无治疗伤寒的有效药，只能靠注射盐水维持。诊所里的护士是日本人，当护士按住他的腿打针时，11岁的父亲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见抗日多么深入人心。

尽管笼罩着日军侵略的阴影，但上海依然繁荣。在南京西路，我表姐夫曹洪列的父亲曹节开了一间名为红霞的裁缝铺。据洪列哥回忆，他父亲从浦东乡下到上海学裁缝，在红祥裁缝铺满师后，自己开店专做时装女装。不到十年，“红霞”已成为南京路上的名店。早年，一般人家多在过年时才添置新衣，沪上的裁缝多是提着包袱走家串户，即便有铺子也最多忙一个冬季，但红霞店四季都忙。店里雇用了几百人，毛料来自英国，紫貂皮货来自东北。从欧美的电影画报上，曹节获取设计灵感。他与当时的电影明星关系良好，很多衣服先由明星穿出去。除了传统的广告手法，他出版了《红霞歌曲集》，在当地电台演唱，又专门邀请电影剧组来拍摄时装店的图片。洪列哥哥还谈起过舞厅的“电光”地板，霞飞路上的霓虹灯……

祖父的联合律师事务所就设在静安寺路兴和坊1912号，距离曹节的红霞服装店不远。事务所的合伙人有张耀曾，沈钧儒，陈元嵩，赵韵。其中，张耀曾留日，回国后担任过司法总长，法权讨论会委员长等职。但阵容强大的律师事务所并不能保证运营成功。虽然我祖父在日本读法律，担任议员期间，他的口才也是相当了得，但他不会讲上海话，因此很难接到案子。据我父亲回忆，在上海时，家里经济状态一直不好，祖父虽穿得很整洁，但一顶呢帽子戴了几十年。一天他坐黄包车，呢帽被抢走才去买了新帽子。孩子们跟着他外出，碰到站街妓女，祖父就用四川话说：“你不就是要钱嘛？”掏出五块钱就匆匆忙忙离去，孩子们都在背后笑。

尽管生意不好，祖父依然选择性地接案子。比如离婚官司，他总是先劝和。一次，上海滩的一个黑帮流氓来找祖父打官司，许愿事成之后赠送一栋花园洋房，但他说我不接流氓黑帮的案子，祖母对此颇有怨言。在那个合伙的律师楼里，我祖父并非唯一的秉承良心办案的律师，据沈钧儒的后代回忆，他的爷爷“在那时就有了律师证，按当时的名望，他本来可以有很高的收入。但他接穷人和革命者的案子一律免费，有时还倒贴钱给他们，家里反而更拮据了。债主不断登门，有时连水费也交不起。”

远离了政治舞台之后，李肇甫的政治观点逐渐向左倾。1932年，他与黄炎培，张耀曾等组织了新中国建设学会，并出版《复兴》月刊。他与何香凝，宋庆龄，黄炎培等来往也逐渐密切。张耀曾在日记也提到新中国建设学会，并多次提到与李肇甫谈时局。张元济（1867~1959）在日记里也提到七七事变前后，他与李肇甫，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常有聚餐，讨论国事：“1937年9月3日的聚会为李肇甫做东，共十三人。”

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当选执行委员，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了孫中山的纪念活動，擔任主席團成員的史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救國會多次要求抗日、同情中共的舉動惹惱了當時急於清共的國民政府，也得罪了上海的日軍。當時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即命令領事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祕書長俞鴻鈞，要求逮捕救國會成員。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7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宣布他们的“罪行”是：“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民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

大概1936年底的一天，我们全家坐定等候祖父回来吃晚饭。祖父进了家门，边放公文包边对祖母说：“今天有案子了。”我祖母问：“跟哪个打呀？”他答：“跟蒋委员长。”原来祖父和他的律师楼接手了“七君子”案。

1937年4月3日，当时的政府向“七君子”提出起诉，并定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据张耀曾日记回忆，1937年4月5日，他于“午前至事务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沈钧儒）。”当日，李肇甫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沈钧儒在4月9日至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联奎二律师，皆本来极熟之友”。“当时沈钧儒有四位辩护律师，虽然张耀曾排名最前，但在实际辩护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陈夏红：《百年法律人剪影》——“沈钧儒私人记录的七君子事件）。当时张耀曾因病而无法更多参与，但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等候李肇甫赴苏州归来询问，商议沈案。

