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源 DENG Siyuan 华夏文集
【各抒己见】 中国百姓的素质低？
·邓嗣源·
“中国百姓的素质低？”怎么会提这个问题？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的人民勤劳勇敢智慧淳朴。”这才是长期以来华夏子孙都耳熟能详的，怎么如今说起“中国百姓的素质低”这种话？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有些“素质很高”的中国人，一谈到民主，常常会说到一句话：“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百姓的素质低，一搞民主就会乱。”说这话的人，一般都是在专制制度下有权有势的领袖、领导，或者享有某些特权的名人学者等等。那种口气，似乎有这种味道：“中国的百姓们，你们不是喊着要民主吗？可是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原因就是你们的素质太差！”显出一付象无赖那样的姿态。明明是专制统治者拼命抵制民主的潮流，压制一切追求民主的努力，却要把阻碍实施民主的责任推到百姓身上，这不是一付象无赖那样的姿态吗！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既不掌权又不当官、自诩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跟着说这类话，似乎他不是中国百姓当中的一员。
“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百姓的素质低，一搞民主就会乱。”这种观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也是荒谬的！对持有这观点的人，可以反问他几个问题，譬如：“你们说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你们说的素质指哪些素质？”“素质高低都是比较而言，中国百姓素质低，是跟谁比较？”“你们说的乱，是乱糟糟、乱哄哄的乱，还是骚乱、动乱、暴乱？是局部的乱还是天下大乱？”还有其他问题等等。本文只提出一个问题并加以辨析：“你们说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实行专制制度的社会，哪一天实行过民主？没有！我所说的民主，当然是指人类实践及理性的产物，是组织、管理社会的现代理念和办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有关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一整套理念和办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的民主，中国哪一天实行过？没有！中国社会的乱，倒是有过，而且乱的时间在几千年当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就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乱了大半个世纪。既然中国没有一天实行过民主，那么，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中国曾经有过的乱，跟民主没有丝毫关系，说“一搞民主就会乱”这话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如果他们认为民主曾在中国实行过而且造成乱世，那么，只能说这“民主”是他们杜撰出来的，或者他们说的“民主”只是假民主或者反民主，他们企图用假民主、反民主来迷惑人们，掩盖中国社会之所以乱的真相，既能把搞乱社会的罪责嫁祸于民主和百姓，又能维持其专制制度。既然中国没有一天实行过民主，那么，说因为中国百姓素质低，“一搞民主就乱”，也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人们必须得反问一下，持这种观点者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中国搞过什么样的民主而导致大乱？就我的经历来说，的确亲耳听到某些人所说的这种“民主”。可以举出两件令我印象很深的事例，虽然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但如今回忆起来，仍旧比较清楚，其中涉及到有关民主的谈话，基本意思可以大致描述出来。
在中国，我的住处是一所大学的家属区，退休的老同事们，常常会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聊聊家常、时事什么的，不免会涉及关于民主的问题。听得比较多的说法是，中国要避免大乱，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有一次，几个人正一起聊着，忽听一旁有人说：“你们谈民主？民主集中制不就包含民主吗？”我问何以这么说？他回答：“民主，就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发表过了，民主完了，接着怎么办？究竟作出什么决定？总得有个集中吧！”我问，由谁作决定？由谁来集中？答曰：“领导啊，否则要领导干什么？大家发表完意见就没事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么，当然由领导作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集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天经地义。”我问：“照你的说法，百姓只能发表意见，不能作决定？”他说当然。我问：“为什么百姓不能作决定？”他惊愕地张大了嘴，似乎不相信有人会提出这么幼稚无知的问题，然后又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就是素质问题，水平问题！”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话懂吗？”我摇摇头。他接着耸耸肩：“那就不谈了吧，不过有一点你得明白，让百姓作决定，非乱不可，百性百条心，千人千张嘴，谁也不听谁，都想说了算，能不乱吗！国家大事可不能乱来！”
还有一次，听到某人说这种话：“中国搞民主，非乱不可！”问他为什么，回答就是：“中国百姓的素质低”。我再问：“凭什么你认为，实施民主，百姓就会乱？”他不加思索立即回答：“文化大革命！大民主！教训还不够？那时够民主的吧，各级领导都打倒了，没人管了，谁都管不了谁，结果怎么样，天下大乱！”我问：“什么叫‘够民主’？”他说：“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人民作主就是人人都可以作主，人人作主就是人人都可以说了算，人人要作主的结果是谁也作不了主，人人要说了算的结果就是谁也说了不算，这就是‘够民主’。”我听到这番话，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
