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是中共里的精英人物，上过大学，会说英语，做过大使，外交部长，最后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亲历与见闻，黄华的回忆》，450页厚，有些详细的历史细节。 好像是本好书，但是，黄华的这本回忆录是经不起仔细察看的，经不起和国外史料对比的。
比如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事件，黄华是去参与谈判的，他应当知道，那是解放军误以为是敌舰而首先开炮的，改革开放后，解放军的当事人都向外国人承认了。紫石英号受伤后停在长江，解放军没有派士兵上军舰去看守，（为什么？）致使紫石英号修理好后，趁有个中国客轮开过时逃去，解放军对它开炮，没有打到它，反把中国的客轮打沉了。对此事，黄华没有作任何反思，他用文革的大批判语言，写的是：
代表中国人民利益和尊严的人民解放军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英舰只好自认倒霉，狼狈逃窜，受到国际与论的一片咒骂。
黄华是搞外交的，他当时根本没有听到过国际与论的咒骂，更不要说是一片咒骂了。过了60年，黄华没有写出些当时中央的考虑，没有反思到中央的考虑和地方军队指挥员理解的大差距。 当时中央是要尽可能地避免英美帝国主义找借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战。 英国军舰逃跑了，紧张的对持消失了，就让他跑掉好了，象征地打几炮就可以了。地方军队指挥员命令大炮齐鸣，结果是打沉了中国的客轮，死了中国人，这不是好事。 同样道理，当时对外国使馆是不去刺激它的，在南京这样做了。 在沈阳，就不应该地抓了美国领事，在北京，就过早地想要美国领事馆的土地。 这些都负面地影响了美国国务院对司徒雷登承认中共的建议。
黄华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 他怎么说抗美援朝的呢？ 他说，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迫敌退至北纬37度沿线。 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中朝人民军队大量歼敌，分碎了敌人的一切进攻，把战线稳定在北纬38度沿线。
这里，黄华用的是中宣部欣赏的语言，又不过分偏离事实，真难为他了。
可惜的是，黄华没有正义感，或者没有勇气，说彭德怀对第四五次战役的正确意见被毛泽东否定，结果是被打回到了38度。
我相信黄华对彭德怀有不平感。 从他的回忆录看他的为人，不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是非感很强的人。 做过人大副委员长的黄华，还是怕中宣部找他麻烦，说他书里这段那段不能发表。黄华远没有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如同生命那样的精神，不肯或者不敢替彭德怀出口气。 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他的上级章汉夫在文革被诬为叛徒，含冤去世，79年被平反昭雪。 行文没有愤怒，当然不敢点出谁迫害了章汉夫的。 同时黄华也不敢写，我当时贴了章汉夫的大字报，现在感到我真幼稚/胆小/自私。如果作为革命群众的黄华当时替章汉夫说了话，或者鼓励他活下去，我相信他会写的。
黄华到板门店的谈判是为了今后朝鲜的政治谈判，已经和停战，交换战俘等等不相干的了。本来，中美各有自己的打算，要那些中立国家来参加，苏联算不算中立国家，会议桌是园的还是方的，都是可以谈判并有让有得的。
黄华在谈判时讲了很尖锐的话，他攻击说美国强迫扣留中朝被俘人员。这导致了美国代表Arthur H.Dean 认为黄华的话是对美国的污蔑而愤怒地离开会场，并宣布无限制的休会。会议因而中断四个月之多。我猜，那时黄华是对美帝国主义一肚子的气和恨；那时黄华也书生气十足，以为我们志愿军个个想回祖国，你们美国人强迫他们不回来。黄华还有个共产党干部的大毛病，以为真理在我手里。
那时中方是很希望继续谈判的。黄华的大骂一顿导致了“美方提出了种种无理的复会条件”。其中有没有要黄华道歉，那我就不知道了。对此，黄华应当知道。黄华更应当知道，他这一大骂美帝国主义后，周恩来不要他继续做谈判的代表了。后来到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不让他坐谈判桌而要他管新闻事了。
对这些事，黄华在他的回忆录里一点不反思。 西方写回忆录的人，过去饱受了许多年的猜疑和指责，所以他们要在回忆录里澄清历史的真相，或者在新的事实下作回顾。
