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的学生，马其顿国王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着显赫的名声和地位，可是，这种深陷于政治的经历，也正是导致他悲惨结局的原因。
如果说西方人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奉为哲学的始祖，那么亚里斯多德则被尊为科学的始祖。柏拉图珍爱他的“理念世界”，而亚里斯多德却热衷于探索物质世界。只要罗列一下他的著作就可见一斑：逻辑学、物理学、论天、生长与衰灭、气象学、论灵魂、动物的运动、动物的各部分、动物的传代、美学、修辞学、诗学、伦理学、政治学、玄学等等（这些仅仅是他的著作的一小部分）。亚里斯多德把观察和研究自然界当作一个伟大的事业，据说他手下组织了近千人的队伍，有猎人、牧人、园丁、渔夫等，布满希腊甚至亚洲，为他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简直可以建立一个空前巨大的动物园。这样一个大事业没有资金是万万不成的，可偏偏他是帝王的老师，亚历山大在财政上的支持足够让老师任其所为，这位帝王还派出一支耗费巨大的远征队，去埃及探索尼罗河泛滥的原因，或许也是他老师的授意。
现代人阅读他的著作，会觉得太不靠谱，那个年代，要测时间却没有钟表，要测温度却没有温度计，要看天象却没有望远镜，要观气象却没有风雨表，没有实验的设备和操作，全凭对大量资料的主观臆想，而人们却不会怨他，因为他关注自然万象，收集海量资料，为后人建立科学的大厦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人们把他尊为科学始祖的原因。
这样一个关注物质世界的哲学家，注定会跟他的老师翻脸。传说柏拉图把他比作一只吸干了母亲的奶而一脚踢死她的小马，而亚里斯多德则坦率承认：“我爱柏拉图，我尤其爱真理”。学生对老师首先在所谓“共相”问题上发起论战，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古时期的欧洲就曾引发一场关于“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大论战，关于怎么看待“共相”的大论战。什么是“共相”？譬如，“人”是“共相”，一个个具体的人如张三、李四、王五等等是“个相”，把所有个体的人所共有的性质、即所谓“共性”，在人脑中抽象出一个概念“人”，就是所有个体的人的“共相”。再譬如，“树”是“共相”，人们看见的每一棵樟树、橡树、松树、柳树等等是“个相”。所谓“唯名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共相”（如人、树）只是一个名词，一个名称，它不是实际的、外界的、真实的存在，而是人脑中的、思维中的存在。所谓“实在论”，是指另一种观点，即认为“共相”是真实的永久的存在，就如柏拉图认为“理念”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久的存在。一个说“共相”是“名”，另一个说“共相”是“实”，所以谓之为“唯名论”与“唯实论”，两派争论不休。
亚里斯多德站在“唯名论”这一边，反对老师的“理念世界”即“实在”的观点。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在人的身心以外，在人的头脑以外，“客观的”存在着一个“则律的世界”，存在着“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存在着“一般的、恒久的规则和规律”。可是，有些人反驳道：我们感知的种种对象都是真实的客观的存在，而那些规则、归律都是由人脑中的思维活动产生出来的，不是什么“客观存在”。前一种人则反驳说，难道加速度的公式不是客观的、真实的吗，你能否认加速度公式的存在？你能否认这公式是“客观存在”？于是后一种人又反驳道：加速度公式到了微观物质运动或高速运动的场合就不适用了，这说明它只是近似地描绘了“客观存在”，而不是“客观存在”本身……。类似这样的争论，如今还在继续着。
亚里斯多德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逻辑学，“三段论式”就是由他发明的。所谓“三段”即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论，譬如，人是由理性的动物（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是有理性的动物（推论）。三段论式当然只是一个形式，不能用来求证真理，但掌握它却可以让思维更为清楚，让推理更具有说服力。亚里斯多德按照这种论式来讲解如何下“定义”：第一，要把对之下定义那个事物归入某一类，即该一类事物的共同性质也正是那个事物所具有的性质，譬如先把人归入动物一类，说“人是动物”；第二，要指出那个事物区别于同类事物的特点，譬如再说“人是有理性的”，这是人与其它所有动物项区别的特点，其它动物没有理性；最后得出“人”的定义“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这种逻辑方法来下定义，会让人觉得比较严密、有说服力，因而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再举个例子，我们来对“民主”下定义：第一，先说民主是一种政治体制；第二，再说民主和其它政治体制的区别就在于它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确立了“人民的权力”；第三，民主的定义就是：民主是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民的权力”的一种政治体制。相反，如果你在下定义的时候，使用的概念是不确切的、含混的，甚至是矛盾的，难以建立起三段论式的联系，那么，你的定义就会露出破绽，招来种种质疑。
