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国内大V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声名鹊起。那个年代，国内众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归，目标和思路看似是相当一致的：维权人士致力于通过个案消除公权滥用和社会不公，乙肝携带者抱团争取平等待遇，“家庭教会”如野火春风越做越大，“独立候选人”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积极参选……但没过十年，当这些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打压之后，自由派阵营内部开始不断发生分化。短短一二十年，中国自由派已经历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道扬镳，主要表现在激进派“打横炮”，指责改良派贩卖“虚假希望”。后来曾发生女权主义者爆料国内公知界的“潜规则”，某些公知则指责女权运动配合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最近的动向是自由派当中信奉“保守主义”的人群指责“白左”的“政治正确”，自由派之间的分歧从国内事务转向对国外尤其是美国政治的不同立场。

部分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日渐沉闷，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关注焦点转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而美国政治的左右极化加剧了国内自由派的分裂。川普当选之后，反川派和“川粉”变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动宗教自由的人士开始颂扬“福音派的胜利”，保守主义学者则大力推荐《美国秩序的根基》并强调美国立宪的基督教基础。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地抗议风起云涌，其中也发生了一些打砸抢行为，引起了许多华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迅速情绪升温，Black Lives Matter被贬译为“黑命贵”，支持种族平等的正常言论被斥为“白左”的“政治正确”……

自由力量的分裂当然是极权喜闻乐见的。社会的一盘散沙既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也是极权得以继续维持的条件。对于当代中国，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开始从极权中走出来不过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绝大多数时候虽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国民们并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没有实践，许多想法不过是耳边风，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并没有切身体会。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场、观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扎根的。种族主义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视者回怼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观对他人乃至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张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权压迫或被压迫者的回击时，才会认识到政教分离才能保证社会和平;只有当“独立候选人”竞选成功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才能看到选举民主和议会政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图章”……当人民没有机会自由实践并相互纠偏的时候，许多道理争辩不清，他们会停留于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战，无法就某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契约性承诺，共同对抗极权。极权得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欢呼。它打谁都能获得社会支持，自己则得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办法是在威权式微、管制松弛的转型国家允许相对自由的政治实践，让人民慢慢适应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国的政治实践可遇不可求，关注国外政治发展也算退而求其次。虽然对美国政治事件的关注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提前暴露出国民在拥抱自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减少内耗，为今后转型机会到来之际少走弯路、少栽跟头做好思想准备。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实没弄清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判断，否则水只会越搅越浑。自由派在判断国内问题时，立场大都一致;毕竟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是经历了本国历史和现实的“过来人”，对本国问题的实质不会有太大认知偏差。但在判断欧美的人和事，却常常打得不可开交，可见这个问题在国人判断外国政治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这也正常，因为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或全面阅读的经历，多数人对国外的了解限于网络或微信等途径传到国内的中文介绍，而这些资料及其阅读本身可能带有高度选择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现象。譬如国内许多自由派是撒切尔和里根经济学的拥趸，但是他们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后果?恐怕许多人原来就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阅读的都是对保守主义说好话的文章，对批判性的文章则视而不见或简单归为fake news。但同样这个人如果在欧美长年生活过，对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有切身体会，就未必会像他这样认同保守主义。因此，国人对国外政治的立场很多时候是以一厢情愿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断。

这种情形在国内、国际“左”“右”对接的时候尤其常见，也更为严重。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奉行极左，反“左”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国的极左和西方的所谓“白左”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左”、“右”本来就是复杂而混乱的标签，弄不好会张冠李戴甚至化友为敌，让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失去一半国际盟友。遗憾的是，国内一些自由派恰恰犯了这个错误，误以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极左，造成反“左”的“扩大化”，并在指责“政治正确”的同时，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反对种族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宣传特定宗教的正确伟大……这种倾向当然是危险的——如果为了反“左”而把自己变成极右，那么“自由派”就得打引号了。在造成认知混乱的另一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误以为自己和国内的“新左”是一路，不小心也会滑入极左的圈套。

于是，中西之间的“左”、“右”对接变成了一场跨洋误会。这场误会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反极权的同盟军，而且已经产生了自由派内部的价值观混乱，甚至可能改变“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国式“自由主义”反对平等、反对“一人一票”、反对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基于宗教理由至少反对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张某种特定信仰成为国家正统，那它还剩下什么呢?

