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
一．邻座
这趟班机是从中西部飞往纽约的。那时候，还没有“９１１”，送客的还能登机。人们出门时，心情总是很好。
我的座位靠窗。待我走近，见靠走道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穿黑衣戴墨镜的女子。一男子蹲在地上，对她说：“宝贝儿，你乖乖的。我走了。”我心想，这一对儿可真够黏的，都送上飞机了，还这么难舍难分。男子看到我，站了起来，摘下牛仔帽，欠一欠身就离去了。
“劳驾，我的位置在里面。”我对那女人说。她起身让我进去。我心里有一点儿奇怪：她明明看到我等在这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坐下之后，我扭头看看邻座，她仍未摘去墨镜。室内还戴墨镜？突然，我从墨镜的侧面，看见一双全白的眼睛，犹如石膏雕出。啊，原来她是盲人。
她似有所感，转头对我说：“我是莎丽，你呢？”待我回答后，她道：“对不起，我是盲人。”我说：“该我说对不起，不知道你是盲人。”“没关系。我天生就盲。”“如果你要去方便，我会帮你，不要客气。”她谢过我，问道：“听口音，你不是这里的人？”“不是，老家在中国。你是本地人吧？”“是。你去哪里？”“我去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啊，走这么远。你去那里做什么？”“我先生在开普顿大学做短期访问。你呢，去哪里？”“我去沙特阿拉伯。”她该不是中东人的媳妇吧？我心里想着，却没好意思问。再一打量，发现她那身黑衣原来是一袭黑丝袍，胸前还绣了花。沉默片刻，她说：“请你带我去洗手间好吗？”
自洗手间归来。她长叹一声，开口道：“我嫁了一个中东男人，你感到很奇怪吧？”“是有点奇怪。”“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觉得心里很空。一直在找能够寄托心灵之处。我信仰过摩门教、犹太教，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在清真寺里，我遇到了我的丈夫，跟他去了沙特。”“我以为刚才送你上飞机的是你先生呢？”“那是我哥哥，他舍不得我走，我也不想走，可又不能不走。”
我问：“你习惯那里的生活吗？”“唉，斋月很难过呀，白天不能吃东西，还不能喝水。他们要求很严，平时连巧克力也不能吃。”“你出门得蒙面纱吧。”“是的，穿阿巴雅，全身都蒙起来。前两年，我住的地方有一所室内游泳池对女子开放。后来有男人趴窗户偷看，那游泳池就关了。他们不去惩罚偷看的男子，却惩罚我们。”
沉默一会儿，她说道：“你知道，他们真的是多妻制。”她说这话时压低声音，似乎害怕别人听到。我答：“我知道。你先生也不止一个妻子吗？”“是的，另一个是当地人。我们分住在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回美国，她就照顾我的孩子。”“你有几个孩子？”“一男一女。”“好福气。怎么没带他们回美国。”“他们不许我带孩子回来。”“为什么？”“他说美国的电视很邪恶，孩子看了就学坏。我每次回来都住在父母那里，希望多呆些时候，可我又惦记孩子。”说到这里，盒饭的气味飘了过来。
这盒饭的味道一成不变，混入机舱，经年不散。我闻着就没胃口，而邻座却吃得很香。因为盲，她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轻轻将食物推到叉子上。举叉时，叉子勾起了一根丝线。她感觉到了，立刻放下叉子。在前胸摸着，终于摸到了那根突起的丝，叹了口气：“这衣服可贵呢，又给弄破了。”
快到纽约时，她从颈后拉出黑头巾说：“到纽约了，我得蒙上头。”“你需要我带你吗？”“不用，他们已经安排了带路人。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
二．蜻蜓姑娘
莫斯科的五月，太阳很亮。在圣彼得堡时，我们的导游是俄国人。到了莫斯科，住在朋友开的旅馆里，导游是中国人，大家都叫她小周。这姑娘容长的脸儿，弯眉弯眼，细胳膊细腿，穿着蓝色吊带背心，阳光在她圆润的肩头涂上一片金色。