不过，实际上，逻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语言问题，在谈到哲学家康德的那一节里，将有进一步的说明。人类的理性，随着语言的产生而演变出来，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理性。作为理性之工具，逻辑也是语言其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如何运用逻辑这个工具，真正达到严密的逻辑性，实际上也是如何准确运用语言的问题。
亚里斯多德博学多才，上文所列举的他的著作就足以说明，不过他也并非白手起家，在其著作中他总是先引述前人的意见，然后一一辩驳，可见，早在所谓“先苏格拉底时代”，已经出现观察和研究物质世界的智者，亚里斯多德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巨人。譬如，退利斯（公元前640－550）曾说太阳和众星（被崇奉为神）不过是些火球；其弟子安那齐曼得（公元前610－540）说，从前的人不可能是现在这样子，因为在那荒蛮的原始时期，如果人一生下来要经过长时间的发育才能独立，那早就无法生存了；安那齐米尼（公元前450左右）曾说过，万物原始状态是非常稀散的一团，后来慢慢凝聚成三态先是气体，然后是液体及固体；安那萨哥拉（公元前500－428）曾试图解释日蚀及月蚀现象，发现植物和鱼类有呼吸；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470）说，万物流转变化，永远不息，他有句名言：“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370）说，“实在没有什么，只有原子和虚空罢了”……。
读者们看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早在孔子时代以前，西方就开始了关注自然科学的历史，如今西方的科学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不是没有原因的，亚里斯多德功不可没！
不过，被看作“科学始祖”的亚里斯多德，还是脱不了虚空的、玄学的思维习惯。譬如他说道，必得假设有个能动的、最初的原动者，它是不可分割、不占空间、没有躯壳、没有性别、没有情感、尽善尽美、永远不变的存在，这就是亚里斯多德的“神”，这个神运动世界，是自然界的最高、最后的原因，是万物之推动力与目的，是所谓“能动的本身”。可是他又说，这个神唯一的职务便是静观自己，“虽在位，却不统治”，像是个毫无作为的皇帝，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他对灵魂作解释时又一次出现了。一方面，它说，动物的灵魂是一种感觉和行动的能力，人的灵魂则是理性和思想的能力，没有身体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的理性能力，一部分是被动的，与记忆分不开，而记忆会随身体一起死灭，一部分则是“能动的理性”，是“纯粹的思想”，永远存在。有人评论说，也许这是亚里斯多德顾忌其论敌即“反马其顿派”的原故，说不定他们也会给他一杯毒酒，就像苏格拉底曾遇到的那样，所以在观点上显得有点油滑。
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学方面的思考，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他这样回答“什么是最大的善？”——是幸福！我们求善的目的就是求幸福，人生的目的就是幸福。以致有人称他为“快乐主义”的鼻祖。他又强调，除了满足身体的需要以外，幸福主要是心灵上的快乐，幸福的最主要的条件是理性的生活。理性是人类的荣耀和权力，是任何其它生命不具备的“优能”，人凭借这种“优能”而求得幸福。判断之明晰，行为之自制，欲望之调匀，手段之艺术化，这一切就是“优能”的体现。人的“优能”必须经过充分的实践经验而挖掘出来、焕发出来，有一条路可以引导人们达到这一境界，那就是“中庸之道”。这倒跟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中国流传着一句至理名言，即“过犹不及”，亚里斯多德也持同样的口吻说道，人的每种品性都表现出三个级别，第一，三级都不好，惟有中间一项是优能。譬如，懦弱与鲁莽之间为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是慷慨，懒惰与贪婪之间是奋发，卑屈与骄傲之间为谦和，诡秘与滥言之间是诚实，怪戾与调戏之间是风趣，寻衅与谄媚之间为友谊，寡断与任性之间是自制，等等。怎样才能培育出这种优能？要从不断的训练和长期的熟习中得来，非短期可达，“这些德性之形成，是由于人的操行”。有些人容易走极端，一时懦弱一时鲁莽，一面吝啬一面奢侈，如不觉悟，一辈子成不了气候。
