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一再呼吁，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全球斗争”。近年来，已有不少政治家和学者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关于“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全球斗争”的这一论断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它表明，在社会演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竞争，在当今世界里，主要表现为选择和建立何种政治体制的斗争。研究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们曾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独裁政体、寡头政体、威权政体等等，然而，如今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却告诫人们——当前全球政治竞争的焦点在于民主与专制两种政体之间的斗争，这意味着其它各种政体都必定受“民主与专制全球斗争”的影响，民主的胜利将引导人们向民主靠拢，而专制的胜利将引导人们向专制靠拢。
其次，它表明，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斗争是全球性的，这两种政体的斗争不仅仅存在于一国内部，也不仅仅存在于某些国家内部，还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这是涉及全球每个国家的宏大事件，它影响着每个国家的人民将做出的选择——是站在民主一边还是站在专制一边。
再次，这一论断改变了以往对于国际政治竞争态势的看法，在上个世纪出现的“冷战”时期，有些人把双方的对立更多地看作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自由与平等的对立等等，而这一论断指明了当今国际政治竞争的实质，或说主要表现为选择和建立何种政治体制的斗争，意识形态只是为其服务的工具。
最后，这一论断排除了其它一些曾被大力传播的观念，譬如，它排除了“民主是多数暴政”的观念、“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而是共和”的观念、“共和高于民主”的观念、“宪政高于民主”的观念、“限制人民的权力”的观念，等等，因而将对政治哲学、政治学的研究的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下面将展开地阐述以上所言之若干意义。
第一， 政治竞争主要表现为选择和建立何种政治体制的斗争
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告诉人们，无法避免的竞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竞争）是推动社会演变的动力。其中，政治竞争是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掌握政治权力意味着可以掌控全社会的资源，包括物质的（财力、人力、自然资源等）、精神的（思想、理念等）资源，也就掌握了最强大的竞争工具，从而在其它领域的社会竞争中占有极大优势。所以，政治竞争将对其它领域的竞争（如经济、文化等）产生极大影响，政治竞争在社会演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研究社会演变的历史，是为了探求建立良好社会的途径，当人们发现政治竞争对于社会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后，就十分重视探究如何建立良好的政治竞争秩序或政治体制，以实现建立良好社会的愿望。特别是在近、现代出现了民主政体以后，某些民主国家的发展态势引起各国人民对民主的向往，民主化浪潮冲击着许多国家旧有的政治体制，选择与建立何种政治体制的斗争，凸显为政治竞争的主要阵地。
什么是政治体制？就是指政治权力的结构和形式。“结构”即指各种政治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等）的分配及其相互关系，或者说是指各种政治权力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形式”即指行使政治权力的规则和程序。
历来的哲学家和政治学者曾对各种政治体制进行分类，并比较它们的优劣。何为优、何为劣？按照什么标准来比较？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者为优，导致社会动荡和战乱者为劣，或者说，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就是良好的体制。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数千年内绝大多数时期只出现过专制政体，尽管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却有着共同的特征——最高权力专属于某些少数人（一个人及其一伙人），或者说由少数人垄断权力。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最高权力”。当然，政治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说政治权力应该由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行使是荒唐的），但若是让少数人攫取“最高权力”，并“专属于”他们，那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须服从他们，任何人不得与他们争夺权力，他们总是会运用一切手段（主要是暴力和欺骗）镇压一切异己政治势力，以维护其专有的最高权力。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总有心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之雄心的另一些“少数人”，在争夺权力的竞争中崛起，凭借武力推翻原来掌权者，并获取专属他们的权力。政治竞争的历史成为其结果由武力的强弱来决定的历史，成为人类社会充满动荡和战乱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智慧没有找到一种办法，能够摆脱这种在暴力和欺骗的泛滥之中更迭权力的状况。
