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是煮得很粘稠的稀饭，里面加了红薯。冒着热汽的馒头和包子，还有一碟碟豆腐乳、炸花生米和咸鸭蛋。小菜之后是苦瓜、香干芹菜、蒜苗肉丝等炒菜，其中的辣椒小鱼干和三色蛋是台湾的特色菜。
对于在大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 中研院” 三个字并不陌生。即便不算是耳熟能详，大致也知道那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简称。但若提起 NAS或CNRS时，恐怕只有学界的人才明白，那是美国或法国国家科学院的简称了。看来无论隔阻的时间多长，对母语总是敏感的。
这是我们到达台湾的第三天，却是头一次去中研院。中研院位于南港，因开发得比较晚，至今台北的捷运(即地铁) 还未通达。计程车驶过忠孝路，这一段路和新生、复兴和敦化等路交接，特别热闹。车子里时而响起测速雷达播出的女声：“ 前方红灯，限速、压线罚款……”驶过市政府站时，路面变暗了，此时101大厦耸立在众多建筑之上，看着挺孤独。还是在飞行的旅途上，就有人向我介绍，“ 你一定要坐电梯上到101的楼顶看看。听说迪拜正在建设另一座更高的，但101目前还是世界第一高楼。”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台大总秘书答记者问，他居然就是在飞机上推荐大厦的那位。101确实很高，几乎在台北的任何一个地区都能看到它，它好像固执地跟我说：“你决不能忽视我。”可惜我历来对高楼都是兴趣缺缺。此后，我虽数次去大厦附近的诚品书店，但还是躲着它。
车子越往南驶，离热闹就越远了。到达中研院时，两旁的街道已相当僻静。中研院的门脸不够宏伟，院内也不够明亮，但模糊中仍可看出是一个大院。天黑路暗，行人稀少，我们问了两次路，拐了几个弯，又再掉头回来才找到学术中心。据我所知，美国国家科学院只是一个荣誉性和政府咨询的机构。它并没有下属的实体单位，其院士多来自于大学或研究所。既然不是一个实体，也就不大可能有个大院。海峡两岸都设有科学院，也都有下属的实体，唯一不同的是中研院包括文、理、工、医、农所有的学科。
中研院学术中心的招待所方便舒适却不奢华。洗衣房设在地下室，投币洗衣。虽然洗衣也有时间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地下室还有两张乒乓球台，几个少年和父母正在进行双打比赛。我们到时食堂已经关门，于是就去街上找吃的。街面不多的商店早已打烊，仅有三两小店卖鲁肉饭烫青菜或西式汉堡。我不清楚“ 鲁” 是否是“ 卤” 的别字，反正台湾人都这么用。我们走进一家卖鲁肉饭的餐馆，除了菜谱看板，墙上还贴了些小标语，上面写着：“多说好话，是非休提”，“做一个施予的人是多么快乐”。这时将近十点了，吃食已卖得差不多，老板娘正准备熄火。看我们进来，很快弄出了三两样菜，味道很不错。路旁还有一家“皇冠”租书屋，看着真亲切。在网络和图书馆时代，居然还有租书店，据说以前台湾有流动租书车，或许也载入历史了吧。
清晨，一走进中研院的食堂，就好像来到了大陆的单位食堂。食堂里的一面墙上挂了电视机，铁碗和铁筷子排放在大筐里，一旁是煮得很粘稠的稀饭，里面加了红薯。冒着热汽的馒头和包子，还有一碟碟豆腐乳、炸花生米和咸鸭蛋。小菜之后是苦瓜、香干芹菜、蒜苗肉丝等炒菜，其中的辣椒小鱼干和三色蛋是台湾的特色菜。在我印象中，早起吃稠粥炒菜好像是闽南人的习惯。为什么他们一清晨就吃得这么饱足，是因为要作田吗？我盛了粥，卖饭的阿嬷问我要哪几样菜。每样炒菜都很吸引人，准确地说，应该是很吸引我。我已多年没吃过这样的合口又贴心的早餐了。同时，我也注意到大陆来的与会者对此并不以为然，更难为一些意大利人。正当我看来看去，无法取舍时，站在我后面的某人友情地提示道：“ 你明天还可以吃呀。”唉，居然馋成这样。
本来我是沾了某人的光住进学术活动中心的。那人今天要开会，我这大闲人就慢慢地在院里逛着。别看中研院的门脸不大，院内却是有山有水。学术活动中心背山，山上郁郁葱葱。楼后一条小道，听着鸟叫走上山去。这里还有农业试验田，但台大校园内的试验田似乎略大一些。据说当时日本人引进的许多外来物种，其中的80%都是在台湾大学培育母本，再发放到各地去。和台大类似，中研院的建筑因建于不同时代而风格各异。资料上说，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时只带走两个研究所的图书，这些图书后来一直存放在桃园火车站的仓库里，因多数院士及评议员都留在大陆，在台湾的中研院陷于停顿状态。目前的院区是1954年在朱家骅先生大力奔走之下建立的，但直到1994年，李远哲返台担任院长之后，中研院才得以大兴土木。
相对于建筑，这里的花和树似乎更具统一性——路旁常见开白花的海檬果、开红花的凤凰树，榄仁树等。若不是台湾大学的童元昭教授，我是无法认识这些树的。那天大雨，童教授冒雨带我行走在台大校园，一一指认这些名实俱美的花树。不妨将她的话记述如下：“台大有句话叫作凤凰树花开，俪歌响起。红花开放就是学子毕业的日子。” “据说榄仁能够治疗肝炎，以前很多人会到树下捡拾落叶。”“那是樟脑树，站在树下就能闻到清香，开花时更香。”莲雾、流输、棋盘脚、过猫、无患子……台湾的植物名和地名一样，令我着迷。
