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
从北京到纽约，再从佛罗里达海滩到洛矶山下，这本同学录已经跟随我二十多年了。
同学录的第一页是我们的毕业合影。每个人穿着式样一致的服装，当然那并非校服。黑白照片仅能分辩出衣服颜色的深浅，唯一的亮点是翻出来的白领子。其实黑白照片并没有埋没什么，即便当时有彩色胶片，服装的颜色也不过是蓝灰两色，更何况青春的风采也不需靠彩照来展现。
１９７８年，五十四位同学踏入同一间教室。然而，毕业合影只有五十三个。那个在同学录上缺席的生命，消失在毕业的前一年。
１９８１年暑假，校园里非常安静，我独自走在林荫道上。忽听人唤，寻声望去，那是外系的一位面熟却不知姓名的女生。
“你们班的两个男生抬着一个人去医院。那人好像病得特重，一动不动。”
“那人是我们班的吗？”
“是你们班的，我听说他叫刘计良。”
好像从未听说刘计良有病呀？我纳闷着、猜想着，继续向前走去。一进图书馆，我就将此事丢在脑后。
中午吃饭，遇上一位同班男生，忽然想起早上的事，随口问道：“刘计良怎么了？”“死了。”“你开什么玩笑？”他认真地说：“这事能开玩笑吗？他心脏病猝死。”我楞在那儿，无法相信。死亡来得太突然了，特别是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刘计良可能是我们班里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位。全班五十四个同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十人，刘计良是其中之一。他的个子不高不矮，体形不胖不瘦，一年四季总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蓝制服。厚厚的眼镜片之后一双不大的眼睛，常常闭不拢的的嘴巴露出一口不整齐也不洁白的牙齿。他寡言温和，踏实刻苦，绝少在各类文体社会活动中露面。即使一年一度的新年联欢会，班级获得全院足球冠军的时候，大家都在撒欢，他还是站在不起眼的地方，不出声地笑着。在我们这个班级里，除非才能卓越或个性特别，应届高中生大多都埋没在大同学的高谈阔论之中，何况沉默寡言的刘计良。
当时没有选课制。固定教室又固定座位，同学之间每日相见。然而，如果刘计良几天不来上学，却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暑假来临，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只剩报考研究生的少数人仍然住校，刘计良也是其中之一。睡在下铺的同学告诉我，当日凌晨，他听到上铺一声吼叫。吼声之大之猛，惊醒所有的同屋。大家都以为刘计良在做恶梦。一位同学爬到他的床上，摇他拍他，“醒一醒，醒一醒。”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下午，学校请来刘计良的家长。我是在校的唯一的同班女生，校方既委派我陪同前来奔丧的死者母亲。一进校长接待室，我就看见两男一女，皆衣衫破旧。不用问，那女人一定是计良的母亲。她大约五十上下，穿着北方乡下妇女的斜襟蓝布衫，衣裳上沾着泥迹和饭斑。看得出来，她未及更衣就匆匆赶来。她略微发胖的身躯还不能掩饰终年劳动而变得粗大的骨节，黑红脸膛笼罩著一层愁苦的乌云。
我走近她，唤她一声伯母。她只是点点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就算是招呼过了，和她儿子一样的不善辞令。计良的哥哥站在她的身旁，似乎为母亲的沉默而内疚，他将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他们住在十三陵，只有父亲在十三陵职工食堂工作，其它的人全是农民。计良是他们家里几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当地中学唯一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这个北方庄稼汉背对着自己的母亲，含泪却不敢哭泣，怕被妈妈看到了。
我陪计良妈妈去医院，另有他人去置办寿衣应付其他杂事。我们坐在候诊室的长凳上等候着，记不清等了多久。母亲沉默地坐着，等待着，无言无泣。我几次想安慰她，可那呆滞中的期盼又一直使我无法开口。终于，我们进入停尸间。
停尸间四壁无窗，一盏昏黄的灯吊在停尸床上，将原本发黄的床单照得惨白。他躺在那里，身着一套簇新的蓝制服，厚厚的眼镜还如常地端架在鼻粱上。他半张著嘴，似乎仍在酣睡。他的母亲快走几步，来到床前，一看到儿子的脸，母亲才哭了出来，这是我第一听到她的声音。直到此时，她似乎才终于相信儿子已经走了。她摸着儿子的脸，诉说着：“我苦命的儿呀，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好狠心呀，扔下我你就走了。”她哭着，诉着，绕着床，抚摸着儿子的头，抚摸着儿子的脸，抚摸着他的身子，一直摸到他的脚。她又绕回来，再次从他的脚摸到他的头。她一圈又一圈地走着，哭着，抚摸着。在这短短的几圈路程中，母亲那微胖的身躯似乎一下子就缩小，塌陷了下去。
最后，她停在儿子的面前，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将它放在计量的枕头旁。我猜测着纸包里的东西。只见她慢慢地打开，露出几块鸡蛋糕。在北京市面上，这种圆圆的黄褐色的蛋糕已经卖了二三十年。名为鸡蛋糕，实际上鸡蛋极少，不过是发面加糖精色素而成，那是北京最普通的，一般大众都能买得起的点心。