直到三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洛克有力地批判了专制政体，他指出，专制政体是造成几千年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根源，提出了“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权力是最高权力”，由此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开启了创建民主政体（民主化）的历程。尽管在民主化的初期，政治家们不承认“人民的权力”（民主、Democracy意指“人民的权力”），认为民主即多数暴政，宣称他们创建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共和政体或立宪政体，但是，政治家们却接受了洛克的理念，即“权力来自于人民”的理念，认为政府的形式及其领导人应该由“人民的协议”来决定，由此设立了“代议制”政府，由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定期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替。
这是一次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新的政体与专制政体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权力的更替不再由武力来决定，权力的更替定期地、和平地由部分社会成员共同裁决而定；其次，在政府的权力的上面存在一种更高的权力，虽然还没有确立“人民的权力”为最高权力，却在政治竞争的实践中已经体现出这种更高权力之存在，也就是那个对政治竞争做出“裁决”的权力，这是人类智慧在摸索建立政治竞争良性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在那以后的政治竞争的实践证明，民主化初期建立的政体，只是从专制政体转化为民主政体的一种过渡状态。这种政体并不稳定，还不足以避免出现社会动荡和战乱，欧洲一些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动荡，而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明显的例证。这种情况让某些政治家和学者们深深感到，社会成员中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社会动荡和战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仅仅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替，却仍然保持权利不平等现状，那么初期建立政体还需要改革，重点在于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终于，欧美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二十世纪确立并落实了这一原则，让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都能够按照法定的规则和程序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竞争。
至此，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发现，现存的政治秩序与初期建立的政治秩序相比，有着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先辈们之所以排斥“民主”而选择“共和”，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只允许部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竞争，与“民主”（意为人民的权力）当然是不相符合，而当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竞争之时，“人民的权力”已经成为人们能够感觉到的现实，他们发现把现存的政体称之为民主才真正名实相符。从此，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开始争先恐后地聚集到民主的旗下，民主，作为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横空出世，成为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人们向往良好社会的灯塔。
根据近三百多年来政治竞争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政治体制的分类，可以这样来描述：民主（指现代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极端对立的政体，它们的区别在于：一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确切地说是“最高权力属于谁？”，民主政体中，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专制政体中最高权力专属于少数人（一个人及其一伙人）；二是，民主政体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在所有专制政体中，总是只有少数人享有政治、自由等权利，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些权利。除此以外，所有可能出现的其它政体，都不过是民主与专制相互转化过程中的过渡性产物，就像欧美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化的那样，或像某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朝专制政体倒退的那样。
选择和建立何种政治体制，不仅仅是一国之内政治竞争，而且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竞争。早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希腊半岛上存在许多城邦，最主要的两大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的政体当时被称作民主制，而斯巴达则是贵族寡头制，其它各城邦不是选择雅典民主制就是选择斯巴达寡头制，于是出现了两大联盟，即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和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各城邦内部的政治竞争在选择何种政体时都要寻求雅典或斯巴达的支持，由此导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对立，最终爆发了长达三十年的被历史学者称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在战胜后立即在雅典引入寡头制。这次战争的爆发有多方面原因，而两种政体的对抗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可见，各国在选择、建立何种政体方面的政治竞争，不可避免地都受到其它国家的影响，参与政治竞争的各方势力毫无例外地向其它国家寻求支援，相同政体的国家自然而然地结成联盟，这种情形在古代希腊已经出现。与古希腊相比，现今的交通、通讯非常发达，各国之间的距离几乎是“近在咫尺”，人们曾以“地球村”来加以形容，各国之间的交流、互动十分频繁，以上情形的发生更有可能。
