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三年

宁古塔三年

杜欣欣

1．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我母亲从河北农村回到北京。当时她脸上留着冻疮的瘢痕，眼睛里只有忧伤和焦虑。在被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她收到了去干校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执行毛泽东发布于1966年5月7日的指示，“五七指示”对当时还在复课闹革命的初中生而言是被组织去郊区割麦种树，而对母亲则是带上全家去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县劳动改造。

我们开始清理东西，当时除了生活必须品，家中还有几件家具。这些从四川老家带来的家具包括一个大衣柜，一个半截橱，一只床头柜。床头柜里原本装的都是我的图书，但那些书早在文革初期就被清理掉了。我们所去的地方显然不需要这些家具，而床和书桌本来就属于公家。卖掉或送走了家具，再处理不适宜的衣服。因想到所去之处地域偏僻，母亲还去买了一些饼干手纸肥皂。我家人力单薄，母亲又不愿意请单位的人帮忙，姨夫就从远地赶来，帮忙打行李。单位发了几只粗陋的木箱，所有物品一并装入。钉上箱子，母亲就去注销我的北京户口。

当时我母亲和社会联系非常少，根本不了解北京户口的重要，况且去干校的人都认为一去无返。然而谁也没想到后来干校解散，母亲又回北京原单位，而我却因户口注销无法回去。母亲为此事颇为自责，但是她有选择吗？

六月十九日，我们踏上去干校的专列。为了避让公共交通，出发时已是黄昏。列车背向落日而行，驶过北京城内最后的灰色建筑之后，便见苍凉大地。如此情形，成年人定有感触，而我因无戴罪流放的悲情，对那个遥远的地方倒有几分好奇的期盼。

越向北行，人烟越稀。森林和高山逐渐取代了村镇，运送木材的货车也多了起来。每遇列车交会，我都会好奇地观看列车里的人物。当我看到乘客相当土气，周遭又是如此荒凉，心里沉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此行并不好玩。

行走一天一夜之后，我们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宁安县东京城镇。初到时，只见四面皆山。后来才知道它是位于牡丹江上游的一块盆地，向西有渤海古国遗址，往西南乘车数小时可达镜泊湖。当时的东京城镇只有一条小街，街上几无商店。镇中汉族和朝鲜族混居，其中既有逃荒讨饭滞留的“黑户”，也有昔日的土匪。在户籍管理严格的60年代，我从未见识过“流窜”人口，因此觉得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宁安县古名为宁古塔，自清代就是著名的流放地，历史似乎总是重演。

2.

干校早年是一所航校，我们到时已经腾空，但三座两层楼房还是无法应付突然而至的大批人员。我们小孩或单身都被安排住集体宿舍，我和母亲不被算作一个家庭，所以分住于不同的宿舍。当时多数家庭都是两家共一室，但王志刚叔叔因四代同堂而分到单间。王叔叔随妻子戴咏素来干校，因此常被开玩笑称为“某某某的家属”。据说他与电影演员王心刚是叔伯兄弟，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我印象中他的家庭非常特别—孩子还在托儿阶段，他的祖母已是耄耋之年，老人多数时间都呆在床上。

戴咏素阿姨长身玉立，圆脸大眼睛，头发有点自来卷儿，常常皱着眉头。从大人的窃窃私语中，我知道她是戴望舒之女，但我并不知道戴望舒是谁。询问大人，只说是个旧诗人。犹如黄自等早就“旧”到消失的程度，我自然更不可能知道“雨巷”。尽管我成长的时代不容小资，生长的北方有丁香却无雨巷，但诗人的女儿依然令我感到好奇。一九八Ｏ年代初，在徐志摩被重新介绍之后，戴望舒，邵洵美等也逐渐为大众所知，我读到 “丁香般结怨的姑娘”，又看到戴望舒的照片，才知道戴阿姨的长相随父亲。

干校的刘校长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他一九二Ｏ年代参加红军，曾担任后勤部某部的副部长。干校里，除了他还另有几位九级干部，但听说他的资格最老。我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也许根本没犯错误，只是因为政治可靠就被派作校长吧。另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丁伯伯原是空军工程部订货部部长，他出身新四军，有文化，否则不会负责购买飞机。据说丁伯伯的错误比较严重，虽然他当时已过天命之年，身体也不好，但与我们一样从事重体力劳动。