上述二人所言，是在聊天场合说出来的，不象写文章那样，前后有序、条理清楚；但正因为是即兴表达，也就不加粉饰而吐露真言，不象写文章，可以斟字酌句，以免他人抓住把柄。对二人所言，略加整理，其实有如下意思：由于中国百姓的素质低，所以实行民主就会乱，“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就是例证；由于百姓的素质低，所以民主必须限制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民主必须在“集中”亦即领导的指导下进行，只限于“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不能作决定，这样就不会乱。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在某些中国人的头脑中，特别是高“素质”者的头脑中，有关民主的观念，原来出自于所谓“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其实，不管是“大民主”还是“民主集中制”，二者都丝毫没有民主的成分，而是被歪曲了的民主，或是被阉割了的民主。从事实来看，从实质上讲，它们恰恰是独裁、专制的手段！都是毛泽东及其附庸们用来强化其独裁专制统治，亦即强化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专制与民主属于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两套理念、两种制度，既然是独裁专制的手段，却为什么要用“民主”这两个字呢？因为，在二十世纪，自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在中国百姓的心中已经撒下了种子，在慢慢地生根发芽，中国百姓知道民主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凡是欲取最高权力者，都知道必须高喊民主以骗取民心，毛泽东是尝过这个“梨子”的味道的，所以深谙此道。毛泽东的确“伟大、英明”，他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和“大民主”，并且把这被歪曲、被阉割了的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人民，以致，至今还有人保留着这种被歪曲、被阉割了的民主观念，或者说，还有人保留着这种假民主、反民主的观念。所以，当人们带着这种对民主的错误观念去谈论民主问题时，实际上他们谈论的是专制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民主；当他们谈论“中国百姓的素质低”与民主的关系时，实际上指的是专制统治与“中国百姓的素质低”的关系，跟民主无关。某些人之所以强调“中国百姓素质低”而不能搞民主，是为了继续坚持用假民主或反民主这种外衣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为了对此说得更清楚些，下文将说明两层意思：其一，“大民主”或“民主集中制”都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同时说明其二，“大民主”或“民主集中制”歪曲和阉割了民主，它们是假民主、反民主。
先说“大民主”。什么是“大民主”？
先引用一下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文革”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十六条”中某些文字：“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这里的“他们”就是指“人民群众”，这里的“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就是指在人民群众中推行的“大民主”。要人民群众去做什么？向敌人进攻，敌人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可见，“大民主”是进攻的武器、手段，谁向谁进攻，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了，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对政敌的进攻，为的是维护他的独裁统治者的地位。他觉察到有人要跟他争夺这个地位，这些人是他的敌人，但这些人又是他的战友、同志、部下，在他的身旁、在全国各地各级的领导岗位上，他要想办法把这批人马“揪”出来，然后分化之、瓦解之、收买之或干脆消灭之，最后再重新组织起忠于自己的人马，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的宗旨。
但是对自己的战友、同志、部下们进攻，不能明火执仗，因为敌情不明，敌我混杂，特别是敌人正处在各级领导岗位，手中还有权力，为此，首先必须鼓动人们揭发、批判，列出其罪状，让敌人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罪状还必须激起群众的切齿之恨，既能鼓起进攻动力，又能收笼民心。采用什么手段最有效？“大民主”是最好的手段，类似于这种手段，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整风反右等政治斗争中运用过，积累有丰富经验，他对怎么摆弄群众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很自信，只要他振臂一呼：“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放手发动群众”，人民群众就会跟着他走。而这次他发动“文革”，则要更放开一些，更彻底一些，愈是“放手”就愈体现“民主”，彻底“放手”就是“最大的民主”，彻底到什么程度？彻底到各级领导都被人民群众批斗得扒在地上，彻底地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彻底地把人民群众掌握在自己手中。采取什么步骤？第一步，采用“大民主”这手段，鼓动、煽动人民群众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包括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是第一波的进攻，他们的罪状是“人还在、心不死”，“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让人民群众再受“二茬苦”，把人民群众的“阶级仇恨”在全国上下点燃起来。第二步，继续采用“大民主”这手段，再把这点燃起来的熊熊烈火转到“一切牛鬼蛇神”的后台，即“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毛泽东的政敌身上，把敌人揪出来后，再分化之、瓦解之、收买之或干脆消灭之。第三步，分清“敌、我、友”，组织忠于自己的人马。这就是毛泽东对“文革”的具体谋划。
事实表明，“文革”正是按照毛泽东所设定的宗旨、策略、步骤来进行的，只是第三步，他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能够如愿以偿，没能组织起强固的、忠于自己的人马。事实表明，“文革”达到了毛泽东预定的部分目的，即剥夺了他的敌人的权力、财产、名誉乃至生命，这些他的敌人，包括国家主席在内，有难以计数的党内外人士。事实表明，这是一场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斗争，由于动员了全中国的人民群众，因而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乱，导致难以计数的无辜百姓的死亡。
