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以前的读回忆录笔记，最早的一篇居然写于四年前！（2011年收入华夏文库）
这四年里，我读过中国人写的回忆录吗？读过，但有趣的不多。除了平旺回忆录，蒋廷黻的回忆值得一记。
作者于189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的地主家庭， 1911年赴美留学，1923年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1932年，他与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1935年从政，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驻美大使，联合国常任代表。蒋的回忆录不乏20世纪初中美两国内地的图像，中国现代历史大事件的细节，以及有关人物。
1900年时的地主蒋家拥有三亩地，其中之一亩与人合种，收成三分之一归劳力方。另两亩租与佃农，每年的收成各半分。当时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如何？ “我年八岁以后，继母常派我看佃户收割稻子……收割好了，佃户把它分作两堆，旁边再留一小部分。他们要我选其中的一堆，当作地主的一份。然后求我把旁边所留的一小部分也送给他。我如果认为留得太多也可以不给他….选完之后，我家工人把我选的一堆搬回家去。我家长辈似乎从未担心过佃户会欺骗我，地主与佃户之间很能互信。”
1949年之后的大陆，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不但被剥夺被打倒被消灭，而且当其他的阶级敌人被平反后，他们仍未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或改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当局的封闭洗脑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对地主的联想或是周扒皮或是刘文彩。到海外后，因信息开放，我才得知1949年之前的地主中的很多人就是乡绅。他们传承中国文化，维系乡村和睦。以前读梁漱溟的书，他父亲梁济为殉中国文化投湖自尽（表面上是殉清）。1949年之后，中国的乡绅阶级与地主阶级一起被彻底消灭了，而如今中国礼崩乐坏的程度，大概十个老梁也都投湖去了。
蒋廷黻早年的求学均由那位颇有远见的二伯安排。他先入私塾，再入入长沙明德中学。因明德中学介入政治，他的二伯决定送他进湘潭长老会所办的学校。1911年秋，经教会学校的林格尔夫人安排，16岁的蒋廷黻乘船来到旧金山，其后乘火车至堪萨斯城附近的派克维尔镇，成为派克学堂的一名工读生。
在他的回忆中，我看不出当时中美物质生活的差距，却可看出美国求学谋生相当容易。“在派克学堂体力劳动的收入是充膳食费的。其他开销要另想办法才行。朗诵的胜利使校方当局和一些镇民介绍我去附近教堂和民间团体演讲。每次演讲收入2-5元，我的演讲内容极其简单，大部分是讲我的家庭和我在中国读书的情形。” 次年，蒋申请到当时北洋政府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不仅提供了其兄来美的路费，而且足够他们兄弟在美求学。
自派克学堂毕业，蒋进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该学院也是教会学校，“宗教气氛太浓….。另一个有形象征就是校区中为纪念中国山西传教而被‘拳匪’惨杀的教士，建立了一个纪念碑。”蒋毕业时正处一战时期，他到法国为中国劳工服务一年。进入哥大后，蒋先读新闻，然后为了“左右政治”，他改读政治系。
蒋廷黻毕业回国不久，中国便进入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8）。他先后在南开清华担任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除了任教，他在南开引导抵制日货的学运走入理性之路，亲历政府与大学就校长任命之间的互动。“校长罗家伦是国民党忠实党员，同时他也是教育界优秀学者。虽然他忠于国民党，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订为课程，但他毕竟是个好人，是个好学者，所以他不把清华变成任何一党的附属品。”“清华同窗并不想反对国民党，但也不希望清华成为政党的附属品”。回忆录中的张伯苓，罗家伦，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都很有细节，值得清华南开校友阅读。从他的回忆中，我也能看出受西方训练的蒋廷黻有书生气，却不激进，颇有识见又具实干才能。
在第11章，作者记录了1923-1929年在北平，西安，上海，杭州，南京和东北的游历。他在北京听曾国藩的孙子谈罗马希腊建筑，在西安看到鲁迅与孩子们玩青铜玩具炮。蒋廷黻到清华后也染上文人搜集旧书癖。“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那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书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巨挚。第二本书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了。”蒋曾试图补齐李鸿章，曾国藩的文集，也曾获曾国藩致曾国荃的信函，但因突然离开大陆，那些信件都被遗留在上海。为收集资料，蒋也曾远走苏联德国英国，见过当时极为有名的历史教授汤恩比（A.Toynbee)。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廷黻认为“中国的国力与民族意识觉醒的策划功能的不能相称”。他赞同顾维钧在东北南部划出中立区的提议，希望通过外交政治手腕延缓日本侵略，为中国争取时间。当时的《独立评论》对此也分为两派，争论相当激烈。“我可以感到文江心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丁文江深悉中国地方割据，中央政府因此而不能利用全国资源。他还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不足，认为中国东北已经有一支中国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地方部队，但日本从未遭到强劲抵抗。胡适则认为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晓得国家没有作战准备，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数主张早日抗日，因此“和”比战难！
1933年，蒋廷黻回国十年之际，蒋介石约见了他。从那之后，蒋廷黻逐渐走入政界。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大概相当于中共政府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界之后的蒋依然书生气，廉洁，又锐意改革。其回忆录中可见国民党机关的官僚体系低效，受各类人事牵扯，改革比较困难，但我却没看到多少腐败。
