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氏城,巴特那

乞丐也有午休。在午休的时间里,他们有权不接受施舍。
如果周围是一片苦海,你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小岛上。

 

从加德满都出发,班机晚点三小时。到达比哈尔邦的首府巴特那,已近午夜。我不知道经过这样的耽误,Tripathi先生是否会来接我,于是一边走,一边忙不迭地寻找他的地址和电话。

当我远远地看见Tripathi,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走过来,接过我的手提箱说,“你到家了。”这是非常漫长的一天,听到这么温暖的话,我感动得上前去拥抱他。对于我突然的举动,他显然毫无准备,挺不自然地回应着,我也略觉尴尬。

Tripathi先生是比哈尔邦知名的维权律师,还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比哈尔邦治安之差居全印度之首,其中又以绑架案最多。出发之前,Daksh对我说,“由他接待,你就不用担心。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敢欺骗或欺负大法官的客人呢?”

第一次见Tripathi时,我对他高大的身材略微吃惊。他不苟言笑,十分内敛,一张黑面,不怒自威,其神态令我想起铁面包公,也让我感到不易接近。今天再次见面,他显得老了一些,腮边露出白色的胡碴,但严肃坚定的神情却毫无改变。

上一次来时,通过和Tripathi交谈,我对比哈尔邦有些了解。这个邦北与尼泊尔接壤,东南面是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奥利萨邦(Orissa)。印度的石油资源匮乏,煤炭基本能够自给。这三个邦虽处于产煤地带,却都是印度最穷的地区。比哈尔的问题是当地行政长官腐败,这个人的亲属和亲信把持了重要位置,并在各阶层间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从中渔利。除此之外,他还尽力阻止老百姓受教育——因为一旦受了教育,百姓就会少些愚昧,多些理性,不容易被迷惑或煽动。政坛腐败,政治不清明,将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搞得贫困不堪,土匪横行。Tripathi谈到当地政府的腐败和民众的愚昧时,显得非常无奈,同时他也坚定地表示,“我们必须为此做些什么。”

坐上车,Tripathi问我旅途如何,我则问他当地事务,“上次你提到的那个行政长官怎么样了?”

他说,“法官和律师联手公开弹劾,这个坏官已经下台了。我起草了弹劾提案,还是律师这边的发起人。”

说着,我们就在一座四层楼房前停下。律师非常忙,以前我们都是在机场见面,他交代完各种事情,就匆匆离去,时间非常暂短。我此前从未到过他家,更未见过他的家人。

这是四间一套的公寓。室内没有装修,陈设简朴,厕所里不备手纸,也没有佣人。然而,各个房间却打扫得一尘不染。在印度,做到一尘不染并不容易,特别是没有佣人的家庭。

我住在最里面的一间,那似乎也是唯一有冷气的房间。后来我问大女儿Anushree,才知道这间屋子是她父母的卧室。我几次住在印度人的家里,如果没有客房,他们都将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住。

清晨,我们坐在餐桌旁吃早饭。

餐厅的柜子上摆放着Tripathi祖父和父亲的照片。他的祖父曾是印度国会议员,他的老丈人做过比哈尔邦的省长。Tripathi在德里获得法律学位。以其家世背景,他本可以选择更舒服的职业生涯,过上更有钱的日子。但是Tripathi却在二十年前来到这么一个穷地方,做了一个维权律师!在他工作六年之后,才攒够钱买下这套平常百姓的公寓。环顾简朴的四周,我不禁想起他的话,“如果周围是一片苦海,你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小岛上。”

Anushree未经请示,为父亲热了牛奶。Tripathi坐下来,一摸杯子说,“天气这么热,你还热牛奶,放到冰箱里去。”她冲我做着鬼脸,乖乖地打开冰箱。

Tripathi的妻子带二女儿去德里。家里除了Anushree和小女儿Guddu之外,还有一个类似养子的小男孩儿。那孩子不过十岁,不会说英语,干些端茶倒水、跑腿递东西的杂事。Anushree在外地念法学院。Tripathi告诉我,二女儿刚刚高考完,也想学法律,但他觉得其个性能力都不适合,但大女儿却是做律师的材料。我未见过这家的老二,但他对大女儿的评价很准确。这女孩儿聪明能干又开朗,母亲不在家,长女代母,统领家务,干得又快又好。

