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行

布拉格的清晨，淡紫色的云絮。朝阳依然隐在华宇之后，伏尔塔瓦河上雾气弥漫。对岸的楼宇砖石严整，现代风格的跳舞房子侧身挺立。一缕侧光刺穿了它的玻璃顶层，不规则地框入一片蓝天。那片蓝天下依然昏暗，窗户和墙面上似有水波荡漾。走过桥近看，才知那水波是墙画。

沿着河岸向北走去，查理桥和布拉格城堡中的圣维特主教座堂逐渐从晨雾中现身。这两座建筑都是布拉格之经典，也都与担任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四世有关。

众所周知，神圣罗马帝国与古罗马帝国并无干系，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核心在日耳曼尼地区的多民族的联合政体。大约13世纪之后，它更裂解成许多个据地称雄的诸侯国。皇权衰落，各邦邦君争斗不已，是为席勒称之的”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最终这种状态伤害了贸易和经济，各邦邦君决定以选举国王来代替王位世袭，而选举又在七个主要的邦国中进行，这些握有选举权重的地区被称作选候国。

最早在捷克土地上定居的部落自称为波西米亚，虽地处中欧，但人种却属于与波兰接近的斯拉夫人。大概在公元9世纪末，波西米亚人组成了公国。1004年，公国被正式公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亦在1198年成为王国。后因银矿开采而致富，遂成为帝国的主要选候国，到十四世纪查理四世执政时，王国达到黄金时代。查理生于布拉格。当上皇帝后，他建立了中欧和东欧的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颁发《金玺诏书》确立了帝国皇帝以选举产生，更将王国首都布拉格建成帝国境内最为辉煌的城市。如今我们看到的都是那段文化鼎盛期的遗物。

昨天下午，查理桥上游人如织，那些一日游的人令布拉格的下午永远拥挤。今晨，只要看新人在桥头拍婚纱照，就不必说城中的旷然。老桥，桥塔和雕塑，如带之河，岸上圆拱尖顶，真是古老而又年轻，美的灿然而又含蓄。查理桥连接着布拉格的老城，新城和小城。从桥上由东向西走去，下桥就到小城区。这一带紧靠河岸，常受洪水困扰。我胡乱地走着，有时抬头看看高处的布拉格城堡。那座哥特式的教堂亦是查理四世督下所建，但他并未住在那里。后来的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多年隐居于布拉格城堡，沉迷占星炼丹和艺术收藏。此君原来居住维也纳，但他生性孤僻，不喜国事，遂将帝都移到了布拉格。总之，他有些像李后主，一个不适合作皇帝却不得不做皇帝的人。

我胡乱地走着，想着，一走就走到了卡夫卡纪念馆。纪念馆前设一浅喷水池，池上一对铜制的男人正面对面地撒尿。男人的那话儿被机械控制，转动或升高，调节着喷水的角度。博物馆试图借此表达卡夫卡荒诞的世界。不过我一直倾向回避荒诞，既然人已经那么脆弱，世事已经那么残酷，又何必一定读卡夫卡呢。后来听说雕塑的作者是大卫塞尔尼（David Cerny），比较他的其他作品，这个我还能接受。

我并未刻意地去寻找卡夫卡，但犹如德国魏玛处处可见歌德，此地也常见卡夫卡。与魏玛不同的是歌德总以伟人形象示人，并一直为德国人推崇，而天鹅绒革命之后，卡夫卡才成为布拉格的标志性人物。据说那时，欧美人到此作文学之旅，导游看到T恤衫上印着的卡夫卡，竟然问游客：”他是谁，是美国人吗？” 这并不奇怪，我年轻时只知道《好兵帅克》而不知道有《变形记》。捷克当局一直推崇捷克语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謝克，并把其作品看作民族的象征，而卡夫卡是犹太人又用德语写作，他作品的基调和内容都不符合共产时代的主旋律。

另一座卡夫卡的雕像位于老城丹西（Dunsi）街，它大概两人高，下半部是一套西裝空壳，一男子骑在西裝肩上，外形酷似卡夫卡。据说卡夫卡生前就住在附近，可以透过窗口看到雕像矗立的地方。雕像是捷克雕塑家Jaroslav Rona 的作品，它被树立时，作家已经去世八十年了。

丹西街又名圣灵街，附近有天主教堂和犹太教堂，犹太历史区就距此不远。犹太人居住布拉格可追溯至10世纪，其后大概一两百年，当局开始限制他们居住。1254年之后，犹太人便被集中居住在老城区的”隔都”里，也就是现在的犹太历史区。所谓”隔都”就是四面都有围墙，里面的居民只能在白天离开，离开时必须佩戴非基督徒的标记。与中世纪欧洲的很多城市类似，布拉格的犹太人也有着极为特别的地位。一方面当地国王或贵族予以他们特别保护令，另一方面在当地社会又遭到排斥和迫害。公元1389年排犹高潮时，当地有1500多犹太人在复活节惨遭杀害。六百多年里，布拉格的犹太人口一直在残酷的排犹和稍微松动之间波动。中世纪的行会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任何行业公会都不容许犹太人加入，也不容许他们购置土地。他们只能从事皮毛，旧衣服等生意。因不信基督教，犹太人不在乎教会反对放贷取利。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从事金钱借贷致富，乃至资助王公贵族，操纵欧洲贸易网络，犹太银行家族也开始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社区。1628年，犹太人被正式容许从事金银行业。随着比较安全稳固的位置，犹太人社区从繁荣发展为非常繁荣。公元1781年后，犹太人被容许居住于”隔都”之外。虽然围墙仍在，但”隔都”里只剩下贫穷犹太人或非常正统的犹太教徒了。18的世纪时，大量犹太人从波兰，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地移居布拉格。在犹太人散居地，布拉格城也因之被称为”以色列城的母亲”。

