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桑塔雅那（1863-1952年美国、西班牙裔）
桑塔雅那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6岁时随父母到美国，27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那里教书。他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完成了他的杰作《理性的生活》，包括五卷：常识中的理性，社会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艺术中的理性，科学中的理性，该书一出来就给桑塔雅那带来一片赞誉声。50岁时他移居英国，人们以为他要做的工作似乎完毕了，料不到他60岁时又发表了另一部杰作《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而这著作正是进入桑塔雅那思想的门径。
在《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的引言中，桑塔雅那写道：“这里又来了一个哲学系统，假使引得读者年笑了，我能向他保证，我也在跟他一起笑呢”，他谦虚地表示，有各种哲学系统，他只是其中之一，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所接受的。桑塔雅那给读者提出建议，即先要破除认识论蜘蛛网，那是哲学发展的遮拦，对于相传的假设要进行批判，他愿意对什么东西都持怀疑态度，只相信当下的经验才是真的——此色、此形、此味、此嗅、此性质等等。唯心论当然是对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观念去认识外界。但是数千年来的事实让人们相信感觉经验都是真的。那些哲学家，在心中寻觅宇宙那个“本体”，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实际地对待物质生活，衣食住行，满脑子都是物质，忘却了他们的高论“事物未被认识时即不存在”。桑塔雅那指出，怀疑经验的真实性，是一种病态。
桑塔雅那这样表明自己的观点：“在自然哲学上我是一个断然的唯物论者，显然在当代就只我一个了，……但我并不自命为知道物质本身是什么，……不过无论物质是什么，我大胆地称它为物质，正如我称我的朋友为斯密斯或琼斯，虽然他们的秘密我不知道”。在此基础上他推崇经验、推崇理性，倡导“理性的生活”。
桑塔雅那也明明知道，理性因人而异，科学的结论有时会被颠扑，不能认为科学发现了永恒不变的“则律”，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只能凭借理性与科学：“信仰理性……曾被效果核实的理性。” 桑塔雅那要把“人类进步的各方面”，以及人类关系和历史的形形色色，统统放在理性的检验之下。他倡导理性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只能根据科学，因为科学包括一切可信赖的知识。理性的生活即“由结果在意识中被证实不谬的一切实际的思想和行动”，为此他写下洋洋五卷《理性的生活》。
桑塔雅那根据科学理性所获得的知识，相信身体和“心”有其物质的基础：“统驭迷乱中的身体，为身体的种种习惯指出它们如何配合的一条途径，是心吗？或许完成这项令人惊叹的工作的是一个机械自动的机构，而心的作用不过是为这项工作把握机会，或给以愉快和支持，或给以无力的反抗……，心灵只是物质的动物内部一种精巧敏锐的组织，有无数神经组成的巨大的网。”
桑塔雅那那么“唯物”，又不相信永生，可是他却是个天主教徒，这似乎难以理解，不过在他对于“宗教的理性”之论述当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写道：“这项研究将使怀疑论者亲悟人世生存所含的神秘和深情，将使他们了悟宗教何以那么深澈动人，且在某种意义上何以这么深澈地合理。”他说，宗教的产生出于人们在遇到桀运而蒙难之时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另一个原因是想象，凭着想象，人们喜欢对万物作拟人化的解释，譬如说“彩虹是美丽而羞却的仙女在天上路过留下的足迹”等等，其实这并不表示人们真的相信其说，而类似这种诗意的乐趣，足以帮助人们去承担平庸乏味的生活。出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人们凭借想象而编织出美丽的神话，并逐渐融入宗教的教义、理论。所以桑塔雅那提醒人们，不要对宗教作拘泥的直解。桑塔雅那写道：“宗教乃由人的想象去解释人的经验”，“以为宗教里对于真理和人生的阐述是直解的而非想象的，那简直是非非之想，谁这样想，谁就尚未走上有益的哲学思维”，“宗教的事永远不是争论的事”，对于一般人在宗教的神话中得到安慰并为之激动，有识之士大可不必去干扰他们。
桑塔雅那在《社会中的理性》中谈及他有关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合理的道德或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且今后也难于期望的”。他设想，一个更大的国家所施的征服和并吞就是向全人类的组织与和平走近一步，那倒是全世界受惠的。他以为集中的专制倒足以除去无数杂乱的小专制，一个强盗大王安然接受贡献，总胜于几百个小盗无休止地勒索买路钱。他写道：“昔日曾梦想过且在理论上成立的普遍秩序，一个大帝国，里面有普遍的和平，合理的艺术，哲学的崇拜”，他认为在理性时代，该有自觉担当统治世界的少数人，力求对世界作全盘的观测和公正的统治。
