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斯宾塞（公元1821-1903年，英国）
康德自信能够挽救哲学和科学，可是他力不从心，不过他关于“自在物”的提法，倒是产生不小的影响。有史以来，哲学家们都在探究或力图解释的那个“存在”或那个“本体”，被康德无情地撇在一边了，他说那个“存在”、那个“本体”究竟是什么，我们人类是无法知道的。我们认识的范围，只能限于外界事物的现象，通过“心”的运作推知现象的规律。感觉、经验、因果、则律等等这些人的认识，只是人的“心”的产物，决定于“心”的本质，至于那个“存在”、那个“本体”的本质，我们是不知道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心”的产物，这一点符合事实，但是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既然人的认识都是主观产物，必定因人而异，那么如何证明人的认识能够达致普遍的真理呢？康德论证说，虽然人的经验因人而异，但是因为人的“心”具有超越经验的“先天逻辑”功能，这种先天的功能包含着内在的必然性，所以人的认识能够达致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可惜，这种“先天逻辑”，只是康德的想象，逻辑和语言一样是经验的产物，康德关于普遍的真理的论证失败了。那么，人类能否得到确实的认识，以此改进人类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呢？这仍然是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证主义登场了。
实证主义的开创者，是法国的哲学家孔德，他在1830-1842年期间完成五卷著作《实证哲学》，后有四卷著作《实证体系》于1851-1854年间问世。他将自古以来的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一切问题都用神的意志来解释；第二时期，一切问题皆由玄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来解释，譬如把“观念”当作真实的存在；第三时期，通过观察、假设和实验等途径，探究一切现象的因果及则律，由此形成了“实证的科学”。“神的意志”让位给空幻的“实体”（如柏拉图的“观念”），后再让位给科学的则律。但是后来孔德在与一位夫人的恋爱中，思想来了个反转，爱情给与他活力和色彩，以致让他重感情于理知之上，断言只有一种新宗教才能救赎这个世界，这种宗教以“人道”为礼拜的对象。晚年的他，还为“人道宗教”悉心计划一种涉及祭司、圣餐、仪式等等的复杂制度。
而在英国，实证主义的势头却十分旺盛，其主帅就是斯宾塞。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促使人们纷纷把心思转向工商业，思想家们也从原来的关注内心转向关注外
物，再加上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影响，英国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实证主义成长的肥沃土壤，是理所当然的了。在科学领域也出现不少成果，譬如牛顿在物理学，波义耳在化学，法拉第在电学等等，而在斯宾塞青少年时代英国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势力，则是生物学和进化说。进化学说提出，物种有进化演变的过程，由简单向复杂演变。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进化论的声浪很高。斯宾塞在1852年的一篇“演进说”，以及1855年“心理学原理”中，比达尔文早几年就发表、揭示这一原理（达尔文于1858年发表），所以，当时斯宾塞被举为进化论思潮的顶点；还因为斯宾塞将进化论应用到诸多研究领域，几乎要把一切知识纳贡于他的理论。
作为英国著名哲学家，斯宾塞小时候却很懒惰，虽然父亲、祖父及叔父都是私塾老师，但他不喜欢学习，父亲也纵容他，到了十三岁时，父亲送他到叔父那里读书，他却不久就逃回家，只带了少量食物，第一天走48英里，第二天跑47英里，第三天再走20英里才进了家门。然而父亲再次送他去叔父那里，而且一待就是三年。所以他自己也承认没好好学习，甚至带有一些自傲的口气这样写道：“我从童年到少年连一课英文也不曾学过。就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造句法的正式知识。这些事实应该让人知道的，因为这里的含义同大家公认的假设抵触了。”他的秘书也说他“从来不曾读完任何一本教科书”。可是，斯宾塞写的文字却显得他博学多才，什么“社会静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涉及颇广。人们不禁要问，斯宾塞并不好学，那么他的本领是怎么来的？