综上所述，政治竞争在社会演变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竞争主要表现为选择、建立何种政体的斗争，人类的实践和智慧找到了良好的政体即民主政体，此后，政治竞争主要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其它各种政体只是民主与专制互相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状态，每个国家都同样发生这种斗争，并且互相影响或结成联盟，因而演变为全球的斗争。
第二，是站在民主一边还是站在专制一边？
有一种论调，说道选择和建立何种政体是各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干涉；说到各国的情况不可能相同，选择的政体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多种政体应该和平共存，不应该强加予人，等等。可惜，这种论调是自欺欺人之谈。
拜登在说到面临“民主和专制的全球斗争”的同时，还说到习近平在选举之夜打电话表示祝贺时，说了他以前多次说过的话：“民主政体在21世纪无法维持，专制政体将统治世界”。他们两人说的话都十分简单明了，意思是说：“要么专制统治世界，否则民主统治全球”。
如果现代民主政体尚未出现，当然就谈不上什么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但是当民主化浪潮冲击各国以后，一个鲜明的问题摆在各国人民的面前：是让少数人掌握最高权力还是由人民掌握最高权力？各国的政治竞争都出现相同的态势：是维持专制还是推进民主化？政治学者们写出了不可胜数的文字，或是颂扬民主的好处，传播民主国家的光明面，或是散布贬低、歪曲、诋毁民主的言论，揭露民主国家的黑暗面。各国政治家们急切地寻求同类国家的支援以致结成联盟，上世纪“冷战”时期就出现两个联盟的对立，以苏联为首的专制国家联合成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联合成为另一方，“冷战”的结果是民主政体取得胜利。
实际上，这是竞争的一般模式，竞争的结果是成败得失，两个无法相容的事物只能在确定了成败得失以后，才转换为另一种竞争态势。民主政体要确立“人民的权力”为最高权力，那就必须剥夺少数人手中的最高权力，专制政体要维持少数人掌握的最高权力，就必须遏止或消解“人民的权力”，两种政体针锋相对，无法相容，不决出胜败，斗争不会停止。在此以前，双方必定要设法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盟友，所有国家将做出以下选择，一是加入某一方联盟，二是观望并随时准备倒向得势一方；三是在本国原有体制下做出一些改革，安抚民众的骚动，转移民众的视线，避免受全球斗争的影响。第一、第二种选择是现在或将来参与全球斗争，第三种选择事实上避不开全球斗争，因为所谓“改革”，不是朝民主方向改革就是朝专制方向改革，不可能完全消除全球斗争的影响。
总之，想要置身于“民主与专制的全球斗争”以外，或者想走中间道路，以此来维持原有的政治体制，恐怕难以如愿。“民主与专制的全球斗争”这一论断提醒人们，要认清形势，这场斗争的结果关系到是专制统治世界还是民主统治全球，很有必要极早做出选择：站在民主一边还是站在专制一边。
第三，意识形态是为政治竞争服务的工具
什么是意识形态？该词的含义有点含糊不清。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思想、理论的体系。意识形态对政治竞争当然有着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它是政治竞争的工具，或说是政治体制互相竞争的工具。
有人以为，意识形态在政治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起着发动、引导、强化的作用。有一句耳熟的口号，叫做“思想先行，理论指导”，先有思想才有行为，先有理论才有实践，似乎一切社会变革或社会运动都是有意识形态在后面推动的。
可是请问，这些思想、理论从何而来？答曰：从人脑中产生出来。人脑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理论，而且没完没了忙于正邪、是非、真假之争？那是因为人人都要谋求生存、发展，因为人人都要参与获取生存、发展所需资源的竞争，因为人人都要采取行动才能得到资源，行动的成败得失促使每个人运用理性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产生思想、理论，以此调整自己的行动，谋求在后续的竞争中赢得胜利，获取更多的资源。思想、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作为竞争的工具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政治竞争领域，人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主义、学说，论证应该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论证应该建立何种政治体制，归根到底，它们都是为夺取和维护权力服务的。最明显的例证之一就是儒家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批判孔孟儒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却大力提倡尊儒敬孔，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权力，儒家的思想理论没有变，变化的是在不同的政治竞争形势下为不同的人服务罢了。
至今，仍有人声称“文革”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人不明白所谓“路线”（思想、理论）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是为权力斗争服务的。所谓两条路线指哪两条？据说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认为有两条路线斗争，亦即表明你认为的确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认为的确存在革命与反动的斗争，是这样吗？不！错了！说什么“政治斗争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政治斗争是若干“阵营”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每个“阵营”都由“一个人及其一伙人”带领大批民众组成。人们从未看见所有地主和所有农民互相对峙争夺政治权力的事实，也从未看见所有资本家和所有工人互相对峙争夺政治权力的事实，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虚构出来的，难道你真的认为刘少奇代表资产阶级？而毛泽东代表无产阶级？难道你真的认为刘少奇是反动派而毛泽东是革命派？这不都是虚构出来的吗！