相对而言，这位哲学家比较倾向于贵族政体，他以为人类的文明都是贵族政体的成绩。他写道：“文明从来就是特权阶级的习惯之广布，它并未出于一般的人民，而是与一般人们有差异的少数人兴起，然后在高处加临于人民之上”，一个国家如果全是工人农民，那一定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因为“他们仅有一切冲动，他们不能积聚经验，因为要积聚经验就要建起种种高级的机关，弄出一个贵族社会（上流社会）来”。可是，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他也不得不承认贵族的专制的政体的缺陷，譬如它扼杀了低层人群中优秀分子的发展，譬如让几百万人当奴隶以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等等。那么，民主政体是否比贵族政体有所改良呢，似乎未必，它的腐化、低能，更糟的是它有自己特色的专制——迷信于全体的一律。说来说去，桑塔亚那离不开悲观的想法：“一千次改革留下的世界还是一样的腐败，因为每次成功的改革便创设了一个新制度，这个新制度便滋生了同它一气的新弊端”。不过到头来，他又不免难以忘却柏拉图的“理想国”，说道如果必须指定一种制度的话，那还得是“尚贤政体”，即由最有智慧的、最有德望的、最有功勋的人来实施统治。
这是几千年来不少有识之士的美好理想，也许只能说是空想，问题在于，世界上有这种“最有智慧的、最有德望的、最有功勋的人”吗？如果有人推举出一个貌似这样的人，又有人推举出另一个来，甚至有更多人被推举出来，怎么办？有没有一种标准来比较被推举者的品格才能？又由谁来做出裁决？这个裁决者有足够的权威让人们服从吗？
或许，人们首先应该抛弃世界上存在“最有智慧的、最有德望的、最有功勋的人”的空想，退而求其次，只要求推举一位被大多数人拥护的、允许其短期掌权的统治者。当代一些国家建立的民主政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由“人民的权力”作为裁决者，决定谁是掌权者，并规定其任期、职权范围等，这才是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改革所积累的最有效的经验。
十四，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美国）
威廉.詹姆士生于纽约，小时候与其弟亨利.詹姆士一起被送到法国读书，日后兄弟俩都成为名人，作为心理学家的威廉写起心理学来像小说，作为著名作家的亨利写起小说来像心理学，也许这就叫做“心有灵犀”吧。
詹姆士于1870年在哈佛大学得医学博士，自1872到去世一直在哈佛当教授，讲授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最后转而教哲学。他最成功的著作是1890年完成的《心理学原理》，而在1900年以后的著作几乎都是关于哲学。他这样界说哲学：“只是极尽可能在最涵盖融会的情形中思考事物”。所以他的思想总是指向事物，不像玄学家那样沉迷于空幻的臆想。
1878年，他在《通俗科学月刊》上读到查理士.皮尔斯的一篇文章《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明切》，皮尔斯说道，我们评估一个观念的意义，必须看它在实行后所抵达的效果。否则对该观念的争论可以没有休歇，也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这说法正合詹姆士之意，这么一个简单而旧有的标准，引导他得到曾经寻觅反对抽象虚妄的武器，并对真理给出一个新定义。不存在客观真理，真理就是把实行得便利和奏效的经验表述出来，并不是客观的写真。真理是一个观念的“兑现价值”。真理就是一种作用，用“效果”对一个观念的真实性加以证实。不过要明白，对付眼前的一切经验是适宜的，未必对此外的其它一切经验同样适宜。真理不是唯一的、永远不变的。经院哲学问的是：它是什么？达尔文主义问：它的起源是什么？实用主义问：它的效果是什么？这就是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人们把皮尔士和詹姆士看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十，杜威（1859-1952年，美国）
杜威是现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出生在美国佛蒙特州一个普通的家庭，这是又一个例证，证明一个人的成就无关乎他的身、门第。他在佛蒙特大学毕业后，于1884年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曾到明尼苏达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哲学，以后就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并成为哲学系的领袖。杜威跟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尊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实际上，杜威的影响比后者更大。
杜威首先让世人瞩目的，是他在芝加哥推动新教育的成果。他的教育观其特点就是重实际、重实验。他在《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把自己的哲学观念引到一点，论述如何发展培养更优后代的事业。凡是进步的教师都承认他为领袖，全美国几乎没有一所学校不受他的影响。他还到其他国家，譬如中国、土耳其等国，宣讲如何改进教育、如何改造学校。
杜威的新教育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斯宾塞要求教育少一点文科，多一点科学，杜威则进一步指出科学不就是书本知识，应当重视传授实用的、职业的知识和技能。其二，他认为“自由”教育栽培的是一个“自由人”——似乎是一个永不做工的人，只适于空闲阶级的生活，不适于工业的民主社会的生活。引经据典的教育趋向势利，而职业上合作的交谊则趋向民主主义。其三，他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小规模的工厂，通过实习、尝试、矫正等，去教导学生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秩序、规则、道德和技术。其四，要改变旧有的教育观念，已往人们以为教育仅仅指学校教育，似乎一到成年就不再有受教育的事了。应当认为学校教育只是身心不断发展、生活不断进取的启迪，只能给孩子们借以发展的工具，以后他们每个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来融会和阐述，这将是一个终身学习同时又是终身受教育的里程。