如果说斯宾塞的成就主要不来自于读书，那么只能说来自他的观察。他的朋友说：“他的好奇心永远清醒着，随时随地会叫他的同伴们注意看某某异常的现象，事先却只有他一个人的眼睛见到”。他喜欢盘问赫胥黎（英国著名的的生物学家，他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首创“不可知论”一词，在学术界有很高地位），以及其他朋友，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几乎要榨干了。朋友说，“对于每项事实可以充足资料的，他的目光如野猫般锐利”。自从斯宾塞把“进化”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观点，他的一切工作都朝着这个目标干去，于是他的头脑就像一块强力的磁石那样，专门吸取任何有价值的资料。他这种重视观察、重视实际知识、重视收集事实材料的研究风格，使他成为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典范，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孔德。他的缺点就是几乎没有诗和艺术的韵味。他的秘书说他“冷静的薄薄的嘴唇让人觉得他全无肉欲，清澈的双目流露出缺少深情”。为此，他的文笔平铺直叙，单调，从不张扬，没有感叹号，俨然像一个庄重而自持的模范。
他虽然穷，但就是不打算营生。先是依靠叔父留下的二千五百金遗产，不久就花光了，于是他跟赫胥黎等商量，由他们起头招到一些订户预付钱，订购他将要写成的书。在欧洲居然得到四百四十份订单，在北美得到一百份，总计一年可得一千五百金，斯宾塞满足了。谁知当1862年《根本原理》（或第一原理）出版后，许多客户退订了，因为此书既得罪了学者也触犯了牧师（下文谈及）。斯宾塞为此十分失落。可是意料不到的是，他的匹敌，当时英国哲学界的权威人物约翰••缪勒写信给他，表示可以担保他的作品出版后书店老板决无损失，但他礼貌地回绝了。又有一位北美的教授来信告知，有一批仰慕他的人用他的名字买了七千元公债，所收利息归他，斯宾塞接受了，并又开始奋起继续他的事业，勤恳而著有成绩地工作四十年，直到《综合哲学》全部出版。
在《根本原理》（1862年）出版之前，1858年，斯宾塞在整理以往自己的论文时，突然，像阳光闯进刚打开闭窗的房间一样，在头脑中闪现出一个念头——进化论不但可以应用于生物学，还可以应用于各种科学，它非但可以解释生物物种的演变，也可解释宇宙天地的形成和演变，也可解释社会史和政治史，甚至道德、审美概念的演变。在那以后，他就将毕生精力贡献于自己确立的事业。
斯宾塞的在《根本原理》（获第一原理）中，首先提出一个被赫胥黎称之为“不可知论”的观点。他认为，不论是宗教还是科学，在一些终极观念上，都是不可思议的。譬如在宗教，说道“神创造了世界”，那么“谁造了神？”，关于这个世界从何而来的任何解释，都是不可思议的。譬如在科学，物质无限可分吗？如果回答“无限可分”，不可思议，回答“只能有限分割”，同样不可思议。于是他写道：“科学家的探究在任何方面总碰到一些不可解的哑谜，并且他越到后来越明白这个哑谜是不可解的，他马上顿悟到人类理知能大到怎样，小到怎样——理知能够处理经验范围内的一切，对超越经验的一切就无能为力了。他比任何人格外真正地知道，任何事物在其究竟的本性上是不可知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斯宾塞说：“思考作用即关联作用，凡思想所表现的只不过是物与物的关系（即现象）”，“理知是凭着并为了与现象界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如果我们试想把它应用在超出现象界的东西上，那就毫无意义了。”这里的“与现象界交互作用”，可以理解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经验，换句话说，理知是凭着经验而形成的，理知的形成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验，如果把理知应用在超出经验的范围，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然而，人们都会有这种体验：“我们省察自己的思想，就可发现要消除心中那个意识，即总觉得在‘现象’背后还潜伏着一个‘实有’的意识，是怎样的不可能，而且从而结成一种信仰，即对‘实有’的信仰”。他认为，虽然那个“实有”是不可知的，但是这种信仰却无法磨灭。基于这种观点，斯宾塞自以为可以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了，让科学界承认，科学的则律只适用于现象界，而且具有相对性（只有相对的知识，没有绝对的知识）；让宗教界承认它的神学只是为了使那个对“实有”的信仰合理化的神话。在他想来，似乎把科学和宗教的“职能”作一如此分工，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就调和了。他没料到这样一来反而两边都得罪了，以致他的客户纷纷退订。
