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柏格森（1859-1941年，法国）
柏格森之所以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誉为著名哲学家，主要是因为他不认同“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特别反对斯宾塞的理论。斯宾塞曾宣称发现了“根本原理”，说道“进化就是物质之结合，伴以运动的消散，物质从散漫无定的混同状态进入凝聚有定的分殊状态，所持的运动则经历一种平行的变形”；说道“生命是内部关系对外部关系的不绝的调合”；他论述“心的进化”，神经起源于细胞之间接合的纤维；适应性的反射动作由简单到混合再到复杂，并固定下来成为习惯，通过遗传积累而形成本能，等等；他把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学，认为社会的进化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结合，从混同到分殊的过程。在柏格森看来，这种实证主义的进化论，是用物理的、机械的观念去看待一切，用物质、运动、能量等等概念去解释意识、生命等现象，他认为，一切变化包括生命现象都源自一种内在的动力——生命冲动（生命冲力），这是无法用物质的机械的运动来解释的。
柏格森从小就是一个奋发上进的模范学生，获得过很多锦牌，起先对数学和物理很有兴趣，但后来由于他突出的分析能力而转向哲学。19岁时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一所学校任哲学讲师，1888年完成第一部著作《论意识材料的直接来源》（英译《时间与自由意志》），1896年完成《物质与记忆》，1907年完成《创造的进化》（《创化论》），这部杰作几乎在一夜之间使他界成为哲学界的著名人物。1900年，柏格森任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1914年成为法兰学西学院院士。
柏格森的文格很特别，并因他善于运用隐喻、形象、类比等而闻名，1928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想法以及提出这些想法的杰出技巧”。
稀奇的是，批判唯物论的柏格森在少年时期乃是一个斯宾塞的信徒，随着知识学
历的增加，他渐渐敏锐地觉察到，在解释“物质与生命”、“身与心”、“决定论与选择”之间关系等问题上，唯物论是说不通的。难道生命起源于无生命的物质？难道有着意识的“心”就像一个物件？难道进化只是决定论式的适应而无可选择？柏格森提出，进化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选择和创造。
柏格森创造了叫做“绵延”的概念，绵延的意思不仅仅是时间的流淌，还包括以往的累积、延伸并创造、变化而生长等等，“绵延就是过去开拓未来而一路扩大的不断行进”。过去的一切被全部累积起来，而每一刻又都在创造和变化，于是又有新的积累，如此这般，一路扩大，不断行进，“存在即变化，变化即长成，长成即继续不断地创造自我”。柏格森用绵延这个概念来描述他心目中的世界，描绘这个“实有”，描述生命，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变化着的、活动着的存在，生命就是凭借着不断的积累、创造而不断地成长、进化。这一“变化之实有”的背后，乃是“生命冲动”。
譬如我们的记忆，它就是运载“绵延”的车辆。已往的一切都保留在记忆中，积累了许多应对环境的方法，随时可呈现出来以供当前选择运用，随着生命的延长，这些供选择的反应模式愈来愈丰富，供选择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由这丰富而多种多样的反应最后产生了意识，意识就是反应的预演，即从记忆中调取并选择适合当前环境的反应模式。生物体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主动的选择和创造。选择需要下定决心，必须耗费精力，需要用人格的力量去克制冲动、习惯、懒惰等等无形的阻力，选择就是创造，在积累中注入新的内容。这种选择及创造的能力愈强，意识也就愈是得到加强和发展。牲畜不需选择，也不能选择，生活刻板，例行不变。而人善于选择创造，意识发达，正因为如此，人因意识而得自由。
由此柏格森认为，“心”（意识、精神）与脑（物质）是有区分的。他不认为人的意识是脑的产物，虽然意识跟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不能认为脑这一物质的器官直接产生了意识。低等动物没有脑，但也有意识，意识和生命是重合的。
