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1957年(反右六十周年 1）

今年是反右六十周年，特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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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母亲的谈话中，年轻时的父亲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虽然父亲证实婚前他确有过多位女友，但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我并未发现多少“油水”。于是, 我感觉父亲之“花”不过是徒有虚名。父亲从小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演戏，到上海后，他演戏，滑冰，甚至得过花样滑冰少年组的冠军。他爱交朋友，为人大方，不计较金钱。他还善文，常为朋友写情书俘获女孩儿的心。他个性活泼，能歌善舞，喜欢出点儿小风头，常常是同学好友聚会中的中心人物。在同学会上，他八十多岁还与一年轻女子表演新疆舞。不久前，我打电话问美国老牌歌星平.克劳斯贝，他张口就唱：“ Let’s me call you sweetheart, I’m in love with you. Let me hear you whisper, that you love me too……..”那时他已满九十一岁！但父亲不懂人世险恶，更未意识到十八般武艺独缺了保护自己的技能。当祖父在镇反中去世，外祖父在“三反”“五反”中上交了铺盖之后，父亲的厄运终于来了。

“事情得从1957年3月费孝通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讲起。那篇文章引用了唐诗‘远看春色近且无’，这句子的意思是远看地上已经发青，但走近了一看草还没长出来。读了这篇文章，我从未往坏的方面想，只是觉得党对知识分子关照得不够。我在重庆大学念书就听过费孝通的报告，他讲得好极了，我佩服他。以后遇到他的文章，我都会读。那天在阅览室读了费的文章后，我随便与人谈起，就像今天咱们俩坐在这儿聊天一样………”讲这段话时，父亲正坐在我的饭厅里，面对着一台录音机。在被打成右派的45年之后，回忆往事时，他仍未注意到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并非始于1957年。

据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苏联1956年的反对个人崇拜，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抗议本国独裁政权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关注。毛一方面想以整风的方式纠正执政党的官僚作风，另一方面他十分反感国内知识界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毛将匈牙利事件定义为资产阶级的大民主，与之对抗的是自己发动的整风运动那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1956年春4，5月间，毛泽东做了“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的讲话，其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讲话与文章都是鼓励知识界自由讨论，独立思考。但“党外知识界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朱正P.8）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决心打破沉默，亲自出马推动鸣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做了讲话。父亲回忆道：“我们听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在文艺座谈会讲话，毛说过他要保蓝翎，说他不爱看人民日报。要看思想更解放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他还说肃反扩大化了，有些斗错的就平反。”同年3月，毛泽东在知识文艺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再次鼓励鸣放，并于4月30日，要求民主党派帮助执政党整风。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某文工团位于北京大红门。我幼年时的照片显示，那里有大操场，还有野花绿地。我和小朋友整天在院子里玩，还会学着大人的腔调喊着我父母的名字，通知他们去开会。父母亲单位的“鸣放”就始于那些“开会”。“1957年，我们先出去演出了很长时间，回来就开会总结工作。开始时，文工团的景政委动员团支部书记岳进孝写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他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要发动大家提意见。’于是岳写了一篇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提到有人一连演三场，嗓子唱哑了，想去进修提高等。他写的时候，合唱队的一些人比如詹XX很积极地在旁边鼓动。岳的大字报因为涉及团里的实际问题，讨论才开始热烈了。景政委看了岳的大字报，还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他，动员全团继续总结工作。当时‘整风’运动还未开始，总结完了，我们就休假了。但是在一个月的休假中，我突然看到报纸上的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我看了也没觉得怎么样，不久又看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文章。一看就是毛泽东的口气了。咦，怎么会这样呢？毛泽东不是说过爱看文汇报吗？”父亲回忆着。

“休假一结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反击岳进孝了，大家一看都愣了，文工团没开始鸣放，怎么就出大字报反击鸣放呢？显然那些大字报是休假中布置的，也有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我说过的‘党员的思想未解放’。碰巧，当时的人民大学有个叫林希翎的也这么说过。我写大字报去解释：‘党员的思想未解放是政委动员时说过的，他还号召要解放，而且我从未到处乱说，只是向政委汇报过’”。父亲在回忆中一再强调：“我们没有鸣放啊，我们只是总结工作。”我说：“但你们提出了批评啊？”“可是岳进孝的批评只是摆出现象，而且那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他也没作结论啊？”他还在讲理，似乎从未想过当局不讲道理。

