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源 DENG Siyuan 华夏文集
随感杂谈
谈谈孟子的《仁政》（二）
·邓嗣源·
孟子《仁政》的主要内容
孟子《仁政》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文化、教育等方面。
经济是基础，生产资源的占有、生活资源的生产及分配，是组织社会治理国家的基础。《仁政》的经济方面，简单说来，就是孟子说的那句话：“昔得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这意思就是说，组织社会治理国家的办法，在经济方面，就是要对“耕者”和“仕者”这两类人制定出规矩，或者就如孟子说的对“分田制禄”这两件大事制定出规矩，就是要制定有关生产资源的占有、生活资源的生产及分配之规矩制度。
在“孟子”书中，有两段话很重要。
第一段话在《梁惠王上第七章》，齐宣王听孟子说到，发政施仁可以王天下，于是讨教说：“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就说了这段话：“无恒产者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段话，是孟子对《仁政》的具体论述，讲的是“制民之产”，即对庶民、耕者分配土地的规矩，原则是要使其温饱、能养家糊口，然后，再去役使他们，要他们向善，要他们服从，就轻而易举了；要不然，庶民挽救生命还来不及，哪有余地顾及礼义？如此，则“贼民兴，丧无日矣”！
第二段话在《滕文公上第三章》，“滕文公问为国”，向孟子讨教治国之策，孟子回答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夫世禄，腾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段话，也是孟子对《仁政》的具体论述，讲的是“取于民有制”。“夫世禄，腾固行之”，是说“仕者世禄”是腾国“固行之”的制度，也是当时各国共有的传统制度，君王官吏世世代代都享受俸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世禄”要由“耕者”来提供。但是，如何取之于民？要有规矩制度，如税收制度。这里说到所谓“助”，其实就是一种收取税贡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九分抽一”，也就是所谓“耕者九一”。孟子认为，“助”法比较合理，周代就采用这办法。
对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这话，孟子还有更详细的阐述。还是在《滕文公上第三章》中接着写道，滕文公听了这话以后，觉得还不够具体，又派叫毕战的臣子去问孟子，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实施《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指划分田界，制定划分田界的规矩，对《仁政》来说，就好比建造大楼必先打好地基那样重要。应该怎样划分田界？孟子接着说：“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一里见方的田地，用井字划分成九块，其中八块分给八户人家，中间一块称为公田。这就是“制民之产”的规矩，即“分田”的规矩。这里说的“公田”是什么？就是君王官吏的田产，“公事”是什么？就是为君王官吏耕种“公田”，提供他们的俸禄。这就是“取于民有制”的规矩。这里对公与私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对应于社会成员中两类人，即上与下、君子与野人、君王官吏与庶民百姓等等，其规矩是：先公后私，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一个“敢”字道出了“公”的威严，“私”不敢不守规矩，这样才显示出君子“所以别野人也”。八户耕者耕种公田，就等于缴纳税贡，也就是所谓“助”法，所谓“耕者九一”；同时这也保证了公田的产出，保证了“仕者世禄”，也就是“惟助为有公田”的意思。
孟子所说的以上两段话，明白清楚地阐述了《仁政》的经济基础，就是制定生产资源的占有、生活资源的生产及分配之规矩制度，按照社会成员的两类人，分别制定出“制民之产”及“ 取于民有制”的规矩制度，最后要达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社会，庶民耕者不饥不寒，王公仕者世卿世禄，两类人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这才是有仁有义，有礼有智。孟子认为当时天下之所以大乱，就因为诸侯乱臣、暴君污吏破坏了这些规矩，就因为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贼民不遵守这些规矩，他们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所以“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以上所讲的有关《仁政》的内容中，有一个规矩必须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先公后私”。在孟子的思想中，社会成员的两类人，哪个上、哪个下；哪个大、哪个小；哪个公、哪个私；哪个先、哪个后；哪个贵、哪个贱，用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清楚，有人却说，比如冯友兰说：“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之制度……依孟子之观点，则一切皆为民设。”（见《中国哲学史》）这类话，真不知怎么说得出口！