威尔都兰教授用一大段精彩的文字来描绘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超人”，也就是具备种种优秀品性的理想人物——他不会去冒不必要的险，因为世上没几件事是他十分关切的，但千钧一发之际却能舍身而为；他乐善好施，却耻于受人恩惠；他的好恶开诚布公，光明磊落，因为他对一切人与物都不看重；他从不惊奇赞叹，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一样东西是伟大的；他从不献殷勤，也从不露出恶意，对于别人对他的伤害，或别人对他的赞美，他都不放在心上；他态度镇静，声音沉着，说话有分寸，动作不慌忙，遭到不测，他处之以尊严和从容，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独居中也感到乐趣，……。读者们仔细想想，你能活成这种样子吗？如果真的能够修养到如此境界，那的确很了不起，再加上一些活力和热情，就更完美了。
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哲学家，当然竭力主张贵族政治，像他的老师那样讨厌民主，也比他的老师更加保守。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学，基于他对人性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是天生的蠢货和懒汉，无论什么政治制度，这大多数人总是沉在底层。这些人在政治上只能被统治，在实业上只有受指派。每个人从落地的时候起，就已注定是发号施令的还是屈膝服从的；有的人天生要做主人，有的人天生是奴隶；所以为一切劣等人着想，最好是在一个主人的管辖之下生活。女人比之男人，就像奴隶对于主人，“男子生性优越，女子生性卑劣，一个统治，一个被统治，这个原则必然推到全人类”。民主政体基础乃在于伪设的平等，“人们因为有了平等的自由，也就要求绝对的平等了”，但是人民是如此容易受骗，如此绝无主见，他们的选票易被奸诈所操纵，所以投票权应该仅限于有知识的人。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联合才是好的政体，官员由选举产生，但必须由贵族来担任，即在自由、财富、修养、高贵、出身等方面都符合条件者。
读者们可以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体制设想与美国建国初期所建立的政体作一比较，将会发现二者是多么的相似。奴隶、女人和穷人没有选举权，担当政府领导人的都是贵族，庄园主，豪门巨富等等。于是读者可以想见，美国近二百多年的民主化发展历程跨越了人类两千多年的历史。
不可一世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死了，雅典的爱国热大喜欲狂，马其顿派被推翻了，有一个叫幼林米顿的祭司长要将亚里斯多德提起公诉，这位大哲学家乖巧地离开了，到一个叫卡尔西的地方，却生病卧床，没几个月就与世长辞。
在两千多年前，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这些伟大的思想家，真是令人惊叹！其时，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孔子（公元前551-479）、孟子（公元前372-289）和荀子（公元前316-237）这三代儒家圣贤，与古希腊的三位先哲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虽然古希腊和古中国之间没有任何交通，但文明发展的程度却十分相似，只是希腊在语言文字的创造和运用方面似乎比中国超前了些，这里面也许有什么奥秘值得探究。
四，富兰西斯•培根（公元1561-1626年，英国）
当希腊被马其顿王国打败以后，雅典的荣耀逐渐褪去，亚历山大国王在征战亚细亚凯旋归来时，也把亚洲的东方思想带了进来，特别是决定论的观念在颓废的希腊获得了适宜的土壤。亚历山大和亚里斯多德死去以后，希腊的哲学园地被两个对立的学派占据着，一个是斯多葛学派，一个是伊壁鸠鲁学派。
斯多葛学派，为名叫芝诺（公元前336-264年）的商人所创，该学派主张“不动心”，是一种“宿命论”或“决定论”的思想。说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奋力竞争也是白搭，“如果你觉得一切还不满足，那么，哪怕你占有了全世界，你还是个苦恼人”，要满足已有所得，容忍失败。而伊壁鸠鲁学派则宣扬在快乐中忘却失败，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买了一座花园，亲自耕耘，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学派，他教导人们，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大自然的安排促使每个人争取自己的利益超过一切，快乐（当然是个人的快乐）才是人生唯一的、合理的目的。但是比之感官的快乐他更看重理智的快乐，到最后，他又提出快乐应该求之于幽静的、平和的、心境的舒泰，这几乎接近芝诺的“不动心”了。
或许，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总让大多数的苦难者容易接受斯多葛派的观念，这就给基督教义的传播打开了前路。基督教中关于自制的伦理，四海一家的理想，世界末日的论调，与斯多葛派的思想可说是一脉相承啊。