在莫斯科河上，因河船出了问题，延误了下一个节目。为了通知等候着的司机，小周一跳下船就向前奔跑。看她张开细细的胳膊，轻快的像一只蜻蜓，在美妙的五月里飞翔。
我们来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站在油画《三套车》前，小周说：“彼洛夫一直想画这样一副画，但找不到合适的模特。一日，在街上，他看到一个小男孩。这孩子正合他的想象。于是就说服孩子的母亲，将孩子带回家，对着他开始作画。《三套车》完成之后，很快就被人买走了。后来，那小男孩儿的母亲来找他，要求看看那副画，并告诉画家，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画家就带这位母亲去看画。她一看这画就哭了，说和儿子一模一样。画家十分感动，又画了一副孩子的肖像送给她。”
在普希金博物馆，谢里曼的妻子索菲娅的照片以其美貌，也以其佩戴的特洛伊金饰吸引着访客。当年谢里特发现这些宝藏之后，正是用这女人的披肩包裹起来，瞒着众人，拖回考古营地的。博物馆书店售卖英文和俄文版的特洛伊画册。那书既大又重，价格很贵。我犹豫再三才买下。小周看到了，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我笑道，“你以后可以给游客讲发现特洛伊了。”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小周跳下去，一个小伙子随她上车。这男子长得不白也不黑，高鼻黑眼，半边脸被很重的连鬓胡染成青色。两个年轻人挤在前座上，用俄语说说笑笑，很是亲热。
待那男孩下车，我问：“小周，那男孩儿是你男朋友吧。”“是。”“他是俄罗斯人吗？”“不是，他是摩洛哥人，叫阿明。”“啊，是这样呀。他怎么会来俄国？”“俄国有很多摩洛哥学生，有些还有奖学金。他是学机械的，我们都在莫斯科大学读书。”
我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小周来道别，说是当晚将陪其它旅客去圣彼得堡。可到了晚上，却听说她因病未去。这真令我意外，早上见她还活蹦乱跳呢，心里有了些猜测。
我去看望小周。她躺在床上，像一只折翼的蜻蜓。我猜得不错，是女孩子的“病”。我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失血的脸，昏黄的灯光落在她的肩头还是一圈金色。我们谈着话。“你打算嫁给阿明吗？”我问。她不很肯定地摇摇头：“阿明要我嫁给他。他说，你对回教徒有偏见。回教的男人很会保护自己的女人，比如我爸爸，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妈妈受委屈。阿姨，我想去美国，你看有希望吗？”我说：“你的英文怎么样？大学里念的什么专业？到俄国前做过什么？”“我家在包头。大学专业是俄语。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就想办法到莫斯科来勤工俭学。这家饭店算是外企，工资高一些。可是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俄罗斯很难生存。”“为什么不回国？”“我妹妹考上人大，她比我聪明。毕业后想去美国。我想打工赚点钱，帮助她。阿姨，你能帮我去美国吗？”我答应回美国后与她保持联系，看看有什么机会。
回美之后，时间疯长犹如荒草，一下子就快蔓过六月。我发邮件给小周，没有回信。又发，还是没有回信。再发，终于等来了回信。我能看出邮件是用中文写的，但却无法读。当时我并未在意，因为俄罗斯来的中文邮件经常不能读。数日后，我打电话给莫斯科的朋友，“喂，你有小周的电话吗？她发的邮件我不能读。”
“你说什么？小周已经出车祸死了。”
“啊？！”
“那天正赶上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小周要去看阿明，说他考试不顺，心情不好。大家都劝她别去，当时已近午夜。她非要去。奇怪的是，她那天吃得特别多。临走前还在饭店里转了几圈，上上下下看了个够。她当夜未归，次日仍然未归，第三天还不见踪影。我们都急了，到处打听。我们找到阿明，阿明说已经三天没有她的消息了。我们就报警。又过了两天，得知她的遗体在一家医院里。警方说，死者坐的出租车撞上一辆卡车，她当场飞了出去。”
