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窜子的回忆

1.  胡同西口、灯市东口、东罗圈儿 

1960年代，因母亲出差外地，我不得不经常留守寄宿学校。这样的日子一长，我的老保姆就看不下去了。她设法安排我去她那里住，于是我开始了寄居生活。

老保姆帮佣的家庭居于史家胡同。那条胡同的西口有米市大街和灯市口交接，东口是禄米仓。据考证那些街名都始自明清，但早已与灯火米粮无关。北京多槐树。春来槐花开，香了一胡同。夏天树上挂下虫丝和虫子被我们称为“吊死鬼儿”，来往多避着。我印象中的史家胡同却没什么大树，少见聊天儿乘凉的人，公厕多设于居民院或叉口内，不会老远就嗅出其所在。寒冬时，胡同内少见结冰的下水道以及冻结冰面上的饭菜残渣。那是一条清洁又清静的胡同，也是因为清静，我小时候从西口走到东口总觉得路很长。

虽然灯市口大街位于闹市，但沿街多为机关学校。路北的同福夹道内有女十二中(前身为贝满女中，文革后改为166中学)和空政文工团等单位，路南把角曾有一家小糖果店，我童年时常见一些风姿绰约的青年男女去小店吃冰激凌。

那时的米市大街有人民艺术剧院的剧照橱窗，却无商店，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向东单去，路西有个红色楼房的红星电影院。那家影院最初只放映新闻记录片，场子不大，观众也不多。距离东单更近的大华影院位于路东，在当时它已是摩登影院。进门大厅里挂了很多知名演员的艺术照，赵丹，白杨，王丹凤……。虽然都是黑白照，但成像角度却非同于一般百姓，相中人风度容貌俱佳，令人印象深刻。

从米市大街进史家胡同西口，走不远即是史家胡同小学，校门为朱红色，门里是不大的前院和影壁(但愿我没记错)。除了放学时进出的学童，这里很安静。走过史小不远就是人民艺术剧院大院，内有四层楼和操场。我虽年幼，却也知道那里住着一些大演员，每次经过时都希望碰上某个名人，但最终谁也没碰上。

除了史小和人艺，史家胡同里还有若干大户。它们都是大门紧闭，厚墙高筑，偶遇大门开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我后来才知道乔冠华，华国锋，付作义都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过。早年胡同里还有一处驻军，也是四层楼，院前是铁栏杆。当时胡同中一溜灰墙的凹处多是小门小户，因此楼房颇显眼。

史家胡同内还套了小胡同，我寄居的那家就在其中的一条里，胡同名为东罗圈儿。“圈”儿内有处小空场，其西还有西罗圈儿与之相对。我住的那院是一门两户，进门一溜儿北房。文革前的一个寒假，那家的大哥从东北回来。他当时在哈军工念书，穿海军军服。他带着我们上街办年货，买我们平时想要，大人又不给买的东西，比如冰糖葫芦。那东西与冰棍儿类似，便宜又好吃，但小孩子还是没钱买。平时跟大人上街机会不多，即便有，他们也总以“不卫生”为由拒绝我卑微的要求。

那年好大雪，大哥哥在院里筑雪墙，我们两家孩子打雪仗。雪仗后来成为混战，每个人的耳朵眼儿里都塞进了雪块儿。晚上他脱了军装，带着我们串胡同放鞭炮。北京人称住在胡同里的，特别是生长在胡同里的孩子为“胡同窜子”，串胡同放鞭炮应是“胡同窜子”的典型作为吧？当时胡同之间常有小路相通，比如从东罗圈儿可以串到干面胡同。待天擦黑后，我们蹲在墙根背风处，附近或有叉道或能藏身。看到孤身黑影，我们就点燃一只小炮，待那人走近了再扔出去。随即快快逃跑，身后传来鞭炮响，还听到那人在骂。缺德吗？是有点儿。为了不被抓住，我们还运用当时电影里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那会儿北京没有夜生活，鲜少人因加班晚归，因此行人并不多，若说惊吓了很多人倒也未必，但惊吓的地区涵盖几条胡同却是有的。当然，诸如此类的坏事都是我们和大哥哥之间的秘密。