再说说孟子《仁政》的政治方面，他主张君王专制统治及等级制度。孟子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国与家，必须要有权威来统治，这权威就是“君父”。《腾文公下第九章》，孟子说：“无父无君，是周公之膺也。”周公是孟子崇拜的圣人，周公痛恨的事情，孟子也十分痛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君父”必须有绝对权威，谁要反对，则天下共诛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他最为赞崇并立志要继承的。那么，应该由谁来当君王呢？当然是圣人仁者，孟子说：“是以惟有仁者宜在高位。”又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至于仁者圣人中究竟是哪一位来承担这绝对权威呢？孟子说：“天与之”，是由“天”决定的。从夏代的禹开始，每个朝代的帝王之位都是传给儿子，当时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说：“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上第五、六章）不管是传给贤人还是传给儿子，都是由“天”给予的。所以，帝王也就是“天子”，其绝对权威也是“天”给予的。
关于等级制度，孟子主张效法“周室班爵禄”的规矩制度。在《万章下第二章》，他专门有说明，为免于过长的引文，简述如下：王公贵族分为五等，即天子、公、侯、伯以及子和男；朝廷君臣，分为六等，即天子、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相应的俸禄制度为：天子拥有土地方圆千里，公、侯拥有百里，伯拥有七十里，子和男拥有五十里等等；各等级的俸禄，下士最低：“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下士与官府差人的收入与耕者差不多少。下士以上各等级的俸禄，随着等级愈高，相差的倍数也愈大，由低到高，分别是两倍、两倍、两倍、四倍和十倍等等。以上所说，是社会成员中的一类人，另一类人就是庶民耕者，按收入分为五等，不再详说。当然，按孟子所说，这只是大概情况。总之，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为若干等级，由上而下，一级制治一级，由下而上，一级服从一级，制定有关规矩制度，或强制执行或教育遵守，让每个人安分守己，忠于职守，谁敢对上面说个不字，谁敢犯上，就是乱臣贼子，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为千夫所指、留万年骂名。
孟子的《仁政》中，教育有很重要的地位。《腾文公上第四章》，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任命契这个人掌管教化），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见孟子很重视教育。在《腾文公上第四章》中，孟子说了“‘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以后，接着就说到教育的重要性：“设为庠房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库；学则三代（即夏、殷、周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采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这里可见，孟子重视教育，跟现代的重视教育有所不同，孟子重视的是道德教化，是“教以人伦”，是“皆以明人伦”，而不是什么“德智体美劳”。为什么孟子如此重视教育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就一清二楚了：“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第十四章）这里孟子十分坦白地说到“善政得民财”，所以“民畏之”。写到这里，禁不住又要提一下冯友兰的话：“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之制度……依孟子之观点，则一切皆为民设。”他说这话，也许并没有看到以上这段话，或者看到了却忘记了，再或者是看到了却有意忽略了。孟子自己是很明白的，他所说的有关《仁政》的一切，皆是对君王说的，是为君王而设计的，是为君王官吏的“公田”、“世禄”而设计的。所以孟子要在这里强调“善教得民心”，来辅以“民畏之”的“善政”。 孟子又再三强调，“善教”就是教化民众，灌输人伦之道。因为人伦之道，是圣人明君制定的规矩制度中最重要的基本点，是维护君王专制统治的基本保证；教以人伦，是要让民众非常牢固地树立这样的观念：只有圣人明君才能制定规矩制度，只有圣人明君才能治理国家，只有圣人明君才有绝对的最高权威，而且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并忠于他们，谁敢对圣人明君说个不字，就是不仁不义、大逆不道、为千夫所指、留万年骂名、遭坐牢杀头之祸；“克己复礼为仁”，人伦之道就是“礼义”中最重要的一条，遵循这条规矩就是最大的“仁义”。在中国，为了使这条规矩深入人心，为了“善教得民心”，两千多年来，有多少才高八斗的文人，竭力进行宣传教化，有多少胆略过人的重臣名将，以身作则成为榜样，直到二十世纪，这一规矩还被很多人看得比身价性命还重要，可见，孔孟制定的人伦之道，孟子“善教得民心”的思想，其影响是何等深远！
孟子提出的道德教化中，最重要的是“忠”，其次是“孝”，忠君孝父，竭忠尽孝。孟子是非常重视“孝”的，他说：“尧舜之道，孝弟（悌）而已矣”（告子下第二章）。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子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孝弟的作用很大，可以防止“犯上作乱”，有利于尽忠君之道，有利于维护君王官吏的专制统治。
以上所述，就是孟子《仁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们都从一个基本点散发出来，反过来，又归结到这个基本点，即人伦之道。
孟子的“义利”观
《仁》或者“义”或者《仁义》，跟《利》是什么关系，即所谓“义利之辩”。很多名人学者对此作了大量论述，其中也谈到孟子。孟子在《孟子》一书中，开篇第一章就谈了《仁义》跟《利》的关系，即《梁惠王上第一章》。
梁惠王问孟子：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国乎？”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于国，大夫曰，何以利于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于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孟子的“义利”观，问题是，该怎么理解它的意思。
