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客（7）

拾取脚板印

上午时，天气好的出奇。我和陈从西郊机场步行去空军指挥学院。七十年代时，我和陈都在那里住过，不过当时它还称“空军学院”。那时西郊机场与空军学院之间全为荒地和田野，田野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我们穿过五环的辅路，就看到一排排的建筑。陈说它们是世纪城房产，盖了也有二十多年了，一直延伸至车道沟。 靠近蓝靛厂，路旁的学校挂了人大附中二分校的牌子。陈说：“这就是咱们以前很看不起的蓝靛厂中学。如今是重点中学了。＂中学的校门口贴着状元榜，榜上列出考上更好的高中的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原来位于空指内的卫生所如今在街面上开了门面收治病人，我另一发小从外地调回来曾在该诊所当护士，如今她已退休多年了。1970年代时， 只有一路公车经过蓝靛厂，这趟车从动物园发车，每半小时一趟，晚九点半收车，终点站是香山。 在当时的北京，此地算远郊了。那时我的工厂还在宣武门内， 因夜间无法回家，我被免去大夜班。1970年代末， 外国乐团开始到北京表演，票子多为文艺团体所得。我母亲进城去听音乐会，晚上回来往往错过最后一班公车。当时她看演出的劲头十足，独自从黄庄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家。

靠近空指，我们就看到大门口站了军人。陈已经想好了若被盘问就说去找某人，但门卫并未过问。我记得进门后有一个小小的合作社，因当地没有商店，这个合作社聊胜于无吧。如今合作社所在的那排房子也没有了。再向前走就看到了操场和大礼堂。我母亲的单位以前常在那里排练，我也常常去看她们彩排。记得第一次看李谷一表演也是在这里，当时我母亲说1964年去湖南搞四清，在当地看花鼓戏就看到了李谷一，那时的她小巧玲珑很有灵气。

在院子里，我们寻找着当年住过的楼房。我住在院子的东部，当时附近都是教学楼。我母亲单位是借住于此。 在那栋筒子楼里， 我经历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我也是从那里考上大学的。那时的空军学院，满院的大树，气温比北京市区低2-3度，因此夏天一进院子就感到凉爽，铺张席子就过夏了。那时的夜晚也没什么路灯。某次我下中班回家，独自走在黑暗里，模糊看到前方有个黑影，我没在意就走过去，待靠近，他突然向我扑来，我转身飞跑回家。这件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如今学院的东部标出老教学区，提示不可以使用手机。我们没遵守“闲人免进”的提示，前前后后走了一阵，可惜依然找不到熟悉的楼房，甚至庭院的格局都变化了。陈住的地方当时就是居民区，那栋楼房还在，当然已经很陈旧了。

陈和我们是世交，每年我回北京，一定会拜访陈家。我们在干校时，陈的父亲对我家帮助很多，我从南京调回北京，陈的父亲帮了很大的忙。陈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还在。到陈家，免不了要吃饭。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去干休所食堂打饭，后来去附近的小饭馆，如今陈的母亲行走不便，陈的太太平平就和我一起去附近菜馆定饭。如今的餐馆都很好了，定的菜吃不完。陈的儿子和我女儿同年生，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如今在北京某外国使馆做签证官。看着长得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真喜欢。在陈家，我不需要客气，饭后稍事休息才告辞出来。陈说自己要回城，我觉得他就是想送我一段，于是我们一起搭出租车。

在向东行驶的出租车上， 陈问我到底去哪里，＂幸福二村，对面是工人体育场。＂出租车司机说：“幸福二村很大，你没有门牌号怎么找？”“您就拉我到那儿，撂下我就成。”我回答。 车子疾驶，不久就穿城来到朝阳区。 车窗外掠过不熟悉的景物，陈说：“我也好多年没到过这边来了。如今北京是太大了，一般人就在自己社区周围活动。”我想起方励之老师在他的自传里说：“我们住在西城时候，西城的居民很少去东城，东城的人也很少来西城。这大概是由于皇朝当局为了预防可能的造反和政变，长期严禁不同住地的奴仆之间相互串联，沿袭下来就成习惯和民风。”（P98， 方励之自传，天下文化出版）。