 2．胡同东口，禄米仓

越往东走，史家胡同越平民化。“平民化”是与时俱进的词儿，但它能比较准确地表达我对那里的感受。

出胡同东口不远就是一家副食店，人称“二店”。人们从那里出来，或拎着一棵白菜或夹着一捆葱，或托着一油纸肉末或端着几块豆腐。“他大妈，买肉了？”“他二大爷，副食店来了豆腐了。”那时商店供应的豆腐是放在屉里，一个小商店最多能分到两三屉，卖完拉倒。有时菜下了锅，突然发现缺油少盐，差孩子去买也是常有的。买盐没什么意思，打酱油还有点意思。当时酱油分两种，一般酱油一角五分一斤，特级酱油两角六分一斤，讲究的人家用前一种炒菜，后一种伴菜，因此不能搞错。酱油多数是一斤半装瓶，打酱油最好用空瓶换，没空瓶还要单算瓶子钱。

当时粮食，副食，肉类都是按月定量供应，需凭购物本或票证购买。副食类包括食油、白糖、芝麻酱、粉丝、鸡蛋等，不买过期作废。购物时，人们的塑料网兜或菜蓝子里放着瓶瓶罐罐，带上副食本。到了“二店”，街坊邻居排队聊天，轮到自己时就对售货员笑着或陪着笑。

买鸡蛋时，售货员先把鸡蛋一个个放在三合板箱子上，箱上有孔洞，孔洞大小正好不让鸡蛋滑进去，再打开箱内的电灯照一照，通亮的就是“好蛋” 。那时不兴假货，没有“坏蛋”的时候居多，但卖家还是要给买家照一照，图个放心。

最有趣的是打芝麻酱。各家麻酱瓶大小不一，售货员先把它放在秤上称，根据定量，再把秤砣拨到某个位置，然后才拿起盛麻酱的大勺。那把勺子永远都有芝麻酱。很黏稠的麻酱从大勺里流下，形成一条浅咖啡色的线缓缓流入麻酱瓶中，秤杆慢慢升起。为了控制麻酱的流量，售货员需要不断地转动勺子，并随时准备截断麻酱流。这是一绝活儿，弄不好麻酱会掉在秤盘上，或者给过了量。当时我总盯着那只神奇的大勺，盯着盯着，就听她用京片子说：“瞧，三两多，没短您的。”佩服之余，也有些丧气。若她没这么“油儿练”，兴许我还能多得点儿麻酱，反正到了我的瓶子里，她就拿不回去了。待打完芝麻酱，我会用指头噌干净粘在瓶口的酱，边走边吃。

胡同东口的禄米仓大街只有24路公共汽车。这趟车从东直门到东单，但在禄米仓之后变成环线。尽管“环”的路不长，但还是让乘客糊涂。北京的冬天很冷，当时的公车无暖气，司机座旁鼓起的发动机都用棉被包裹保护。我小时候最喜欢呆在车头，双手放在发动机的棉花包上。待到靠近北京火车站，因路窄弯度大双手被颠得酥麻暖和。

冬天的“二店”会挂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劲还掀不开。门帘的边缘被蹭黑了一大片。当时王府井百货大楼也挂如此的门帘，也如此之脏，但门帘之后却是亮堂暖和，而禄米仓的副食店内总是冰冷黑暗，但我却并不觉着冷。若随老保姆去，我很可能会得到一块巧克力糖。老保姆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但看在我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听家里人说，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一去无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老家帮佣，后随我父母来京。我上幼儿园后，她就给别人家帮佣。她还结过一次婚，嫁的是北京土生土长的炊事员。我记忆中她婚礼的片段是闹新房的人逼他们吃葡萄。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就开始打她，后来他们离了婚。

老保姆个子非常矮小，大概不到一米半。她不识字，人极老实，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还记得母亲时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另一个保姆要回四川，说要为她带钱回去存。大概是想到自己孤身一身，老保姆竟给了那人二百元，结果可想而知。这件事一直是我母亲数落她的话题。数落归数落，但后来她又借钱给人，当然又都是有借无还。

我们小时候买零食都是按分钱计算的，三分钱一堆儿的山里红，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儿。一次我表哥得到6元压岁钱，他正式在银行开了户。后来连本带利是六元二角一分，他高兴得跟中了乐透似的。当时巧克力糖属于高级糖果，一块块包着银纸卖，怎么也要一块钱。有时老保姆带我去买巧克力，有时她预先买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给我，那巧克力搁在她的口袋里，因体温都有点变软了。年幼时不知道生活艰难，但心里却明白.她很疼爱我，这糖是别人吃不到的。我母亲个性急躁刚硬，加上外界压力，鲜少好心情。我父亲生性快乐轻松，可在我三岁时他就被划成右派去东北劳改，老保姆是唯一溺爱我的长辈。虽然后来她也带过几个孩子，但好像我是她永远的唯一的孩子，至今我还记得把头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衣服上煮饭的味道，暖暖的。