父亲完全不知道民主党派帮助执政党整风的半个月后，毛泽东已经决定反右。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中，毛甚至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军事用语。
“先是批判岳进孝的大字报是大毒草，那个曾经积极支持写大字报的詹XX突然一转也很积极地批判岳进孝了。然后批判陈志昂。陈是作词曲的，很早就参加革命，曾被称为革命神童。大概他以前没读过很多书，又欣赏古典文学，他特别爱读唐宋诗词，几乎手不释卷。他做的歌也受古诗影响，写得很抒情，比如‘祖国的海岸，远了远了……”父亲边回忆边唱。

“陈志昂为什么受批判？”我问父亲。“我也不知道，大概他以前在别处开会时有言论吧。”“然后就批判黄埔洛。他是拉二胡的，和我也熟，我们喜欢聊天，我们之间不怎么谈论社会问题，偶尔会发点儿牢骚，比如当时的合唱队长赵阿胖根本不会唱歌，指挥合唱练习时睡觉。副团长刘XX是弹三弦唱曲艺出身，也是什么都不懂还瞎指挥……。”父亲继续回忆着。我问：“当时我妈妈算是会唱的吧？”“当然啦，你妈妈在华西大学时学过声乐，她会五线谱还会弹钢琴。”

父亲回忆着：“后来又开始批判一个舞蹈队男演员，他和于x 发生关系，于X是舞蹈队长米X的妻子。”“啊，那就是米米的妈妈嘛! 难道反右也反男女问题？”米米是我儿时的伙伴，我最早的照片中总有米米。她的母亲是舞蹈演员，长得很好看。反右中，米米妈妈的情人被打成右派发配远方，她被开除，丈夫与她离婚。所幸米米妈妈出身大家，父亲是个文化名人。被开除又被离婚后，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1972年左右，我和母亲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突然有人叫我母亲的名字。母亲转头一看是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太婆。她很瘦，笑起来，露出很大的牙齿，眼睛凸起，直直地瞪着人。她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于X啊。”母亲忙问：“这些年，你好吗？”她答：“还好。”她一直看着我，看得我只想向后缩。母亲说：“这就是欣儿。欣，这是米米的妈妈。你忘了吗？”我赶忙问她：“米米可好？““她到东海舰队文工团跳舞去了。”看着她的背影，我母亲很感慨地说：“她比我还年轻好几岁呢，真没想到老的都认不出了，真可怜啊。“

（右边的是米米）

父亲说：“我一直以为我们没有鸣放，谈不上什么反右。但上面派了人下来，那人叫官伟勋，是个大尉。他大学毕业，喜欢学英语，经常找我聊天。那时我还喜欢找李政委聊天。李原是西南军区文工团的政委，人很正派，一直被批右倾。西南军区合并到北京后，他就被调离。我和李政委谈起肃反关押李燕平，团里的景政委对李燕平说‘如果你不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我这个政委不当了。’但没找出任何问题。你母亲不喜欢我和人聊天儿。”我记起了母亲的抱怨：“那时他喜欢晚上出去聊天，一聊就聊到很晚，我要他好好练业务，他还顶我说你连朋友都不让我交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是不是有人告发？还未发问，父亲继续说道：“因为在文工团看不到前途，我想离开文工团，想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我还想入党。”
听到这里，我的心沉了一下。

“我跟李政委说想调走，还想入党。李政委说‘你可以找官大尉做个思想汇报’。于是我就找官伟勋谈了，我对他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对李燕平不公平。我们团没有鸣放，这么批判岳进孝也不公平。他对我说，‘好啊，你就写个思想汇报吧。’我就写了一份交给他。”听到这里，我几乎要大声对父亲说，你怎么那么傻啊！1951年，你爹被关押致死，你还想入党？但我终究没有说，当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我不是也积极地要求“进步”吗？