在开庭审讯中，沈钧儒等和他们的律师与代表政府的一方展开庭上辩论。审讯不久，“七七”事变爆发，7月31日“七君子”获得保释。保释之后不到半月，“八一三”中日淞沪战争开始。据我父亲讲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次官与我祖父是大学同学，祖父必须离开上海。张耀曾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伯申，厚生同车往伯申宅再谈。因接岳军(张群) 促伯申回川电，伯申不日启行故也…伯申此去要当注重大局，而打破地方自全之见也（《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P479）。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张还提到“闻伯申家眷觅房未得，余谓月村二楼尚空，如愿借住，可往试看。” 我祖父于1938年2月23日乘轮船经香港回四川（《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P481）。数月后，祖母带着孩子们也借道香港回四川。

第四节陪都岁月

次日，我父亲听到祖父问司机：“她到灌县去看我儿子，花了多少汽油。那么我三个礼拜不坐汽车。”

自民初起，四川既有两军政府对峙，混战不断。由于当地军阀势力很强，国民党退守四川之初，国民党中央势微，蒋介石不得不亲任四川省主席。1940年，随着势力逐渐增大，蒋辞去省主席。但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地方势力仍不放心，蒋介石委派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兼任省主席。张群说：“如果要我做省主席，一定要李伯申当秘书长，否则摆不平。” 因祖父不愿从政，蒋介石为此发过三封电报，最后一封电报称：“你是党国元老，同盟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现在是全民共同抗战，你不出来不合适。”李肇甫才同意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但他又声明道：“只要抗战结束，我就辞职。”

在担任省秘书长期间，每遇棘手事，张群就让祖父出面解决。1944年10月底成都学潮，市长余中英派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镇压，打伤学生三十多名，抓捕四十多人。11月11日，成都爆发了学生万人抗议政府暴行的大游行。张群不敢与学生见面，派祖父前往。据说他的车子经过时，学生说：“李老太爷的车子来了，不要挡他。”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追悼会也是由李肇甫代表张群参加。据说徐中齐密令特务混入会场收集黑名单，并在追悼会上打伤张澜。徐因此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李肇甫就此事质问徐中齐，徐则以“中央指示”搪塞并要求祖父设法“搁平”。李肇甫在任上曾保释康岱沙（康心之之女，我大姑父的姐姐）。康出狱后就前往延安。1949年后，她任职外交部，派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祖父还应杨叔明和罗宇涵请求，亲自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保释罗广斌。1980年，北京十一学校的张姓体育老师辗转找到我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其时我父亲恰好来北京落实政策。张老师对我父亲说：“你的父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曾救过我父亲。”但我父亲未曾过问细节。

回四川后，李肇甫还被选为省临时议会议长。当时的议会有左，中，右。开会时，某些国民党右派经常挑衅欺压民盟代表，作为议长的李肇甫同情左派，经常出面保护民盟代表。当时的“四川省既为抗战根据地，所负兵额粮食重于各省，”李肇甫大力协调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间的关系。1940年2月，他又与绅粮代表严昌龄等人联名致电当时的最高部门，对四川和省府当年预算高达1亿元以上提出抗议。要求政府“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第四章艰难岁月）当时的官员大多兼职兼薪，但李肇甫拒绝兼职公司，义务兼任了四川省航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前左祖母，怀抱堂哥李达尊，前右祖父。后立者右起：三表叔陈昌龄，四表叔陈燊龄，二伯父李显同，二表叔陈延龄。这张照片是1943年夏在成都拍摄的。当时四表叔考取了国军空军飞行员，从西安途径成都到昆明受训。我父亲入读濮阳场空军幼年学校，大表伯陈永龄远赴新疆教书，因此缺席。该照片拍摄一年后，大表伯陈永龄被盛世才关入监狱，直到盛世才调离，他才获释。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生活俭朴，但非常注意个人卫生，指甲剪的很干净。每天清晨，他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拿起梳子，头朝地开始梳。梳好了，将报纸的头皮屑倒入字纸篓，收拾干净才开始吃早饭。他的早饭一般是牛奶蛋花汤，吃过饭后就坐下来读报，多年如此。祖父的自制力很强，年轻时抽烟喝酒，但30多岁时，突然全都戒除。祖母曾谈起当时官员交际常去打茶围，其间有妓女出场。当妓女靠近时，祖父就用报纸挡脸道：“我吃醉了。”