指出“不可知”以后，哲学应该转向可知的事物。哲学应该抛弃玄学，玄学只是幻景，哲学应该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哲学的功用乃在各种科学结果的汇总和统一，斯宾塞写道：“最低级的知识是未经统一的知识，科学是部分统一的知识，哲学是完全统一的知识”。这就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要旨，哲学应该从众多科学成果中概括出广大普遍的原理，能够包含一切经验，能够揭示一切科学知识的根本原理。斯宾塞自认为已经发现了这一根本原理（或第一原理）。一切运动的原理是什么？万物生灭的公式是什么？他说：“任何事物全部历史总是包括它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又在不知不觉中隐灭”，这就是进化与衰灭的过程，一定能够发现有关进化与衰减的根本原理。于是斯宾塞拿出了那个著名的进化公式：“进化就是物质之结合，伴以运动的消散，物质从散漫无定的混同状态进入凝聚有定的分殊状态，所持的运动则经历一种平行的变形。”此话怎讲？
譬如，原始的星云是各部分混同的，后来就分化为气态、液态和固态；生命从混同的原形质产生出各种器官来；人类由家庭到族群、到城市、到国家、到国际联盟，等等，都是一个个进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从混同到分殊、从离散到结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如果相反，从分殊到混同，从结合到离散、从复杂返回简单，那么就不再是进化而是进入衰退过程了。在进化过程中，物质的运动必须消耗能量，为了继续维持运动，就必须减低运动的速度和幅度，这就是“平衡”过程，这种平衡或调节的过程，一开始是徐缓的，继而则急促起来，以致平衡或调节也不起作用了，最后就转向衰灭。社会将瓦解，民众将迁移，城市变为荒土，政府无法团结人民，社会秩序无法保持，地球也终将崩溃为尘雾星云，如此这般，进化与衰灭的循环一度完成，这循环还将重起，并将无数次地重起。
这样一宗哲学，人们是否会接受？斯宾塞自己也似乎不能肯定，以致他写了一大段话，来为自己申辩，他有权利说出他所发现的灰色的真理来：“倘使有人迟疑宣告他所认为的最高真理，怕过于超前时代了，那他尽可以让自己胆壮一些，只消立足于非人格的观点上看自己的行为好了。望他记取，意见就是动力，……为一个动力单位，和其它同样的动力单位便组成产生社会变革的总力量。……那‘无知因’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无知因’在他心中产生某种信仰，为此他赋有特权去宣告那种信仰。……无论由此发生什么结果，他这样做总是在世界上扮演他应该扮演的——知道假使他能产生他所愿望的变革——那很好，假使不能——也很好。”他一面坚持自己的信仰或发现的“最高真理”，一面又客观地看待自己，把自己看作变革社会的总力量中的一个单位，这样的一种思想者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斯宾塞将进化的观点应用到生物学，概括出一个生命的定义来，他写道：“生命是内部关系对外部关系的不绝的调合”。此话也可简单地理解为生命的过程就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这种“适应”也就是竞争的过程，对于种族来说，适应的种族得以留存，而且适应的能力也得到提高。譬如他写到生物体的生殖对其所处环境的调合：“如因为构造来得低等，对外界危险竞争的能力很小，那必有很大的繁殖以补偿其必然的大批死亡，否则这一种族必定绝灭了”，就像鹿的高度繁殖。相反，豹却低度繁殖，如果豹的繁殖力超过掠食对象的繁殖力，豹就无法生存。对于人类来说，生殖率并不高，但是人口的增长一直是巨大的压力，这就迫使人类设法提高竞争力以保证有足够的食物供应量，斯宾塞写道：“自始以来人口繁殖的压力为进步之切近的原因。由此，发生种族最初的分散；由此，人们不得不放弃掠夺的习惯而从事稼蔷；由此，进而把荒地开辟起来；由此，人们迫得进于社会状态，由此，引起生产的继续改良，智力和技能的提高。”斯宾塞所说的“人口繁殖的压力为进步之切近的原因”，把“进化”换成“进步”，似有待商榷。不过，就生物学而言，用“内部关系”适应“外部关系”来解释生命过程，用“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来解释生物的进化，这样一种观念在现今恐怕已经广为普及，但在十九世纪，却是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少数科学家首先提出的。
斯宾塞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中，把进化论应用到心理学，试图论述“心的进化”。他谈到神经起源于细胞之间接合的纤维；谈到适应性的反射动作由简单到混合再到复杂，并固定下来成为习惯，通过遗传积累而形成本能；谈到意识和理