对于中国而言，抗日乃生死交关之事，可是在1936-1937年，美国和苏联都未打算帮助中国，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表示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 但蒋介石却绝望地向苏联求助，他甚至相信某些地位高却无合法身份介入外交的人的传话。在苏期间，蒋经历了西安事变。据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西安事变之后，“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告诉张学良，必须请示共产国际的意见，而正当共产党人议论纷纷并等待莫斯科复电时，一封咸信使由斯大林亲拟定长电传抵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手中，斯大林表示支持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认为张学良有权力或才能担任领袖。斯大林论称，撇开1927以来的是是非非，蒋依然是有能力承担此重责大任的唯一人选。斯大林同时敦促共产党人确保蒋获释放。斯大林在这份出人意表达电文里，再一次显露出他肆意扭曲事实的作法，他认为整个西安事变可能是日本在幕后操纵的，目的在于激化内战来造成中国的四分五裂。”蒋廷黻回忆提到当时塔斯社的报道，那个报道与斯大林的电文相符。他还回忆了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拍电报给他，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蒋介石。蒋廷黻因此去见李维诺夫：“这一次李很激愤，因为京沪一带谣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因而发生的。 我告诉他：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他对我的话未加辩驳，却咆哮起来：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我回答他，但是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国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
蒋廷黻认为西安事件促成中日之战提前爆发，西安事件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将独自抗战。“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绰，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以中国有限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换言之，不论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我必须再说一句，我不能证明西安事变是苏联策划的。”西安事变不仅符合苏联利益，也符合中共的利益。我看张学良，绝非民族英雄。在苏联，蒋廷黻还帮助蒋介石找到失散多年的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已婚并有了孩子，却无护照和钱，连给他父亲和宋美龄买礼品都由蒋廷黻代办，谁能料到他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的奠基人？
1938年蒋廷黻从苏联回国，此时蒋介石集权程度已令蒋廷黻惊讶，但同时他也认为鉴于战争形势不得不集权。在回忆录中，蒋廷黻曾多次提到蒋介石生活至为节俭。1940年，蒋廷黻到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视察调研，从回忆录中可见后方经济相当繁荣。时任江西主席的熊式辉为了推行卫生农业和教育，甚至试验共产党曾经试验过乡镇制度。而曾为革命发源地的广东，贪污腐化和族阀主义令时任的省主席束手无策。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不但最有精力，而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陈仪控制了当地的商业和分配，还推行严格的文官制度。陈本人十分廉洁苦干，但在省主席中又最不得人缘。7年之后，陈仪任行政长官警备总司令期间，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1950年蒋介石指示军事法庭判陈仪死刑。
中国近代风云动荡，相比之下，蒋的学业职业生涯还算平顺。 一般而言，平顺的人生往往乏味，但多数太不平顺的人生或无心或无力记录趣事。好看的回忆录往往是记录者处于风暴中，观看风暴，却未被风暴摧残，而那些避风港可能是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或生命中的贵人。
作者于1965年去世，但他的回忆只写到1940年。据说该书是作者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译本（翻译中有错误，比如提到毛泽东在湖南上学的时间）。中译本于197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由岳麓书社于2003年在大陆出版。读回忆录时，我注意到作者极少提及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据网传蒋与发妻唐玉瑞发生婚变。我猜婚变并公诸于世大约发生于1940年之后。因为婚变，蒋的生活大受干扰，无心或无力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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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听说蒋廷黻还是从李泽厚先生处，他建议我读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 当时我下截书的网站标有禁书网站。也就6-7年间，新浪爱问上也能下截到那本书了了。我记得蒋廷黻评价林则徐道：“他把自己名誉看得比国运更重要”，他因此而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蒋廷黻的从政之举大约是以实际行动证明不怕清议。有意思的是，今人多通过中国近代史（据说是他利用闲暇之作）得知作者，而非得自他曾经的官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