据我大表伯回忆：“舅父（即我祖父）一生正直不会作官，在四川有“竹林七贤”之名，舅父是一贤。他一生始终在外任事，不太管家事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完全由舅母包办。但舅母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则不太关心，孩子正当成长之时，舅母忙于应酬。据我记忆，在二三十年代，舅母交游颇广，大都是阔人家的老太太，家中经常有人来打牌吃饭， 或者出外应酬。” 我听父亲说，祖母和张勋也打过牌。

听我父亲说，全家都把祖父看作圣人。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许他们跳舞，但祖母溺爱孩子，每次出去跳舞都是祖母把跳舞的衣服偷偷拿出去，让孩子们在外面换。2010年，我92岁的姑父曾回忆：“我老丈人最清白。穿布鞋，蓝布大褂。一个普通办事员来找他办事，他都要亲自送下坡，再九十度鞠躬。我和你姑姑结婚用了他半天的汽车，第二天他就坐黄包车上班。有一次他发现听差写私信使用公家信签，就让他还回去。”

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小儿子，他还记得小时候，祖父抱着他坐在走廊的摇椅上，一边摇一边哼唱着日本歌谣。有时祖父还会拉长记帐的折子舞龙给他看。父亲年轻时会写些歪诗，祖父也会读小儿子做的半文半白的情诗。抗战期间，我父亲去位于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读书，祖母坐祖父的车去看望，并把我父亲带回家。次日，我父亲听到祖父问司机：“她到灌县去看我儿子，花了多少汽油。那么我三个礼拜不坐汽车。”那时人们称“一滴汽油，一滴血。”四川人相当敬重道德文章皆佳的李肇甫，至今八九十岁的人提起他还很敬佩。

抗战结束，张群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应时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要求，我祖父留在省府工作三个月。1948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李肇甫被选为立法委员。据我父亲回忆，那次立法委员并非通过选举，而是被“圈选”。就职立法委员后，祖父居于南京黄泥巷。同年8月，又由蒋介石提名，李肇甫成为司法院大法官。据父亲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司法院内设有大法官委员会，大概有十二名大法官。大法官的地位和美国类似，职责包括监督总统就职宣誓，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又因不直接审案而相对超脱于党派之争。当时李家的长子长媳长女已病逝，留下一对遗孤。二姑妈远嫁厦门，二伯显同从军，父亲上大学，家中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祖父。有一回，祖父对我父亲说：“我现在要上庙了。”我父亲问：“去干什么？”他回答：“去当大法官。” 在南京时，陈立夫曾请祖父吃饭，用意是了解他是否有意竞选立法院院长，其实祖父连立法委员都不愿意当。

第五节 祖父之死

我父亲看到祖父躺在那里，眼睛未闭。父亲用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地合上。出门雇了一顶滑杆儿，将祖父的遗体抬回家去。

1949年2月，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李肇甫打算从南京回四川。他想叶落归根，请托卢作孚后才坐上夔门号轮返川。回川后，祖父为了生计，先后担任了康心之主办的《国民公报》社长，唐式遵开办的南林学院的院长，并在辅成法学院教书。祖父对南林学院非常尽心，他曾给堂姐看过一副画，画中的南林学院是一株小树苗，他在提壶浇水。

四川即将易手之前，蒋介石来到四川，任命李肇甫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非常委员”，但被李肇甫拒绝。蒋介石曾要他去台湾，赠给他四张机票，如此他可以带祖母孙儿孙女同往。但他决定留在四川。当时我二姑父何仁在厦门海关任职，海关人员都可以跟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因为祖父不去台湾，二姑父退掉入台证，于1949年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重庆。因李肇甫拒绝做反共广播，国民党的CC派系开始跟踪监视，甚至打算暗杀他。他不得不避入南林学院。据祖母和二姑妈说祖父不去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与蒋介石不和，更重要的他自认清白正直，四川人民了解他，新政权不会加害于他。李肇甫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等，我猜祖父大概以为1949年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与他经历过的若干次不会有大不同吧。