性产生于种种冲突的互相抵触；谈到理性和本能并没有割裂，二者都是生命体的内部关系对外部关系的适应，其间的差异也只是程度上的，本能所适应的外部关系比较简单且固定，理性所适应的外部关系比较新鲜而复杂；谈到一个合理的动作不过是由某种情形引起的种种本能的反应，而在各种反应的互相竞争中留下来的那个反应；“深虑”无非是有些相抵触的冲动在争斗，从中选择最合理的一种；总之，在斯宾塞说来，理性与本能，思想与行为，乃是同一回事——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调合。这些论述，似乎想象多于事实依据，不过，斯宾塞有关心理学的这种思路，倒也是一种首创，对于往后心理学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视野。
斯宾塞把他的进化论应用到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学科名称由孔德首先提出，这是实证主义对科学的一大贡献，而斯宾塞对于社会学所做出的成绩，恐怕还多于孔德。他认为，社会现象必定有因果的规律性，但这一门后进的学问却被困在一大丛偏见里面，反映在个人的、教育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各个方面。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以实际材料为基础，他为此雇用了三个秘书为他收集资料，包括每一民族有关家庭、宗教、职业、政治、经济、实业等等情况；他用自己的钱把这些资料汇集成八集出版，直到他去世还未印完。
斯宾塞认为社会就像一个人那样，是一个有机体，也有各种机官，营养的、循环的、组合的、生殖的等等。他认为这个有机体也有生长演化的进程，套用他提出的进化公式，社会的进化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结合，从混同到分殊。譬如，由家庭到国家到国际联盟，由小小的家庭工业到大工厂再到集团公司，殖民地自乡村到市镇到大都市，这些都显示出“结合”的进程；同时，分工、职业的变化，城乡间以至国际间经济的互相依赖等等，都显示出分殊（及凝聚）的进程。在社会现象的各个领域如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等，都显示出分殊和结合的进程。此外，还需要着重指出，在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最值得供后人研究的课题，是关于“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论述。他认为，研究政治的学者将政治体制分为君主的、贵族的、民主的等等，这些乃是浮面的区别，最重大的区别在于是军事社会还是工业社会。
军事社会总是中央集权的，总是君主政体，总是伴以等级制度，总是实施强迫手段维持政治稳定，总是一切利益都必须附属于国家利益。人吃人是原始社会的耻辱，现代军事国家则把整个民族捆绑起来互相吞噬。所以斯宾塞说，“高等社会的可能性全靠战争的停止”。不过他认为达到这种远景不能靠人性的感化，宁可依仗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业社会走向民主和平；生活不受战争的支配而集中精力在发展经济；权力广泛地分布到民间团体；那些威权、等级、阶级等习惯，与军事国家互相凭借而得势的，在工业社会将被打倒；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从“原始状态转向契约状态”。而这两种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从个人为国家利益而存在的信仰，转变为国家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信仰。”
斯宾塞认为英国比较接近工业社会（他也猛烈抨击国内主张对外侵略的势力），而法国和德国正展开扩张军备的竞争，军事社会的流毒很深，他写道：“在法国如在德国一样，有一种社会改组的计划，在其制度下，人们一面受社会供养，一面为社会工作”。他指出法国的某些人（如圣西门、普鲁东等），“或以言论，或以事业，图谋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和工作制度”，这是什么缘故？他分析说“在英国，‘隶属于他人’的程度比法国德国来得小，所以英国对于社会主义那种‘隶属于他人’的体制的热心及信仰来得少一些”。斯宾塞相信社会主义乃脱胎于军事的封建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军事社会一样，包括集权的扩张，政府权力的扩张，人民自由的丧失，个人沦为附属品。斯宾塞的这种看法，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把英美和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潮区分开来。