我喝完牛奶,Anushree又端上自制的酸奶,她说,“酸奶清热,你多喝点儿。”

Tripathi说,“夏天法院休庭一个月,虽然可能会有些紧急案子,但空闲时间还是多些,我可以陪陪你。今天你想去哪里?”

“我想去看恒河和华氏城的废墟。”

“好,我们就到那里去,再去看看甘地大桥。”

Tripathi开着车,慢慢走过巴特那老城。记得去冬来时,这里十分拥挤。街边站满了无所事事的人。人们御寒的冬衣多是披肩或毯子。男人的头上包了一圈又一圈,密密匝匝的。从包头向下看,他们的长袖衬衣薄得透亮,依然穿短裤打赤脚。街面上,米花糖和土豆一样,摆放在平板车上。小店儿里,糖果装在玻璃罐中,不是按斤两,而是以块儿来算钱。虽然街道上垃圾遍地,尘土飞扬,但西红柿、青菜和白萝卜却洗得特别干净,好像都是从天外飞来的。

半年多来,此地似有改善,道路变得平坦,街面也干净了,但依然十分拥挤。Tripathi耐心地在人力车、牲口车和人群中挤蹭着。他看我有些沮丧,就说,“你别看现在这么脏乱,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巴特是衣服的意思,湿婆第一个妻子的身体被分成五十一个部分,她的衣服落在这里,所以称为巴特那。这个地方曾是摩揭陀國[2]的首都,后来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毛里耶(Chandragupta Maurya)击败了摩揭陀國,在这附近建立皇城,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华氏城。据说那时候,沿着恒河十四公里,都是木头城墙,十分高大,上面建有五百七十座塔楼,还开了六十四座城门,其豪华宏伟超过当时苏萨的波斯王宫。后来这城市因孔雀王朝的衰落而没落了。笈多王朝崛起之后,在北面一点的吠舍利,这一带再次成为亚洲的名城。”

路边的一座印度教神殿门口,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鞋,一些人正脱鞋准备入内。骆驼队穿街而过,后面跟着一只大象。它很从容地甩着长鼻子,鼻子上画着粉色的吉祥花纹,眼睛里含着笑意。骑象人披一块白布,毫无表情地坐在象背上。骑三轮车或自行车的人低头从大象身旁经过,竟然没人望它一眼。Tripathi看我大惊小怪,说,“从此向北,跨过甘地大桥不远,有个叫Sonepur的小城市。那里每年十月都有牲口交易,是亚洲最大的牲口集市。每逢集市,人们牵着牛、马、骆驼和大象从各地赶来。那里还是各种热带鸟的市场和粮食市场,很热闹。”

如同孟加拉,巴特那的三轮车也挂着各色布帘。这些布帘不似孟加拉的花哨,却刺绣精致,其题材多为花卉或宗教,稳重大方。Tripathi看我对三轮车布帘感兴趣,就说,“你知道,巴特那人有午睡习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三轮车夫也要午休。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乘客有急事,叫醒车夫,他不但不给你蹬车,还揉着眼睛说,‘现在乞丐都不接受施舍,他们也在午休。’”

我听了不禁大笑。我一直觉得Tripathi很严肃,严肃中带有几分严厉,想不到他也会说笑话。

我们出城向南,沿途田野葱绿,一望无际,恒河平原真是辽阔而肥沃。

车子停在一片围墙前。围墙内的绿地十分宽阔,一眼望不到边。空旷的绿地上散布着巨树,树间落着几只乌鸦。一些地方地基略高,围有栏杆。这里就是佛经中提到的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也就是华氏城的遗址。