黄华对日内瓦会议的回忆，完全是重复中共的宣传，没有也不敢揭示这么一个历史真相：那时中国不想再打一场抗美援朝了，怕美国介入越南打仗，因此迫使越共胡志明接受很吃亏的和平条件，迫使胡志明从北纬13度的实际军事控制线退到了北纬17度。 那时胡志明无论军事还是选举，都不需二年就可以轻易掌权的，日内瓦会议的后果是使胡志明推迟了20年，受了很多苦才得到了胜利。
在日内瓦会议上，还有一个关于黄华本人的历史细节，黄华在他的回忆录里只字不提。幸而美国记者Seymour Topping 在《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里详细地说了。
Topping 是访问过延安，目睹共产党占领南京并向西方作了第一个报道的美国记者。他也是黄华的朋友，他那时也在日内瓦采访会议。
1953年7月18日，Topping 接到电话，黄华要见他。黄华见Topping时很激动，手在抖，本来他的英文是很好的，这时讲得断断续续，后来叫中国的译员翻译了。黄华说，中国愿意妥协，希望在7月20日前签约，要Topping把这个信息带给美国代表团。
为什么必须在7月20日前呢？ 因为当时法国的总理Mendes-France 对法国人民说过，他要解决越南问题，否则的话，他在7月20日辞职。 中国怕Mendes-France辞职后，美国军事介入，更不好办了。其实，一个月前，美国决定不军事介入，杜勒斯和Mendes-France有了秘密约定，美国支持法国分割越南。 换句话说，周恩来和毛泽东没有料到美国不军事介入这一点。周恩来怕美国军事介入，就在分割越南上让了一大步。
1971年8月，James Reston 问周恩来，是否有兴趣调介美国和越南的斗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明眼的外国人前是不想讲假话的，所以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再不想做调介了，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我们做得很坏。” 这印证了这么一个事实，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让越南吃了大亏。
毛泽东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参加了朝鲜战争，非但没有把美帝国主义赶下海去，还用了吃奶的力气才守住了38线（实际上吃亏了2000多平方公里）。在朝鲜的军费上，以为斯大林会付的，毛泽东也不敢提出这个事，结果使中国经济上受不了。到日内瓦会议时，斯大林死了，毛泽东不需要去表忠心了，他回过来考虑中国的利益了，对越南少管点吧，不要把美国引进来，再打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 结果是判断失误，害得越南共产党丢掉了快到手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在朝鲜战场上先是狂妄冒险，后是大求和。 在日内瓦会议里则是牺牲小弟成全大哥，后来又大给银子求小弟跟大哥好。
对在日内瓦会议里的失策，中共是不想告诉老百姓的。 因此，在黄华的回忆录里，日内瓦会议全是伟大正确。
比较师哲，冀朝铸和黄华的回忆录。黄华的回忆录里套话空话最多，思想最浅，最没有独立思考和是非感。 为此再引用一个旁征。 林彪出逃后，美国记者Topping忧虑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他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不能接班，所以他去问在纽约任联合国中国代表的黄华。黄华对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说他不知道，甚至说他也忧虑。黄华不这样，他对Topping 说，“在中央委员会和上海革命委员会里有好的年轻人。更重要的是群众的集体智慧，文革后，群众给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黄华话的第一句，表明了他对四人帮上海帮的好感，第二句话完全是没有思想的空话。
戈巴乔夫年轻时读了好多书。 后来他做了苏联的领导人，当然没有时间读书了。有次到芬兰去访问，就靠过去读过的书当背景知识。戈巴乔夫说起过去苏联和芬兰的历史关系，他不知道斯大林和芬兰过去的秘密交道，他的翻译和随从也不知道，结果就出了毛病。这样的事，中国过去发生过，将来也会发生的。黄华的回忆录也许就会弱智了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写于20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