交出思想汇报的第二天，父亲的单位全体集合开会，会上批判我父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会后，父亲开始写检查，但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而且越批判越热闹。“他们开始批判我是费孝通的义务宣传员，还说我与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有关，我没读过章伯均的民主主张，也许因为你的爷爷，我有点民主理念吧。”数月批判之后，1958年初，我父亲，陈子昂，律培南（据说罪证是他写的日记），岳进孝被打成右派。其中的岳进孝被定为极右分子，父亲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按二类处理。据说一类处理是劳动教养，二类处理是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很多年以后，我得知划定右派的标准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像我父亲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也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不能不说是抬举了他。除了划分右派的标准，我还得知 “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中译， P2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据官方的数字，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而因反右失去职位下放农村或工厂的约40万至70万人。仅我的家族，与我父亲同命运的还有我的姨夫与姑夫。1999年，中国开始出版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十年间一共出版了七卷，其中前五卷的主译者赵中立，戈革，范岱年，许良英，刘辽都是右派。毫无疑问，派驻某文工团的官伟勋完成了右派指标。十几年之后，仍有军职的官大尉也受林彪事件牵连入了另册。

在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迫害毁灭知识精英阶层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们都被打懵了，但其中的很多人却并未意识到从此入了另册。父亲回忆着：“那时我们院子泼了冰场，一个姓徐的年轻女同志在上面滑冰，她不会滑，我拉着她的手教她滑。你母亲看见说‘你不要去拉她的手，人家要跟你划清界限。’我才明白了。”面对发配，父亲依然态度正面而乐观。他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改造，还特别去新华书店买了有关农业的书准备带走，当时与父亲持有同样想法的右派不在少数。

我母亲经常责备我父亲“不踏实”和“浮”。但“浮”的定义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做事念书浅尝辄止吧？也许是好虚荣？也许是好出个小风头？无论哪个时代，生性“浮”的人难以成为社会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却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妨的。可是我父亲活过的世道连“无害”的人都不放过。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还在重庆。他回忆道：“送你回四川也是你妈的主意。你生下来后，睡在我们的脚头。你的精神太好了，总不睡觉，哭闹厉害了，你妈妈把你抱起来，你还是不睡，就把你立着抱着。抱一会儿，你的头开始耷拉了，大家看了哈哈大笑，于是你又精神起来了，直到你累得抬不起头来。你妈妈要唱歌，总睡不好觉，嗓音就不好，所以决定送你回重庆。谁想到，你奶奶溺爱你。每天睡觉前，她都要塞给你一块糖，结果你的牙全吃烂了。从抗战之后，你奶奶就没来过北京，她想来北京，我也很想你，不知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于是就让你奶奶把你从四川带来。 ”

“你奶奶来北京后，我只敢告诉她我要去参加十万军人建设北大荒，何时回来还不知道。我嘱咐周围的人千万不要把我被打成右派的事告诉我母亲。我陪着你奶奶，强颜欢笑了一个星期。1958年4月19日，我一夜没睡，我娘也一夜没睡。你呢，乖乖地睡得挺好。4月20日，凌晨4点，单位来车。我们上车集中到前门车站乘火车，你奶奶要去送，我说您别送了。我看看你，再看看你奶奶，就上了车。那天离你的生日还有5天，你妈正在朝鲜演出，离她回来还有十天。”

我母亲说：“你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本来我没有去朝鲜的演出任务，是他们找不到人独唱，临时决定让我去的。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爸会被发配去东北。在去朝鲜的路中，因为你爸爸成了右派，我还被祝XX和张XX批判。”据我所知，母亲单位的领导一直敦促我母亲划清界限，也有人劝说母亲与父亲离婚。母亲并未离婚的原因，一是她传统保守，对婚姻的承诺极为坚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她对后来遭受的歧视、迫害和斗争缺乏预见。

父亲走后不久，我母亲从朝鲜回来。我们去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照，于是我有了一张与祖母的合影。

1935年，祖母离开北京后，伯父伯母，大姑妈相继去世。1951年，祖父去世，二伯父李显同渺无音信。直到1980年代，我们才得知二伯父，黄埔军校16期毕业生李显同已于1950年代初被枪决，殉难地点是成都的某个汉朝王候墓地。1958年，离开北京23年后，祖母重返北京，不明就里地望着幼子远去。这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太一直撑到了1960年代最动乱的岁月，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1984年我离开中国。去国前，我父亲来北京送别，还带来祖母的骨灰。我们到北海划船，坐在船上，父亲拿出一个包，说：“娘在北京住过，就撒在这里吧。”我心里想着出国的事儿，又担心此举会被旁人看到，惹出麻烦。不经意间，那些白色的骨碎已沉入湖底。我的祖父没坟，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