以上这些观点，恐怕至今还有不少人尚不理会，一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杜威的教育思想仍然影响着世界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哲学这方面，杜威如一个纯良的实证主义者，继承培根、霍布士、斯宾塞等人的思想，摈斥玄学成为神学的回声和乔装，老老实实地执着自然主义的观点，摈弃那种超自然的动因。他认为叔本华的意志或柏格森的冲动或许是存在的，但无需崇拜它们，这些“宇宙势力”即无补也无损于人类创造的一切，哲学的问题不仅是认识外界，更是要改造外界，“人脑主要并非认识外界的机官，而是行为的机官”，哲学并非对感觉和认识的分析，乃在于知识与欲望之综合与协调，以使行为达到预想的目的。我们不要去研究“意识的状态”，而是要研究反应的式样，人的反应决不是被动的、对环境的“顺应”，而是主动的、有目的反应，所有的反应都是为了满足制驭环境的欲望。思想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工具，观念是对于反应的先导、试验。总之，把哲学、思想和观念都落实到行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而行为就是为了主动适应环境、制驭环境，以求发展和创造。
如果你要了解思想，那么你必须看到，推理并非始于前提，乃始于为解决问题而立起一个假设，这假设就变做为寻求前提的结论，最后让这个假设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测试使之成立。这就是“设问题，求解释”的思想方法。此外也是很重要的是，思想是“社会的”，习俗、风尚、语言、文字以及种种传统观念，就像一口大网扑向每一个人，力求使之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相同模样的一员。这种社会的遗传，往往被误认为是身体的生物的遗传，其实或许只是心理习惯在社会中由成人对儿童传授和施加影响的结果。试想，人的本能，如性欲、好斗等，已经被社会的影响和训练节制了，其它的本能如占有欲好胜等，也能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教育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不要固执于人性不变和环境万能这两相极端的说法，生长和变化没有可知的止境。
杜威持有一种被人们推荐的最妙的观念就是“生长”，他写道：“圆满并非是究竟的目标，圆满、成熟、进修之行健不息的历程才是生活之鹄的”，“恶人是这样一个人，不问他以前善到什么程度，现正在退步，正开始较为不善；善人是这样一个人，不问他以前如何不肖，现正在进步于较善。这个观念叫我们严于责己而宽于待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找到“生长”的路径，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智慧的作用，意志自由不是破坏因果律，乃是籍知识的光明来指导行为。“一个医生和机匠在思想行为上自由的程度，完全要看其对所从事的工作有何等的知识，也许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什么是自由的钥匙了”。杜威崇尚智慧：“伦理、哲学回到它最初的爱，爱智慧，这就是抚育善的乳汁”。
在政治上，杜威不像大多数哲学家那样倾向贵族政体，而是接受民主政体，虽然他也知道其缺点。政治制度的鹄的就是要帮助每个人完全发展他们自己，那么前提就是让每个人有权参与政策的决定，这就是民主政体的优点。虽然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效率来得高一些，但却更危险。不能完全信任政府，要让社会事业尽量地分给民间团体如党派、会社、工团等等去承担。他认为，要进行政治改造，必须像科学那样，运用实验的方法对待社会问题，不单纯依靠理论，而是要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作出特殊的假设，通过实践、尝试与矫正而解决问题。
把杜威跟以往所有哲学家相比，人们会发现，哲学从空幻的绝对“观念”（柏拉图）一步一步地降到了地面，真正贴近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为人们谋求生存和发展服务。
后语
简单介绍十七位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之后，读者将有何感受？这里谈谈我的感受，也许可以供大家参考。
其一，看到两千多年来哲学界探讨的东西几乎无所不包，宇宙、天地、自然科学、社会家庭、国家政治、道德伦理、逻辑思维、善恶美丑、心理生理，等等；如今都分给了已经形成的各学科领域，那么哲学还剩下什么？一时间仿佛又回到古代雅典寺庙的一角，在那里苏格拉底要年轻人善于怀疑，弄清楚一个个词语（概念）的定义，这情景似乎在告诉人们，给哲学剩下的似乎只是有关思维或智慧的学问？不过，看看现代的心理学，正在努力揭示意识（感觉、知觉、经验、理性思维等）的产生及运作机制，诸如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正在探讨认知历程的生物学基础，阐明心理历程的神经机制。看来，给哲学留下的地盘更少了。但是，恐怕这些学科并不能完全解决优化思维的问题，它只探讨人的内部机制，但是优化思维涉及到思维的对象及思维的效用，涉及到外部关系，包括社会环境中人与人的种种关系，譬如，你在思考“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正义”等问题时，或者，当你在与他人争论“有没有永恒的道德”、“有没有不变的真理”时，怎么才能取得优势？这跟心理学探究的“内部机制”就关系不大了。看来，心里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让自己的思维成果得到更多人认同的问题或如何优化思维的问题，还是只能留给哲学了。
