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凝视着潮汐》前言与后记

许倬云先生为拙作所作的序言：

经过臧小林女士的介绍，我能够读到杜欣欣女士的大作《星辰凝视着潮汐》。在这一本书里，作者陈述了三代甚至是四代，她的家族和外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整个看来几乎是一本民间的中国现代历史，贯穿一百二十几年的变化。

我自己读来分外感觉到亲切，因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就是她的祖父和外祖父，等于我的父亲和我这代，经历过民国建立，成立之后的纷争，到抗日战争，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又一次的混乱。她书中所述感觉，与自己曾经有过的见闻，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她谈到重庆的生活，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在读到那些章节时，我的所知所见历历在目。

但书的后半部是在中国分裂成两部分的时代，我跟父母到了台湾，而杜女士的大部分生活记载还在大陆，我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的在大陆的朋友亲戚以及老同学，他们叙述的一切也是和杜女士书中所述也是几乎完全一致。她的家庭所受的一切灾难，我听来就等于我家的表哥，堂弟，什么钱家，杨家等等遭逢的情景可以说几无二致。

杜女士的家庭背景与我的家庭也相当的类似。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城市里知识分子的后代。在大陆，我们这一类人遭逢的几十年来的苦厄，似乎不能说“革命”二个字就能叙述。作者在结尾中提到，她在乡下看到农民的苦楚。但是我们的苦楚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的苦楚是有关人的价值和有关我们的自身尊严，这种痛苦是刻骨铭心的。读到此时，我长叹一口气。我立刻就想到我的叔叔，我的表哥，我的同班同学。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不是文革而已，前面反右的时候就开始了。不是十年动乱，而是二十年动乱，到最近十几年来才慢慢安定下来。

历史不能假装，历史也不能掩盖。所幸在海外还有杜女士这种人物，他们能把自己的记忆报道给大家知道，这些留在天地之间，是一个实录。

我愿意推荐这本书给关心中国的人看。更希望是我们这一辈和杜女士那一辈人，或者说是最后两代遭逢灾难，希望曾经承受的灾难到此为止，不要再延续下去。

愿世界和平，人间有彼此的信任和安定。

许倬云

2017年8月25日

我的后记：

2014年，父亲满九十岁，我回宁波为他庆生。记得那次离开时，父亲搂着我亲吻我的脸。我很怕看到父亲的眼泪，或者含泪的眼睛，快快地转过身避入黑暗。此后因照顾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我再未回去过。

2017年5月20日，我的父亲去世，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大陆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父亲比我整整大三十岁，我是他的独生女儿。我知道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与我生活在一起，迫于环境，想爱我照顾我而不得。如果我们来生能再做父女，我唯一的希望是和他生活在一起，从小到老。

父亲去世不到半年，我的母亲也去了，终年九十岁。此前，她已患阿兹海默症三年多。2017年10月1日，她失去吞咽功能开始断食，十天之后去世，而10月1日和10日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大日子。

自我出生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我和她睡一张床，一直睡到我结婚。我想起那遥远的冬夜，我发高烧，母亲带我去看病。她个子小，冬衣重，背上我就必须扶住栏杆才能站起来。我想起母亲当年是多么的美丽，那件白纱底蓝绒点儿的短衫那么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她浑圆的肩头。想起她走在街上，那些追随的目光，那些赞美的叹息。想到靠近她时，她那独有的温暖和甜香。想起在我生命最重要时刻，她督促我做出的决定，那些决定改变了我的命运……。六十三年的共同生活！

一边为母亲布置灵堂，我一边跟她说话。“妈，今早他们把你送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一定睡在冰冷的地方，你特别怕冷，一定冻坏了吧….。” “也许你在天上飘着呢，你看看，这些花都是花园里采回来的，这一瓶是隔壁邻居送的。你走的晚上，她们过来陪我。我跟她们说了你的一生。”

我总觉她还在家里，我会下意识地叫她出来吃饭。出门办事，我会突然想到该回家给妈做饭了…。母亲的去世令世界变得不真实了，一切都似乎很远。来往的人，喧闹的店铺，嬉笑的孩子，好像是在看无声影片。所有的人都活着，我妈妈却死了。

在母亲弹过的琴上，我放上一束白色的玫瑰。母亲病情发展严重时，想说话却说不出来。一天，她突然清晰地对我说：“我的欣在文工团都没演过主角…..”我条件反射地回应道：“我从来没在文工团啊……。”话音未落，我就意识到她在说她自己。母亲对声乐的爱仅次于对我的爱，不知道除了音乐，她还能干什么？可是她三十岁时，因受丈夫的牵连就鲜少有机会登台了，母亲因此而怨恨父亲。每次她表达怨恨时，我一定会和她顶嘴：“那也不全是我爸的错啊，是制度造成的。” 毕竟他们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当一个社会反文化，反人性时，那是注定插翅难逃，注定要受难！但是无论怎样，妈妈，你在那个世界见到爸爸时，别再抱怨争吵，毕竟我还没有办法去劝解啊。

