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附中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六年青少年时光，特别是高中的三年，让我终生受益菲浅。现在举几件小事说一下。
教我初三平面几何的，是刘建业老师。他很瘦、其貌不扬、很矮、还瘸了一条腿。每次他慢慢用胳膊夹着大三角尺和圆规、一瘸一拐从走廊里走来给我上课，背后经常有同学低低的嘲笑声，那些嘲笑是连我这样那时正处于没心没肺的阶段的半大小子都听来心痛的。但他总是不文不火地，用他特有的严肃声音开始讲课。刘老师擅长的，是一题多解。总鼓励我们在常规的思路以外，找出不常规的解法。他对常规解法的口头禅是：这个问题应该一分钟就解出来。而当他在课堂上给我们演示一题多解时，声音里隐藏着激动，音调也略略加快，仿佛他带领着我们发现了新的大陆。那一刻我领略到数学逻辑之精妙和激动人心，心里也跟着很激动，并且在以后的学习生涯里，总按照刘老师的教诲，从不同角度去想一个问题。而且在以后人生失意的时候，总想着刘老师慢慢用胳膊夹着大三角尺和圆规、一瘸一拐地走来的样子，那一点失意的心情马上轻多了，并觉得刘老师仍然在暗中督促我－－一瘸一拐地不断坚持仍然能够走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教我高一立体几何的，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杨文焕老师。进高中的第一个月，记得某一天午间冯刚同学淘气把粉笔都蘸湿了，让老师在黑板上写不出字，并且把长粉笔都掰断、和大家一起到处扔着玩。冯同学闹得正欢时，让突然进来准备讲课的杨老师一把抓住，并一下摁在教案上用手上的三角尺轻轻打了两下屁股。现在想来，杨老师是把我们都当做他的孩子。冯刚同学现在在美国也当教授了。想必杨老师也会因为我们这些他的孩子的成长而为我们高兴。
教我高一代数的，是孙曾彪老师。我初中时有些自卑，一考试就很紧张。高中代数的第一堂课就是摸底考试，我也一如既往地考砸了。孙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找出那份被我涂改得乱七八糟、被我的汗水浸透过、已经皱皱吧吧的卷子，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些题你全会，下次不要紧张，慢慢做。从那以后，我一下就放开了。而那是我们师生相处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事。
教我高二和高三外语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请来的陈德振老师。那时别的生都在背单词和语法，我们班的学生却在陈老师的课堂指点下按发音拼单词、和学陈老师为我们提纲挈领过的语法，在英语上下的功夫是事半功倍的。在课堂上，陈老师给我们讲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真实经历，看他照的国外的照片，讲学英语中的笑话，比如“father-in-law”不能翻译成养父、等等，使我对英语的兴趣浓浓。陈老师不仅教课好，而且与我们同学间的关系很好，每个节假日都邀请我们去他家玩，经常是一大拨同学一坐就是满满一屋子，一玩就是半天。
教我高一和高二物理的，是迟永昌老师。迟老师讲课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迟老师平常非常鼓励和喜欢我，不是因为我是最好的学生，而是因为我是最爱为难老师、最会问怪问题的学生。比如我有一次问：两个正电荷，相距一段相互静止，应该互相排斥；但从一架飞过的飞机上看，两个正电荷变成两条同向的电流，应该互相吸引；互相到底是排斥还是吸引？这个问题迟老师不能回答，他特地托人找市级优秀物理老师去问，后来还托人问大学里的教授，然后告诉我说这实际上是个相对论的问题，揭示了电磁学在经典物理中不自恰。迟老师不仅不因为被我有意当众难住而有任何不快，而且在课堂上老因我问的怪问题而大大表扬我。这也促使我决定上大学学物理。