走过老犹太教堂，我想起美国友人老赫伯。他是我母亲那代人，在布拉格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认识他的时侯，我对他会讲流利的德语感到吃惊。不过比起那些被投入焚化炉的同族来，他在二战之前就幸运地移民美国了。二战期间，德国人把布拉格的犹太人全部清除出去。战后，居住在布拉格的德国平民也被迫离开。我们从德累斯顿坐火车到布拉格，沿途经过德捷边界的苏台德山区，二战后，捷克人出于对德国奴役蹂躏的忿恨暴力驱除了这里的德裔居民。同车的捷克大学生介绍说现在这一带是国家公园，也是好莱坞喜欢的外景地，电影《布达佩斯大旅馆》的外景就在此拍摄。车窗外雾气缭绕，风景诱人，谁又想到如此美丽的地方还曾是德捷两国的梦魇地。二导游说捷克不该驱逐外族人，听他口气似乎是犹太人和德国人比当地人更加努力。在我看来，种族单纯的捷克未必就是好事，比起瑞士洛桑或日内瓦那样的国际都市，布拉格街头的美女就少多了（一笑）。

又一个清晨，我在老城的窄巷中行走。此时店门紧闭，静默无人，一个苦行者已跪在路边，开始了他漫长的叩头行乞。

穿过一条条窄巷，眼前豁然开朗，老城广场似乎是窄巷中的一片绿洲。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这也是昆德拉唯一写到的布拉格场景。他写道：”她来到了老城广场，广场上矗立着朴素庄严的泰恩大教堂，还有排列成不规则四边型的巴洛克房屋。”（摘自昆德拉）

此时，曙光闪烁在泰恩教堂哥特式的尖塔上，也印在砖石地面上，广场上又见新娘婚纱飘动。我注意到，教堂前拍婚纱照的人都会稍微偏离胡斯纪念碑，不仅仅是那座黑色雕像的光度不够，也因为它见证了布拉格的苦难。

在早期中世纪的三分天下中，较之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在西罗马帝国旧有土地上形成的西欧相对比较弱。加洛林王朝之后，西欧再次分裂，国土盈亏中，又起宗教战争。查理四世之后，不过三代，波西米亚王族逐渐衰落绝后，作为外戚的哈布斯堡家族开始统治波西米亚地区。该家族信仰天主教，但十五世纪的布拉格已有宗教改革的萌芽。曾任查理大学校长胡斯开始将宗教改革思想与民族主义结合，开始反对教会赎罪券，反对教会占用土地，并要求用捷克语做礼拜。胡斯因此而被天主教庭裁定为异端，于1415年被处以火刑。胡斯的牺牲引发了波西米亚对抗罗马教廷的胡斯战争，历时十五年。被镇压之后，波西米亚人不断抗争，哈布斯堡君主最终于1555年签署了宗教和约，授予波希米亞人宗教自由。但到了1618年，哈布斯堡王朝又在已有大量新教徒的波西米亚强行推行天主教。被迫害的新教徒在图恩带领下冲入王宫，将代行王权的两个人扔出窗外。这是布拉格第二次发生的”掷出窗外”事件，上一次是胡斯战争之前。似乎“掷出窗外”是捷克特有的，昨天在小城广场上，导游还特别指出某个窗口就是掷窗事件的原发地点。

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后，胡斯的信徒就宣布波西米亚独立。继而爆发了波西米亚和神圣罗马帝国斐迪南二世之间的战争。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波西米亚军队战败。27名新教徒贵族在老城广场被处死，其他信仰新教的波西米亚贵族都被流放。后来这场帝国的内战蔓延至整个欧洲，成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令波西米亚失去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和土地，几乎毁灭了捷克民族。从那之后，捷克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日益日耳曼化。三百年中，不仅德语成为官方语言，而且在文化思维甚至饮食习惯上，捷克人也越来越像德国人，因此他们被称为”说德语的斯拉夫人”。

