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时，接受了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喂猪。本来喂猪就是喂猪，和光荣重要是扯不上的。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我刚满15岁，我妈就带我去了五七干校。在干校里，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稀里糊涂地混到初中毕业，再分配到干校的小企业里当工人。我被分到制药厂，跟着一位老医生学习辨认中药，粉碎草药，熬制蜜丸儿，我们还在琼脂里培养土霉素，不过那是给牲口治病用的。
这一年十月，黑龙江已是冰天雪地。半夜里，紧急集合的号声响起，我们都以为又是战备拉练，大夥儿全副武装，把能穿戴的都穿戴上了。男女老少哆哆嗦嗦地站在寒地里，有人小声地哄着哭闹的孩子。上面发了话，这次不是拉练，而要传达中央紧急重要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干部。当晚，那些够级别的学员都去听文件，我们这些够不上级别的就回去睡觉。第二天，听文件的人就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学习。
干校之所以被称做干校，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是县团级或更高级别的干部。当时干校的学员分为正式和候补，那些候补学员并非不够级别，而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打入另册。候补学员不能恭听党中央的声音，因此，这个传达到县团级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当绝大多数人都在全时地进行更重要事业的时候，人还是要吃饭的，猪羊牛马也有生存权。我们这些非干部就担当起喂人喂猪羊喂牛马的任务。当时我们列队一排，领导走到队前，对大伙儿说：“同志们！(‘们’字拖长音，凸显首长气派)，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光荣！没有你们，‘批林批陈’是不能进行到底的！”(‘的’字也要拖长音，因为凡是能上纲的地方都无比重要)。
我分管三个猪圈，两个圈里都是少年猪崽，一个圈是公猪，品种为大长白。我的日常工作包括喂食，起圈和放猪。两个圈的小猪不用放牧，只需喂食。每日两次，我从大灶上挑一担热腾腾的猪食，再混上发酵饲料，倒进食槽里。
这两圈小猪崽子刚刚长了毛和骨架，还没催肥，精力旺盛极不安份。每天，我挑着猪食，离着猪圈还有十来步远，就听见叫声冲天，好像要杀了它们似的。当我一到圈前，放下饲料桶，它们就一拥而上，齐头并进地伸入猪食槽，挤得我无法倒猪食。我一面骂，一面倒，总有几只被浇得满脸开花。
一天，兽医跟我说有一口小猪不大对劲儿，要抓出来看一看。我挑着猪食桶，走在前头，他跟在后面。走近头一个圈时，这窝猪和往常一样，一只只像饿鬼似的冲上来。走到第二个圈，那些猪见我却像见了鬼，四处逃散，全不理会那冒着热气的好菜。真是奇怪了。
此时兽医已经锁定了他的目标，进了猪圈就展开了一场人猪追逐战。那个目标疯了似地逃跑，我们俩左围右堵，滚了一身泥巴，抓住了它。我抱起它来一看，妈呀，这小猪右腿上划了一条大三角口，猪皮搭拉下一大块，红肉毕露。原来它在没命奔逃时，被木栏上的铁钉挂了一下。兽医拿起粗针大线，如缝皮鞋似的，在头上磨磨针，也不给人家上麻药，就缝起来，噌噌几下就给缝好了了。
当他缝猪皮的时候，我抱着小猪，安抚着它：“你怕什么？跑什么？看看，闹了这么一个大口子，这下可就踏实了。”兽医笑道：“它不可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穿白大褂。”兽医说：“这窝猪从小多病，他常来打针灌药。所以它们一见白大褂就逃，即使好吃的也引诱不了。”听着兽医的话，我突发奇想，何不也穿上白衣来喂食，对这帮少年饿鬼起到阻吓作用。后来再一想，这根本不可行，起圈刨粪还不把白衣染成臭花袄。
虽然，每天挑四担猪食并不轻省，可我宁愿干这活儿，也不愿刨粪起圈。天寒地冻，猪粪尿结成厚冰。起圈时，抡起大镐，往冰粪上一砸，一个白点儿，冰花儿四溅。冰花儿带着淡淡的赭红色，若不说那是粪冰，其实还是挺美丽的。冰花儿溅在头发上，抖一抖就掉了，可晚上回到宿舍躺下，幽幽臭气，经久不散。粪冰溅在嘴里，咸咸的，倒也不是太臭。有时费了半天劲儿，还是刨不下多少，如果再赶上冰碴儿溅进眼睛里，沙得眼睛生疼，涕泪交流，我不由心头火起。此时虽然猪们早已识趣地躲得远远的，但还是免不了受我几“谁让你们拉那么多，以后不许拉了。”踹过之后，又不免动一分恻隐之心，我自己不高兴，也犯不上拿人家发威出气呀。
其实我和猪们相处得很好，它们不说我坏话，也不利用我，更不会去告密，这是当时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安全感。我对它们算是体贴照顾。初春放猪时，地上能吃的只有薄雪盖住的豆秸草皮，猪们踌躇着不愿出行，我也就通情达理地少放它们一会儿，多给点儿猪食。
放猪带给我很多的快乐。草甸子上，紫艳艳的马兰花开了，我和猪们都喜欢出游的季节到了。我一打开圈门，不用赶，它们就会自动列队，向着春风吹绿的原野走去。这些大长白猪身形瘦长，骨头架子很大，几乎及腰高。跟在猪的队伍后面，我也若猪一样的寻寻觅觅。它们边走边寻边吃，我边走边赶边采花草。