教我高一语文的，是邱忠孝老师。邱老师第一堂课，就让我们每人按自己的想法不限主题写作文，结果我大胆写了个不符合那时作文政治和格式要求的，素描一个卖螺蛳的小贩、并带有感伤气息的作文；没想到我竟然得了个优＋，并让邱老师在课堂上大夸了一顿。以后，因为我看的杂书多，奇谈怪论也多，屡屡受邱老师的提携。而在那以前，我整个初中时的作文，因为政治上和格式上不合格，经常得中和差，屡次因为作文里的思想问题被班主任请家长，班主任后来甚至要求我每天写篇日记给党交心、由她审阅。邱老师讲课，跟说书一样，把他的人生经验也加进来，所以特精彩；而且是特别需要听众参与的那种，经常是他在上头大讲，底下学生们有问有答间插科打混，非常热闹。记得有一次邱老师讲古代朝廷是大官站在前面，以左侧为尊，那时我恰巧坐在最左边第一排，就大声插嘴说全班我最大，弄得全班哄堂大笑；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邱老师不仅不批评我们，而且还鼓励我们。我和邱老师的师生之谊持续了很久，大学毕业后出国前还专门去和他告别过。
教我高三语文的，是李裕德老师。李老师对中文语法的看法非常与众不同，认为中文的原始语法，与美洲印第安语相同，基于逻辑而不是用词顺序，比如日常中“你买鱼了没有？”“你买了没有鱼？”“鱼买了没有你？”“你鱼买了没有？”“鱼你买了没有？”都对，虽然后四种说法被语言学家分别归类于“宾语后置”、“倒装”、“动宾词组做谓语”和“主谓词组做谓语”；但用逻辑语法的解释就很简单了。相关的例子还有古汉语中常见的“使动”、“意动”等等。我那时听到这样的另类分析，有顿悟的感觉。可见北大附中的老师水平有多高，又多么富于探索的精神。
教我高三政治的，是史老师。我那时正处于青春时的叛逆期，兼年少不经事，一点也不理解在一个开放和变革的大时代里一个政治老师的难堪和心中的苦闷。我和冯刚同学天天在政治课堂上和他抬杠，他也只是回应批评一下我们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却从不训斥我们；我和冯同学一边继续在课堂上和他抬杠，一边自己俩人之间大争谁是“形而上学”谁是“唯心主义”。那时我有意不背政治答题，史老师看到我答卷上每次篡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而且屡教不改，甚至有时故意往期待答案的相反方向做答，就开始给我倒扣分，弄得我政治分数老是全班最低的之一。史老师几次和班主任一块约我长谈，不过他们一不请家长，二不指责我的思想问题，而是反复劝说我这样高考很吃亏，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高考时我发了几天高烧、头脑不太清楚，而且碰上只有选择题的高考政治试卷，最后高考政治分数竟然是全班正数第二。当我告诉史老师我的高考政治分数时，那一刻他真的是扶着眼镜、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了”。然后史老师马上祝贺我，认为我应该能考上我心仪的大学了。史老师还与我分享了他高考阅卷时知道的内幕：因为我们北大附中的另一位政治老师吴正禄老师出的两份高考模拟政治试卷百分之百地猜中了原定高考试卷中的政治答题，高考试卷临时换成只有选择题。所以我高考政治能考高分，助我上北大，完全是北大附中政治老师的功劳。
教我高二和高三化学的，是刘建贞老师。刘老师四十几岁，带个眼镜，是个白净文静的女老师。刘老师是一班的班主任，还是年级组长，按说应该是很泼辣的也很有官派的人，可她竟然像个小姑娘一样在学生面前爱羞怯脸红。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们上化学课，刘晓军同学翘着二郎腿，连两个椅子腿也一并向前翘着摇着。可能怕刘同学就要往后摔倒，刘老师在课堂上突然大喊一声：“刘晓军！你要四个腿着地！”马上全班哄堂大笑、久久不止，许多人几乎笑岔了气。当事人刘同学面不改色挺装酷的，而另一边刘老师脸和脖子都红透了，低着头，羞怯得仿佛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刘老师课教得挺棒，而且一直带我所参加的化学小组的活动。我的中学化学的知识，不是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是背出来的，而是在北大附中亲手做实验做出来的。可见北大附中那时的条件是超好的，而且高中老师也基本不向学生摆威风。
教我高一音乐课的，是张兴旺老师。她让我们学五线谱，教我们不是《军港之夜》这样的流行歌曲，就是《费加罗的咏叹调》这样的古典歌曲。这对我不缔是阵开启心灵的春风，特别是整个初中我都在北京优秀班集体里在全国优秀班主任带领下唱了三年《党啊，我的母亲》的这样的难听的红歌，让我升高中时对在学校唱歌真是烦透了。教我高中三年体育课的，是史连元老师。那时北大附中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而且高三为了给我们减压，几乎每节体育课都是在踢球打球、让同学尽情地玩。其实在北大附中玩出来的我们哪有什么压力！所有兴趣小组在高三下学期停了，我们就天天打球踢球到天黑。那年的世界杯大家照看。我高考的那场高烧，也是临考前的几天里冒雨玩得太疯了、兼心里还是有点对高考紧张所致。我想那时直到现在，高中还上这么多音乐课和体育课，北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在中国是很少的吧。