如上所述，“大民主”的性质、作用就清楚了。“大民主”是用来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维护其最高权力的手段，是毛泽东及其附庸利用人民群众进攻政敌的手段，是他们煽动人民群众带着仇恨相互斗争的手段，是一场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斗争武器，是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斗争武器，是用“触及灵魂”致人于死地的斗争武器。采用“大民主”的手段来发动和进行“文革”，这是中国至少两千多年以来，在专制制度社会环境里，精英强者利用民众作为工具相互争夺天下，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必然现象，是这种必然现象的又一次重现，而且是一次典型的有创新的重现。这样的“大民主”，正是民主所要反对的！人类的理性之所以创造出民主的理念及其办法，正是为了反对、制止、消除专制制度环境下必然产生的这类现象，即精英强者利用民众作为工具，通过残酷的暴力争斗来争夺最高权力、争夺天下；正是为了用平和的办法来决定社会、国家的重大事宜，包括决定谁该被赋予高层权力，赋予以后又如何监督及更换等等。而“大民主”只是借用了民主的字号，实质是专制统治者争天下、坐天下、保天下所使用的手段，“大民主”是假民主、反民主！
在“文革”期间，人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某个人，可以上街剪女人的“小裤管”和“尖头鞋”，可以戴上“红卫兵”、“造反派”臂章去抄别人的家，可以在家里与“反动父母”彻底决裂，可以强行抓人游街，可以举起皮带抽打审查对象，可以随意在公共场所游行，可以把单位领导“拉下马”而“夺其权”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当然是“大民主”所造成的，但跟民主有天壤之别！民主，作为决定社会、国家重大事宜的理念及其办法，配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规则、程序等等，民主的实行必定表现出人们遵循有关的法律、制度、规则、程序，上述“文革”期间产生的现象，统统都是违反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程序的，“大民主”正是假民主、反民主！
在“文革”期间，局部地、表面上看来，似乎人人可以自作主张，人人可以说了算，只要你敢；似乎敢这么做的人真是无法无天，谁也不听谁，谁也管不了谁；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民主的了，似乎民主就象很多高“素质”的人所说的：“民主就是人民作主，就是人人可以作主”，结果就是乱，到处都是乱。但是实际上、实质上，“文革”期间，一切都是毛泽东他一个人作主，他一个人说了算，人人都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人人都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都可以打倒，谁的话都可以不听，唯独必须忠于毛泽东，唯独只听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当时的乱，正是毛泽东一手策划造成的，是他推动“文革”的一个步骤，他要把隐藏在身边及各级领导岗位上的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必需经过这样一阵乱的过程；要让各级领导尝尝对毛泽东不忠的苦果，就必须经过这样一阵乱的过程；事实上，就在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最为频繁的日子里，正是乱的状态日趋严重的时期。事实表明，“文革”期间的乱，是在绝对权威的谋划和指挥下，有组织、有步骤地实现的；“文革”所实行的“大民主”，正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是在绝对权威高度集中的指导下的“大民主”，或者说，“文革”正是“民主集中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而在“文革”的中后期，则开始“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集中”，就象延安整风及整风反右曾经做过的那样，对所有人在“大民主”中的表现，来个“集中”处理，划分左、中、右，清理敌、我、友，开始组织强固的忠于毛泽东的人马，巩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的权威。可惜，林彪事件大大地损害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以及高度集中的威势，以致在“文革”后期不但无法有效“集中”，反而酿成了反映民间对“文革”积蓄已久之不满情绪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这也就为邓小平以后替代毛泽东提供了可能性以及资源，使邓小平成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一轮最高权威。
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民主”正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而且是最典型、最极端的体现！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名词上的不同，适用的场合不同，表现程度上的不同；但在二者作为专制统治的手段；二者的实质内容及其形式；二者都是假民主、反民主等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从“大民主”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性质、作用，为了更加清楚地揭露“民主集中制”其假民主、反民主的本质，下面再强调三点。
其一，集中，相对于分散而言，如果把集中与民主相对而言，那是杜撰。也许可以这样去看，即在政治生活中使用“集中”二字，意味着把分散的意见集中为一个意见，即作出决定。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应该指出，民主的作用就是“集中”的作用，民主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民主的结果就是“集中”的结果。上面已经说到，民主是一种决定社会和国家的重大事宜的理念及其办法，简单来说，民主即意味着作出决定，民主就是“集中”。它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来参与作出决定，有权对最后的决定独立地投出自己的一票（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可以作主），然后根据“多数决定”的规则作出最后决定。民主就是人民作主，这话只能一般而言，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中的一个个人，对社会和国家大事的意见永远不可能一致，那么，“人民”如何作主？如何作出决定？按现代民主的理念，就是把“人民作主”具体化为“多数决定”，由此，民主就是作出决定、就是“集中”。毛泽东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把民主与“集中”分开、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把民主限于“充分发表意见”，把民主说成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抽去了“民主就是作出决定”这一实质性的内核，或者说剥夺了人民群众参与决定的权利，这不正是对民主的歪曲和阉割吗！这不就是假民主、反民主吗！
