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我与朋友出游。同行八人，五个住在或曾住在北京。期间谈到天安门事件，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
1.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
（因为很多人未经历过，我多写一点背景资料）
1976年始于周恩来逝世。
文革前，周恩来的威信仅次于毛泽东。文革十年浩劫，民众对毛泽东从崇敬，紧跟到怀疑不满。虽然人们不敢公开表达，但林彪坠机之后，毛的神像已经开始坍塌。因十年中竭力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和一些干部心目中，威信超过了毛泽东。周的逝世立刻触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很多人在家里挂周恩来像，甚至有人用周像取代毛像。人们自发地戴白花，佩黑纱，单位设灵堂悼念。在此情况下，当局却三令五申不许人们戴白花，佩黑纱，设灵堂，不许去天安门广场。据时任北京市长吴德回忆：“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
按照惯例，周的遗体告别仪式应该在人大会堂举行，但却在北京医院后院停尸房草草了事。当局的做法激起人们的不满和悲愤。1月11日，周恩来遗体火化。我们厂的工人上午就开始制作白花，鉴于当局不准许民众去天安门广场。我和同事下午四点钟来到西单。十字路口上已聚集了很多人，而且人越聚越多，不久就站成两排。在寒风中，女人围着围巾，男人放下棉帽护耳，人们沿着长安街肃立。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白色客车慢慢开过，车身挽着黑带子。很多人哭了，有些人哭得跪在地上。这哭声表达了民众悲痛周的去世，也表达了对毛泽东不满和愤怒，更有对前途的担忧。对于毛泽东没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很多人私下都表示不满和不解。
1月到3月，民众依然沉浸在悲痛中。临近4月清明节，很多人准备到天安门悼念。3月25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上海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组的一篇报道，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和他们斗”。其中引用局党委书记戴梦鳌的话“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暗示周恩来是党内的那个走资派。3月28日，南京学生抬着花圈上街游行日，出现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标语。在火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学生把标语刷到列车上，向全国传播。
我因在南京呆过，对南京的新闻比较注意。我记住南京事件中的李西宁。他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团委书记，因南京事件被捕入狱。他出狱后，考上研究生，出国留学。1990年代末，李西宁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纪实《背面》，我与他相识于虚拟世界，如今他在加拿大一所大学教书。
北京的民众于3月19日开始到天安门悼念，最早的花圈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小学送的，但警察很快地没收了那个花圈。我的大学同学伟当时正上中学。3月18日，他的学校组织去第一机床场学工，路经天安门广场时，伟跳下了车。因担心回家后父母不让他再出来，其后数日，他一直呆在天安门广场。据他回忆：“参加4.5的主要是北京市民，青年，知识分子等，没有什么学生。我属于坏学生，旷课去的。”
3月25日，献花圈的人越来越多。据目击者回忆，3月31日，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达上百个，张贴的诗词和悼文明显地表达地江青等人的不满，比如“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伟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几千人群，一起情激愤地高喊：“3.25 文汇报，怒问走何道？戴梦鳌，何许人，为谁大喊叫？”1976年，一篇《文汇报》的文章推动了民众不满情绪，最终酿成天安门4月5日事件。 23年之后的4月26日，《人民日报》一篇定性的文章起了同样的作用，历史以更残酷的方式再度重演。