教我高二和高三数学的，是我高二和高三的班主任邓均老师。邓老师和同学之间特平等，平时称兄道弟，高三时还和几个同学经常互相敬烟－－他兜里总是装着红塔山那样的好烟，因为他不想互相敬烟时让他的学生吃亏。邓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时，班里特平等，事事都和学生充分商量。比如每次安排座位，大家一般自己选。结果是想听课的都坐在前面，想上课开沙龙的都坐在后面。我个子算中等，眼睛一点不近视，坐在第一排。我身后就是林昕同学，是个高个子。旁边是刘述同学，我们三都是个专心听课的学生。而且我们三人家住得近，平常也老互相串。这样的安排让我受益菲浅，让我上课时特投入学习效率很高－－据说我为了抢答问题，我经常把手积极地伸到老师的鼻子底下，而且经常不待老师点我就抢答－－但我自己那时太投入、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下课后我就有时间尽情地参加课外小组的活动、打球和看杂书，不用再太管课堂上的东西。
北大附中那时的特点，一是课堂作业很少，每天晚上我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做完。我们班最狂的尖子同学，据说课间就把作业都做完，一个学期都不把书包拿回家。二是几乎从不补课，包括高三高考前，下午仍然是三节课；高中的课程也按步就班，只是高三下学期的课进度比较快，最后留两个月的高考复习时间。而其它好学校补课多，一般把三年的课程两年就教完，然后花一年的时间复习、准备高考。三是学习凭兴趣，下午三节课以后有很多兴趣小组，几乎都是自愿参加。我也参加了诸多小组，有兴趣小组的那几天忙到很晚才回家。教我高二生物的，是孙言言老师，那时在带生物小组，邀请我参加了几次生物小组的活动，在校园里采集植物标本做切片，到附近的水沟里采集鱼虫观察，和到香山植物园辨认植物，等等。我现在自己有了孩子，才方觉出两个老师带领一帮爱说爱闹爱乱跑的半大小子出校门，有多么担惊受怕不容易。因为我初中那个全国优秀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我那时已经下决心不学生物，生物小组也找借口推掉了，希望这件事我没有伤孙老师的心。那时我还参加了和学业完全无关的美术小组，每次活动对着一束花或者一个石膏像，一画就是半天。美术小组里的杜红平同学画得最仔细最准确，孙欣同学画得笔触最干净；我画得最慢最差，但因为喜欢那个宁静的画画环境，就坚持下来。杜同学后来上了最难考的北大生物系、拿了美国顶尖名校的生物博士和博士后，又去转身当了画家。孙同学在学工之余似乎也一直没有放弃在艺术上的努力。我以后考上北大一个功课轻松的学物理的小系，继续我广看杂书、什么都去体验的求学生涯，把“大学是小宇宙”这个英文的原意发挥至极。看来北大附中诸兴趣小组那时发掘出来的我们各自的天性，是我们以后努力认真改变也改变不了的。
回想在北大附中高中的那三年，我们的老师不像那时其它好学校那样，按照一个模子刻好学生；他们没有把我们当要管束的未成年学生，而是把我们当做有自己思想的成年人。北大附中那时独特的条件，就是老师中有些是从北大被贬下来的。另外，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几代中国最优秀的中学生没有机会受到大学教育（或者真正的大学教育），他们成了我们这一代中学生的老师，也把他自己的希望和对生活的体验真诚地教给了我们。北大的老师和北大毕业的众多老师，给北大附中带来北大的学风。北大附中高中诸老师以平等的态度，为我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地成长。这甚至已经不是素质教育，而是天性教育了。这在坚持中学教育里分数是硬通货的中国，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能只是让我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点。
北大附中，我的母校－－我感谢你！
２０１６－０３－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