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第一批右派被摘去帽子。但仅仅一年，右派们已经不那么在乎摘帽子了，但此时当局却要给父亲摘帽了。父亲说，摘帽子时，“我没话可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我就说这天终于来到了，心里很高兴。”
虽然绝大多数右派极为渴望被摘帽，但总有些异类。在劳动改造期间，右派刘鑫总是挨批，他却说：“习惯了就很自然。”“领导有权批评，我有权掩耳不听。”1961年11月16日，作为第三批被摘帽者，他无动于衷地说：“摘也是干活挨饿，不摘也是干活挨饿。”1964年，850农场只有一个没摘帽的右派龚明贤。他是北京人，个子很高，模样苦闷。此人生于1915年，早年在上海乐团唱过男低音，后来当飞机机械师，据说还为张学良驾驶过飞机。他对摘帽根本无所谓，后来在难友的劝导下，才提笔写下“我要摘帽”。写完后，他没签名就交了上去，那顶右派帽子居然也被摘掉了。
摘帽右派的命运有变化吗？
1960年12月，曾在对外文委工作的右派郭冠军得知自己被摘帽了，还能回北京，他欣喜若狂。与人道别时，他把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送给难友留念。然而，长期挨饿的浮肿身体无法支撑极度兴奋，当夜，他因心脏衰竭去世。
我父亲摘帽后不能回北京，但一些非军人回到原单位。1960年12月30日，摘帽右派张宣被难友们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尚未入关，张宣就猝死在列车上。当时规定死尸不准进京，难友和当局交涉仍不获通融，只好在天津下车将他的尸体火化。张宣的家人盼望了很久，只收到了他的骨灰盒。
我问起父亲文工团的同事律培南，父亲说，“他摘帽后自动离开北大荒，回到乡下老家，彻底脱离了体制。”“文革中，因为家乡父老的保护，他未遭大罪，而若干留在北大荒的右派难友在文革中自杀或失踪。”
1960年，电影《小兵张嘎》中扮演罗金保的演员张莹摘去右派帽子，三年后他又回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革中，扮演“嘎子”的安吉斯从内蒙古串联来到北京，他参加了批斗崔嵬、张莹、于绍康的会，并且动手打了他们，据说崔嵬被打得最厉害。此前，崔和张对安吉斯都非常好，张还教他游泳。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莹。在文革中，张莹再次被关押，1969年去世时年仅45岁。张莹能回北京是幸事，但未能活到1979年为右派平反，又是不幸。在衣食荣辱全被当局控制的年代里，像律培南那样的敢于脱离体制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摘掉帽子后的最大好处是父亲能回家探亲了。可我的家太窄小，我和妈妈的床是一张木板和凳子搭起来的，只有一人半宽。父亲回来，母亲就要设法去借房子。某年母亲未借到房子，只能搭一张临时铺，晚上搭，白天收。一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看到父母睡在我和母亲睡的那张床上。母亲看我进来，就把父亲的胳膊轻轻地从脖子下抽出来。晚上睡觉时，我突然意识应该让他们去睡那“一人半”床，就自动爬上临时铺。但我母亲却执意要跟我一起睡。父亲躺在临时铺上，眼睛望着别处，嘴唇紧紧地抿着，就像母亲把他的胳膊抽出来时的那副模样。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与我们同住，也是父母亲唯一的亲密镜头。
父亲回家探亲时，全国粮票依然珍贵，若无全国粮票，几乎是寸步难行。为了换粮票，父亲把苞米磨成面带回北京。到母亲的单位换粮票时，那苞米面已泛潮，但管理员还是换给了他，父亲对此非常感激。有了粮票，父亲就回四川探望祖母。到重庆的次日，二姑母对祖母说：“给娘道喜啦。“祖母问：“什么喜啊？”“显甲摘了右派帽子。”此时祖母才知道1958年的一别原是因为儿子被打成了右派。在重庆，父亲从未跟祖母谈起过东北的岁月，祖母也从不过问，但她每天都出去给父亲买个包子，我外公也带父亲出去吃饭，补充营养。
被打成右派三年后，父亲终于知道当右派的厉害了。“以前我以为改造好了就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后来我知道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即使摘了帽子。不仅我们不可能，而且子女配偶都被歧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不仅对母亲的歧视立刻兑现，我也因父亲无法上母亲单位系统开办的幼儿园。后来为了我能上小学，母亲竟然动了离婚的念头。
