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行(1)

19世纪以前,这块位于欧洲中央的地区从来就没有一个名为德意志的国家,这里不过几个强权国家之间呈现着多元面貌的缓冲地带。自1870年德意志建国到二战结束,在相当于一个人生命的74年中,它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对近代世界的伤害几乎无国可及。如果历史有色彩的话,那么柏林的历史景区绝大多数是黑色的。对于一个生长于暴政时代的人而言,真需要再去看那些沉重的黑色吗?

出旅馆向东南步行,绕过总理府等现代建筑,大片草地前既是国会大厦。方正的三角门楣,巨型圆柱和圆拱,这一切都反应出建筑师努力地将希腊古典的简洁风格与罗马文艺复兴时代的繁复结合,但那个圆拱被高门楣遮挡,看着总有些别扭。大厦开建于1884年6月,费时十年,工程费来自普法战争的法国赔款。1933年2月27日,这里发生了纵火案。案发后,纳粹迫使总统兴登堡签署的一道法令,于是德国宪法大部分失去效力,所有的国民基本权利被废止,官方可以任意逮捕任何国民。大厦一端的入口前放了黑色的石头丛,那是1933—1945年被谋杀的96位国会议员的纪念展览。我看了看,还是决定不进去参观。

再向东南步行十来分钟,远远地就望见一片水泥丛林。这片灰色土地原是纳粹宣传部。2004年,此地被辟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地。五亩大的地摆放了近三千块石碑,每块的间距和大小略有不同,小的只有0.2米,大的4-5米。从外面过去,那只是一片极为乏味的水泥块,但走进去会被淹没其中,即便阳光灿烂,身处其中也感觉透不过气来。我试图找到出口,但最终竟是死路,这一具具棺椁,阴森恐怖,再现当年受难者的绝望。而这一片灰白色之后便是色彩鲜艳的民居,对比如此强烈。

该纪念地建成后,各类纳粹受害者纷纷提出请求,于是柏林又有了被害吉卜赛人纪念地,被害同性恋纪念地,以及建在纳粹盖世太保、党卫军旧址上的恐怖地形图博物馆。这些纪念地永久地展示纳粹的罪行和德国人的悔罪。他们真有勇气!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上无字,但地下的信息广场里记录了300万被害犹太人的名字。故国专制政权迫害致死的人高达几千万,至今没有名单,更没有一座纪念碑。

阴沉沉的天,看的东西也沉重。待走回勃兰登门,热闹的人群才驱散了一些阴霾之气。这座雄伟的地标性建筑早于国会大厦近百年,其风格很像雅典卫城城门,显然是更加纯粹的希腊古典风格。在低沉的天空下,门顶上的胜利女神驾驶着四轮马车,张开翅膀,似在飞翔。在德国短暂动荡的历史中,勃兰登门具有不同的政治象征性含义。二战后,它是柏林城里少数没被完全炸毁的建筑物,但门柱上布满弹孔,只有一个马头幸存。两德分离时期,勃兰登门归东德管辖。在1956年的修复中,东西柏林文物修复专家依靠抢拓下来的石膏模和档案图片,重新铸造了一套驷马战车及女神雕像。重建完工后,东柏林却以雕像上的铁十字勋章和鹰代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为由,将其撤下。1961年柏林墙建造后,勃兰登门正位于隔离区中。此后二十多年,东西柏林的市民不能自由穿越边界,唯有东德边防军士兵才能登上勃兰登门。在欧洲大城的地标性建筑历史中,它的近代史可谓独一无二。

人们聚集在门前的广场上,拍照,弹唱,跑跳,接吻,玩肥皂泡儿……前面就是菩提树大街,德国,奥地利,俄国都有同名大街,街边都种满了菩提树,它们往往也是城市的主要或者最美丽的大道。可惜眼前的这条菩提树大道正在整修,处处工地,喧闹杂乱中,只有特别注意,才能看到街边某个铜牌上看到某个遗址。

