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源 DENG Siyuan 华夏文集
各抒己见
“大公无私”何以成为传统？
·邓嗣源·
在“‘大公无私’可以休矣”一文中，曾说到“大公无私”貌似真理、实质虚假，那么，如何解释这种思想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如何解释这种思想成为中国的传统？而且至今还被某些人奉为“优秀传统”？
这些问题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解释，不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容易被忽视却又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类的理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总体的理性也在日趋成熟，所谓人类总体的理性成熟的程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杰出人物的理性成熟程度，二是大多数人的理性成熟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人整体理性只达到某种成熟的程度，按这种程度来探索“公”以及有关“公”的各种问题，只能得出这样的答案：以“大公无私”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下面，将对此作具体说明。
总的说来，人类在探索“公”以及有关“公”的各种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个基本的难题，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组成了群体和社会，但这群体或社会，由于内部固有的原因而导致冲突、战乱、分裂等等，社会成员会相互残害、相互杀戮，所谓民不聊生，生存尚有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如果再加上外患，导致群体或社会的衰亡，百姓更是苦难深重。组成社会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但社会有时却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原因何在？怎么解决？怎样才能组成一个稳定、强固而有所进步的社会？历代“圣贤”们喋喋不休的所谓“治国”、“平天下”，说的不就是这样的问题吗？
在远古时期，初民组成的群体或原始社会内部，大概不会遇到上述难题。当然，对当时的情况，只能凭猜测。当时的情况，有以下几点是可以猜测到的：一，那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活下去，为了取得食物，为了抵御猛兽，为了与其他人群争斗等等，组成群体或社会是唯一最紧要的办法，这压倒了一切内部的矛盾，起码的理性使他们坚守：抱成一团，同心协力；二，群体或社会的人数比较少，群居一处，群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简单而明显，没有“不透明”的事情，有关群体的公事或公益，全体成员一起参与讨论决定，有不同意见，多数说了算；三，那群体或社会当然必须有“首领”或“头儿”，这些首领当然是被众人推举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能人强者，但他们倒是真的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命运”，有权而不“特”，真的被大家所拥戴、所依赖。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韩非，他的猜测应该比较有根据：“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说明，在当时的群体或社会内部，群体与个人之间，各成员之间，“王”与“民”之间，利益比较一致，关系比较融洽，虽然不免会有不同意见或矛盾，但总体看来，“民悦之”。所以说，在远古时期的群体或原始社会内部，也许不会遇到上述难题。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群体或社会的内部（这里仅限于探讨社会内部治与乱的问题），逐渐地出现上述难题的呢？
随着生产的发展，能养活的人更多，加上群体之间的兼并，社会日趋庞大，社会成员的分工及人际关系愈趋复杂，所需物资尚有富裕，也就产生财产所有及分配的问题等等。于是：一，“公”作为一个实体，显得愈来愈抽象。试想，一百人组成的群体，每个成员尚能看到、能感觉到这群体的具体存在，但如若十万人组成的群体，则每个成员一生一世都看不到、感觉不到这十万人群整体的具体存在，而这群体即“公”却的确存在着，人们的起码理性使他们确认这一点，知道自己是属于这“公”的一个成员。不过抽象的“公”总得落实，需要具体化，首领及其助手，君王及其群臣，领袖及其亲密战友，由此而成为了“公”的具体化的标志，成为了“公的代表”。二，有关社会的公事或公益，已经无法由全体社会成员来讨论决定，只能交由“公的代表”来讨论决定，至于公事或公益的具体操办，本来就只能由少数人承担，由此，“公”以及有关“公”的各种问题，从讨论、决定到操办，都逐步被“公的代表”所包揽。