柏格森认为，理性只是意识的一部分，只是“心”的一部分。人的理性只是处理外界事物的相互关系：“理知，就这个词的狭义而言，乃是要去求得身体对环境完全的适应，去表明外物相互间的关系——总之，去思考物质”，他认为意识还有“内省”和“直觉”等部分，是理性所不能涉及的。他认为理知只能把握事物的静止状态，就像电影看起来是连续的动作，其实是一连串静止画面的快速呈现，理知并没有抓到每个静止状态之间“绵延”的真实状态。单靠理知来回答“心是什么？”那就只能得到唯物的机械的解释。而我们的“心”是活动的、在“绵延”之中的、是能主动选择并创造的，我们的意识在其表面的理性下还有大量奥秘，有待心理学去开拓新的领域。柏格森说有大量奥秘有待揭示，没错，但对理性的这种看法却值得商榷，恐怕无论是内省还是直觉都与理性密切相关。
达尔文式的进化论大致认为，新器官和新机能，新生物和新物种是起源于优越变异之自然选择，柏格森认为这说法不能解释本能的起源。如若本能要靠后天的适应的累积、遗传而进化，那么最初形态的本能必定很弱（要靠后天才能强化），那么在生存竞争中它能担负起维护生存的重任吗？本能的最初形态一定是有足够强的本领为主人服务。本能的起源仍然是巨大的奥秘。生命的进化中，总有一种除物质运动以外的因素，也是生命内在的因素在起着作用，生命不是一个机器，生命乃是一种力量，能保存自己也能够生长，能够选择和创造，这力量就是——生命冲动。我们的奋斗与受苦，我们的雄图和失败，我们切盼自己日新日强，都是我们内部生命冲动的呼声和潮流。
柏格森的哲学，在批评机械唯物论观点的这一点上有积极作用，这促使人们在探索生命及意识的起源上，去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不过他用“生命冲动”来解释生命和意识的起源，却也没有丝毫进步，用一个神神秘秘的东西来解释奥秘，能有什么用呢？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明、新创造，使机械的物质观念扩张到更为广泛的物质运动领域，甚至，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能用一台由物质材料制成的机器，战胜围棋世界冠军。下围棋，需要经过观察、分析、选择和确定对策、决断并行动等等一连串身心活动，一台机器能像人的身心那样活动，看来，人类的意识或许有可能用物质运动来解释。不过，我们还得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探索生命和意识的起源，是个永无止境的历程，虽然人们不会停止这种探索，也将有利于人类，但人类无法达到终点。因为这“起源”历经亿万年，人类无法获得足够的“经验”与之匹配，有限的人类累积的所有经验再怎么丰富，在亿万年历史中只是一粒尘埃。
柏格森用“绵延”的观念即不断积累、不断创造的观念来看待生命和意识的进化，提醒人们在研究生命现象的过程中，切不可忘记生命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对于纠正机械的、静止的、决定论式的思想方法是有益的。
十二，罗素（1872-1970英国）
罗素出身于英国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他祖父曾是自由党首相，百折不挠地要求自由贸易、普及教育、解放犹太人、各界的自由权利等等，他父亲也是一个自由思想家。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之下养育的青年，往往有着一颗高贵的心灵，一生为社会事业奔忙不息。罗素是现代极负盛名的英国哲学家，他是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平主义者，还是个社会改革家。这位外表消瘦、脸色苍白的学者，内里却怀着勇敢、热诚、甚至反叛的精神，八十多岁还精力旺盛，完成了巨著《西方哲学史》，到九十多岁还精力不衰，去参与肯尼迪被刺杀事件的调查。在他生涯中各种角色的转换有条明显的分界线，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次大战以前，罗素的兴趣都在数学：“数学，正当的看法，不但含有真理，并且含有无上的美——冷静而朴素的美，像雕刻那般，不诉诸人性中任何脆弱的部分，没有图画音乐艳丽的装饰，却纯粹而崇高，足以造就一种庄严的圆全”。他对数学的浓厚兴趣，有时表现在他喜欢有关“否定公理”的讨论，譬如“平行线在什么地方会相交”，“全体会否不大于部分”，似乎这类讨论将推动在数学研究上获得新的成果。举个例子：偶数只是所有数（全体）的一半，偶数被看作是所有数（全体）的部分；但是若把所有的数中的每个数都乘以2，就得到跟所有的数同样多的偶数，所有的数（全体）不比偶数（部分）更多……，于是得出关于无穷数的一个说法：无穷数是一个“全体”，其部分所有的项数同“全体”同样多……。