1969年，北京很多机关都去了干校，我们也不例外，她帮佣的那家去了河南，房子被单位收回。街道给她安排了一间西房，大小只能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吃饭桌和一个火炉。她没文化没工作没亲人也没有生活来源，靠我母亲每个月从东北寄给她十元钱生活，或许还有一点其它接济，就这样过了三年。那时我已长大，知道十元钱的份量，再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多么节省，对我有多么好，也想到她被骗走的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3. 史家胡同五十七号

大概是1960年，我的大表姐从四川来京看望她的祖父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12月21日），并接我去同住。康家住的史家胡同五十七号距离我寄居处不远，进入一道黑窄门，再穿过破旧的门道，就见一四合院。院内青石铺地，榴花火红。北京人喜欢种石榴，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一说。康家不是北京人，石榴树很可能是房东种的。

说起来，康家在四川是大户人家。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妨将康心之的二女儿康岱沙女士（我称作岱沙姑妈）在《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中的回忆摘录如下：“我家是四川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会盟员，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同乡至交，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李大钊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的父亲康心之经营厂矿、地产、金融，还办了《国民公报》。我的四叔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我家和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来。”

若说康家当时的影响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我只对岱沙姑妈的回忆做些补充。自戊戌变法起，康氏兄弟就与时代风云人物有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康心如在其遗稿《章氏丛书》中回忆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章太炎师被袁世凯软禁北京钱粮胡同。余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师欲将平生著作编为丛书印行，余慨然承诺印行之责，适余任沪自设右文社以印书发行为业，故敢任此。返沪后，仿邓秋枚（实）印行之风雨楼丛书格式，排成样张，携京审定，师极为欣赏。晋谒时，呼女叕同看，匆匆一视即至案头，盖已盛妆将出也。师有不悦之色。是晚自缢死，始终不解是何原因。师作《亡女事略》……全书约一年余方完成。分订为二十四册。”（注一）

抗战期间，康心如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重庆参议会的议长，据说后来流传的“陪都”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康心之的长女婿张平群曾任国民党驻纽约总领事，次女康岱沙于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后在重庆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其间她两次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后被绑架送入监狱。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将她保释出狱（注二）。她在1946年与陈叔亮成婚，主婚人是叶剑英。后来陈叔亮出任中共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大使。

康心之老先生个性豪爽，仗义疏财，好交际，人称“孟尝君”。据我大表姐回忆，康爷爷对后辈的教导是：“你若借人钱，就不要想到还，还钱是个意外。否则你就做小人，干脆不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康家曾给予捐助。据曾任宋美龄英文秘书的张紫葛先生回忆，康家曾给陕北延安运送过七辆卡车的医药和布匹（注三）。除此之外，康家还资助陕北办学，也给毛泽东赠送过香烟。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十号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长期临时居所，也是周恩来经常和民主人士聚会座谈的地方。（注四）。2006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还提到周恩来在四川有三位朋友，他们是卢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

重庆多山，领事巷客人众多，开饭时佣人要从山上摇铃一直摇到山下。后来客人太多了，康心之又在主楼旁修建了一栋两层小楼，邵力子一家长年就住在那里。邵还为我另一表姐取名为“协”，意为“人民政协”。康氏兄弟也曾与张季孪交好，并一同办报。张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汪山别墅。重庆南岸的汪山上，除了康家别墅，还有蒋介石的别墅，彼此相距不远。康心如的幼子康国雄在山路上碰到散步的蒋介石，受到蒋的喜爱。后来他曾和蒋一起散步，并到蒋的别墅玩耍。

1950年，康心之将领事巷十号和煤矿等捐给政府，举家迁往北京。1956年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词拒收，为国家点滴节约。”（注五）文革中，拿定息却成为一条罪状，因为那是“剥削”所得。

在史家胡同。康心之租住的北房居中为客厅，两旁分别为起居室和书房，书房后是康爷爷的卧室。初到的那天，我午睡醒来，听到客房里传来清脆的棋子声。通往客厅的竹帘蒙了一块布，但未遮严，从布帘下，我看到了穿黑布鞋的脚。棋子声中，间或还听到一些短语，比如“提”，“冲”等。但我听不懂，现在想来大概是棋语。这是我对康心之老先生的第一印象。