在阿育王之前,孔雀王朝已将北印度、西印度、印度河流域和德干高原纳入其版图。阿育王继位之后,东征西讨,其疆界从孟加拉湾一直到达克什米尔。他最成功也是最血腥的一件事就是讨伐羯陵伽国[3]。在这场战争中,“十五万人被俘,死者不计其数”。大捷之后,阿育王却幡然悔悟,憎恶暴力,皈依佛教。他修建窣堵波,树立石柱,并派出传教使臣,以极大的热忱弘扬佛教的非暴力。

据信,佛祖逝世之后的二百三十五年,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国师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曾带领一千比丘齐集此地诵出三藏,是为佛经第三次结集。然而,这位伟大君王的最后岁月却十分悲苦。他的孙子夺走了王位,并限制他的食物供应。一日,阿育王只得到半只水果。他难过地望着这半只水果,深深地叹口气,就将它送给自己的佛教兄弟,他说,“这是我唯一的布施。”至于他如何去世,人们一无所知。

面对废墟,Tripathi告诉我,“考古学家曾在此发掘出一些石柱头,那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上面刻着棕榈叶和漩涡,类似爱奥尼亚图案。巴特那附近的狄大甘吉(Dodarganj)还出土过药叉女(Yakshi,女土地神)的雕像,非常漂亮。石柱头和雕像现在都收藏在巴特那博物馆里,那是阿育王时代的艺术珍品。”

我道,“阿育王确实是伟大的国王,我在中国宁波拜访过阿育王寺。”

比哈尔和北方邦的古迹遗址多为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汉(Alexander Cunnigham)发掘,而其发掘多得益于《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华氏城原名苏摩补罗城,唐朝称香花宫城。自阿育王去世之后,强盛的孔雀王朝急剧衰落,其衰落之快,简直不可思议。玄奘来时,已是戒日王时代[4],此地败落已久。玄奘因之有如下记述:“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余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5]

关于这片基址,玄奘和尚还记述了一个传说。说的是此地曾有婆罗门高僧授业传道,门生数千,其中之一虽未金榜题名,却思洞房花烛。其小徒以花树为女树,攀花枝以做嘉偶授予书生。未想书生痴迷于此,竟于黄昏时再往森林。小徒担忧他为野兽所害,遂前去寻找。却见书生独坐树荫若对上宾,劝之不归。小徒无奈,回城禀报亲友。众人来到树林,却见花树已成一座大宅,“异光烛野,管弦清雅,僮仆役使驱驰往来……”那书生已于大宅内与一少女成亲,而那棵花树即是波咤厘树,从此“香花旧城迁都此邑”。

当年,玄奘所见的基址已有千年的历史,而我们今天之所见又过了千年。这片巨大的废墟静静地躺在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看过废墟,我们向北行,直上甘地大桥。甘地大桥横跨恒河,大河出乎意料的宽阔。Tripathi告诉我,在巴特那附近,卡格利河(Ghaghara River)、宋河(Son River)和根德格河(Gandak River)汇入恒河,其中仅卡格利河的年泄水量就高达两百亿加仑,恒河因此突然展宽。过了巴特那,一个人站在此岸,却望不到对岸。正如玄奘所记:“孟夏之后,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

此时,正是旱季水退,一片片白沙,一片片香蕉林,白绿两色间隔着,形成河岸。玄奘称这一带“地沃壤,滋稼穑”,时过千年,依然无大改变,只不知那“种粒粗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的稻子[5]是否还在。大桥之下,几棵大树围住三两草棚,估计季风一来,这些人家都得迁徙。

从此向东再向南,沿河可达加尔各答,而向西,即是沿河上溯,出比哈尔邦就是北方邦。恒河流过印度教的死亡之都瓦拉纳西,再往上走就是安拉阿巴德(Allahabad),恒河在那里与雅穆那河汇合。每隔十二年,在汇流处举行的大壶节[6],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集会。