自1938年回四川后，李家一直无力购买房产。他们借住或租住过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胡子昂，向传义（位于成都吉祥街），张群，余际堂（重庆神仙洞后街三号）等人的房子。

重庆易手时，我祖父正借住唐式遵的房子。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我父亲称为吕五伯。吕五伯的哥哥是吕超，曾为国民党政府的参军长，1949年他策动西南将领起义，促成成都和平解放。吕五伯的女儿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嫁给西康的天保头人，一直做统战工作。来人对李肇甫说刘伯承想与他见面。祖父回答：“刘伯承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当然我不是蒋介石那派的国民党，但毕竟是国民党。共产党一来就见我，对你的声誉也不太好吧。还是不见的好。”来人又劝了一阵子，但祖父依然婉拒。后来刘伯承带信请李肇甫去革命大学学习。李肇甫说：“我不去革大，我没别的愿望，我也不从政。抗日时，我从政。抗日胜利之后，我就不从政，我还是当我的大学教授或律师，或办报。”祖父还说：“哪个革命党一开始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就有变化。再看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看看它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那样的。”如今看来祖父真是太天真了。

祖父极少参加政治活动。一次，他以乡绅身份应邀出席会议，会后他对我父亲说：“今天我说错了一句话，我说‘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孙中山的政策原本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后被当局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次日报纸刊出祖父的发言，也被改为“联共”。

当时的重庆，胡子昂任副市长，曹荻秋任书记，陈锡联任市长。胡子昂与我家是亲戚，我祖父当秘书长时，曾邀请他去做建设厅长。但胡做了官后，脸也开始变了。后来祖父被捕，有人猜测他在其中起了作用。唐式遵与共产党作战身亡后，我父亲回家看到两个解放军站在门口。名义上是没收唐式遵的财产，但也抄了祖父的家。他们抄走两本通讯录，旧账本，还有一封有关 “非常委员”任命的信。此时当局已不再容忍李肇甫的不合作。

借住的房子被没收，李家不得不迁至俞际堂家。余家还住了戴太太一家，戴军长在孟良崮战役中阵亡。在余家没住多久，熊克武，余际堂，但懋心，邓锡候，刘文辉等凑钱买下金刚塔德园一号的房子，让李家搬去住。我表姐回忆李家住楼上四间，楼下住余家的亲戚。

1951年3月12日半夜，重庆全市戒严。13日清晨，我祖父李肇甫从德园一号被带走。14日，我父亲从报纸看到了祖父。在那张照片上，祖父穿着长袍，夹着一个小行李卷。后来该照片还在镇压反革命展览中展出。当时的政策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区长的都是反革命，何况祖父做过立法委员？
据过来人回忆，“三一三”大逮捕当天，重庆全城气氛非常恐怖，很多人被捕。著名学者吴宓正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在当天日记中，他写道：“阴，甚寒。近三日重庆城郊大捕反革命特务分子，据报载共捕二千余人。闻合川、隆昌等邑亦各捕千余人，捕去皆予枪毙。今日此间校内外亦戒严，警察断桥路，至废早餐。……下午寝息。林来，见绾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云云。后闻李伯申，黄墨涵，黄仁中等，此次皆被捕。成诗一首。”据吴宓日记，当时是“捕系累囚缇骑纷，大都盈万邑千人。但从顺逆别生死，焉识贤愚等秕尘。情性反常魔胜道，冤仇重报果成因。网开三面先儒梦，除恶务尽是今仁。–除恶务尽一作诛除异党。“（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一版87页）

因关押的人太多，重庆监狱已满，一些“犯人”就被送往名为“真缘堂”的天主教堂。他们都被关押在临时搭起的席棚中，被关押的人中还有二表叔陈延龄。二表叔获释后说在真缘堂时，被关押的人都是蹲着吃饭，而且不许说话。吃饭时，他看到了我的祖父，他悄悄地蹲着挪到祖父身旁。我祖父轻声问他为何被捕，他回答涉嫌倒卖鸦片。祖父说：“你的案子没事，他们会放你。如果你出去就替我去找刘伯承。”我二表叔获释后，得知刘伯承已去南京。