不恰当地提高意识形态的地位作用，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专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而掩盖了政治体制的斗争，其结果是令人担忧的。不少学者醉心于挖掘卢梭的道德情操、关心弱者的伟大胸怀、浪漫的文采等等，却看不见卢梭是伪民主、真专制的政治哲学创始人。不少学者极力推崇哈耶克是自由主义（一种意识形态）大师，却看不到他在贬低、歪曲、反对民主政体。不少学者尊崇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说他有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却看不到马克思宣扬“无产阶级专制”而成为现代专制政体的领路人。
第四，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向
关于“民主与专制的全球斗争”的论断提醒人们，需要对某些观点进行反思。
名垂千秋的哲学家，近代著名的大学者，都齐声喊道：“民主是多数暴政”，甚至直指“民主就是专制”，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学者抱住这种观点不放。显而易见，这种论调在全球斗争中站到了民主的对立面，它将严重地挫伤人们争取民主化的意志和信心，成为专制阵营的帮凶。
“要限制人民的权力”，“要限制民主”，这也是曾经盛行的观点。”人民的权力“是民主的支柱之一，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就无法实现民主，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是要破坏这一民主的支柱，企图让少数人掌握最高权力，也成为专制阵营的帮凶。
“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共和高于民主”、“宪政高于民主”，“自由高于民主”等等这些观点，都是用来贬低民主、转移民主化的方向、削弱民主阵营的力量，
“法治高于民主”，“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美国就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学者常常这样“教导”人们，却不知道这是些糊涂观念。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声称他们建立了共和政体，声称实现了“法治”，那是什么样的“共和”与“法治”？是剥夺了大多数人政治权利的“共和”与“法治”。后来在政治竞争中经过多次改革，美国人声称他们建立了民主政体，同时也坚持“法治”。在改革前后的“法治”是同样的还是不同的？显而易见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法治”，前者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后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好相反，看不到这一区别，岂不是糊涂观念？
人们认为，“法治”相对于“人治”而言，似乎“人治”是指少数人（一个人及其一伙人）掌握最高权力，而“法治”是指最高权力属于法律，或者说“法律至上”。这种说法否定了“人民的权力”是最高权力，不可能有两种最高权力，要么属于“人民的权力”，要么属于法律。可是历史事实表明，法律是可变的，美国的宪法变动了二十多次，为什么会变？因为法律是人制订的，为人服务的，它可以为少数人掌权服务，例如美国初期的“共和”那样，也可以为“人民的权力”（最高权力）服务，例如现今美国的“民主”这样。“法治”的性质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这个教训千万要记住。《新民主论》的作者萨托利赞扬卢梭的“法律至上”论，他没有看清卢梭的法律是为“伪民主真专制”服务的。
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说道希特勒是民主的产物，这是那种对民主嗤之以鼻的人放出来的烟幕弹。在民主化刚刚起步的德国，选出个希特勒，就像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有国家都可能选出个坏蛋一样，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问题是民主化进程是否被阻断了。希特勒上台以后迅速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断了刚刚起步的民主化进程，建立独裁专制政体；而民主化刚刚起步的台湾选出个陈水扁，但民主化进程并未被阻断，结果是陈水扁下台而且被判入狱。民主化进程是否被阻断，就是专制与民主相互斗争的结果，希特勒掌权是专制战胜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产物。
在政治哲学、政治学的领域里出现以上各种观点，反映了民主与专制两种政体的斗争，自现代民主出现以来从来没有停息过。专制政体历经数千年，民主政体从起步以来只有三百多年，在近百年来才逐步趋向成熟，由此可见，对民主阵营而言，将面临长期而艰难的苦斗。那种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论调是幼稚的。
如果你赞同面临“民众与专制的全球斗争”这一论断，那么也将赞同以下建议——把政治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选择和建立何种政体”的问题上，或者说，把重点放在研究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当然这不等于不重视其它的研究（例如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等）。遗憾的是，可以发现不少学者的注意力却不在于此。譬如，威尔．金里卡的著作《当代政治哲学》，在其第一章导言中写道：“政治哲学的新近重点却在于强调正义、自由、共同体等理想”，浏览该书的目录可知，作者没有提到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斗争。
二十一世纪究竟哪一方取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清晰而深刻地洞察、判断当今全球政治竞争的形势。还必须记住的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不可能消失、停止，某一时期竞争的结果只是转换到另一种斗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