在地理上,比哈尔邦、北方邦和中央邦都属于印度的中部。恒河在其平原上支撑起一个又一个城市和王朝,也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北方邦的泰姬陵,中央邦的卡朱拉霍(Khajuraho)神殿群,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灵鹫山(Griddhakuta Hill)和耆那教第二十四任上师大雄玛哈维拉(Mahavira)诞生地。

Tripathi指点着北方,“从此开车北上,大概四百多公里,就能到达尼泊尔。以前我常领着孩子去那里度假,但是自从毛派游击队势力越来越大,就不大去了。”

我问,“你认为印度的纳萨尔派[7]能够做大吗?”

“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有别的路可走,何必动刀舞枪呢?”

我们离开甘地大桥,回到恒河南岸。经过一条小巷,就来到恒河边。沿河建有许多洗浴台阶。台阶之上,香火店、小神殿一应俱全。神殿的住持手提水桶,冲洗着台阶。神殿虽小,香火却旺盛,十几个穿纱丽的女子在那里祝拜着。也许是过了洗浴的时间,台阶上空空荡荡。印度人说巴特那的洗浴台阶也很神圣,但是此地没有瓦拉纳西的名气,台阶上下看不到外国游客,非常安静。

从恒河回来,我们前往比哈尔邦的最高法院。Tripathi说,那里有一个紧急案子,也许需要他过去看看,为此他特别带上了黑袍子。黑袍是印度律师和法官的专业服装。律师出庭必须穿黑袍,里面戴个白领结。那个领结是白领子加长方形的带子,带子垂下来,远看有点像露出来的白衬衣。虽说是休庭期间,法院内外却一片繁忙,到处飘荡着黑袍子。

法院的楼房建于1916年,红顶黄墙,长达半里。院内设有四十个审判庭,几乎巴特那所有的律师都在此办公,其中有三位女律师。走入正厅,就见三尊塑像:圣雄甘地、独立后的第一位印度籍总统、比哈尔邦第一任首席法官。正面的墙上刻写着历任最高法官的名字。我对Tripathi说,“下次我再来,你的名字就刻在上面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看着来来往往的黑袍,开玩笑地问,“你确信现在是法院休庭期间?”

他笑答,“如果不休庭,大概有上千律师在此工作。”

印度的律师多在法院里办公,无论首都还是各邦,高等法院都建得特别宽大。法院里不仅有审判庭、图书馆和卷宗档案室,还有许多律师事务所。

Tripathi告诉我,通常每天上午,他要去四五个审判庭,一个接一个,直到下午一点。稍事休息之后,他要会见案子的代理人。晚上看卷宗。他赢得官司的比率大约为95%。

说着说着,我们就走到首席法官的办公室。他打开门,我见一个男人未披黑袍,坐在书桌之后。桌前坐着两排人,全是男人。赫然一个外国女人走进来,他们似乎都很吃惊,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Tripathi一一向我介绍,书桌之后坐着的是大法官,其他人都是律师。他们称呼我“夫人”——一个让我十分拘束的称号。

走出首席大法官的办公室,我们进入一间审判室。审判室很大,当事人和双方律师站在法官前面,在座的除了当事人的亲属,还有下一个案子的律师。法官、律师的声音很轻,犹如耳语,站在后面完全听不到。Tripathi说,“唉,如果是我出庭,我都会大声说话,让所有的人都听到。”

在审判庭门口,我们碰上一个女律师,她也是一身黑袍。Tripathi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此地最受尊敬的女律师。那女律师笑道,“得了吧你,Ajay(Tripathi的名字),我可是你的粉丝。”