无言，无言。
“我们去看她，正下着大雨。当时打雷，打得外边停着的汽车都嗡嗡作响。医院只容许小周的表姐和我太太进去。阿明站在雨地里。我看雨下得太大，拉他站到门口。刚拉过来，就见一个滚地雷带着火球炸开了，那正是阿明刚刚站过的地方。后来我去机场接小周的母亲，正走到出车祸的地方，车胎就爆了。她死的冤呀。”
“她是几号出的事？”
“六月二十六日。”
我找到那封邮件，日期是六月三十日。
“什么，你在六月三十日收到过她的邮件？”
“是。”
“绝对不可能。她失踪后，我们一直在找她，曾想打开她的邮箱，找些线索。可我问过所有认识她的人，包括她的表姐，没人知道她的邮箱密码。”
三．房东
二房东领着我走上楼，穿过一间厨房。他说：“就是这里。”我进去一看，这间房细长狭窄，局促得只能容下单人床垫和一个小书桌。显然，这原是一间小餐室。餐室虽小，却开了一扇大窗。窗外，一棵巨大的合欢树，羽毛形的绿叶在微风中颤动。
二房东注意到我正在查看关不严的拉门，就说：“你不用担心。这厨房早就不用了。二层平时只有你和一个台湾来的学生。房东两周才回来一次。”我不清楚我会在纽约呆多久，这里不用签约，租金便宜，于是就租了下来。
住进去的第一个周末，房东回来了。他五十多岁，秃顶，只说了一句“我姓陈”，就算自我介绍过了。我在屋里看书，他敲了敲关不严的门说，“帮忙看看。”他递给我一些英文文件。我向他解释完了，他还是没话，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但他又没走的意思，我只好先开口：“你在哪里开餐馆。”他笑笑说，“我没餐馆，亲戚的，在宾州，我在那打工。”我问：“你是哪里人？”他答：“大陈岛。”“大陈岛在哪里？”他看了我一眼，答道：“在浙江。”“原来你是从浙江来的”“不是，我民国４４年就去台湾了。”我心算了一下，民国４４年是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５年？你还能去台湾？”他又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终于没说。
“那你是从台湾来美国的？”“是。”“你来了好多年了吧？”“二十多年。”“你有孩子吗？”“三个。”“怎么没看到他们？“都在台湾。”“他们多大了？”“走时这么大，现在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高低。“他们没出来？”“出不来。”“你也没回去过？”“回不去。”“你老婆呢？”“她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他似乎也松了一口气，走回自己的房间。
晚上，住在同一层的台湾同学回来了。我问他：“老陈说他１９５５年才到台湾。他该不是你们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吧。”他笑了：“他那人还能当特务？他是大陈岛的渔民，跳船来美国的。”“那他也是偷渡到台湾的？”“你大概不知道，大陆沦陷之后，国军在大陈岛一直坚持到民国４４年初。撤到台湾时，岛上居民都跟着军队走了。”“那岛很大吗？”“大概十几平方公里吧。”“这么小，没多少居民吧？”“将近两万人呢。”“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父亲当时是军医，也在大陈岛。”
我在纽约住到初夏。其间，房东回来过，我却没见着他，也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搬走前，我忍不住问二房东，“怎么没看到陈太太。”“她早就跟人跑了，有时打电话来问问房子的情况。除了老陈那间卧室，所有的屋子都租出去了。”
窗外的合欢开花了，一朵朵毛绒绒的粉红。
四．请中国同志离开
图拉离莫斯科大约二百多公里，托尔斯泰的庄园就在那里。两地之间的路不好走，朋友就找了个人陪我们去，此人就是老徐。
为朋友工作的中国人多是九十年代来俄国的，而老徐是六十年代留在此地的华人。我想这人一定有一肚子的故事，说不定还是个传奇人物呢。可一见面，我就发现他毫不出奇。老徐很瘦，很老，一张皱皱巴巴的脸。老了嘛，谁不皱巴，可老徐不仅面部皱巴，连表情也皱巴，似乎恨不能把头脸，甚至身子都缩进什么地方去，以免引人注意。