“喏，那就是工人体育场，这边是幸福一村。”司机说，我怕耽误陈，就让司机停车。下车后，我立刻转向。住宅楼之间，开着很时髦的咖啡馆，信步走进去，顶棚裸露着钢铁管道，满眼的苹果电脑，非亚洲人随处可见，真像回到美国。信步再走过去，就是一崭新的Mall，新得没有人气。近半个世纪前，我住在这一带时，周围全为田野。一趟16路电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向西经过工人体育馆，张自忠路，交道口……我是在交道口换车去小学吗？如今那所小学也踪迹全无。

我的小学是寄宿制的子弟学校，各个单位周末都有车接自己的子弟，但我母亲单位没什么小孩，不派车，我周末就乘公车回家。那时我在工人体育馆下电车后，先经过一个邮局。顺着邮局旁的一条土路走一段，就见一个合作社。所谓的合作社就是非常小的商店，里面卖一点菜一点肉，一点油盐酱醋，那里的白菜往往都是蔫的，肉也不很新鲜。我家多数时间吃食堂，但我母亲有时会差我去合作社买一点儿肉末。买回来后，她会在锅里放一点儿油，一点儿姜葱，然后在煤球儿炉或蜂窝煤炉上炒。炒出来的肉末，油汪汪的装在蓝瓷花碗中，非常美味。我家领导常嘲笑我是吃炒肉末长大的，这也没啥丢人的。肉末确实是我儿时的美食，而且多数都被我吃掉，母亲只尝一点儿。嗯，她的四川话把“尝”字读作“裳”。那时合作社附近的居民住在砖头搭的平房里，他们似乎不到合作社去买东西。当时他们吃什么呢？也许自己种菜？那时我住的地方还真种菜，甚至还有一个猪圈，我发小的爷爷就管种菜喂猪。

问着路，走不远就看到了幸福二村的街号。幸福二村34号，三里屯幸福二村社区….。这一带都是不高的楼房，绿荫如盖的小马路。一些楼房围着铁栏杆，看着类似欧洲某个小城的街道。我小时候的幸福二村几乎没有人家， 我们住的院子之后无尽的荒地。 荒地中还有浅河沟，我母亲一度反对我去工人体育场溜冰，我就在小河沟里溜。1966年还是1967年的夏天，我的小学同学毛妮，请我去她家去玩。我们玩儿的很高兴，她母亲要留我住一晚。我打电话给我妈请示。那时只有传达室有电话，电话接通后，传达室的老头跑到院子里喊人。好在那个院子不大，喊几声就成。我母亲可以预见的不同意我留宿。我不死心,又磨了半天，她依然不同意,我只好回家。大概我太贪玩，我坐车赶回家时天已擦黑。下了电车，天就黑尽了。我独自走过合作社，走过小学。小学之后是一大片空地，我隐隐记起此地曾是坟场。我越想就越像了，于是鬼火，于是怪声，于是鬼打墙，于是身后有人或鬼跟踪……，大声唱歌？快快跑？待我一身冷汗跑到家，母亲的责备声立刻将我带回现实世界，我犯了严重错误，现在要听凭发落。

那时的幸福二村气候高爽，氛围荒凉，如今变得像南方似的雾气迷茫。这雾气封住了太阳，周围变得柔和而暧昧。2011年，我到三里屯来看笔友赋格，天气还不是这样。那时的秋末还蛮爽脆。这一带早已是物非人非，但无论多么大的“非”，我都无法想象气候之“非”。“看来，那个院子真的没了。”我自言自语着。从幸福二村社区折回，再次看到那座灰白色的平房。这沿途唯一的破败呈方形，却看不出门开何处。绕过去，见一小院，搭了瓜架，小院的另一边立着两座楼房，一座也很陈旧，另一座正在修建。也许是这里？我问一位中年女子，她不知道，建议我去社区办公室问问。