虽然，他对于各种社会的区别，采用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概念来解释，或许过于简单化，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之分析，在十九世纪无人可及，真可谓真知灼见。他非常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写道：“在社会主义的强迫独裁之下，……必兴起一种新的贵族制度，芸芸众生都做着苦工去支撑它，而它则十分牢固，将任意挥舞它的权力，远远凌驾于古来任何贵族政体之上”。二十世纪，所有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形成“特权阶层”或“权贵阶级”，实施独裁统治，事实证明了斯宾塞的预言。
斯宾塞对于改善社会的愿望寄希望于“合作运动”，他写道：“这里我们得到一种体制，其中强迫性减至最低程度，仅仅足于适应合作而已。每一分子在他做的工作而言就是自己的主人，仅仅受制于那些规则，那些规则由大多数分子设定，这是维持秩序所必需的。自军事制度的强迫合作到工业社会的自由合作，其间的过渡就此完成了”。这就是斯宾塞的改善社会的理想，也是他的信仰：“正如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较可见，自个人为国家利益而存在的信仰转变为国家为个人利益的信仰，同样，工业社会与即将从中进化出来社会相比较可见，自为工作而生活的信仰转变成为生活而工作的信仰”。
要改善社会，必得涉及到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否像康德说的那样，人心都存有一种先天的“绝对命令”？是否存在永远不变的道德戒律？斯宾塞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寻找一种自然的新伦理来替代传统的道德规律：“为正当行为所虚设的超自然的保障就是摈弃了也不会留下空白的，有自然的保障在呢”。什么是自然的道德保障呢？他认为道德规律如果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经不起考验，那都是无效的空话。换言之，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有利于适应“物竞天择”、有利于生存的行为就是善，反之为恶。由于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里，生存竞争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社会将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军事社会里，最高的德性就是强力和勇敢，服从国家利益，女子多多生育等等。譬如北美的印地安人把使用弓矢戈矛作为最高职业，视农作和手工为低贱。但在工业社会里，智慧、勤奋、男女平等、独立自强等等作为美德受到更广泛的重视。
什么是正义？这是道德领域要回答的重大问题，斯宾塞认为在工业社会里，正义的公式是：“各人尽量地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同等的自由”，这个公式利于和平的实业，因为给与人们平等的机会而激励大家寻找机会发展自我；这公式主张个人神圣，允许每个人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和勤奋而发达，他认为这种个人神圣的道德观对于大众是有利的。他说：“在社会情形所规定的范围内追求个人的幸福，正是达到最大程度的公共幸福首先必备的条件”。这一正义的公式，将保障每个人享有“同等的自由”，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平等相待，也有利于培育希望他人获得同样幸福的心态。按照这个正义的公式，政府对于个人的管理将失去借口，政府的权力将缩小，只限于防止破坏均等的自由，他说：“在维持正义之外政府再做任何别的事情没有不是侵犯正义的”。
斯宾塞的以上论述，使人联想起二十世纪政治学者们争相论述的现代观念，即人权、民主、自由、宪政等等，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对于后世有着重大影响。
斯宾塞提倡用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这就是斯宾塞对社会学的突出贡献，社会学也因而逐步发展起来。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就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研究的扎实基础，从中努力探究社会演变的某些规律性。这一研究方法导致产生关于“进化与衰灭”的观念，所以，“进化论”成为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