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产生了北京市委的通知，该通知将南京的群众游行定性为“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批判邓小平）的政治事件。“并对天安门张贴的标语做了类似的定性。通知还要求全部覆盖标语， 明令不准去天安门，不要送花圈，批评“清明节送花圈是四旧”。通知之后，北京市委成立了工人民兵，警察，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灰色小楼里。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干警和卫戍部队3000人待命，随时准备出动。在回忆中，时任北京市长的吴德回忆道：“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他承认”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4月1日下午，伟看到广场外围已有工人民兵，他们“一人一个大棍子，正在吃烙饼。吃得挺香，还告诉我‘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烙饼是发的。’”
“大概4月1日或2日，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推来一个五吨重的铸铁大花圈。花圈下安了轮子，推到纪念碑前，才把轮子撤掉，这样的话，想搬是搬不走，小吊车都吊不了。很重很重的，每朵花都是铁皮做的！“ 伟回忆。
4月3日，上午10点多。一辆广播车徐徐开进天安门广场。车中一个女警察用大喇叭要求人们离开天安门。人们拦住广播车，将车翻了过来，又要那个女警察爬到车顶，跪着喊：“周恩来万岁“。女警察顺从地爬上去喊口号。后来，人们又把那辆广播车翻过来，推到中山公园，绕广场一圈后烧掉了。当天晚上，伟看到王洪文穿着军大衣，坐车巡视天安门广场，还在纪念碑下车查看。次日《人民日报》的消息却说女警察与暴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伟回忆道：“真是满嘴谎话！”
4月4日星期天，北京市民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当时从北太平庄唯有22路公共汽车能到达天安门，目击者回忆：“公交车站挤满了人，根本挤不上去，那天公交公司也来了邪劲，22路加班车一辆接着一辆。汽车一进站，就听到售票员喊：‘去天安门的一律免费！‘….. 至少过去了十五六辆，我们才挤上车，到达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中午12点了。……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清明节，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约有上百万人云集广场 ，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 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烈士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在纪念碑正前方，高高地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是用大朵白花排组的大横幅“民族英魂”。再下面又是巨大横幅∶‘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敬爱的周总理。’ 广场中央有四幅巨匾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四言诗∶‘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到处是诗词、悼文，人们争相抄写，朗诵。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基层民众，它们（诗词）在亿万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凤凰资讯》网，1976年四五运动图集，2008年10月9日）
在回忆中，吴德承认：“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 ““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
就4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吴德的说辞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吴德回忆：“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是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在回忆中，吴德承认当时可以选择避免冲突，但最终当局还是选择了镇压。