我失望地离开，向酒吧一条街走去。一个溜狗的老人走了过来。他的狗白白的，很可爱。我逗了逗狗狗，他很高兴：“ 这是真正的宠物狗。可让人心疼呢。”“大爷，酒吧一条街怎么走？”“那边，你过马路，看到胡同就钻进去。”“谢啦，大爷。您在这儿住了好些年了吧？”“可不，几十年了。”“那我跟你打听一下，这一带曾经有过一个乐团宿舍？大概1969年左右？”他抬头看看我，顺势坐在马路边的花坛上。“是有个乐团。你问这个？”“我原先就住在那个乐团里。”“你住在那里？住第几排？”“大门开在院北，房子都在大门的南边，该是最南边的第三排。”“对，那个院子大门开在北面，进院就是操场，操场的西面是猪圈和菜地。”“对，你住过那里？”“我住的地方靠大门。”我问：“那你是？”“我是第X建筑公司的，一九七几年，我们公司被派到三线去，还没干什么，就又给调回来。原来的宿舍已经没有了，那么多人没法安置，就用公司一块地和乐团换了。先是安置在平房里，后来用了二十几天时间盖起了一座楼房，喏，就是那座。我从那时住进去一直住到现在。”“那旁边的正建着的那座？”“那不是我们的，公司把那块地皮卖给开发商了。”“这一带是使馆区了，你的房子值钱了。”“我那房子只有40多平米，建得太快，什么都很简陋。”“你的退休金还好吧？”“才三千多块，现在什么都贵，刚够吃饭的。”“你老伴儿还有退休金吧？”“她也差不多。”“那还行吧，老人没啥花销了。”“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想着回来找这个地方。”“哦，我也不瞒您老，我在美国。”老人一听说我在美国，神态变得严肃起来，说话也开始谨慎了，我不便再问，就起身道谢离开。

从出租车下来时，北京少见的太阳微微偏西。只一会儿的功夫，黄昏已近。在冷冽的空气中，我边走边自问为什么要找幸福二村？不错，我在那里住了11年，是我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但那11年又是我母亲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甚至可谓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本来在歌舞团时，她还有登台演出的机会，但因父亲当了右派，她就被调到乐团，从此她正式登台演出机会大减，而歌唱是母亲唯一的喜爱和寄托。母亲参加工作时已大学毕业，她又是独唱演员。在歌舞团时，她的工资级别还显不出来，但到了全是号兵的乐团里，她的高薪就成了众矢之的。出身和教育都是她的原罪，再怎样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无法换取一点友善。文革开始后，她在食堂多买一根香肠，请到家做客的同事吃糖都被贴了大字报。1968年，她更被群众专政，自杀未遂。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地方？

在那11年中，我从幼童长成少女。幼年时，母亲晚上常出去伴舞。那时大陆正兴交谊舞，很多有礼堂的大单位周六晚都有舞会，当时政协礼堂和中国青年报社都有类似的舞会。举行舞会就要有音乐，那个乐团经常去伴舞，器乐之余还有母亲等人歌唱。母亲在大学辅修音乐，大学毕业后经系主任介绍到一家女子高中教音乐。系主任是留美的博士，也是女子高中的校长。母亲到那所高中不久就有了运动，校长肯定入了另册，母亲被贴小字报说她是校长的红人。母亲脸皮薄，觉得没法见人，父亲动员她参加革命。所谓的革命就是参加青年文工团。外祖父不愿意母亲参加文工团，因为他瞧不起戏子。那时母亲也许理直气壮地对外祖父说我是去参加革命，但她绝未想到，参加了十来年革命，却沦为伴舞的歌女。如果当时母亲脸皮厚些，留在那所私立高中，境遇会不会好些？

