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
刚到台湾没几天，新闻上就说马英九先生带头不穿西装以节省办公室的能源。刚巧当晚我和朋友吃饭，在座的祁先生曾为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的幕僚，我就问他对马先生的印象。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感觉是，啊呀，这个人真是《论语》中走出来的。我原是负责市政建设和法律这部分的，他不懂就问，全神贯注地听你说。无论谁跟他谈话，他都非常谦和，极有礼貌，不但听，还记笔记。据说那主要是他妈妈教导的，当然台湾一直也是提倡儒家治国。这个人超有耐心，开会很烦，我们都会逃出去一段时间，他坐在那里，太烦了就清理指甲。其实他的指甲已经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他就是能坐得住。他的体力也是超好，每日清晨5时起床，跑步做运动，然后就去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很晚。无论多晚回家，他必定要听半小时的西洋古典音乐才入睡。他很好养，竞选时吃午饭，我们就喂给他一个国民便当。你知道国民便当吧？”“当然知道，所谓国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国民便当就是平民吃的了。你们的中小学不就叫国中国小吗？”
台湾国小和国中都是公立学校。我以前听说国民党在中学里设有支部和军训教官。问起朋友，他们都说支部早就没有了，高中还有军训教官，但主要是管生活的，一般人对他们根本不在意。国小都配有营养午餐，每月300台币，相当于10美元。我朋友的女儿丞筑上小学时就已是素食者，所以需要自己带饭。最近，丞筑国小毕业，父母打算趁着国中繁忙课业开始前，带她到美国旅行。后来这孩子从纪录片中得知因全球温化使北极熊在海上漂流找不到浮冰，并知道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于是她拒绝旅行。父母觉得还是要带她出去见见世面，就依据电费通知单上注明的家庭碳排放量，精心计算家庭碳的排放量，许诺她未来几年用减少家庭碳排放量的方式来弥补。她看了计算表，反而更坚定了不去旅行的决心。我发现台湾的素食者很多，几次和朋友吃饭，都遇到素食者，所点的菜中从来没有鲍鱼之类的，却总有野菜和五谷杂粮，菜量控制得很好，剩菜极少。为了节省资源和环保，很多人外出用餐都是自带筷子，那些筷子盒做得非常精致。火车上的盒饭也不用塑料饭盒而是木片做的，很多商店都不用塑料袋。
我头一次在台北坐公车，因为担心人多车挤，上车前就准备好了硬币。还好，台币只有元，没有角和分。一上车我立刻就把攥在手心的硬币投进去。待我坐下，才看到司机座旁写着“下车买票”。公车不挤，有点出我意外。后来我在高峰时间搭车，乘客确实比较多，但没遇到把人挤成“照片”或高跟鞋呈悬空的状况。在任何时段，我都没看到上车人争抢，也没碰到过堵车。台北市的面积是270平方公里，居住人口为260多万人，车子怎么会不挤？交通怎么会不堵塞？也许得力于灵活的机车族和方便的公共交通？
台北捷运的博爱座是为老弱病残孕妇专设的，公益提示往往是一张照片或一组漫画。照片上的大字写道：“怀孕的喜悦，感恩有您的让座”，“感谢您的扶持，让我们轻松出游”。漫画上的一个女孩看来肚子有点大，男孩子道：“小姐请你坐。”“不用不用，人家穿着娃娃装，不是怀孕啊！”她的眼睛垂下，双颊飞红。此类公益提示随处可见，公厕里写的是“请痛惜打扫人的辛苦，请尊重使用者的权利”，不过这里的公厕被称为“化妆间”。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门上放着带箭头的牌子，分别指向“请进”、“上课”、“开会”，“外出”和“出国”等。最有趣的告示是在台湾大学里，一棵高大的椰树树干上贴着“当心落叶”。
一个晚上，我从西门町买了芋头冰，上捷运后就开始吸冰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众人的关注点。正不知所以然时，邻座有人开口道：“你大概是外边来的，公车上不能吃东西。”停了一下，他又说，“我知道你没有搞脏。但我看到了没关系，如果车长看到就会罚款的。”说话态度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口一个小小的标志，图说“禁止吃喝”。我还注意到台湾的捷运站公厕都很干净，即使是很老旧的公车，车内也擦拭得一尘不染。公共场所之所以能保持干净，除了民众遵守公德，也来自从业人员的高效率和敬业精神。