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大陆反右50周年，今年又是右派被发配劳改的半个世纪。3月里，我收到吴永良所著《雨雪霏霏》（香港五七出版公司，2009年增订本） ，此书记录了他打成右派之后的经历。在扉页上，吴叔叔题词：“八五零难友李显甲之女杜欣欣留念。”“850”是父亲所在劳改农场的代号，难友自然是被打成右派后的受难同仁。
吴叔叔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在《大公报》任记者时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该报社编辑部和经理部被划为右派的总计20人，约占两部人员十分之一强，其中8人于1958年3月25日被发配到黑龙江劳改，吴叔叔的记述就是从发配开始的。
朱启平，生于1915年。抗战前，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院读预科。其后投身1.29运动，到重庆后改读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公报派遣他前往昆明采访到滇缅公路，后到美军太平洋舰队任随军记者。此后，重庆《大公报》上刊登过不少由他撰写的动人心弦的战地报道。 1945年9月2日，他亲历密苏里战舰上举行的日军向盟军的投降仪式，写成传颂一时的通讯报道《落日》，其后继续担任驻美记者。
萧离，1915年生人，抗战前是北大学生，抗战后一直活跃于抗日文化战线。1954年后，领导《大公报》记者部。
高汾，女，活跃于抗战时期的记者，三十年代末参加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报》，后转到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驻南京记者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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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配的火车上，与吴永良同车厢的，还有素不相识的三男一女：“其中一位老先生正和启平，高汾寒暄，看到我们几个过去，启平连忙介绍：‘这位是谢老谢和赓，国际问题专家，世界知识社的。’此老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脸上戴着一副玳瑁边研究，头顶微谢，看上去五十岁光景。听到启平介绍，他操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不敢不敢，什么专家，右派份子嘛！’”谢和赓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奉中共指令担任过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的上尉秘书，并在国民党桂系军队中担任过机要秘书。后奉派去美国工作，1954年身份暴露，被美国当局拘留，后中方用朝鲜战争中的战俘交换回国。没想到，谢和赓回国后被划为右派，发配劳改。1967年2月，谢与妻子王莹（三十年代的知名电影演员，备受江青嫉妒。）被双双投入秦城监狱，关押八年，王莹死于狱中。
代号850的云山畜牧场分为“五栋房“和“七栋房”，吴叔叔被分到“五栋房。”我父亲比他晚到一个月，吴叔叔亦有记述：“4月份的一个傍晚，我们收工回到“五栋房”时，发现院子里坐着一群生面孔，还堆放着大堆行囊。这些人身穿军装，有绿色的有蓝色的，但个个神情呆滞，惶恐不安，不像军工。原来他们是部队里划的右派，从北京发配来的。”
我父亲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劳改后，他周围都是男性，而《雨雪霏霏》一书特别提到了流放于850农场的女右派， 大约23位女右派中：“最年轻的当时只有18岁。她们经历的困难超过男性难友。据陈瑞金回忆常看到一位女难友面向南方，双手端着饭碗，呆呆发愣。后来听说她怀胎七个月时，因被批判和强迫劳动早产。孩子未满三个月，就被迫离家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了。”
吴叔叔的书再次证实了父亲所记述的修水利，伐木等艰苦劳动，严寒的天气，“凡沾点潮气的东西，都会冻得硬邦邦的。晚上我们在伙房外空场上吃粥，一大盆热粥，初吃时有点烫嘴，吃到最后盆底已经结冰了。”他详细地记述了饥饿，因饥饿劳累引起的浮肿“全体都已浮肿，无一例外，腿上一案就是一个大坑，不少人脸也肿，肿的像面包状，也是一按一个坑。我就是属于脸腿并肿的……。”“1959年初，由于饥饿，不断传来她们患浮肿的消息，特别是高汾面部浮肿尤其犯忌。转述者加上一句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即面部浮肿）’。