我知道母亲不是去演出而是去伴舞源于她曾带我去过一个大礼堂。那很可能是政协礼堂，当时除了舞会还放电影。母亲带我到电影厅，电影结束时，舞会还未结束。母亲很保守，她很不喜欢我看到男男女女搂抱抱，于是她再未带我出席此类活动。为了防止她晚归时，我睡得太死，她叫不开门，我九点就寝时就会让隔壁的李奶奶将我反锁在家。某次半夜醒来，我听到孩儿哭，哭声甚为惨烈，又听得门上的抓挠声，吓得我用被子蒙住头。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猫闹出的动静，因为乐团驻地偏僻，我家养过两只小鸡。它们本来养在1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修房子被移到对面的厕所里。只一个晚上，鸡就不见了。大人说是黄鼠狼偷了。某年我父亲回来，带我去天桥，看到有人卖桦鼠。父亲满足我的愿望买了下来，母亲看到了说人都喂不饱了，还养动物？大概没过几个月，死了的桦鼠被埋在一棵葡萄树下。那个院子，因为范大爷的勤快，每排平房间都种了葡萄，好像也收过一两次葡萄。

1966年夏天，葡萄没结果。大人开始谈论城里的红卫兵。葡萄树旁边的墙上，有人刷红油漆，贴大字报，半夜里谁在吼叫“把某某揪出来”。再后来，母亲不愿却不得不参加了某一保守派。造反派将保守派赶出幸福二村，我们住到禄米仓的排练场。再搬回来时，造反派成了反革命被关押。然后胜利的保守派开始清理揪斗，属于保守派的母亲被关押。她被强制在菜地和猪圈劳动，被人用木棒打头，在斗争会上受批斗，她的手表也在那时不翼而飞。她离开幸福二村去河北农村改造。半年后，她带着脸上的冻疮回来，找到了我，将我带去东北干校….。

穿过马路，钻进胡同，周围都是酒吧。居然碰到一家裁缝铺，进店问主人：“这儿附近可有青年日报宿舍？还有一个服务楼？”店主答：“青年日报宿舍还在，服务楼已经扩大了，就在前面。”母亲被关押后，她的工资扣发，我每月领一点生活费。我从未有过钱，更不知计划用钱。这生活费很快就花掉了，其中很大部分是请同学吃麻团吃掉了。卖麻团的地方就是服务楼。当我靠近青年日报宿舍时，暮色涌了上来。抓住最后一点光，我拍下照片。我在附近上了一年初中，和我要好的同学住在青年报社宿舍，下学后，我常来这里，如今屋主刘宾雁已辞世多年。走近了，才看到青年报社宿舍楼下就是酒吧，这里入夜肯定很吵吧？这灯红酒绿中，年轻时髦的人们从穿着土气的中年妇女手里买来汽球，相拥而去。我早就听说过这条酒吧街，老Y曾提议来喝酒，但我要独自来拾我的脚板印，热闹与我无关。

当年到青年报社宿舍同学家时，我母亲已经被关押了。她自杀的那天，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她进公共盥洗室洗澡。盥洗室平时都用砖头挡住，让门敞开，有人进去冲凉洗澡时才关门。母亲关上门后，门口看管她的人听到砖头倒塌的声音。那人很警惕，踢开门一看，母亲已经把自己吊到喷水龙头上…..严苛的环境最终改变了母亲的个性，三十多岁独身之后，再无伴侣。 早年还有几件好衣服的母亲，到了60年代后，只穿旧绒衣，对我也是斥骂多于温存，永远担不完的心，…..爱是很沉重的，我经常想逃出去，长大真不容易！突然我感到很累，不想再去找那栋服务楼，甚至没力气走到地铁入口。我招手叫计程车，只想快快离开。

空指院内

幸福二村和三里屯

此为我当年居住的地点

青年日报宿舍，最靠近酒吧一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