到了草甸子上，我任它们自由活动。只要在我的视线之内，我就可以坐在草地上做马兰花哨。那时候我知道选用什么样的马兰，怎样做出响亮的哨子。可惜经年不做，这个技艺已经流失了。吹着马兰哨儿，我用五彩的花儿编成花环花蓝，我把花环献给我的猪们。不过它们比较不能欣赏我的好意，一看到我拿着花环走过去，就尽量躲开，它们不喜欢在耳朵上挂东西。实在没什么可玩的了，我就躺在草地上呆想。此时没有念语录的吼叫(干校劳动时，常有人站出来念一段语录以鼓舞士气)，也没有锄豆插秧比赛的喧嚣，更没有田头批斗会的烈焰。在这一片被称为东北江南的山谷里，只有蓝天白云飞鸟，远山近草肥猪。虽然干校也有家庭住房，但因为我们家只有两个女人，不被定义为一个家庭，所以母亲和我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里。在放猪时，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发呆的空间，真是一种奢侈。
春天放猪有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猪发情。本来饲养场早就决定要劁掉一些不太优秀的公猪，以便它们能心无旁骛地专司长肉。后来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所以在温美的日子里，大长白们很喜欢流连徘徊在路上，可能期望着什么艳遇吧。因为迟迟不见异性的倩影，闻不到猪小姐的香味儿，万般无奈之下，它们就会停止前进，和同性做出些不雅的动作，意淫一番。这时，我得连呵斥带脚踹，制止它们当着妇女的面耍流氓。
我有八条大公猪，可放牧时，一般只有七条出行。那一只并非生病，也不是赖圈。每天，我放猪时，它早已捷足先登地出了圈。因为它通体洁白，唯有后脊梁上长着一撮黑毛，所以我们叫它‘一撮毛’。虽然它的体积和其他猪兄弟们一般大小，看来也有一颗同样的猪心，可却非常不安于室，并且它也有不安分的本领—跳过几乎与我等高的石砌圈墙，奔向那广阔的天地。
一个早晨，我比平日稍早来到猪圈。我看见一撮毛先是后退几步，然后助跑，再跃起，当它飞跃石墙时，还轻轻地哼了一声，似乎在说‘老猪我去也’。着陆之后，一路小跑，不见了踪影。有趣的是，每当用餐时间，它又跳回圈里，心安理得又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它的那一份。我一直想跟踪它，探出它的底细。可惜‘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在身，无法如愿。
终于有一天，一撮毛神秘而频繁的出走引来了严重的后果。干校附近的生产队家家养猪。有一户养了一头大种猪。据说这头种猪极其根正苗红，招得邻里四方有猪女的农户们非它不嫁。每次配种，猪妹儿被主人赶着，来到种猪户的院子里，不需要撮合拜堂，猪妹儿就会跑去找情郎。这时嫁女的一方就掏出两块钱作为陪嫁。一时事毕，种猪的主人，拿出两个生鸡蛋，夸喳一下敲开，喂进种猪的嘴里。看着它咕咚一声，吞了下去，主人在旁一边搓着手，一边疼爱地说：“为它补补身。”
我们的这位一撮毛，显然没有那只种猪的特权。然而，当它的猪兄猪弟们还在意淫的初级阶段时，它却能提前进入了小康，甚至步入更高级的阶段——弄出了好几窝野种。这还不算，有几位猪妹儿也是郎有情来妹有意，不再满意包办婚姻，对那大众情人不上感了。这会儿，我不说，你也能猜出来，本来要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可他家猪妹儿生出来的是打地洞的老鼠，你叫那女家如何不气。
于是，生产队找上干校，干校找上我，责令我严厉管束一撮毛。领导说此事兹大，事关军民关系，不可等闲。领导的那个严肃劲儿和抓乱搞男女关系差不多。当时，干校里刚好发生了几起‘乱搞’事件。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原来当官儿时，还得装装样子，拿拿架子，收神敛性。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都是平等的五七战士。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革命之情油然而生。更何况，食色性也，苦闷孤独，不革命的性欲也应运而长。当然，那些‘乱搞’的男女，总不如我们一撮毛自由，它只要那么一跃，就能潇洒而去，还不怕它的同胞看见。而这些人们呢，在完全没有个人空间的集体中，要费极大的心思来避人耳目，还得有非凡的胆量才能成其好事。
记得当时有一位家属，丈夫长期派住远离干校的牧场。她恋上了没带家属的兽医。一个风高月黑夜，因为通讯不便，她丈夫不期而至，将两人逮个正着。她的丈夫挥拳要揍她，兽医一步挡上前去：“要揍就揍我吧！”还真算是条汉子。这位家属从此被烙上了红字，连她那两个低我几班的孩子也抬不起头来。二十年之后，人们在谈及她时，还语带轻辱。
当领导委以我重任时，我仍不大开窍，还在替一撮毛辩护：“咱们一撮毛白白让他们得了一窝小猪崽子，不用给钱，也不用鸡蛋，有什么不好。”领导看着我顽冥不堪，一时又找不出人来加高猪圈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的“一撮毛”一如既往地跳出去约会，一如既往地沐浴在爱河里。爱过之后，心安理得而又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它那一份猪食。时隔三十年，有时我还会忆起它跳起来，空中飞猪的样子。我想，如若一撮毛地下有知，或许它会感谢我吧，至少我没有剥夺它跳墙的自由，恋爱生崽儿的自由，让它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小一撮毛。虽然它的生平不如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多彩有趣，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特立独行的猪和人一样都是十分稀缺的，难得!每念及此，我自觉相当幸运，遇到了一撮毛，也算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吧。
杜欣欣写于2002年5月
刊登在 2002 华夏文摘 cm0205a，<<温故>>第七期，2006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