转过来，就见老市政厅的天文钟。昆德拉也提到了这里，但他笔下的老市政厅是一片废墟，他写道：”华沙，德累斯顿，科隆，布达佩斯以及柏林，均在上一次战争中惨遭破坏。但这些城市的居民不忘重建家园，无比用心地恢复古老城区的面貌。这些城市让布拉格人患上自卑情节。在布拉格，那场战争摧毁的唯一一座古老建筑物就是老市政厅。布拉格人决定永远保留其断垣残壁，怕万一有个波兰或德国人前来指责他们受的苦难不多。”据当时的美军飞行员回忆，因导航错误，布拉格因此而破坏较轻。轰炸确实毁了Emmaus修道院，也包括现在跳舞房子所在的地方，但并未催毁老市政厅。

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还提到了布拉格之春时请愿书签名的情节，我觉得作者是在以托马斯自况，或者借助托马斯表达自己的观点。后来阅读哈维尔自传，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我和导游提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说书名翻译不准确，捷克原文很难翻译。也许是因作品一直遭禁，昆德拉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移居法国。导游似乎不愿多提昆德拉，至少他没有表现出对哈维尔那样的崇敬。

昨天下午，老城广场也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我们在天文钟旁的餐馆坐下，点了啤酒和捷克名菜烧鸭饺子。大约因气候严酷而不产葡萄酒，捷克发明了啤酒。它也是啤酒的消费大国，街头常见挺着啤酒肚的人。这里的半升啤酒只要1.5美元，很多德国人特别到捷克来喝啤酒。我不是啤酒爱好者，但捷克啤酒确实不错，甘冽清爽。布拉格是个饱眼福之处，口福却没有。我们点的烧鸭不酥不烂，味道比中国菜差了很多。所谓的饺子就是放在红烧肉汁里的发面饼，而我最不喜欢沾了汁的，烂兮兮的馒头了。

从老城广场返回住处，经过好几家剧院。它们都没有莫扎特首次演出《唐璜》那样的排场，海报却都生动多姿。捷克沉重的历史形成了荒诞形式的政治戏剧传统，看看捷克人选举了一个戏剧家作为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就知道此地的政治戏剧多么深植人心了。

再次经过来跳舞房子，来之前，我真没想到它与入住旅馆仅一桥之隔。旅馆进门就见红地毯和水晶灯，但没有门厅，显然它是公寓楼改建的，不知改建前这里住过什么人。我记得哈维尔的家族在布拉格修建过很多公寓楼和别墅，但1948年他家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当资产阶级被迫搬出布拉格时，他们一家也被分派去边界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后来通过某种非常复杂的官方关系，他们最终留在布拉格。”我们以典型的资产阶级顽强精神一直坚持住在我们的那家公寓的两间小房子里。我们逐渐适应了那家公寓，一直住到现在。”（摘自哈维尔自传）彼时，捷克农民也被强制迁往类似集体农庄的居住点，但捷共并没有完全没收农民的财产，很多人还能偷偷跑回家料理。

旅馆的房间暗暗的，浴盆不合常理地高，这老欧洲的贵族味道啊。哈维尔最让我动容的是其贵族精神。他与生俱来地渴望与他人平等，反对侮辱人的尊严。当享受的优越待遇而且高人一等时，他感到羞愧。当作品被禁，人被拘捕关押时，他始终警惕成为浮士德。哈维尔既不因长期遭受迫害而变得软弱，也不会因此而导致自我崇拜。

在布拉格的最后一个傍晚，我来到位于新城的瓦兹拉夫广场。1918年奥匈帝国瓦解，同年的10月28日，阿洛依斯·伊拉塞克就在这里宣读独立宣言。从那之后直到1989年，捷克只享有过十几年的独立。1969年1月16日，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学生杨帕拉赫在广场自焚，几十万人为他送葬。天色幽暗，我站在圣瓦兹拉夫雕像的背面，望着广场，想象着1989年11月，捷克人聚集在这个狭长的广场上，高喊着要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一周之后，当局宣布放弃权力并取消一党专政，天鹅绒革命成功。

青铜雕刻瓦兹拉夫完全是战神的模样，胯下的青铜骏马微微低头，右蹄抬起，似正在上路。这个波西米亚的主要守护圣者的骑下还站立着另外四位圣者，个个庄严肃穆。这座青铜雕像花费了一百多年才制作完成。1945年后，捷克当局保留了它，但为了他们意识形态，还是决定在全城的制高点莱特纳公园（Letna Park）建一座高达三十米的斯大林纪念碑。曾为布拉格制作过至少三座雕像的Otakar Svec参加竞标并意外得标。接下这个项目后，艺术家遭到很多朋友的批评。他的妻子因无法面对朋友，于1953年自杀。10年后，在雕像揭幕之前，艺术家也追随其妻而去。在遗嘱里，Otakar表示：”因为我为布拉格带来刺眼的丑陋，为了赎罪，死后请将我的全部雕刻所得捐给盲童学校。”那座巨型雕像仅仅伫立了七年，于1962年被炸毁，底座被用来储存土豆。

捷克的爱国者认为波西米亚的精神终结于白山战役，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才得以恢复。在我看来，代表自由的波西米亚精神并未绝迹，它不仅表现在昆德拉，哈维尔的创作里，也表现在那个自杀的艺术家的耻感中。

记于2016年7月24-26日

列侬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