一到干校，无论男女老少，也不论军民都是平等的五七战士，但因所谓的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却只能当候补学员。他们被监督劳动，有时会被派去干最重的活儿。除了空军各部门的干部，干校里还有军医和工程师。很多学员的配偶原是地方干部，我记得蔬菜二班都来自中央各部，她们很能干，种了各类青菜，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生菜。

干校的生活基本上独立于当地事物之外。初到时，我们与小镇居民的交流仅限于救火。当地林木茂盛，建筑多为木质，不但容易起火，而且燃烧迅猛。我记得某个冬夜，突听有人在喊“大家快去救火啊！”我们拿起水桶向镇上跑去。众人打水，或传递水桶，或泼水，或乱成一团。大火旁，大人叫孩子哭，一些老婆婆向我们作揖磕头。最初火势虽猛却燃烧均匀，突然一个火球炸开了，无数火蝶飞出，光亮逼人，数秒之内又化作黑色残骸，随浓烟而去。我站在距离火场1-20米处，烈火非但灼人，还令人眩晕，逼人后退。当然也有人不退，我记得有位军医因坚持火场而致伤而受表扬，但后来听说他的表现本无必要。

因学龄孩子很多，干校成立了一个九年制的“卫东”学校。无论数量和质量上，干校学员担任中小学老师都富富有余。课程有工基农基课，而这两门课都是文革独有的。工基课教一点物理化学，而农基则完全是“新生事物”，主要讲栽培肥料和土壤等，与文革前的普通初中课程毫不搭界。即便如此，我们上课时间还是很有限。农忙时，在校生都要参加劳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被组织去附近农村与村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个村子是鲜族和汉族混住，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一个汉族五保户老人的家里。我只记得那屋内特暗，我们睡在土坑上，同时睡在土坑上的还有她的棺材。因气候严寒，当地人洗浴有限，他们的身上和屋内多比较难闻，但鲜族却相当干净。他们睡地铺， 左右是卧室，靠中间的灶房烧火取暖。他们的灶上坐着一两口大锅，黑色的锅擦得晶亮，灶上的其他炊具也摆放得干净整齐。记忆中的鲜族人比汉族更吃苦耐劳，特别是妇女。当地还出产水稻，人称响水稻，那大概是中国大陆最北的水稻产地。稻子成熟后颗粒晶莹饱满，口感好过小站米。后来干校也开始种水稻，其指导就是响水大队的鲜族老农民。种水稻最苦的活儿是插秧。东北春迟，插秧时水田里还结着薄冰。赤脚下田先踩到冰，继而破冰而入，双腿冰得通红，有时冰凌还会在腿上留下划痕，这时可别起风！随着多人跳入和劳动量的加大，大片的冰凌在人气和搅动中融化消散。

3．

到干校不久就是锄禾季。清晨起来，吃过早饭就下地。最前面的人打着一面红旗，随后个个扛着一柄长锄，一队人边走边唱，唱的多是语录歌。到了地头，大伙一溜儿排开，锄头握在手，身子向前倾，开始锄地。

起头儿的一两个小时，太阳还不高。晨风吹拂，豆苗儿葱绿，苗叶圆野草长，草苗分得很清。锄着锄着，腰就开始闹别扭了，双手也逐渐不听使唤。那时我才十来岁，腰腿柔软，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一定比我更难熬。锄呀锄呀，锄呀锄呀，眼前的豆陇似乎一直在长，竟然长到了山脚下。此时草已不是草，苗又不像苗，全都绿成一团。原来的黑土地，看着脸更黑了，一不留神就锄掉了一棵豆苗儿。

大田里时有宣传员站出来念语录， 所谓鼓舞斗志吧，念得最多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语录人们还念自编的段子，比如胡XX阿姨在五七那天编了“岁岁五七，今又五七”的诗词。那是模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比其他作品还强一些，读不出是赞美还是反感， 感慨却是一定的了。

田间休息时，伙房送来了开水。我因生病也给地头送过水，那活儿轻省也没人监督。水挑到地头，劳动人民都拿你当宝贝，围上来瓢水喝，然后就是最经典的问题“今天食堂吃什么？”食堂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地方。时隔40年，虽然个人记忆选择不同，但对食堂的思念却是一致的。