先听听孔子怎么说。
孟子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亚圣”，当然明白孔子的话。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就是说，君子明白大义，而小人只懂追求眼前小利。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清楚了这个原因，那就是：“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意思是说，仁者都是知书达理的聪明人，是“知者”，他们懂得一个道理，即“利仁”：“仁”最终会给他带来“利”，只要他坚守“仁”的话；正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仁者安仁”，所以“君子喻于义”。至于小人们，他们愚昧无知，而且“困而不学”，只盯住鼻子底下那点蝇头小利，不知道“仁义”的重要，根本不会懂得“利仁”的道理。
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富贵是人人之所欲，即是“利”，贫贱是人人之所恶，不是“利”。但是怎么才能富贵、才能得利？怎样才能摆脱贫贱、才能免遭“不利”？必须居“仁”守“道”，所谓“取之有道”，所谓“利仁”；相反，取之无道，不仁不义，就算得到了富贵，君子“不处也”，是不肯安心享用的；即使遭遇不合理的事情而导致贫贱，“不去也”，君子也会承受，继续居“仁”守“道”，坚持不懈，即使一顿饭的功夫，即使生活颠沛，也不违反“仁”，因为他知道，终有一天会功名成就、富贵两全。如果君子去掉了“仁”，那怎么能称之为君子？又怎么能成就功名呢！
以上两段孔子的话，说明了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利”吗？你就必须先要懂得仁义，必须“安仁”而不“违仁”，且必须坚持不懈地这么做；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才能得“利”。儒家对于“仁义”与“利”的关系的观点，就是这意思。那么，什么是仁义？“克己复礼为仁”，所谓懂得仁义，所谓“安仁”而不“违仁”，也就是遵循孔、孟这些圣人制定的“礼”，遵循其中有关利益分配的规矩制度，“仁义”与“利”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遵循“利益分配的规矩制度”与“利益”的关系。遵循了“利益分配的规矩制度”，才会有“利益”可得。必须做到“克己复礼”，才能得到功名富贵。
再听听孔子的孙子曾参怎么说，据考，儒家经典《大学》是他所作。其中有这句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利为利”与“以义为利”，二者只差一个字，却都是“为利”，都是为了利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先讲“义”才有“利”，只见“利”而不顾“义”就得不到“利”。这与孔子所说的话是一致的。
回过去再看看孟子对梁惠王说的那段话，其意思就容易理解了。
孟子的意思是说，王、大夫、士庶人，都要争得利益，社会成员个个都要争得利益，结果必然是“上下交争利”，争得天昏地暗，争得天下大乱，就如英国人霍布士所说的处于“战争状态”，于是“国危矣”。怎么办呢？人人都要富贵，人人都要争利，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是没完没了地如此争夺下去，岂不是谁都没有利益可言了？怎么办呢？人类的理性想出了办法，那就是由圣人制定出“礼”，即制定出规矩制度；几个人玩游戏尚且要有游戏规则，社会上亿万人众相互争利，岂能没有规矩？有了规矩制度，大家必须遵守，在这前提下再去争得自己的功名富贵，社会就会有秩序，治而不乱。“克己复礼为仁”，遵守规矩就是“仁”，安仁守道，才能成就功名富贵。“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对别人不仁不义，那么别人对你也不仁不义，相互争得不可开交，大家都无利可图。对别人以仁义相待，先仁义而后利，那么，别人对你也以仁义相待，没有哪个不讲仁义的人会遗弃亲人或背弃君主。不仁不义之人不但会背弃君主，还会弑君。“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里的“万乘”、“千乘”、“百乘”，指的都是高低不同的权势利益；百在一千当中占十分之一，千在一万当中占十分之一，“不为不多”，已经不算少了！可以满足了！只要安守仁义，这些不算少的权势利益就都能保得住。如果“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千乘”要谋杀国君，争夺“万乘”之权势利益，那么，下属的“百乘”也将谋杀国君，争夺“千乘”之权势利益，如此杀来杀去、夺来夺去，反而使大家都失去了权势利益，这就是“后义而先利”的结果。所以，孟子最后再一次强调：“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仁义之道”讲的就是遵循规矩，这规矩说到底也就是利益分配的规矩，就是怎样努力争得自己利益的规矩；不懂规矩或者不守规矩，那就连争取自己利益的资格都没有，就象“众也”小人，愚昧无知，永远只能处于贫贱状态，永远得不到富贵。
上面说过，孟子的《仁政》就是“克己复礼”之“政”，孟子的《仁政》就好比规矩、六律，孟子所说的一切，强调“礼义”也罢，强调“仁义”也罢，强调“先仁义后利”也罢，都是为了要人们遵循由他这样的圣人制定的规矩制度。
如何看待孟子的《仁政》