4月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吴德回忆）
4月5日之前，我母亲坚决制止我去天安门广场。我无法在公休日去天安门，4月5日周一，我趁着去宣武门的老厂办事去了天安门。当时很多人聚集在人大会堂前，人们愤愤地说，清晨来换班看守花圈时，不仅花圈不见了，值夜班守护花圈的人也不见了。纪念碑上的少数花圈都是当天送的。又听人喊，“他攻击周恩来“，那人向大会堂逃去，人们追赶他。宣传车大声播放着“清明节献花圈属于四旧，花圈已被清理，请广大群众不要受坏人利用，尽快离开广场。”接近中午时，我穿过广场，搭公车离开。
据伟回忆：“4月5日下午，人们先说花圈在中山公园里，就都跑到里面去找。又有人喊花圈在小红楼里，那个小红楼，我记得是铁红色的墙，就在老火车站那边。我就随人群涌向那里。“ 据其他人回忆，当时有传言夜里守花圈的人就被关在小红楼里。人们围住小红楼，和工人民兵指挥部交涉，谈判无结果。人们开始试图进入小红楼，但指挥部先后调集了千人守卫。“人们开始砸玻璃。当时广场根本找不到砖头和石子，拿什么砸呢？只有自行车铃盖能扔来扔去。北京市民就拆下自行车铃盖砸，当时很多自行车都没有铃盖。“
后来，在场的部分群众冲入楼内，搜出一些“黑材料”。有人点燃了“黑材料”，大概就是所谓的“火烧小红楼“事件。 入夜，人群依然没有散去，纪念碑前有人接着微弱的光线抄诗词，有人在高声朗读:“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后来被《人民日报》定性为“反革命煽动”。
伟回忆：“下午6点左右，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车开始播放吴德的讲话，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这儿捣乱破坏，造成了反革命事件。9点半，开始清场。我记得很清楚，是9点半，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突然熄灭。我是提前三分钟出来的，要不提前三分钟，一关灯，就被捂在里面了。镇压时，我正走到金水桥的白栏杆外。他们（工人民兵）出来就打了。拿着木棍，见人就打，好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打完人就抓人，两个押一个，把抓到的人都轰到纪念碑上面，大概当时广场还有三千人左右。”
我另一个朋友君当时是工人民兵，他回忆道“为了组织工人民兵去天安门，全厂（首钢）高炉熄火，老弱病残留下。集合起几万工人，每人发了镐把和柳条帽。一黑灯就开练。“他还证实工人民兵最初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9点半开始镇压。伟听着君的回忆说：“工人民兵没好人！黑了灯，见人就打。第二天我又去广场，看到清洁车在冲血迹。””45后，警察拿着照片抓人。对着照片问，这人是不是你，是你？带走，拍到了，100%判刑。”
1976年4月7日，当局将4.5日电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将参与被捕的人定性为暴乱分子，并公开点了“小平头”，称他是反革命。35年之后，我从一网友那里得知“小平头”名叫刘迪。当时他上班必经南长街，路过天安门广场，发现几万个花圈都消失了。“大约清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纪念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拥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夺目。有一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好像也有别人爬到了上面）。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便衣拍下来了。“其后，他带头喊口号念诗，并参与了小红楼前的谈判，但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刘迪于10月被捕入狱，翌年8月获释。之后几十年，刘迪生活贫困，大隐于市，为人豁达乐观，从未被政治利用过。2011年，刘迪患癌症去世。似乎我们这代人最终总会在某个空间相会，最不济也是在冥界 。
2.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伟当时是下海的自由人，64期间他在历史博物馆前负责收发市民捐给学生的物资，君当时是伟公司的司机。以下是他们的回忆。
伟回忆：“天安851公司赞助1万块钱，但我不愿沾钱。 5月17日之后，天安门才真正热闹起来，参与的人才多起来。6.4期间，与天安门事件唯一有关的交通事故就是我公司的。那天我的车拉着学生去通县堵坦克，回来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不让进北京，司机就硬闯，警察追，追出来的事故，一死重伤三个。高自联是轮流执政，5月30日晚或6月1日晚，我在广场，夜里12点，在纪念碑上，看到郭海峰抱着一个女生睡在纪念碑底下，让我一脚把他踢起来了。他说我是郭海峰，是天安门总指挥，你踢我干嘛？我说我不管你是谁，这样做很下贱。后来他开着一辆大公共汽车闯中山公园。”