1960年夏季，“传出第一个流人（书中一律称劳改右派为流人）因饥饿致死的消息。这真是一颗重磅炸弹。一则因为是首例，再则，死去的是右派队无人不晓的名人—以唱青衣而享誉五栋房的唐老板，本名唐文彝。”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右派在劳改队长的监督下，冒雨在泥泞的地里收割大豆。14小时中，他们只吃了两个冰冷的窝头和一瓢同样冰冷的豆腐。天黑尽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们才收工，在泥泞的田间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住处后，时值半夜，仍有六七个人未归。吴叔叔回忆：“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位室友叫醒，他压低声音说‘死了四个人！’…… 。尸体是在路上两处发现的，他们就倒在路旁……。四位伙伴的尸体被用薄木板钉成的棺材装起，抬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草草掩埋了。没有任何悼念活动，没有任何负责的生物向大家说半个字，四条人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四个伙伴中，三位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原本不相识，有一位姓名一直记着的，他就是刘湖深兄……..。1960年底我返回北京后，他妹妹刘雪琛曾向我了解他去世的情况。据她说家属是在刘湖深死后一个多月才得到通知的。他们远在新加坡的年迈的父亲刘延陵先生—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得知噩耗以后，嘱咐女儿刘雪琛去祭奠。嘱咐她将遗体火化，把骨灰带回…….。”刘雪琛去了，但终究未能带回骨灰。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场大豆地里死了七个人，而那里监督劳动的正是对右派最坏的朱大队长。我父亲也提到过，刚到东北劳改时，除了劳动，还未受更多的侮辱，但一年之后那些稍有人性的监督者大多以右倾为名被换掉，换上来的人对右派都很严厉。不记得谁讲过这样一句话，坏制度使人恶或伪恶。从吴叔叔的叙述中，那个朱大队是个恶人，如果制度好一些，恶人至少不会毫无顾忌地作恶。
吴叔叔不愧为记者，他记述的细节让我印象更加深刻。比如死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的张宣，“火车尚未入关，在到达大虎山车站之前，张宣就猝死在列车上铁路不准运送尸体，同车的右派李时恩下车，在大虎山守了两天遗体。张宣家属赶来，与铁路交涉无果，当地又没有殡葬业，只好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柜子就地埋葬。”
父亲提到过的从不说话的杨泰泉，吴叔叔记述道：“徐文兰大姐招手要我过去，指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对我小声说：‘看到没有，他是一个哑巴。’我感到惊讶，难道一句话没讲过的人，会被打成右派？后来我听说，他叫杨泰泉，是四川大竹人，军委总参三部的，有人说他是英文翻译，又有人说他是法文翻译，既然是学外语的，又做翻译不可能是哑巴…….。赫起新当过他的班长，对他比较了解。他说：‘杨泰泉当然不是哑巴，他听力很好，反应敏捷。干活很卖力气，在班里抢着干活，肯帮助人。因为不开口说话，他也不会和人吵架。’他死于1960年初的一个夜里。“死前一天，他已经十分虚弱，但还是大家一起干活，直到当晚睡下，依然没有和谁说过一句话。”
《雨雪霏霏》中，受难人仍不脱文人本色，该书中配有手书的诗，素描，铅笔画和刻印。“五月初的一天，我与难友萧离被派去割条子，“树林深处，万绿丛中，杜鹃声声不断，叫得那么清脆，又那么婉转。令人感觉十分陌生。我对萧离谈了这种感觉。他沉吟一下说：‘山区辽阔，空旷，寂静，所以才使人产生这种感觉。当然，和人们的心情很有关系。自古以来有关杜鹃的诗歌很多，但人们的感受则有很大的差异。’我请他念几首。他边念边做些解释。他特别念了余靖的诗：‘一叫一春残，声声万古冤。’然后沉思片刻说，‘当然时代不同，二十世纪了，我想不该会再有万古沉冤吧。’”
大概十年前，在世的右派和他们的子女曾经要求当局做出赔偿，他们说不是为了金钱，就是希望人们和后世记住1949年后第一个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如今的大陆媒体，反右和历次打击社会精英的政治运动一样，已成禁忌，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提起。我父亲去年去世，在世的右派寥寥无几，而且都已风烛残年。仅仅靠一次改正右派就能洗清，昭雪万古沉冤吗？
记于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