次日，康爷爷在和平餐厅宴客，主题是祝贺表姐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白白的桌布，一长桌的人，我随着表姐姑妈姑父，叔叔婶婶的一通称呼。康爷爷坐首席，个子不高，但很威严。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吃了什么，只记得刻花玻砖的花瓶和迭成花状的餐巾，最初我还以为那些餐巾也能吃。吃过饭后，岱沙姑妈的一对儿女小霓姐小电哥来玩，他们开始打牌，也要我参加，并教我玩扑克。后来我妈妈知道了打牌的事，她跟我说：“以后再让我知道你打牌，我就砍断你的手。”从此后直到成年，我再也没摸过牌，因此我的博弈类智能完全没有得到开发。

康爷爷不苟言笑，多以下围棋消磨时间，而来家下棋的也就是两三常客。多数时候，这个家非常清静，即使阖家团聚的大年夜，他也几乎不与孩子们说话，真难想像当年宾客盈门的孟尝君风采。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康氏三辈人中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康心之的三儿三女，除了去美国的长女康彰，被称为“红色大使”的二女儿康岱沙以及尚年幼的康国启，都未能逃过一劫。他们包括：我大姑父康国干，康国干的妹夫金融学家甘培根，三子康国隽。康心远的长子康国杰，康心如的孙子康宏道都被划为右派，而康心如本人则被划为极右。

康爷爷靠定息度日时依然是侠义心肠。甘培根的姐姐育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双胞胎），在1959至1962的大饥荒时，他们正吃“长”饭。当时不仅粮食定量不够，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康心之利用“特权”，过个把月都会请那家人去四川饭店、欧美同学会或政协礼堂吃上一餐。席间，康爷爷自己并不怎么吃，多是看着孩子们吃，若无这样的接济，这几个孩子日后很可能营养不良。

初到北京时，康心之元配吴毓兰夫人还在。她是大家闺秀，善画。在领事巷时，康家自用的碗碟和汤勺都是定制的，上面画的兰花就出自吴婆婆之手。当时她年事已高，主持家政的是另一位不到五十岁的女人，我们称为阿婆。她皮肤白皙，嘴唇很红，眉毛似描画过，穿着讲究。大概当时周围都是穿列宁制服的素面女人，我头一次见到她就感到有些奇怪。那时阿婆还在学习文化，有时问我表哥生字。她爱笑，喜欢讲话，说话很直爽，烧得一手好菜，颇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但自上学后，我又被灌输了一通思想，再见面时，心里就给她贴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标签。后来听家里长辈提到她是康爷爷的小老婆，有段时间甚至把她和被妖魔化的“地主小老婆”相提并论。

文革初期，康家被抄了五次。当时康爷爷已七十三岁，他被拉到居委会批斗，并罚去扫街。但阿婆并没有遭受批斗，后来我才知道她本姓唐，原是穷人家的姑娘，所以她的成分很难界定。阿婆比康爷爷年轻很多，又是苦出身，为人爽朗敢做敢为。康爷爷被罚去扫街时，她常出面代之。抄家、批斗，扫街对一辈子要强又好脸面的老人打击很大，不久他就偏瘫了。偏瘫之后，红卫兵仍然骚扰不断，最后康爷爷只得搬到康力姑妈家。力姑妈的丈夫甘培根在右派劳改期间患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致残了（注六）。这一家一个残一个瘫，难！

1968年1月，大表姐从陕西来京。当时她穿着棉大衣，还故意戴了口罩和头巾，她想给祖父一个惊喜。待敲开五十七号的大门，却被告知祖父已于去年年底去世了。康爷爷去世不久。阿婆就被赶到漏雨的厨房住，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当时各家都是自身难保，我母亲在1967—1968年被群众专政，我们和史家胡同断了联系。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我老保姆最困难的时候，那个被我认为是“地主婆”的阿婆曾送家具，衣物和钱给她。每次都是差我表哥去：“她是贫农，我不能亲自去，免得街道上看到了，连累她。”

后来我的老保姆搬入敬老院，阿婆也搬出了史家胡同。她们去世时，大表姐、表哥和我都在北美。两三年前，表哥回京时特意去了史家胡同。他说：“五十七号还在，但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大门朝向变了，房顶上长了很高的草。那只是一个门牌号码了，你也不必去看了。”

注一：章太炎长女章叕 于1915年9月7日晚自缢身亡。康心如原稿将其名写为“叕”，应为即四个X。

注二：康岱沙《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

注三：“康心之兄弟逸事”见张紫葛著《X个人和三个畜牲》

注四：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第一集《风云途程》

注五：康心如文稿《哭心之弟》

注六：见拙文《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原载《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