老徐的中文说得马马虎虎，一听他说话我就想笑，因为那口音太像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文革中，因台风中断了对“敌台”的干扰，我听过苏联的电台，广播员带有很重的口音，但却想不起是哪儿的口音。
从莫斯科到图拉，我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十分热闹，老徐几乎不插话。有时他也和我们一起笑，但我不太确定他是否都能听懂。偶然，他和司机说几句俄语。听上去也不像聊天儿，大概是指路。
到了图拉，他领我们走进庄园，自己留在门外。托翁的庄园很大，很美丽。我们碰到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故居的管理者是托翁的亲曾孙；托翁的私人图书馆藏有不少中文书；托翁的墓只有青草覆盖……。我们忙着照相，忙着看景。出门时，才想起老徐。老徐也在我们想起他的时候，悄没声儿地出现了。
老徐领着我们去吃午饭。即使是在莫斯科，俄国人的饭店都不备英文菜谱，也几乎无人能说英文。我们都让老徐帮忙点菜。就着酸黄瓜香肠，我一边啃面包，一边问他：“老徐，你是哪一年到俄国的？”“六几年。”“到俄国干什么？”“我当时是学生。本来想念完书回去，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有人说你不要回去，回去你也是修正主义，我就没回去。”“你是从中国直接到莫斯科的吗？”“不是，我先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后来到莫斯科。”“那时候俄国的生活是不是比中国好些？”他想了想，说：“是好些，吃的东西多一些。”“那时候在莫斯科的华人一定很少吧？”“大概二三十人。”“他们在莫斯科做什么？”“一些在大学教汉语。我在广播电台工作。”“广播电台？我听过红旗广播电台。”“我就是在红旗广播电台，当时还有八一，莫斯科之声等”。“原来你就是那个播音员，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你听到的不一定是我，我们当时有两个人。我们还建立秘密广播电台，为了中苏友好。”“秘密广播电台”是什么意思呢？我没再问，但“为了中苏友好”却听得很明白。
晚上见到朋友，我问他，“老徐叫什么名字？他真是中国人吗？”“他叫徐庚熙，１９３０年生人，出生在俄国。抗战时，他跟父母去了新疆。父亲在盛世才手下做事。１９６３年，他从新疆伊梨跑到俄国。好像是因为伊梨事件吧。听说当时口岸只开放三天，就有六万边民跑到俄国。我觉得他不来俄国，也没他什么好，你想他父亲为盛世才工作过。他离开中国太久，又娶的是俄国人，中文慢慢地退化了。”哦，老徐讲话的口音就是新疆人说普通话嘛。
“我听他说为了中苏友好建立秘密电台。”“你别听那些，他的中文表达不清楚。以前他告诉过我，中苏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必须读攻击中国的稿子，不读不行，那是他的饭碗。其实，当时苏联人也不信任他们，每次电台开会，就说，俄罗斯的同志留下来，请中国同志离开。”
七年后的一个春节，朋友告诉我，随着俄国经济好转，老徐现在生活得不错，电台的退休金已经够了，不用再打工了。在莫斯科郊外，他还拥有一个夏屋。
我打电话给老徐。那边传来一个俄国女人的声音，她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中文。她把电话挂断了。我再打老徐的手机。老徐显然已经忘掉我的名字，却很高兴地和我说了好一阵，挂机前，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家玩儿吧。”这最后的五个字，老徐说得字正腔圆，还带点京味儿。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文摘 cm07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