如何看待孟子的《仁政》，这个问题不是一段文字能讲清楚的，这里只能简单谈谈。孟子的《仁政》，在他当时来说，并不受人重视，如《史记》所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即与当时的形势不合。就是在他死后约七十年，秦始皇统一天下，靠的也不是他所谓可以“王天下”的《仁政》，靠的却是“气力”，即韩非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气力”。用现在的话说，靠的是实力，靠的是武力，靠的是“枪杆子”。历史的事实告诉那些强者能人，要打天下、打江山，要得天下、得江山，必须靠武力。可是，靠“气力”打江山的秦始皇，以为仍旧靠“气力”即可坐江山，实施暴政，于是这江山只维持了十多年，被新的能人强者夺去了江山。历史事实又告诉那些强者能人，打天下、保天下，打江山、坐江山，只靠武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于是他们想起了孔孟儒家之道，自汉朝以后，实施专制统治的君王官吏们，在不放松“气力”的同时，愈来愈重视孟子的《仁政》，孟子的地位也愈来愈高，被捧为“亚圣”。直到二十一世纪，有人还在高喊要实施孟子的《仁政》，可见孟子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不过，孟子的《仁政》得到占有专制统治地位的强者能人的重视，是有道理的。
首先，如本文所述，孟子的《仁政》都是说给君王官吏听的，都是为君王官吏设计的，都是维护君王官吏的专制统治的，都是为了君王官吏们的特权“世禄”着想的。
其次，孟子的思想中有的部分，以理性的高度来衡量，的确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更高一些。他发展了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为维护君王官吏的统治想出了好主意，那就是“分田制禄”如何可以“坐而定也”的办法，就是如何“制民之产”及如何“取于民有制”的规矩制度，这一规矩制度在《仁政》的规矩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更重要的还不在于他设计了这一规矩，而在于孟子论述了这一规矩的理论依据，即上文提到的那些话，如：“民之有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为不已。”再如：“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另如：要不然，“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等等。这也就是孟子为什么要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正意思。孟子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即在强者能人之间争夺天下，保持天下并且不让其他能人强者夺去天下，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即他所谓的“民心”。强者之所以强，强者有何等强，其决定因素是什么？是占有弱者之数量，是占有群众之数量；为了争夺群众，对能人强者来说，除了“气力”以外，就是《仁政》。孟子的确高明啊！（不过，孟子当时说的民心，只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能满足这个，“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如今的民心，岂是“不饥不寒”可以打发的？）
再次，孟子明确地指出了，真正能得民心的，是“善教”，坦言：“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当然，“善教”的前提，就是“分田制禄”两定也，否则，“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对维护专制统治的君王官吏来说，当然又是一个好主意。（不过这种“明人伦”的“善教”，如今快要被人忘记，更谈不上用以“得民心”了）。
那么，当今之时，强者能人们，不管是英雄豪杰还是混世魔王，要打天下、坐天下，要打江山、坐江山，靠什么呢？是不是还靠两手：“气力”和《仁政》？那就看看二十世纪之“天下方务于”什么吧，也就是看看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潮流是什么吧。
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潮流，当然是追求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等，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教训以后，其理性日趋成熟的结果，这也是当今的民心所在。
孟子的《仁政》，是维护君王官吏的专制统治的，而这种专制统治已经在二十世纪初被推翻了，被世界潮流冲走了，虽然由于儒、法两家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以致其Ｔ性至今尚存，在这一百年间，不时地又会有人走回头路。不过，从百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那些强者能人们，不管是英雄豪杰还是混世魔王，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抱负或野心，总是要举起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旗帜，以取得民心；虽然当他们登上权力高峰以后，情不自禁地要搞起专制来，甚至把矛头和枪口对准了曾经支持他的群众，但他们的后继者，又会举起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旗帜，并以此否定前者，以取得民心。回顾一下百年的历史吧，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哪一个不是这样？中国不正是这样，在当今的世界潮流中进进退退，终算取得了今天的一些进步？到了二十一世纪，积累了上一个百年历史经验的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其理性将会更加日趋成熟，将会进一步推动自己的国家，朝着当今的世界潮流的方向前进，朝着对《仁政》而言“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向前进。那些高喊要实施《仁政》的精英，不过是被利益蒙住了理性，对中国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视而不见；用不了多久，他们也会觉悟过来的。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