初到干校，几乎顿顿饭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烂白菜土豆当家。劳动重，常常感到饥饿，我就去偷吃饼干。我家装饼干的木箱放在走道里，老鼠也进去吃，不久饼干就被我和老鼠都吃光了，而我妈妈基本没吃。我记得干校的伙食改善始于1971年冬，那时精米白面黄豆早已自给自足并还上调北京，但自给自足并不构成改善伙食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林彪坠机，空军随之变天，干校管理也开始松动了，原来持有的“伙食差更利于改造”的观念也不被大谈特谈了。学员种的好菜，养的好猪羊，鸭子等又运不走，不吃做什么？有了好东西，还要有人会烧。所幸干校有好些人吃过好的，另有一些人会做好吃的。两相结合，伙食就蒸蒸日上了。

我印象中的割麦没有锄禾辛苦，这大概出于两个原因：1.联合收割机负责收割大地块，人工只管零星边角。2.锄禾需要长久地保持一种姿态，并要紧盯地面，很乏味，而割麦却有些变化。磨镰下地后，站在地头，弓箭步拉开，一手搂过一把麦，尽力贴地齐根割，但若割得高一点也不碍事。麦收还有打爻子（即割下一把小麦打成捆麦的绳子），捆麦，堆垛，运麦。夏收的一个力气活是运麦入仓，当时同班的男生一人扛一个麻包，大概200斤左右。

大概是1971夏，一个于姓候补学员进入收割机清理滚筒，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康拜因手午饭归来，拉铃警示开机，小于没听到。霎那间，机手感觉不对，虽然他立刻关机，但小于的双腿已经被卷进去了！当人们把血肉模糊的小于抱出机仓，放倒在地。 他说：“我的手！” —当时他已分不清四肢了。据说在那一瞬间，他本能地抓住了滚筒仓内的铁杆，若非年轻力壮，很可能整个人都被卷进去了。很多年后，我看美国电 影“天堂岁月”，阿尔德曼（Nestor Almendros)拍摄出成熟的麦穗如火焰般地燃烧，麦芒和太阳都很灼人，我想起混入金色麦粒中的人体碎片。

小于被送到镇医院，我模糊地记得干校的医生也参加了抢救，很多人为他捐血。经过抢救，他活了下来。大概是75年左右，我在医院看到小于。他坐在轮椅里，双腿齐根儿没了，人很瘦，脸上的红润已不见。短短几年，他就从意气风发的精干小伙儿进入了沧桑的中年。后来我听说小于正奔走告状，想获得补偿。干校解散之后的五六年间，我也常常听到原干校学员去世的消息。

秋天收割大豆原本也不大需要人工，但某年提前降雪，机器割下的豆棵堆在场院里急需脱粒入库，于是就加了夜班。前半夜，我们数人合伙把豆棵叉成小堆，再推到脱粒器前。喊着号子，大家齐用力，脱粒机的地势比较低，豆棵堆一旦被推动就颇为省力也比较好玩儿。豆垛推到脱粒机前，再由站在机器前的人用木叉叉起一堆，摔进机嘴里。“喂入”这活儿力气小了干不了，因此都是轮流上阵。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若困了或没站稳，跌进去怎办？后半夜大家都又困又累，一休息就钻进豆垛里眯一觉。再开工时，队长就到豆垛里寻人。

4．

1971年初，我算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干校的制药厂，后来制药厂解散，又被分配到机修厂。机修厂属于干校的三大队。这个大队原为空军第一研究所，学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这些毕业自北航和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当时自称臭老九）先被全体下放到嫩江，嫩江干校解散后又合并过来。我的师傅姓许，中等个，少话。他教我烧焊使锉时，语调温和声音轻微，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他的脸非常白，白得可见太阳穴上的青筋。在干校一片劳动的棕黑中，他真正是个白面书生。他的白少半来自天生，多半是因长期关押所至，据说关押他的地方门窗都糊了报纸。此前我觉得候补学员的压力就够大了，并不知道几步路之外还有人完全失去行动自由。我从来没弄明白过三大队的“革命形势”，只隐约感到那里好像独立王国。虽然同样地发军服，但三大队的成员穿得非常褴褛，好像故意在宣泄着什么。到我们参加进去时，那里的革命气氛已消解了一些，我师傅曾给我讲过牛顿三定律。黑龙江气候严寒，当地人都猫冬，而干校的猫冬是在政治学习中度过的。在机修厂时，我们都是在男同志宿舍政治学习。通铺上坐满了人，我们几个青工受教育程度最低。我听“老九”们念文件和发言，也听到他们脱口说出“犹抱琵笆半遮面”，或以“曲率半径点点相等，摩擦系数处处为零”来取笑人。我当即惊为天人，更渴望读书了 。