“公”是群体或社会，而“公的代表”却是具体的个人，“公的代表”即“私”，但由于上述原因，“公”与“公的代表”之间的区别开始模糊，以致逐步等同起来。同时“公的代表”与其他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差距被逐步拉开。三，这些“公的代表”，原来都是由社会成员推举出来的，他们都是能人强者，的确曾为大家作出贡献，被大家拥戴并依赖。大多数人出于“归属心理”、“崇拜心理”以及起码的理性，出于传统的观念，继续希望并相信这些能人强者会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在财产的所有及分配的事宜中，能人强者基于人的本性，“多吃多占”一点，也合情理，能者多劳，多作贡献，多劳多得，这是起码的理性可以接受的，就是不满也没用。由此，“公的代表”们的“私”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私”，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逐步拉开差距。四，随着社会的日益庞大，公众事务愈趋繁复，“公的代表”们必须专职从事公务，且其人数越来越多，出现了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社会分工。“公的代表”就是所谓“劳心者”，其他人即所谓“劳力者”。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劳力者”只顾卖力劳动，无暇顾及学习文字，增长知识，停留在起码的理性。只有“公的代表”们作为专职“劳心者”，才有掌握文字、增长知识并发展理性的条件。“公的代表”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跟其他社会成员逐步拉开差距。这种差距当然也反映在“公的代表”们之间，不过相对而言要小一些。
由上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成员中产生了分化，少数人成为“公的代表”，虽然他们都是一个个具体的“私”，却在“名分”上取代了“公”，而在实际上则“据公为己有”，是名不符实的“公”；而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名分”，是名符其实的“私”。本来意义上的公与私的关系，实际上转化为私与私的关系，即少数人的私与多数人的私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私与私的关系，在“名分”上却变成了“公”与“私”的关系，也变成了“治”与“被治”的关系。与这种分化同时产生的，就是“公的代表”与其他社会成员在各方面的差距愈来愈扩大，这差距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反映在其拥有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包括时间、空间在内），在“公的代表”们之间也有差距，不过只有首领、君王独占鳌头。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人的本性，能人强者们，个个都要争当“公的代表”，要争当更高一级“公的代表”，特别要争当国君、天子。怎么争？有各种手段，最重要的当然是使用武力。能人强者们强迫或者蒙骗民众，驱使他们充当炮灰；还有种情况是，民众由于各种权力和利益的被迫放弃，积蓄着不满，并起而反抗，能人强者们利用民众产生的不满和反抗，自称为新的君王，新的“公的代表”，组织队伍，用暴力去跟原有“公的代表”、原有的君王争斗。于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相互残害，相互杀戮，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生存尚有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前文所说的那个难题也就必然地产生了：组成社会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但社会有时却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原因何在？怎么解决？
中国的儒、法两家在探索这个难题方面，作出了贡献。儒、法两家的思想家，都是历代的杰出人物，比起一般人来，有着较高的理性水平，但是不可能超越历史的限制，他们能做的，就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出解释，提出解决办法，找到理论依据。他们看到的社会现实，就是上文所描述的情况。其一，就是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直到宋朝，欧阳修还说：“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苏轼也说：“天下大治，千载一时”。儒、法两家要做的，就是“拨其乱，反诸正”，就是探究“久治”、“大治”之道。他们看到的另一个社会现实，就是社会成员是分成等级的，最高为君王，随着等级的升高，其所拥有的荣禄富贵也就愈高。儒、法两家把以上两种情况联系起来加以分析，首先分析之所以乱的根源，他们认为其根源在于“私”；由于人人都从私利出发，都争着要满足不断更新的欲求，都争着要达到更高的等级，甚至争着要当君王，这就是乱的起因；说得简洁些：“私”是乱的根源，“争”是乱的起因。