确实,Tripathi是非常令人敬重的。在法院的走廊上,所有警察都向他敬礼,一些年轻律师见到他,会弯腰行触脚礼。我走在他身旁,有一种踏实的依赖感。

到家已是晚饭时间。Anushree端上苦瓜和黄秋葵(Okra)。这孩子真细心,她知道天热,我胃口不好,就细心地观察我爱吃什么,好在下一顿时多做一些。

即使在家里,Tripathi也不苟言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严父。他曾跟我说,“印度中上阶级的孩子享受自由太多,承担责任太少。做父母的不能什么都替孩子操心操劳,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非常无能。得让孩子知道一点父母的辛苦,对父母有一点道义上的感激。”

面对严父,女孩子还是会撒娇的。Anushree烤了一大盘意大利面。打开微波炉,热气冒出。她转向父亲,“PaPa(印度人对父亲的昵称),我害怕。”

父亲说,“那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戴手套拿出来就是了。”

“不,PaPa,我还是怕。”

这时父亲就起身替她拿出烤盘。

吃着饭,Anushree开口道,“PaPa,我们能不能去租《达芬奇密码》的录像带?”小女儿不开口,却非常期待地望着父亲。

“不行,那部电影在印度还没有正式发行。”Tripathi严肃地回答,口气不容置疑。

“那是因为天主教徒的抗议,所以政府才不敢公开发行,我们同学都看了……”姐姐小声抗辩道。

“我来印度时,这片子还没在美国公映,我也想看,可以吗?”我为姐妹俩帮腔。

“我已经说了,无论什么人看了,法律就是法律,不行就是不行。”

姐姐向我做个鬼脸,就开始收拾剩菜和碗碟了。

晚饭之后,家人都坐在饭桌旁聊天儿。也许是环境使然,话题多和政治有关,连十五岁的Guddu也会对当地政治说上一二。Guddu告诉我,她们中学生也参加当地的一些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负起责任,给民众一个清洁安全的环境。

Tripathi说:“我根本做不了美国的律师,绝不会为了钱而违背原则。我认为维护正义是律师的天职。为社会带来公义,才能将社会变得更好。”

他坦言印度政府也有腐败。但是在印度,个人可以和政府打官司。当然在这类官司中,有些法官会倾向政府,但是这种偏向总有个度,不能太过分,而且法庭审判辩论都是公开的,还有新闻监督,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老百姓在法律上占理,打赢官司的比率很高。Daksh曾和政府打过官司。这个官司是多年前政府征收了他家的土地而未给予任何赔偿。据我所知,Daksh打赢了这场官司。

从腐败问题,我们谈到了印度的法律。印度采用英国法典,即没有陪审团制度,其审判和裁决都取决于法官。我担心法官可能因受贿而不公正。对此,Tripathi说,“各邦都有好几层法官,而所有的法官都归最高法院监督管理。每年最高法院的法官都要为辖区内的各级法官做行为和专业鉴定,并将鉴定送交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去审核。因为审判和裁决都是公开的,一旦发现受贿,这个法官就会被停职,严重的可能被移送法办,其法官或律师的生涯就从此断送了。一般来说,没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我问他,“你认为什么是最值得做的案子?”他回答,“就是将那些有权势但对百姓做了坏事的人送上法庭。”

Tripathi曾作为印度法律代表团访问过上海和北京。我在德里的女主人曾大赞上海时髦,还问我,“你们中国人哪来那么些钱?”而Tripathi却告诉我,“我去上海时,看到许多高楼。我就问陪同者,盖高楼之前,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那里是一个渔村。我问他们,那么,建大楼的时候,原来住在村子里的人怎么办。他们回答,我们就让他们迁走。我问,遇到不愿意搬迁的人怎么办呢。他们说,不走也得走。我想,这样的事在印度是不可能发生的,印度政府不能强迫老百姓做什么事情。”

当夜,我们聊到很晚,除了提到中国的现状,我们还谈到中国的文革。第二天,Tripathi红着眼睛对我说,“昨晚你说的故事令我一夜难眠。无论如何,文革都不应该在任何人类文明社会中发生。从这一点上,我认为如果印度能够努力消除腐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2006年6月,巴特那,印度

原载《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贝贝特)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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