自3月被关押，父亲曾几次设法去见我祖父，但都被拒绝。祖母也去找过熊克武，但熊当时在北京。黄花岗烈士喻培伦家与李家是世交，据喻的侄子喻锺珏回忆，我祖母担心已参加工作的姑姑和我父亲被牵连，就差遣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为我祖父送去换洗衣服。见到喻锺珏，我祖父用手摸着他的头说：“没想到华为（喻培伦弟弟喻培棣的字）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1951年7月的一天，当局的一位专案员来到我家。他让我父亲介绍祖父的情况，并要父亲和祖父划清界限。我父亲说：“我没什么可划清界限。我了解我父亲。他参加了同盟会和二次革命。后来汪蒋都让他出来做官，他拒绝了。他做律师，还给七君子辩护。抗战时，为了民族利益才勉强出来维持，还营救过共产党人。”此人还问起“非常委员”一事，我父亲也如实说了。又过几天，那位专案员又来了，他跟我父亲说：“你爸爸病了，痔疮，流血很厉害。”并让父亲送药去。父亲送药去，却未见到祖父。

1951年7月20日，我参加文工团的父母都在演出，我母亲正在台上独唱。我姑母来到后台告知祖父去世了，让家人去收尸。次日父亲来到真缘堂，穿过席棚，走进办公室。办事人问了姓名，然后拿出“心肌梗死”的法医证明。

“据同狱逃出者云：肇甫被捕入狱时，已病感不支，每日食量甚少，而共党反责以扫地等苦役，肇甫遂绝食。或有秘劝其进食者，则曰：吾固求死而不得也。逝世之晨，禁锢狱中者均起，点名独不见肇甫；共党方斥骂，视之则早已气绝。“（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十集）
真缘堂的办事人让父亲在法医证明上签字，我父亲问尸体在何处？他领着我父亲走进一间小屋。我父亲看到祖父躺在那里，眼睛未闭。父亲用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地合上。父亲说，如果让他睁着眼睛回去，祖母看了会更难过。

他出门雇了一顶滑杆儿，将祖父的遗体抬回家。回家后，祖母一见祖父的尸首就嚎啕大哭，边哭边诉：“他清白了一生，就这么没有了。”二姑父出去买了一口棺材，第三天，家人在江北找了一处公墓。祖父的墓碑上只写“李伯申之墓”。后来整个公墓被夷为平地，祖父的墓地已无处可寻。

祖父死后，我二姑曾去北京。她见到沈钧儒，沈听说我祖父去世，顿足大哭：“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到北京就一点事都没有啦。”姻亲康心之迁往北京时对祖父说：“我有稀饭，也有你一碗。” 但李肇甫仍决定留在四川。我父亲说祖父无法北上是因为财政困难， 我表姐说如果财政困难，康心之和熊克武总会伸援手，大概祖父实在不愿意拖累别人，也许是不愿离政权中心太近吧。

1953年6月初，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家通知说我祖父不是反革命，当时我父亲在家，来人还问我父亲，你家有什么财产，比如土地可以全部发还。父亲答：“我父亲一生清白，我家既没有动产，也没有不动产。现在你们可以还我父亲清白了，但最要紧的是我母亲很想不通，你们应该向我母亲解释清楚。”

直到2009年，当回忆起1951年祖父被捕时，我的堂表亲们还记得当时笼罩重庆全城的肃杀与恐怖。提到祖父去世那天，我的母亲还在台上歌唱，他们还对我的外祖父顺应新政权颇为不屑。然而，不屑也罢，顺生也罢，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我祖父生前未留下只言片语，所幸张耀曾与我祖父关系密切。在1927年至1938年的日记里，张提到我祖父处多达二十余次。他们常在一起谈时局，吃饭，办案子，开会。我注意到，1938年之后，因时局紧张，他们多次请对方到家中用膳。在1932年11月9日的日记里，张提到：“伯申定明日赴粤。”但是祖父去广东做什么呢？

2005年初，我在印度阿旃陀石窟（200BC–450AD）内观赏壁画。因当地气候潮湿，那些壁画残缺破损。2007年夏，我又去希腊克里特岛观赏克诺索斯时代（公元前2700-1450）的壁画，那些壁画原来也是残破的，但出土之后却被荷籍英人皮特•琼（1887-1967）修补重构。我记录的家世犹如阿旃陀石窟壁画那样，凡是记忆之外全部留白，绝不修补重构，后人读它，可自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