罗素认为数学具有非人格和客观性的品格，只有在数学中才有永恒真理，有绝对认识，哲学的陈述应该与数学一样，不待经验而显示其正确而真实。他写道：“人们已经发现怎样把推理用符号表达出来，如在代数学中一般，这样演绎就可照数学的公式推出来了。” 1910年，他和他的老师一起发表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后来与摩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怀特海一起创立了逻辑分析哲学。不过，有个情况难以让人理解，即在罗素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以后，当他热烈地论述战争、政治、革命、社会主义等问题时，却没有运用自己的数学或逻辑的理论。其实，原因根简单，他所论述的对象都是与现实寸步不离的事物，不可能“不待经验”。
一次大战爆发了，罗素像是变了一个人，仿佛从抽象的空中落到了坚实的地面。他像一团火焰猛然出现，大声呼吁，反对战争，保卫人道主义、倡导和平主义，对英国最显赫的政治家口诛笔伐，直到自己被赶下讲台，在伦敦偏僻之处被关禁起来，被逐出社会，被斥为祖国的叛徒。经历这次重大打击以后，罗素转而思考社会问题，并变成一个云游的哲人。
起初，罗素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被送上战场，去杀人或被杀，在愤怒之余他深思这种大屠杀的原因，并且曾以为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一些答案，以为社会的病根在于私产。他曾以为私产都起源自暴力和偷窃，而且私产受政府的保障，有法律批准，由武力执行，所以政府是大害。如果政府的职权由民间合作团体或生产者委员会来承担，一切就会变好。他曾以为土地私有制对于社会没有产生任何利益，主张土地国有。
可是，当他云游苏联以后，亲身的经历给与自己的却是严厉的批评，几乎销毁了原有的信念。他发现苏联政府不肯施行民主，而按照他的自由主义原则，民主是理所当然的。他看到土地国有的后果，忽然恍悟到，除非允许把土地和收成传给子孙，否则人们不会在土地上认真耕作。最让他不满的是苏联政府垄断宣传，压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至他认为如果人们不识字倒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识了字就只能看到掩盖真理的屏障了。他在苏联亲眼看到了自己曾经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真实现状，大失所望。
罗素把自由看得很重，他认为自由是至上的善，没有自由，人格是建不起来的。人们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辩论才能揭穿偏见和谬误；仇恨和战争大多来自执拗的偏见和教条式的信仰；哪里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那里就将破除现代人的病态和迷信。
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罗素也十分重视教育，教育将影响我们社会的思考方式和公共生活，教育不是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的身心得到发展，要多多引用科学及其方法，培养理知上的忠实态度，只相信证据，甚至对证据尚要有所保留。他相信人性是可以有所改善的：“品性中属于本能的部分是容易陶冶的，这可从信仰、制度、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去改变”。只要各种学校的组织得当，治理有方，着眼于人性的改造，那么，社会的改造就有出路，比一纸立法更有效，也不会再有什么暴力革命。
罗素云游四方，到过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所持的自由的、民主的哲学以及改善社会的热情始终不变，只是成了一个“更老练更明哲的人”，逐渐趋向中和，明白社会改革所遇的种种困难，却依然对人类充满着几乎神秘的恻隐之心。威尔都兰教授写这部著作时，罗素正值壮年，教授欣赏他是一个“比有些满口基督教的更好的基督教徒”，并预祝他被列为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