然后，提出解决的办法：一方面就是要节制这个“私”，把大多数人的私限定在某个范围，不得超越；另一方面，就是要遏制这个“争”；据此，必须美化“公的代表”，特别是最高一级“公的代表”，必须使之地位神圣化，定为“公”的化身，崇高之至，不得侵犯；必须把君王、官吏、百姓的各种等级规定下来，使之合理化，固而稳定，个个安分守己，不得违反，人人各守其位，不得相争。儒、法两家一再强调的礼、法等等，无非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对以上两方面能找到其理论依据（也就是儒、法两家所说的这个“道”、那个“道”），那么，就可以说服社会成员，做到家喻户晓，人人遵守，思想统一，让处于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相安无事，那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君王及其群臣等“公的代表”可以享受特权，人民生活也不受干扰，温饱不受影响，如此这般，美好社会，天长地久！
当然，这里有个明显的症结：如果人人都从私利出发，那么君王也从私利出发，官吏也从私利出发，民众也从私利出发，那么，凭什么，同样自私的人要分成等级？凭什么，同样自私的人，有的人可以代表“公”，据“公”为己有？凭什么，君王和官吏的私要高于民众的私？要大于民众的私？凭什么，要遏制民众的私，却满足君王、官吏的私？凭什么？总得讲出个道道来，才能说服大家，家喻户晓，人人遵守，思想统一。
如果能找到理论依据，对这“凭什么？”作出合理的解释，该“症结”也就迎刃而解了。儒、法两家作出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找到这“凭什么？”的理论依据。二千多年来，儒、法两家的徒子徒孙们一直继承着，补充着，并发扬广大。
韩非有个简洁的“总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话就是回答“凭什么？”的，凭的就是“道德”、“智谋”、“气力”。韩非在这里虽然把三者分开，为的是强调“气力”，其实群雄相争，历来都是三者合一的。韩非说的“气力”，当然有“凭实力”、“凭枪杆子”的意思，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实力？为此，韩非有他一套道德观念及政治智谋，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等等。在人类社会里，仅仅以力服人是不够的，只能起到一时的效果，人心不服，早晚要造反！人是有理性的，在以力服人的同时，还必须凭借“道德”和“智谋”，也就是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这就需要有一套理论，用来对百姓进行教育，让百姓起码的理性能够接受，心服口服，并做到家喻户晓、人人遵守、思想统一、长治久安。
儒、法两家的理论虽然各有侧重，每人说法也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代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话的依据何在？答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管是孟子的“性善”说还是荀子的“性恶”说，都用各自的理论来阐述人与人一定会“习相远”，所以必然分出“上”、“下”、“智”、“愚”、“尊”、“卑”、“贵”、“贱”等等，必然分出圣人、君子、小人等等，而且这是不会改变的（“不移”）。所以，任何社会中的人总是分成各种人等的，大部分人是鼠目寸光、愚昧无知、不识大体、仅为一己之私的小人。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荀子说：“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君子只能是少数人，他们知书达理、修身养心、通人道、重礼义、积善行、为国为民、顾全大局。圣人，更是凤毛麟角，是君子当中最“全”、“尽”、“至”者，要成为圣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要做到“明德，亲民，止至善”，走完“格物、致知、诚意、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艰难路程。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荀子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有这么几种人等，怎么组成群体和社会？怎么“治国”、“平天下”？让小人们自作主张？由着小人们胡来？那怎么行！当然是必须由圣人担此重任，由圣人当君王，“以君制臣，以上制下”；相反，如果以臣欺君，以下犯上，就会天下大乱。君王非圣人不可，群臣非君子不可，而民众即小人之“众也”，要绝对服从君王，把君王看作父亲一样，极其恭顺地甘当“子民”，“无君无父，禽兽也！”……。他们就用这样一套理论，来教育百姓，做到家喻户晓，让百姓明白而且心服口服：为什么社会成员是有等级差别的？为什么君王是“公”的化身，而群臣官员是“公的代表”？为什么君王和官吏是治人者，而你却只能是供养他们的被治者？为什么君王和官吏的“私”，要高于、大于你的“私”？等等。这套理论的核心，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各级官员都是有道德有智慧的君子贤者，而君王则是最高最大的圣贤！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各级干部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是掌握真理且有才能的！领袖则是最最“大公无私”的，是“公的化身”，是“真理的化身”，是最英明、最伟大的！