父亲说：“那次是假离婚。我单位的领导告诉我‘你爱人的离婚信里还有她们单位的信，要求你爱人和你离婚。’后来我接到你妈妈的信，说你报名育鹏小学，因我是右派，学校拒收，所以她不得不提出离婚。” 我大致记得妈妈因我被拒收去单位和学校据理力争。她强调自己常去外地演出，家中无人照管孩子，只能寄宿在育鹏小学。后来不知哪方面起了作用，我可以上学了，母亲也撤回了离婚申请。1962年，我被保送去读外语学校，老师在征求家长意见的信中很得意地说，‘我保送的孩子没有差的’。但因父亲右派问题，我被刷了下来。在经历入学的困难之后，我猜坚守婚姻的母亲终于意识到无论父亲摘不摘帽，他能带给我只有持久的不便与不幸。对右派子女的歧视甚至延续至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父亲的右派难友赵应谦接到女儿的来信“高考成绩优异，政审时，因父是右派而未被录取。”看完女儿来信后，他愧疚得自缢而死。身为右派的子女，自觉心已生茧，但赵应谦的故事依然令我泫然。
赵应谦1928年生于陕西紫阳，曾是中央警卫师的中尉宣传助理。右派摘帽后，他于1963年5月到虎林县穆棱河边的砖厂劳动。据与他一起劳动的梁南回忆：“我和应谦掘土积土，工效都最低，收摊都最晚，一对难兄难弟，每每累及量土方的小吏陪着受罪。不久我们又有结邻之美，多次联袂夜话，共品人生，渐次成为知己。他深知我最喜钻故纸堆，而书籍又被人洗劫，乃特意找出几部经典古籍供我浏览。其中陈子展的《国风选译》及《雅颂选译》最使我刮目倾倒，其他诸本俱已璧还，唯独这两本，因考订精致，资料丰饶，荟萃了历代《诗经》注家独到见解，亦不乏编选人新意，一时不忍释手。谁知人事丛脞，应谦东西流走，居无常所，书就一直流浪在我手。待我确知他的住址时，却传来他自裁的信息，致使书籍无法奉还主人。我怕睹物思人难过，又另买了一本备览左右。然而，故人难忘，不睹物亦思其人。 应谦博学多闻，是中国古今知识人中那种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的人物。像刚抱出澡盆的婴儿，他是喝一口水都要感谢世界的人。不幸命运多舛，与我一样，片言招祸，成了没一滴露水滋养的杂草，只活到40多岁，就拂袖离开人世，至今二十三四年。他死于亲情。亲情可像润泽水仙的清泉，也可以杀人。 “（梁南《还书已无主 》刊登于《生活时报》 2001-08-07）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的父亲工资级别被降低后，以“劳动”干部的身份被分配到虎林林场的林业站。降级使用不仅限于右派，而且包括了右派亲属，我知道的一个老新四军，兄长带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因兄长被打成右派而被连降三级。
1963年，父亲能够填饱肚子了。次年，中国逐渐从大饥荒中恢复了元气。建国十五年之际，一台名为《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北京演出，我作为儿童演员参演。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吃到富强粉（当时大陆最细白的面粉）做的馒头，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进入电影拍摄现场并被摄入镜头。不久，我母亲又向我父亲提出了离婚。
我母亲自1958年被父亲右派问题牵连调离歌舞团后，不时地会被借调回去。歌舞团的驻地在北京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内。那个地方据说是曹锟某个姨太太的公馆，北洋军阀失势后，又被欧洲某国租用，成为那个国家的大使馆。歌舞团一进院子就是操场，操场三面都有建筑，正面的是主楼。主楼两层，下有地下室，上有阁楼。主楼门口两侧做成对称的半圆形，落地门窗，我记得门窗都漆成浅蓝色。二层的正面是一个半圆形的阳台。主楼的大厅也是一个半圆形，中间一个大水晶吊灯，两边扶手楼梯弯上去。主楼的东边有一座“鸳鸯楼”（住着成婚的文工团员），再向东是歌剧团的二层楼和小礼堂。主楼之后有个中院，中院后又是一座与主楼同样格调的二层小楼，旁边还有一个葫芦形的游泳池，我少年时代常在那里游泳。
每次借调回去，我和母亲就住在一个临时住所里，与不同的人同居一室。1964–65年间，我们住在文工团歌剧团的楼，同宿舍的是一位姓傅的女演员。傅是唱京剧的，比我母亲小十来岁。那时她刚从新疆调来北京，她在新疆是很有名的演员，工资级别很高。很多年后，我母亲还提到当年傅喝的茶叶都是十块钱一斤的（那时一般茶叶只要几毛钱或一块钱一斤）。我一直没弄明白她为何被调进歌剧团，在我记忆中，她调入后也没演过戏，直到作为离休干部退休。