中研院中有一条小溪，名为四分溪，溪上的桥被称为胡适桥。胡适的故居也在院内，现已改为纪念馆，离此不远就是以吴大猷命名的物理研究所。从北京和上海的寓所，到美国纽约的公寓，再到台湾，胡适在这个公家分配的住所内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四年。从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可知其晚年生活拮据——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贫！” 唐先生还描述了胡适任职中研院之前在美国的生活：“我有时也陪适之先生去挤公共汽车。看他老人家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惨状，我真要把那些乱挤的番男番女痛骂一阵：你们这些目无尊长的东西！你们知道挤的是谁？他老人家在敝国几乎做了总统！他是开我们东方世界今后五百年文化新运，配享太庙的大圣人、文曲星！你们有眼不识泰山！当我用尽平生之力挤出个空位把胡老师安排坐下去之后，再看看这位文曲星还不是和众乘客一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配享太庙，又何如哉？”由此看来，胡适出任中研院长确为生计所迫。即使在任上，他还因经济状况将一些著作的版权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社。
故居的外观不过是一栋很普通的平房。也是因缘不够，我没赶上纪念馆开放的日子，只听说里面有两室一厅，餐厅兼作客厅。离故居不远，还有一方莲花小池。莲浮于水面，虽不挺秀，却也艳丽，早有蜻蜓立上头。
出中研院东北小门，过马路，就是胡适公园。胡适的墓地就在公园内的小山坡上。虽是清晨，但天色阴晦，无风，山路为树荫遮蔽，气氛凝滞。此地似乎人迹罕至。跟着路标走，先看到胡适的半身雕像，然后就走到胡适墓旁。这块墓地以及公园都是由南港当地的绅士李福人捐出，面积达两公顷。据报载，胡适的葬礼哀荣至极。出丧日有100余个团体参加公祭，自发送殡者30万人。不少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离开墓地两公里之外，就有居民沿途燃香路祭。他的灵棺上还覆盖有“北大校旗”。
胡适的墓地和他生前住所类似，白栏墨墙，素朴平易，上书“德学俱隆” 的白色石匾悬于墓墙正中。但因墓栏遮挡视线，在感觉上不够开阔。墓碑平放着，上面刻着金色的大字“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碑未经磨光，色泽灰白斑驳，刻字并不醒目，读来颇为吃力。墓前有两棵松树，其中的一棵已是枝叶稀疏。另有一座斗型的石头祭坛立于墓前，坛中的草枯多于荣。后来我们因去法鼓山，顺道看了邓丽君的墓。那座墓全为光滑的黑色大理石。前面还有一个小花园，鲜花簇拥着一尊歌者雕像。墓碑上还雕了一位长发女子，瘦长脸，不大像邓丽君，但墓上镶嵌的两张照片确实就是她。墓地周围歌声缭绕，24小时地播放着她的歌曲。墓前摆放着白色的花环和百合，竟然还有一只深粉色的小熊。红烛虽已被雨水浇灭，但烛油平滑整洁。近旁还另有一尊石碑，上面的金字篆刻着“爱国艺人邓丽筠小姐墓志铭”。
从胡适墓向前走，就能看到董作宾的墓地和吴大猷纪念碑。虽然这两处建得比胡适墓略微高大开阔些，但总体色调和修饰风格都很一致。在爬满青藤的山坡上，两位妇女在采摘叶子。她们说那是一种名为川七的野菜，回家略烫一下就可以吃。山后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那是胡适国民小学。台湾朋友曾告诉我，他的小学课本里就有国父的《民权初步》，从那时起就知道既要服从多数也要尊重少数。
我二十多岁时才有机会读到胡适先生的书。如今再读，依然觉得他提倡理性，省思中华文化以及对自由主义等议论精辟得当。也是在他的文章中，我看到这位杜威的学生不仅引用尊师的有关个人主义的论点，而且还加以发挥。在文中，他认为独善的个人主义是格外危险的(注1) ，但他那因崇敬杜威而命名为“思杜”的幼子却因留在大陆，欲独善或沉默都不可能。胡思杜于1957年9月21日自杀身亡。胡适至死都不知小儿子已先他而去，在遗嘱里还将思杜列为第二继承人。
注1：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杜欣欣记于2008年5月28日 台北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717
台大校园的傅斯年墓
邓丽君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