干校最引人注意的群体是文工团员。我们到达半年后，因在贵阳另组干校，本校中的部分人要调去那里。当时很多人不想去，一个话剧演员就编了名为“有那么一个星期天”的话剧，剧情是说服人去贵阳。剧中有四个角色，爸爸妈妈，兄妹俩个。我演妹妹，演哥哥的是空政话剧团演员徐哲林。演爸爸是空政歌剧团的刘痕，他原在“江姐”中饰演甫志高，演妈妈是乔和春，她也是歌剧团的演员。虽然我母亲一贯不赞成我参加演出，但那时她还处于后专政时期，无力监管我，即便有力，她也不敢反对革命宣传。

冬天农闲时，干校组织了宣传队，节目有歌舞和曲艺。我担任上半场独唱，曲目是聂耳的“毕业歌”，另与三个女孩子一起跳舞。我唱歌不费气力，但舞得不怎样，完全是凑数。空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徐菲担任下半场的独唱。她唱民歌，也唱河北梆子。压轴节目对口词的表演者是舞蹈演员辛某某和话剧团演员栾某某。辛XX曾于50年代在东欧的某个青年联欢节上获奖。我记得对口词的最后一句是“跟着毛主席永远向前进”，此时辛XX从舞台右后角，一路小翻，翻到最前头，稳稳地站住，再喊出“向前进。”他们的表演总赢得很多掌声，须知这些人都曾是北京一流的演员。

1971年春，卫东学校排演“沙家浜”，分配我演阿庆嫂的A角，乔演B角。她后来考取广播学院并主持央视过的经济栏目，干校的小孩学员中出的名人还有马未都。当时“沙家浜”的其他演员都比我年轻，与之对戏，我感觉有点像过家家。

演“沙家浜”时，我母亲已从烧火工调任音乐老师。她教五线谱，她的课成为一些人此生唯一的音乐教育，因此被念叨过很多年。参加演出不但可以逃避劳动，还能吃到好东西，遇见趣事。我看过乌拉草长长地飘动于镜泊湖边， 养貂场里鬼头鬼脑的貂。人参种植园中红红的人参果让我想起动画片“人参娃娃”，闷罐卡车驶过结冰的湖面犹如俄罗斯小说中的场景。演出中，我也有了若干个第一次，喝烈酒，吃狗肉，抓虱子… 。

锄禾，麦收，秋收，冬季“拉练”………，我们迎来了1970年。在拉练中，我们以为珍宝岛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件，全然不知人类已经登月！1971年晚秋，干校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了林彪事件，当他们进行更封闭的学习时，我依然混沌地当着猪倌。那年年底，我终于也知道了那个惊天的消息，从此即便愚钝如我也直觉到被愚弄，对某些“神圣”的东西不再深怀敬畏。

在纷扬不止的风雪中，我走到立立家，她的父亲丁伯伯头一次被批准去探亲治病。玉英，立立，人人（他是4.12生人）和我喝着酒迎来了1972 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仅仅半年，干校就解散了。我和玉英最后落脚南京，而立立和人人都去当兵。1979年，我收到了人人的来信和戎装照，当时他正在越南参加“自卫”反击战。

40年过去了！我们上一代的干校学员或已作古或风烛残年。几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干校的老人，得知他记日记。我提出看看他的日记，他说真的无甚可读，若非今天干了什么活，就是开了什么会。我发现同代人的回忆几无细节，却充满了花朵般的情感，那种感情何以依然？

干校的岁月之于我是一段没有选择的生活，尽管其艰苦无法与知青或农民的生活相比。回想那段生活，即便是演出高潮，也只有那几出戏和那几首歌。对于一个人来说，童年和少年的歌即便不是至关重要，也是记忆中最牢固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有那几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