一年冬天，母亲又被借调到歌舞团的招生组，具体任务是为文工团招收学员。1958年，空政文工团曽从江浙一带招来大批舞蹈学员，所招大多是12-3岁小学生。母亲参加的这次招收似乎不那么大张旗鼓，只限在北京市范围。我正好放寒假，随着母亲去不同的中小学招生。每到一个学校，文工团的候选人都会站成一排，让招生老师看，有时还会让他们做几个舞蹈动作等。我觉得那些小姐姐都好看，但母亲会说：那个孩子鼻子有点歪，下巴太大等等，我听了再去看，果然如此。母亲看人历来火眼金睛。
招生进行了两三个月，最终只招来两个女学员，其中的一个无论相貌还是业务都不出色。我奇怪地问妈妈：“有好几个挺好看的姐姐，怎么一个都没有招啊？”妈妈说：“她们出身不好。我最觉得可惜是一个叫霍秀儿的女孩子。长的好，业务好，还写一笔好字。她母亲长的很漂亮，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飞行员，可惜有历史问题，政审通不过。我替她争取了半天，也没用。” 三十多年之后，我听说霍秀儿的父亲是抗战时期飞越驼峰的飞行员，并参加两航起义。
我记忆中的霍秀儿，眼睛又大有亮，带着盈盈的笑意。我记住了她，不仅因为她漂亮，也不仅因为她的名字挺特别，还因为此后我又遇到与她有交集的人，大致拼出她的人生轨迹。
1972年，我在工厂做工时，认识了林君， 后来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1966年文革时，林君是101中学的高三学生。文革中，她去山西插队，霍秀儿也在那里插队。插队前，霍秀儿在清华附中读初一，该中学与101中学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我回家告诉妈妈霍秀儿的消息，妈妈说：“她考上清华附中了！真好，那孩子又漂亮又聪明。可惜现在都下乡了，她肯定受了好多苦。如果当年招到文工团，她不会吃那么多苦，但舞蹈队是吃青春饭的，没前途。”1987年，我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北京公司工作，张晓小（张学良的侄女）与我同事，后来我们成为朋友。聊的深了，知道晓小曾在宁夏歌舞团跳舞，霍秀儿也在那里跳舞。
那应该是一个初秋之夜，我们住在文工团主楼的阁楼上。屋顶倾斜，母亲的身影斜斜地映在壁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她放大的身影。她在读一封信，未读完就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诉：“负心的人…..。”我不太明白“负心人”。从母亲与同宿舍的阿姨断断续续地讲话中，我听到了“离婚”。虽然从未有人向我解释过“离婚”，但凭着直觉，我知道父母要分开了。但这并未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毕竟从记事起，我一直只跟着母亲。
父亲说，“1965年，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我接到你妈的离婚起诉书，自然不同意。我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 我的单位负责人找我谈话时也问到我和你母亲的感情，我拿出你妈妈写给我的信。单位负责人看过信后说你们有感情，单位不同意你们离婚。我去北京， 当时你妈妈的单位已经介入。他们不让我和你妈见面。”
很多年之后，我终于弄清了他们分手的原因。1965年，父亲探亲回重庆，见到了初恋情人赵某某的姐姐，得知赵的丈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释放后，赵家靠拉板车维持生计，日子极为艰难，赵的肺病已到晚期，还有三个幼子，父亲得知她的困境，就给了她20元钱。数月后，母亲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赵的丈夫，他在信中说，“所欠之款，做牛做马定当还清。”母亲读着信就哭了：“你爸爸不曾给过我们母女一分钱，却……”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分离，我父母那被磨损的感情已经崩至最脆弱的一线之间，那20元钱，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摧毁夫妻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彼时，正是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