在左营的高铁车站，我提前五分钟进站，却见车门栏着一张纸条：“正在清理中”，车厢内列车员正忙碌地打扫着。其中一个年轻女孩子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像个大学生。我早已听说台湾的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收入差距不大，对事物看法也相当接近。台湾高铁运行非常准时，犹如德国的列车，准时得可以用来对手表。很多停站只有两分钟，但即便是在终点站，清理列车也要分秒必争。二十年多前我刚到美国，虽然也曾惊讶于其高效率，敬业精神和社会公德，但台湾的这些社会性格对我的刺激却大得多。近六十年来，台湾因为开放心智，不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也接受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由于他们早已以公民教育替代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才呈现出今日的平和、多元和稳定。
台湾商业非常发达，广告处处可见。在相对偏僻的垦丁长途车站，我看到征信社的广告，广告的说辞是“挽救婚姻，政府立案，外遇搜证，有案必破”，我立刻就想到这广告应该贴到大陆去，随即又想最初大陆的二奶村不就是来自港台？现在大陆对婚外情和包养已是见怪不怪了，对那些有权势的人，征信其实毫无用处。台湾电视的商业广告用词极尽夸张，一瓶很普通的水都会被称为“盖世好水”。这又使我想到大陆的这“霸”或那“霸”，或许是从台湾进口？社会新闻中的词汇譬如“劈腿”、“醋男”等也许是两岸互动？然而，公车内除了文化公益广告，商业广告还是很有节制的。在我坐过的公车内没见过商业广告。这让我想起乘坐过的雅典和北京的地铁。同样都是都市，前者只有文化公益广告，而后者的商业广告连扶手环都不放过。不知现在的北京地铁是否已还给乘客安宁的环境？虽然台湾电视广告用语夸张，但电视中的评论节目，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批评却相当理性收敛，有时还带有几分幽默，比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我们很高兴吴胡会(见)，也希望吴伯雄先生能够告诉我们那些他没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因为正是端午前夕，台北市进行了龙舟练习。当以马英九为第一左桨手的船队领先于台北市队时，记者就质疑郝龙斌市长是否为了讨好长官而有意放水。
十几年前初次接触到台湾同学，我立刻就注意到他们用语中经常出现“有”字和“好”字。比如说“我有去过。”“好好看”。以“好”字作为副词也许来自四川话？但我感觉这个“有”字似乎来自英文中的完成时态。我以为这是对中文的污染，特别是出现在书面语言中。但除此之外，我更多地感觉到台湾人的遣词造句相当古朴典雅，既不剑拔弩张，也不扭捏作态。我的台湾朋友是1960年出生的。听他说，上国中时他们就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包括了论语孟子等。除了唐宋词，还记得国文课里的《战国策》、《出师表》和《史记》。一位大陆的知名文学评论家曾对我说：“我到台湾讲学时很紧张，因为他们大学生的中国文学基础非常扎实。”我听说因陈水扁曾要“去中国化”，中小学课程设置也因之而有所改变。在公车上，我看到学生的高考复习材料是《世说新语》，为此我感到非常欣慰，看来这古意和典雅还会延续下去。
在开往故宫的公车里，我读着台湾文学季的公益广告，上面抄录许裕全的诗：“父亲。父亲瘦成一行佝偻的字松垮的笔划，不停的拆散又重组…。”一个夜晚，外子手里拿了只小纸袋，里面装了三两本书。他一上车，立刻就有个姑娘站起来让座。外子笑道：“你是不是看我头发白了？”“不是，是看你提了东西。”在花莲，我向东华大学的一个女生问路。她答：“你去志学门啊，很远哦。你有车子吗？要不要我载你？”她说的“载”就是要我坐在她自行车后座上，这个女孩子和我个子差不多，比我还瘦。在高铁上，我看到人们将手机铃声转为震动方式，低声讲话。在手扶电梯上，我看到乘客自动靠向右边，让过步行人。在垦丁的公车上，放学的孩子就像约好了似的，下车时齐声说：“谢谢司机！”……
台湾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她的小吃和风光，而是那些招贴告示，公共场所遇到的平凡小事，这点点滴滴汇入历史的宏大叙事，好像是时间的一个讽喻：最终在中华文化上是谁失守了？又是谁还处在“五四”的襁褓之中？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