母亲颤抖着拿起一块蛋糕，掰下一小块，送进儿子的嘴里。她一边往他嘴里喂，一边哭着说：“儿呀，你以前想吃，我舍不得给你买。现在妈全给你买来了，你吃吧，吃吧，都是你的，你全吃了吧。”她一小块儿一块儿地掰着，再耐心地放入儿子嘴里。我无法再看下去，又不敢哭出来，只能面朝墙壁蹲下。
这样的一幕丧子之痛令我永远难忘。
同学三年，虽然我和刘计良天天见面，因为他太普通，我对他视而不见，甚至不记得曾经和他交谈过。直到此时，当我听着母亲心碎的哭诉时，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生平故事，虽然这故事，和他妈妈带来的蛋糕一样，也是非常的普通。我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这样一个钟爱计良又如此贫寒的家庭。我不禁自问，难道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唯一能惊动我们的只是猝然的离去吗？当我不在意平凡的人时候，是否自己也已经迈入了势利。
翻开同学录，大学毕业的合影中，有一位姑娘颇为引人注目。她长得高佻白晰，大眼睛短头发。记得她常穿一件墨绿色灯心绒外套，结一块金黄纱巾。她远远地走过来，婷婷袅袅，栗色的短发拂面，金色纱巾在她胸前的校徽上飘动。在校园，在图书馆，在公共汽车站，二十四岁的她总是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眼光。
无论自己的意愿如何，好看的女孩总是男人追求的目标。在进入大学之前，她也未能免俗地已有男友。上了大学之后，又不可避免地为男生所追求。人们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长得美好的女孩在选择婚姻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事实上，除非是心智相当清明的女孩，她们的美丽反而限制了这种自由度。可惜，当年因为禁锢，心智清明的女孩太少太少。而今，却又因为开放，这样的女孩仍然还是太少太少。
二十多年前，在保守的中国，恋爱关系即等同于一纸婚约。其时社会变化非常急剧。大学在关闭了十一年之后，求学之门又为百万青年敞开。一夕之间，命运因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而翻天覆地。随著改变，各种机遇也纷沓而至。在如此剧烈的变化中，个人感情变化也是经常之事。然而，当时的社会多不能以平常心态来看待平常之事。凡是涉及到这类事，大多予以道德判断，甚至因此而受到纪律惩处。于是，敢为自己感情而犯禁而抗争的寥寥可数。
虽然我和她住对面宿舍，可从没未与之亲密到能够聆听心声。自对门传来的私语，我只隐约听说她曾几乎中止和男友的关系。那段时间，她极为沉默的日子和忧郁。但传闻仅仅是传闻，一捱大学毕业，她即与男友成婚。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不久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１９８５年的一个深夜，我做完功课，刚刚入睡，就被刺耳的电话铃惊醒。接过电话，那一端劈头就是一句话“吴小宴车祸身亡”。我尚在朦胧之中，感到非常地恐惧，地板的凉气钻透了我的脚心。
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故。她的丈夫每日送她上班，这一日刚好有事，不能送行。据说她临出家门，还对丈夫戏言道：“你不和我再见，就再也见不着了啊。”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她横穿马路，跑步躲过一辆大卡车，却不幸被后面超车的公共汽车撞上。因为她身材高佻，汽车的后视灯正打在头上，当场身亡，遗下一个一岁的女儿。
放下电话，我再也无法入睡。披衣走进厨房，望窗外林木萧萧，犹如生者哀泣，听檐下风铃阵阵，仿佛逝者悲歌。在纽约上州这个寒冷的夜晚，不幸的消息来自远方，天际茫茫，山高水远，唯有默祝她走好，以寄哀思。
当我的同学们为大学毕业二十年重聚的时候，因天各一方，我仅能以此文会友，但愿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没为他们的热酒洒些冷水，也没给他们的麻将酣战扫兴。在人世间，这两个生命毫无相似之处。而当他们逝去，却又都是同等的脆弱。当年的猝然远行，带给他们的亲人无比深重的无奈和伤痛。
如今，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伤痛和无奈都已逐渐地消失在记忆的尘埃之中。比起早逝的他们，我们这些人间过客多了一份幸运和奢侈，那就是我们还活著。因为活著，我们能尽情地吃鸡蛋糕。因为活著，我们也能看著一岁的女儿长大成人。也因为活著，我们可以享受或者浪费已经所剩不多的生命。我们也少了一份他们的幸运和奢侈，因为死去，他们的青春得以永驻，因为死去，他们不再为那些无谓而奔忙，也因为死去，他们不必经受生命的无聊和无奈。
（记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谨以此文纪念同班同学刘计良和吴小宴）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4 华夏文摘 cm040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