其二，“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把决定权集中在领袖或领导手中，凡是有关社会、国家的大事，只能由少数人来决定。“多数决定”与“少数决定”，是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现代民主是近几百年逐步发展起来的，在那以前，至少二千多年间，人类组织、管理社的理念和办法，主要就是专制主义。在那样的时代里，少数精英强者提出一个理论，即“人民作主”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民群众愚昧无知，贪小失大，感情用事，缺乏理性，要他们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则不是哑口无言就是乱成一团，群众只能是被领导、被管理、被调遣、被训导、被恩赐的对象；组织、管理社会这种重大责任，只能由精英强者担当起来，或者说由哲学家、圣人、明君、贵族、士大夫等等担当起来，社会、国家的大事只能由这些少数人来作出决定，这就是专制社会的理念和办法。但是，在数千年间，这样的社会使人类经历了过于深重的苦难，少数开明的精英强者，觉悟到人类社会演变的惨痛教训，为了改善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提出“人民作主”是行得通的，只要遵循一套新的理念和办法（法律、制度、规则、程序等），“多数决定”就是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规则。民主的理念和办法，到二十世纪已经日趋成熟，在许多国家愈益普及；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及其附庸为了维护他们打天下而夺得的特权，必须继续坚持专制统治及愚民政策，但又必须装出顺应世界潮流的姿态，于是提出“民主集中制”，既有民主的伪装，又保留了“由领袖集中、决定”的实质，也就是保留了专制主义“少数决定”的实质，这种对民主的歪曲和阉割，是何等地阴险！只有彻底跟“民主集中制”决裂，中国才能走上实现民主的道路。
其三，在现代民主的理念和办法中，除了“多数决定”这一重要规则外，还有其他重要规则，“保护反对者权利”即其中之一。有关社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在某一种意见由于被多数人赞同而成为决定以后，少数人有权保持反对意见，而且，已经作出的决定在其执行过程中，还必须让人们有权对其进行监督、提出批评或反对。历史事实表明，少数人的意见，随着时间及形势的变化，可能会获得多数人的赞同，从而使得再一次的“多数决定”将对前一次的“多数决定”加以修正，所以，坚持“保护反对者权利”这一规则，使“多数决定”的规则更趋完善。历史事实表明，“多数决定”以后，必须由少数人去执行、实施，这少数人当然是通过“多数决定”来选派的，并赋予这少数人拥有相应的权力；于是，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可以肯定地说，“少数决定”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与此同时，这少数人借用被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更严重的情况是，这少数人可能利用被赋予的权力，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所以，必须坚持“保护反对者权利”这一规则，对“多数决定”选派的少数人，任何公民都有权对其进行监督、提出批评或反对，必要时，对其进行弹劾，通过再一次的“多数决定”加以撤换，从而尽量减少已往的“多数决定”可能带来的危害，使“多数决定”更为有效地体现其权威。可见，“多数决定”的规则与“保护反对者权利”的规则，二者相得益彰，是现代民主的两翼，不可缺一。谁要否定、取消、反对“保护反对者权利”这一重要规则，不管他们穿上多少件民主的外衣，也无法掩盖其假民主、反民主的实质。而毛泽东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规定，所谓“集中”就是：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等等，谁不服从，谁敢反对，必须受到惩处，严重的还必须判刑、处决。“民主集中制”对于“反对者权利”实行无情的扼杀，赤裸裸地暴露其专制的本质。
总之，可以肯定地认为，在有关决定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的政治活动中，谁坚持“民主集中制”，谁坚持“少数决定”，谁遏制反对者权利，不管他是什么“旧三民主义”还是什么“新三民主义”，不管他搞什么“党内民主”还是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不管他穿上多少件民主的外衣，人们决不可以对其存在幻想，要认清其假民主、反民主的实质，要看透其坚持专制政治的本质。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前及以后，中国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但是，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下，在中国少数精英强者及大多数民众的努力下，共产党不得不节节后退，不得不在有关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方面作出口头或书面上的某些承诺，不过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微小的实际行动，只要共产党不公开放弃“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并坚持一党专政，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延长他们在中国进行专制统治的时间。他们之所以散布“中国百姓素质低”的舆论，是因为“百姓素质低”正是专制统治的依据和需要，是因为他们继续要把“民主”掌控在他们的“集中”之下，用假民主、反民主来维持其专制统治。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华夏文摘 cm051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