父亲平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临终前未受很多痛苦，也未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人们说“天国没有坎坷”，是喜丧、善终。根据遗愿，他的遗体已于往生之日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父亲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没有墓地和骨灰，留下的只有照片，写给我的信和生平故事。

母亲生前忌讳谈生死，甚至忌讳圣诞花环。如今她去了，我猜她是要入土为安吧。我去绿山墓园为母亲挑选墓地，宇宙大爆炸理论模型的创始人物理学家伽莫夫就葬在那里。实地一看却太拥挤了。本镇的墓园在一片开阔地中，母亲的墓地能看到远山，前面葬的都是婴儿，旁边一棵红枫树。我对母亲说：“妈，你看前面的雪山和婴儿，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母亲生前，即使久病，我也喜欢抱她亲她，一直觉得母亲的气味很好闻。又想起小时候汗淋淋地跑回家，母亲会说：“臭熏熏的，滂汗臭啊！”她说的还是四川话。听母亲那么说，我不会辩驳。开始和母亲辩驳时，我已经13岁，但我的反叛期似乎延续到了老年。我们俩常常吵架，有时吵得翻天覆地。母亲变傻后，她不再跟我吵了，只是听着，温顺的像只小猫。回想起来，那情景真像是我在欺负母亲。我喜欢为母亲做这做那，尽力让她生活得舒适，但有时因压力又忍不住脾气。如今每每想到这些，心里就很难过，总是想如果那时能更耐心点，脾气不那么急躁就好了。

1979年，父亲来北京改正右派。在我们每周一次的会面中，他开始讲述被打成右派的经历。1995和2003年，他两次到访美国，住在我家时回忆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的记忆力很好，回忆中的人有名有姓，有来历，也有去处，所述之事有时间地点，有细节。我全部将他的回忆录了音，整理成文字。这本书自2004年开始，写了十几年，本来已与大陆某个出版社签过出版合同，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大陆出版。我的父母是看不到这本书了，而他们那一代的受难人已所剩无几。

2006年，我和父亲相聚北京。他对我说：“我老了，这次回北京是来拾自己的脚板印的。” 2014年，我满了一个甲子，也回北京去拾自己的板印。

我去了史家胡同、灯市口、珠市口大街、蓝靛厂、永定路、幸福村，所到之处皆物非人非。到幸福村时，北京少见的太阳已微微偏西。我边走边自问为什么要找幸福二村？不错，我在那里住的最长，从1958年到1969年。在那11年里，我从幼童长成少女，但那又是妈妈和我最痛苦的岁月。

人来人往，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最后碰到一老者，他说很久以前这里曾经驻过一个乐团，不过早就没有了。是的，那些红砖平房，平房之后的猪圈，平房之间的葡萄架，操场和大门，早已踪影全无。

暮色涌了上来，我边走边想自己的一生：小学五年级遭逢文化大革命，然后去种地，去做工，长大真不容易！文革十年后，我考上大学，两番出国留学，不惑之年终于定居北美。虽然此生受过不同的磨难，但也遇到过很多贵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和眷顾，我不可能有今天，但其间若走错一步，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我将自己视为幸存者，而非成功者。二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地写下幸存者的故事。犹如拾脚板印，这些故事虽不连贯，却是我这代人命运的缩影。如果不把它们写下来，犹如今人无法摹想玛雅人印加人的喜怒哀乐一样，历史就是苍白的，更有甚者，我们的后代还会被虚假的历史所愚弄。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想要生活下去，更好的生活下去，追求爱和梦想，走过各自的人生，经历相似或不相似的悲欢离合。许多前贤比我们感受更灵敏，眼光更锐利，思想更具前瞻性，他们深切体会这个世界的重重苦难，同时他们也深知未来依然有美好的东西值得追求。那些风物情感之美，文化艺术之美都值得去活，都值得去追求！

写作多年来，我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是：

曹凌志、陈晨、陈伟彦、陈裕焜、杜先菊、甘平、李赫男、李泽厚、林达（李晓琳）、林还、刘健、刘瑞琳、刘再复、吕丽岩、沈璞、王滨生、王瑞智、王笑梅、王振峰、魏永计、吴彬、吴道平、肖戴维、谢宝瑜、叶志江、殷才骅、於凤安、臧小林、周师道、周素子。

感谢远景出版公司的林劭璜编辑。

特别感谢许倬云先生为本书作序。

我还要感谢那些让我写出他们的故事的人们。

杜欣欣

2018，中国旧历年前

拙作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