这套理论经过两千年的提炼、升华，不断地补充和发扬广大，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普通百姓只能俯首称是，唯唯诺诺。中国的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虽然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没有实质性的大改变；中国人民的理性，虽然也在逐步成熟，但至少在百年多前，总体上还是被压制在这套理论的水平上。
在“性恶之人”组成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则乱”的情况下，在物资尚不富足的情况下，在少数人占有的物资及精神财富十分悬殊地高于多数人的情况下，在科学、技术、生产、教育等方面相当落后，而且两千多年没有重大实质改变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治国”、“平天下”？历代圣贤君子们，或者说自古以来的杰出人物（现在叫做“精英”），他们的智慧和理性，除了对儒、法两家的思想加以补充、发挥以外，不可能创造出更新的理论，不可能拿出更好的办法。
而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说明，这套理论果然强固有效，就在近百年多来，当中国人民的理性更加日趋成熟的时候，被这套理论所滋养的精神其惯性还是如此之大，以致直到二十世纪，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接受这套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很多人的信仰，而且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无疑是一场浩劫，但从反面而言，对中国的进步也有好处，其中一点，就是让很多人醒悟了。
愈来愈多的人醒悟了！醒悟到儒、法等思想家的理论中的虚伪成分，醒悟到某些强者能人凭借“道德”、“智谋”、“气力”而成为统治者的真相，醒悟到这些强者能人自诩为“公的化身”以及“真理的化身”的虚伪性，醒悟到“公的代表”的实质就是私，醒悟到“公的代表”与百姓的关系实质上是私与私的关系，醒悟到这正是“大公无私”其虚假性之根源……。
由于醒悟，就转而寻找新的理论，寻找组织社会的新的指导思想，寻找组织社会的新的方式，一百多年以来，不少的人已经这样做了，如今还有不少人继续做着。人们在思考各种问题：譬如，“私”是乱的根源？真是这样吗？如果反过来，把争取个人利益看作“天赋人权”，如何呢？譬如，“人何以能群？曰分”，“得之分义也”（荀子语），要组成社会非要把人分成等级吗？如果反过来，寻找“合义”，即在承认每个社会成员“人格”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合约”、“契约”等等，达到能“群”，如何呢？譬如，难道要组织好一个社会，必须“以上制下”？如果反过来想，“以下制上”又如何呢？譬如，把“公的代表”，改成“公的仆人”，如何呢？譬如，说“争”是乱的起因，真是这样吗？如果反过来说，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正常的、自然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又如何呢？私与私不可避免有矛盾或冲突，怎么办？要有规则，但规则由谁来制定？由先王、圣人、君子？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益？谁来裁判？由先王、圣人、君子？还是由大多数人来制定、裁判？譬如，如果由大多数人来制定、裁判，社会成员数以亿计，行得通吗？有什么具体办法和程序？如果少数人不服，怎么办？如果真理恰恰在少数人手里，怎么办？……以上这些对于“公”以及有关“公”的各种问题之思考，对于如何组织社会的思考，跟儒、法两家的理论背道而驶，是儒、法思想家们的理性不可能触及到的；而且以上这些思考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涉及的方方面面既广又深，所以，这需要更高的智慧，需要更成熟的理性。儒、法两家的理论，与中国二千年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可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大改变，与此同时，也具备了使理性更加日趋成熟的条件，以上这些思考，是必然的结果。
人类理性更加日趋成熟的过程，总体而言，从几百年以前就开始了，中国人的理性更加日趋成熟的过程，在百多年前也开始了，虽然经过百年的曲折，但从现在情况而言，这个趋势正在加快，这正是中国进步的希望。
当然，还得说一句：儒、法两家的思想，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 寄自加拿大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