基督教教会的势力本来依仗帝王的护持（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其合法，后由狄奥多西大帝定为国教），但后来教会的人数、财富、势力范围迅速地扩展，经院哲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理性的进步微乎其微。千年以后，到了十三世纪，基督教势力已经占有了三分之一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开辟了通向东方的道路，也同时传进来种种珍奇和异端。造纸和印刷术催生的书本，比原来的羊皮抄本便宜得多，被祭司垄断的知识、学问开始走向普及，指南针用于航海，冒险家们的众多发现克服了人类对地球的无知，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战胜了人类对天空的无知，空泛的议论逐渐转向而重视实际考察，炼金术一变而为化学，星象学暗中摸索天文学，动物寓言进而探讨动物学，而后又出现了像哥白尼、伽里略这样的科学的先行者。这一切，显示出一个有希望、有活力的时代，孕育着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发展，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这样的时代也正守候着一个呼声、一个综合的灵魂，来作出一个思想上的总结，于是，培根来了！
培根的父亲，是在伊丽莎白朝代做了二十年掌瓕大臣的勋爵，母亲的爸爸是英王爱德华六世的正教授，她自己是语言学家、神学家，亲自当儿子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家庭，培育着一颗聪慧的、高贵的心灵。当时的英国正成为海上霸主，航海业、商业、手工业兴旺发达，文学艺术界焕发出耀眼的灿烂。在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上，成长出一棵参天大树，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培根十二岁时，被送进剑桥三一学院，三年后肄业离开，他深恨院里的课程和方法。十六岁被委任为驻法国钦差的参赞，对此他曾写道：“我自问什么事最能造福于人类，哪种事业是为我生性相配的，一经考察，我觉得艺术与发明之创新与扩展，最足以使人类生活进于文明，没有别的工作比此更著功勋了。……然而我的家世，我的抚养和教育，通统不指向哲学而向政治之乡。……我又抱有希望，以为我若在国家占一个光荣的职位，为完成我命定的事业计，便可得稳定的帮助和依托来助我的工作。有这种动机，我便投身于政治了。”
可是培根十八岁那年，他父亲突然病故，于是一贫如洗。他一面学习法律，一面谋求一个职位并盼高升。好多年以后，终于有位大人物垂青于他，那就是厄塞克斯，那个伊丽莎白爱他却没爱上而怀恨于他的漂亮伯爵，送他一份产业。不料这个伯爵组织了一个密党，要把伊丽莎白拘禁起来，另选他人接其王位。培根写信反对，伯爵坚持，培根又一次警告他，没用，伯爵失败被捕，培根在女王面前为其辩护。等到暂时得到释放，伯爵又召集军队攻进伦敦，培根大怒，转而反对。伯爵第二次被捕，遭审判定罪处死，培根正是审判人员之一。这件事，为培根招来不少仇敌，但也有了高升的机会，在五十七岁时还当上了法务部长。
虽然培根在政治生活里花费不少时光，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哲学，不只是专注哲学，而是要实现他的野心和计划——改造哲学。他要论述哲学因旧方法而空洞无用、停止不前；他要尝试一种新的“科学分类”；他要叙述一种解释自然的新方法；他要亲身参加实践，考察自然界的现象；他要明示“理智的阶梯”；他要做一些“预测”，证明他的方法之正确，如此等等，怀着要干一番伟大事业的抱负，培根始终没有放弃，至死方休。
培根有些名言流传至今，譬如，“知识就是力量”，“人为决能战胜天然”，还有一则寓言：有人骗孩子们说，葡萄园里埋着金子，于是孩子们就去挖掘，挖来挖去却找不到金子。可是，因为把葡萄树根上的霉菌通统翻转来了，收获了一熟丰盛的葡萄。这一寓言劝进人们，去干、去实践，难说不会有意外的收获。培根在官场忙碌之余，完成了不少著作，其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新逻辑》（Novum Organum）。
该著作的第一个警言就是——“人，为大自然的执行者和阐明者，他所作的、所悟的就是他对自然秩序所有的观察”。这是一个空前的宣言，是对于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传统的重大挑战，他明白告诉世界，人的知识不是来自于“真实的、永恒的理念”，而是来自于人的观察。哲学已经枯瘠了很久，要改造哲学先得进行一番“理性的洗涤”，毁灭心中的“偶像”。
第一种是“种族的偶像”，导致人类的谬误。人类（种族）把自己与自然关系弄反了，如普洛塔格拉说的“人是万物的度量衡”。须知“人的心就如凹凸镜，把自己的性质分给各类对象，而把对象的原形扭曲到不成样子”，人的悟性有个特性，即“先照自己的意志把问题解决了，然后将经验揉到适合于自己的认可”。所以他告诫人们，“悟性切勿任意地从个别事物飞跃到遥远的原理，到几乎最高的原理”，就如看到太阳东出西没，就一口咬定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培根指出这一谬误或许是在告诫人们：人的理性只能让自己的认识接近自然，而不是把主观意向加之于自然。