沿着极窄的通道走过历史博物馆,新岗亭坐落在历史博物馆和洪堡大学之间。这里最初是普鲁士的皇家岗哨,后来成为一战的纪念祠。它也是一座希腊式的建筑,多立克式的廊柱,刻有精美浮雕的三角门楣,恢弘,简洁。大门关着,推门进去,灰色砖墙,黑灰色地面,整个大厅只有一座黑色雕像。远看是个坐着的,戴头巾的人。走近才看清那是一个老妇人,右手掩鼻似在哭泣。一个极瘦的男子,仰面蜷曲着躺坐在她的脚前,眼睛埋在妇人怀中。拱顶上的一束光柱正射在妇人的头顶和男子的下巴上。这是凯绥·柯勒惠支的作品。她的作品色调构图沉重,多表现苦难,甚少欢愉。我在鲁迅作品中见过她的作品,是我年轻时所知不多的西方艺术家,我一直觉得她是那种有能力表现美却偏要表现丑的艺术家。这座雕像原是为一战战死的儿子而做。创作时,艺术家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开始制作一个小雕像,…..这个有点像圣母怜子的雕像不再有痛苦只有反思。” 1993年,德国当局决定将雕像放入一战纪念祠,但遭到质疑,遂改为”德国战争与暴政牺牲者中央纪念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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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大学大学门口的一侧,一组游客在与威廉洪堡的塑像合影。另一侧设有书摊,但光顾者寥寥。入门后的草地上有普朗克和特奥多 蒙森的雕像。前者是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后者是德国古典学者,法学家历史学家,专精罗马史。

进入大厅后,就看到墙上刻着卡尔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我怀疑这段话是大学归属东德时刻上的。穿过前厅走到后面的庭院,草地旁,长椅上,大学生们正在准备考试。我向其中一位打听洪堡大学历史纪念馆,她说没有纪念馆,但二楼的照片应该与大学历史有关。沿着两边开的楼梯走上去,果然看到宽大的走廊上挂满照片。爱因斯坦,赫兹,普朗克,海森堡,牢埃,薛定谔等,我们在哥廷根墓地里看到的很多人与洪堡大学亦有渊源,又在此展现,毕竟他们都是德意志的骄傲。走廊两边又有小门,进去后可见楼道里也挂了照片,其中有好几位女性,可惜我都不熟悉。

走出大学校门,穿过菩提大街,对街的倍倍尔广场(Babelplat)上,有人在演奏中提琴和小提琴。广场的一端仍是大学,另一端是歌剧院,可惜也在修缮,唯有棚墙上夏季演出的海报透出演出的盛况。

听说广场上有个空书架,可看了一圈却未找到。走到东端,进教堂看看,再回来时,看到广场上有一群人围作一圈正低头看着什么。”那肯定是空书架!” 我快步走过去,挤入人群。那是一块玻璃地砖,透过它能看到地下的空空如也的书架。玻璃砖一旁,抄录了一段海涅1820年写的诗:这只是个前奏 / 他们在何处焚书 / 他们也将最终烧毁人类(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 Heinrich Heine 1820)。空书架是以色列艺术家Micha Ullman的作品,用以记录1935年纳粹在该广场的焚书事件。在德国,类似的并不那么显眼的纪念物还有Stumbling Stones。只要有记录或者公民报告,就会有一块四寸见方的砖石被埋在与纳粹受害人有关的地方,砖石上的铜牌刻有受害人的简单信息,以此警示路人纳粹犯下的罪行。地下空书架,小小的石块,我无法不想起故国自古代至近代的焚书,却依然没有一处警示和纪念。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反驳德国人与生俱来的邪恶时,哈耶克为指出:”约翰 斯图尔特 穆勒写作论自由时,他从歌德和威廉洪堡汲取的灵感比任何人都多,莫利勋爵曾提到《论自由》一文的主要论点并非原创而是源自德国。对于这样一个曾产生过歌德,这样伟大人物的德国,怎么会走上纳粹之路?”"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他们或许并不比其他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

傍晚时分,天晴了。沿着Spree河走回旅馆,路桥,博物馆岛,绿色圆拱的德国大教堂构成了柏林最美丽的河景。河边时见亲吻的情侣,有些年龄很大了,亲热的举动让我都不好意思观看。我居住的北美大学城相当自由开放,但极少见人当众亲吻,是否柏林住房太拥挤?(我瞎猜啊)我还注意到德国人虽然表情严肃,但却喜欢大声讲话。好多次我听到大声讲话,以为是我的同胞,转眼看去,却都是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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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的餐馆啤酒园里,食客和酒客聚集。稍微宽敞的地方,一群年轻人在跳健身舞。领舞的女孩儿戴贝雷帽,着蓝短裙,挺俏皮地踢踢踏踏跳得正欢。她的身后,男女胖瘦各种年纪的人有样学样地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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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了一家名为”文森特”的餐馆,沿河坐下,菜单上印着梵高的像。这是来德国后的第一个正餐,我们点了虾,烤羊肉,又点了啤酒。沙拉和虾先上来了,味道很好。却不想这盘菜吃完就是漫长的等待。旁边的几桌比我们晚到,但已在买单了,我们还在等那份羊肉。询问数次,说辞都是电脑出错。我终于忍不住走去理论,负责人同意将那个菜免费。此事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感觉我的柏林运气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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