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源 DENG Siyuan 华夏文集
随感杂谈
简论“中产阶级”
·邓嗣源·
大约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产阶级”这个词，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走红起来，至今热度未退。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那以前，“中产阶级”不能走红，因为这与马克思主义不符。由此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处的真实的境地。
“中产阶级”之所以走红，当然是有原因的。据说，外国的某些学者、记者，推出了一种理论，说道，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扩大队伍，当中产阶级壮大之时，也就是自由民主到来之日，这一理论似乎颇有影响力，不少人跟着说，这是原因之一。又据说，那时从中共中央高层传出一种说法，说道，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于是更多的人跟着说，这是原因之二。那一边说，“中产阶级”将带来民主，这一边说，“中产阶级”会带来稳定，有了这么二说，“中产阶级”不走红也不行啊！
不管是“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还是“中产阶级”带来稳定，这些说法都有点道理，不过，它们把“中产阶级”的人数作为依据，似乎“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了，稳定和民主也就到来了，如果稳定和民主尚未来到，那是因为“中产阶级人数太少”。这就引导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聚在“中产阶级”的人数，于是，收集资料、统计分析、撰写文章，说的就是“人数”。说道，往年“中产阶级”人数有多少，今年“中产阶级”人数有多少，预测若干年后“中产阶级”人数是多少，说道，其增长幅度何等之大、增长速度何等之快，给你制造一个印象：中国愈来愈趋于民主和稳定。
然而，这种以“中产阶级”人数为依据的理论，其根底显得不太牢靠，何以见得？
其一，所谓“中产阶级”，是指，把个人财产按上中下三等予以划分，社会成员中个人财产居中的那些人构成的阶层或阶级。那么，这个“居中”这么划定？恐怕各有各的说法。举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百人，每人的财产的差距为一万，从一百万到一万各不相同，若九十万以上者为“上”，十万以下者为“下”，则“居中”者为八十人，占百分之八十；若八十万以上者为“上”，二十万以下者为“下”，则“居中”者为六十人，占百分之六十；若七十万以上者为“上”，三十万以下者为“下”，则“居中”者为四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余此类推。由此不难明白，由于划分的界线不同，“居中”的人数和比例可上可下，而且波动幅度最大可达一倍。于是，对“中产阶级”的人数“壮大”到何种程度，说法不一，而对趋于民主和稳定的程度，也众说纷纭。同样的理论，按照同样的数据，只是划分的界限不同，得出不同的推断，或者说，在不同的结论之间摇来摆去，恰似根底很浅的墙头草。怎么回事？问题在于这个“中”所表达的意思，过于笼统、模糊，难于确定，结果，只好让人们在若干不同的推断中左顾右盼、游移不定。
其二，有上、有下、又有中，有富、有贫、又有中，这是人的思维本性所致，永远如此，人们一般都能理解。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划分方法，应用来描述社会成员财产分布的状况，只能是“大致的”或“大概的”，对此人们一般也都能理解。由于这是一种“大概的”划分，因而只能作出“大致的”描述：除了“上”、“下”两个极端，“居中”者总是大多数，或者说，除了最富、最穷的阶层，“中产阶级”总是大多数，这种描述“大致”不会错，人们一般都能理解，恐怕也很难予以否定。如若不信，可以搜集有记录的社会成员财产统计数字，从中将看到，至少近三四百年来，除有特殊情况（战争、动乱、灾难等），一般说来，豪富或赤贫总是少数，而居中的总是大多数。至于在强调一律平等的年代，居中者更是大多数。这就是说，不管社会是否民主、是否稳定，其“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则是惯常现象，既然如此，说“中产阶级”带来民主和稳定的那些理论，其论据就靠不住了。
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引进政治学，最早或许是二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写道：“在一切城邦中，所有的公民可以分为三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的目的是要提出合乎中庸之道的政治理想，他写道：“中庸之道有助于政治稳定。”又说：“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对于这种“最好的政体”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给定了一个条件，如他所写：“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看到这些文字，人们也许会产生联想：啊，“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或带来稳定，这些说法所表达的意思，原来古已有之！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且还及不上古人，他们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有意无意地丢弃了：——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给定的条件——“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强大”，“举足轻重的地位”等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具备这个条件，稳定的社会或优良的政体（譬如民主）都难以成立。正因为这条件难以满足，所以亚里士多德本人对此抱悲观态度，他说这种良好的政体“永远不能成立，或只能在少数城邦中偶尔成立。”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悲观的预言，至少被他身后近二千年的历史所证实了。
无怪乎，到了近代，像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样的精英主义论者，索性不再提起“中产阶级”，说道：“人民可以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低等阶层，即精英以外的阶层，二是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把“中产阶级”归于“低等阶层”了。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但轻视“中产阶级”，甚至要“消去中产阶级”。
不过，三百多年来，随着现代民主渐成世界潮流，在不少国家，“中产阶级”的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人数众多”渐渐变得力量“强大”起来。譬如，他们每个人手中握有一张选票，众多的人数变成了众多的选票，只要他们能够平等、独立、自由地参加选举，则众多的选票对最高权力的产生、政府的组成等国家重大事务，产生直接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譬如，他们每个人都可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组织党团、自由组织集会，在选举以外的公共活动中，经常地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从而，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中产阶级”起着维护民主和稳定的作用。事实告诉人们：“中产阶级”之所以“力量强大”起来，是因为他们成为平等、独立、自由的公民，是平等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而这些正是现代民主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化进程的起点。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民主，而是现代民主化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强大。
但是，即使在民主化较为成熟的国家里，对于“中产阶级”的评价，恐怕不宜过高。首先，在一般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力量还是强不过精英阶层；其次，“中产阶级”成员的利益差别和意见分歧，比上下两个阶层更为复杂，无法形成团结的整体，他们不但表现出相异或相斥的政治观念和态度，而且往往摇摆于上下两个阶层之间，也正因为如此，“中产阶级”才能起到“平衡”或“调和”的作用；再次，如果“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久而久之在自由民主的天地里丧失了应有的精神支撑，而沉溺于物质的追求和享受，邪恶势力将有机可乘，把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作为建立、维护邪恶统治的社会基础，致使人类社会趋于远离民主和稳定的方向。
“中产阶级”人士们，树立起并维持住“平等、独立、自由”的精神支柱，争取并保护好平等的政治权利，历史会赋予你们重任！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