第二种是“洞窟的偶像”，导致个人的谬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巢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和教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质和身心状态，于是，容易产生偏好或偏见，难于做到不偏不倚、保持中道，难于做到既不破坏传统也不藐视创新，更是难于否定自己。培根指出这一谬误或许是在告诫人们：由于天赋和环境的不同，每个人的理性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无法避免意见相异、相争的情况，不要固执其见，要善于反思，倾听他人意见。
第三种是“市场的偶像”，即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的谬误。人通过语言来交流、交际，但是却有人喜欢使用一些使人如坠云雾的语词，或使用难以琢磨的惊人之语，譬如“无限”、“无原因的第一原因”、“不受动的第一动者”之类。培根指出这一谬误或许是要告诫人们，人的理性应该始于观察、从实际出发，不从概念、特别是空幻的概念出发。
第四种是“剧场的偶像”，由于哲学家的独断产生的谬误。哲学家的思想系统，都像是一台台戏剧，按照他们编的剧本去描绘世界，去误导观众。培根指出这一谬误或许是要告诫人们，不要轻易相信空泛的玄学高论，一切都要独立地从亲身的实践中去认识事物。
洗掉心中的偶像以后，我们需要推理的新方法，悟性的新工具。培根就此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叫做“实验”。有的经验，任其自来，实验取得的经验，则是有意追求而得到的。“第一是要点起蜡烛来”——其意思是先提出假设，然后“用蜡烛去找路径”——其意思是设计实验的过程，“从经验中抽出原理来，再从成立的原理中引出新的实验”，这就是假设、实验、演绎的方法。千万不要从书本、权威、传说那里出发，而是要走到自然界中去，去观察，去实验，去探究，去发现，去推演，去创新。在这过程中，培根推荐使用归纳法，并且做了一项示范，他问道“热是什么？”，在通过观察而得的大量实例中，去追寻一个跟热度变化相关的因子，他发现热度的增加与运动的加剧相关，热度的减少与运动的减弱相关，于是他得出结论：热是运动的一种形式。
培根的野心不只是要改造哲学，把从“理念”出发的哲学改造成为从观察、实验出发的哲学，他还有更大的野心（理想），他梦想一个由科学家治理的国家，一切都为了谋求人民的幸福。这个科学乌托邦取名为“新阿特兰替”。阿特兰替乃是西方诸海中沉没的大陆，柏拉图曾经在其著作中讲过有关它的传说，培根只是借用其名。说道阿特兰替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位叫“沙腊门那”的皇帝，他创设了一个机构叫“沙罗门院”，它相当于国会，成员一律都是科学家，没有政治家。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为认识万物的原因及其奥秘的运动，为扩大人类的疆域以成就一切可能的事业”。如研究星象，利用瀑布，以动物实验供外科手术之用，杂交以培育新的动植物品种，模仿鸟类能飞翔，模仿鱼类在水底行……。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培根的实验、归纳等等，不就是现在中学生也知道运用的方法吗？可是，在那被经院哲学的繁琐教条长期压抑的时代，在那文艺复兴刚刚启动的时代，培根就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文明进步的道路，就像一阵震撼人心的呼唤，激发出人们去发现、去创新的热情。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帅之一狄德罗，把他主持编纂的《百科全书》献给培根，他在“缘起”中写道：“我们这部书的成功，应该最感谢培根这位法务大臣，他所处的时代，可说连艺术科学都没有存在，却为各种科学艺术投出一部无所不包的汇典的计划来。这位非常的天才，在要写一部已知事物的历史为不可能的时候，写出一部人们必须学知的事物的历史。”法国国会以国币出版培根的著作，英国的思想界循着培根的脚印前进，出了如霍布斯（培根的秘书）、洛克这样的伟大哲学者。
1621年，时任法务大臣的培根被人控告他收贿，培根被投入“塔狱”，两天后又被释放，连罚金也由皇帝赐恩豁免，他还不肯做出低头的姿态，说道：“我是英国五十年来最公正的法官，但这一回却是国会两百年来最公正的判决。”后来的五年，他在家中平和度日，还是努力在哲学中寻找安慰和乐趣。1626年三月，他从伦敦骑马到海给特，一路考察肉类盖在雪里多久还不会腐败，半路上买了一只鸡，杀了以后填满了雪。但他突然感到寒颤和虚弱，随从把他抬到阿兰得尔伯爵家中，在床上他还在写着“这次实验……成功得很好”，但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4月9日逝世。
培根的出现，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他以后，哲学界开始摆脱“则律的世界是一个更为真实、永恒的存在”这种观念的影响，摆脱了“把主观臆想强加于外界事物”这种思维方法的影响，开辟了一条后来被称之为“经验论”的思维新路，即从实际出发、从经验出发，通过实验、观察、理性的加工，推论，再实验、……如此反复进行的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