“64开枪我早有预感，宣布戒严就要动手。1976年4.5时，他们都用大棍子砸，6.4闹的那份儿上，他们能不开枪吗？可以说当时戒严部队来北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来干什么，昌平开过来380多辆军车，被老百姓堵在沙河，问当兵来干什么，他们说来拍电影。当时他们的枪里还没子弹。有些部队发了4.26社论，而且只有那一份社论，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了。你说这政府多能骗人啊。”
君：“（为了堵军车），老白姓把街上的方砖，一块一块儿扣下来。男的在底下掀，女的砸成碎块。那得多大劲儿才能扣出来了。”小均：“北京人那个大爷，让他干点活，让他身子骨动动，那个难啊。64时，把水泥地扣的，那么大的自行车墩子楞给弄下来摔碎了。用来碎（读Cai)当兵的。”
伟：“学生领袖柴玲等其实只知道广场和与当局交涉的情况，并不清楚广场外的情况。64死人主要死在外边，广场里死的没有那么多，但不是一个没死。6.3日晚上，我当时在政法大学门口，看他们拉回来的尸体。学生说：‘开枪了，开枪了。’当时那些学生在木樨地桥那儿，事前他们还说是橡皮子弹，说是把自行车翻过来，用脚踏板转自行车轱辘就能挡住橡皮子弹。军队一过来，他们就在那儿码了好几排自行车，等当兵的军车过来，他们就在那儿开始摇，一会儿咕咚倒一个，一会儿咕咚倒一个，就是被打死的。才知道是真子弹，事后木樨地河里扔了很多枪。他们抢下来的枪。袁木说一个人没死也是胡说八道，我6月4日下午在政法大学礼堂看到摆了五具尸体。我经过文革不怕死人。礼堂里放了五个医院那样的床，盖着白被单，我都掀开看了，其中的一具尸体半拉脑袋，半拉身子，从左边脸开始，斜着，全都压没了，坦克压的，那就是在广场压的，因为有些学生在帐篷里，戒严部队开进来时，根本不知道帐篷里有人。后来他们用清洁车在广场上冲了两天。 但说‘血流成河’也不对。 6月3日下午两点半，我的一个车在西三环把五矿的一个处长撞飞了。司机小吴开不车了，我就让君去了。君把受伤的人送到301医院救治，就没回来。到了晚上9点，戒严部队向城里开进，301医院的警卫站在门口的墩子上，军车过来后，他向军车喊，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帮’的一枪就打在太阳穴上，死了。”
君插言：“301医院急诊楼那个血啊，到处都是血腥味。我走到门外看，一爷们儿大概刚下中班。301医院一边一个大柱子，他推着车走，‘帮’的一枪正打在胸口上。我正站在柱子的那边，一冒腰赶紧钻进去，躲在柱子后面。我看着那个被打死的人，血呼啦一下就留了一地。戒严部队走了，我就拉着那人的腿，往院子里拉，周围人说赶紧着，送急救，我一摸，脉都没了。”
伟说：“还有一个人有意思，他叫刘凡，当时是展览路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后来调我的公司。6.4时，他在六部口那儿骑车，想过长安街回家，当兵一开枪，他就趴下。看着部队的车往前走了，他起身推车往家跑。他刚一跑。戒严部队就向他开枪，打他的前面，他又赶快趴下。他趴下来，戒严部队又往他的后面打一梭子，他又赶快爬起来跑，那是把他当猴儿耍。他动作慢，差点没打死，不过万幸，后来他扔了自行车跑了。6月5日我们说去天安门看看，从西单走六部口，我们还挨机枪扫呢。6月7号，戒严部队来找我，把我带到海淀分局，问我到天安门干什么。我说去看热闹。他们逼问我，我说是清白人，去送药送水。他们说’打砸抢烧伤制作，你干了那一样?’我问制作什么，他们说我制作燃烧瓶。我说汽油都没有，拿什么制作？把我从早上8点关到晚上8点，中午弄了四个包子，晚上一盒米饭，然后说要送我去七处。我说要回家了，他们说你不能回家，我说我本来就没事，为啥不让我回家。我认识刑警队负责人的前任，就让对看守说我要找队长讲话，说我认识某某。结果某某作证说我是好人。又要他们去问派出所，派出所说我的办公室是公安的监视点，就在政法大学门口，才把我放了。不放我就瞎了。检察院还抓了9岁小孩，烧了五辆军车。”君插言：“伟哪里会制作啊，有人检举要害他。”
京说：“我当时开了一商店，有个姓边的副经理。他家就在西单，教育部宿舍那儿，他妈知道他好看热闹，不让他去，拉他打牌。后来一闹起来，他跑出去看热闹。枪一响，人们潮水般后退。他没当过兵，黑夜里，你不跑没事，一跑，就看到了，他又穿着白裤衩，目标明显。64之后。我们满城找找不到，最后还是在急救中心找到了。他手上戴了一个金溜子被人给偷了，他带着的BB机没关，一直呼他，停尸房的老头听到了，才和他家联系上。64之后清查，要列他为暴徒，那些左派恨不得阶级敌人越多越好，我说他去看热闹，清查办说，谁证明他不是暴徒，我说他老婆爹妈都能证明，我担保，后来就定为误伤，这样才能给他两个孩子钱，抚养他孩子到18岁，一次给了他8万块。他一死，他老婆气得带两个孩子去了韩国。就这么个儿子，他爹妈气死了。”
小均：“后来抓13种人。头上围红带子标语是一种，骑摩托一种，我骑摩托车。64那天，我老婆拉着我不许出去，说儿子才2个多月，不能让孩子没爹，我就交出车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