其二，哲学对于如何优化思维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关于理性思维的地位作用的论述。许多哲学家都提出，理性思维、思想理论都是为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服务的，亦即是竞争的工具，由此可以导出以下看法——所有的思想、观点、理论不可能是“中立”的，不可能是“一尊”的，不可能没有异见，没有“唯一客观的真理”，不要对其盲目信仰，任何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点。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善于怀疑，勇于创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每个人的应有权利，因为这是竞争的工具，如果被抹杀了、被剥夺了，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任凭别人使用这种武器去占据优势或来侵犯自己。由此也让人们发现优化思维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在竞争中如何运用这一武器而有利于自身。本能仅仅为“生存”服务，而理性不但为“生存”更是为“发展”服务，理性不只被动适应更会主动选择；跟着感觉走，是出乎本能，没有人不跟着感觉走，但不懂得或不知道怎么跟着理性走的人，往往处于劣势，因为它丢失了一件重要的武器。树立起这种观念——努力学习如何优化思维，对于参与竞争并想获得成功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这是通过学习哲学受到的重大启发。
其三，上文提到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善于怀疑，勇于创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优化思维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不可迷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必须通过自身经验检验以后再对其作出取舍，盲目跟从等于解除武装。独立思考不是指“独自一人苦苦思索”，而是指在接收各种信息的时候不受其影响，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善于怀疑，特别是对被吹嘘为“真理”、“永恒”、“普遍”的那些思想理论，要持怀疑态度。另外，怀疑自身尤为重要，善于否定自己者才会挣脱前进的羁绊，既善于独立思考又善于反思自我，在优化思维方面必将有很大进步。
其四，优化思维必须掌握一些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遵循事实和逻辑，或者说要合乎事实、合乎逻辑。这一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常言所说“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容易让人信服；而合乎逻辑则容易让人的理性接受，合乎逻辑不仅在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准确地运用语言。不遵从语言本身的规律，无视基本事实，任意杜撰一些所谓新概念、新术语，比如“民主就是多数统治”，“民主就是多数暴政”等等，其立论必定站不住脚。合乎事实，就是指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从经验中抽象出概念，得出对事实的解释。不要随便地从已有概念出发，对已有概念要斟酌、检验，凡是与事实不符的、涵义混乱不清的，就应该大胆质疑，去寻求更为确切的概念，去实现思想上的创新。从“哲学家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个哲学家的成就和名望都是这样得来的。
其五，不断积累已有的思维成果，是优化思维的前提。要让自己的思想观点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就必须掌握尽量多的论据，掌握比他人多得多的论据，这就需要掌握尽量多的知识。但因为每个人本身经验有限，所以要借用他人的经验，当然就要多读书、多接触各种媒体。读书出于各种需要，如果为了优化思维而读书，那就不能一般对待，得用心。千万不要以为你读了一遍名著就看懂了，名著的作者费了大量精力写作，字字句句、每一段、每一章都有互相联系，应该也花大量精力去挖掘去寻求作者的真意，才能逐渐看懂了。一本厚厚的书被看得愈来愈薄，才算看出了点明堂。读书人千万不要忘记叔本华的忠告——“生活先于书本”，“原文先于注解”，原文即你的生活，把书本当作“你的生活”的注解。要把读书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紧密联系起来，互相比照，与此同时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抽象为概念、理论。
很多哲学理论关注的，是什么“本体论”，“认识论”，“唯心论”，“唯物论”，宗教伦理等等内容，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兴趣，不过我认为这些讨论离开我们的实际生活太远，还是让少数人去施展他们的才华和精力。对大多数人而言，哲学提供给大家的，还是关于优化思维的启示和方法。阅读哲学著作，让你知道人们在思考什么，是怎么思考的，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帮助你积累各种知识，激发你优化思维的动力。我们的生命过程就是谋求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竞争，而理性思维是竞争的最重要的武器，“如何优化思维”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