一、上下左右——两套坐标的错位

我们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国革命。当时，坐在三级议会右边的是支持旧体制的保皇派，坐在左边的则是雅各宾派等“第三等级”代表。左翼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国革命的本质是作为社会底层的“第三等级”推翻王权、第一(僧侣)和第二(贵族)等级等特权阶层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平等、推翻一切形式的等级压迫。由于左翼目标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过体制内的手段实现，因而在策略上倾向于激进，容易铤而走险、主张暴力革命。右翼则显得相对保守，主张维持现有体制，至多通过渐进改良修补体制的不足。

法国革命时期三级议会的左右之分。

到19世纪，左翼分化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极端派别。二者的目标其实大同小异，都要求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差别、无国家、无压迫的大同社会，只不过马克思尤其是列宁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是欧洲左翼的主导思想，但是到19世纪后期，德国的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人告别革命、转向改良，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政治维护广大工人的权利。同时期的美国则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义学说影响，出现了工会主义、进步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等不同的左翼派别，认为只要通过财富再分配即可实现社会平等。

经过20世纪两次大战之后，苏联、东欧和中国先后建立了马列主义政权，欧美国家则进入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时代，其基本特征是宪政民主+国家干预+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后现代主义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别，其主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致，都是反对某个意义的等级压迫、实现更广泛的平等：世俗主义反对教会等级的当代残余，女权主义要推翻男权压迫，同性恋挑战传统婚姻法对他们的歧视，动物保护主义要维护动物不受人类虐待的权利，环保主义则强调人类对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权……当然，这些国家也存在个别反体制左派，譬如英国的托洛茨基派继续宣扬武力夺权，美国的环保恐怖主义用暴力伤害人身或破坏财产来实现环保诉求，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被边缘化了。

经过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调整，欧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宪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彻底放弃了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左右之争还原了法国革命早期议会政治的本来面目，变成在自由言论+选举政治下理性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各自立场的政策之争。也只有在宪政民主框架下，谈论“左”、“右”才有意义，不同立场才能通过言论自由充分表现自己，并通过选举民主将政治诉求转变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不同，但共享一部社会契约并承诺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则，其要素有(1)维护思想、信仰、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反对基于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视;(2)对议会和行政首脑实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选举;(3)实行司法独立、行政中立，后者包括公务员、警察、军队。左右之争变成求同存异的和平竞争，各自利益、立场、观点不同，却共享社会契约通过宪法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和制度。

在宪政转型失败的国家，所谓的“左”、“右”则变成有异无同、水火不容，非要通过暴力斗争乃至内战决一雌雄;胜利者不仅树立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而且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政体。1917年，苏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极左并堕入极权，而且左翼极权比右翼更为彻底。这是因为极左(至少名义上)追求社会大同，比极右更加乌托邦，尤其是财富均等与“生产资料”国有化，而这样的理想通过和平改良无法实现，只有通过暴力建立高压政权才能强制实施;理想和现实差距越大，极权越彻底。这在我的长文“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而极权一旦建立之后，极权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识形态斗争蜕变为独裁者个人的权力斗争;不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清楚体现了这一特点。虽然极左口号天天喊，但当真的人越来越少。事实上，极权政体为了现实统治需要必须进行有限妥协，官方政策和宣传都得向中间务实立场靠拢;政府不仅整治右派，而且也经常打压仍然保持极左理想的左派。这在“文革”后期乃至中国今天都是常见现象。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纳粹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他们当然通常被归为极右，因为他们的鲜明特征是反共、反犹、反民主，执政期间确实对德国共产党进行了严酷镇压，但纳粹的正式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919年之前，它就是简单的“德国工人党”;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分，主要是为了吸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成员。虽然纳粹统治期间国有化了某些工业，但是完全不像共产党那样将公有制当作终极目标。因此，纳粹的“社会主义”成分确实不多;事实上，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理念。对于纳粹来说，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德国人，德意志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值得赞美。希特勒等纳粹领袖本身也明确否认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开弓”，同时狠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而要在二者之间走出个人服从集体、经济服从政治的第三条路。老纳粹是保皇派，被迫逊位的威廉二世一度支持纳粹党;新一代纳粹则更致力于推翻魏玛共和，建立极权政体。

事实上，纳粹内部存在左右两个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与企业界和好，激进派戈培尔则反对犹太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强调纳粹的无产阶级底色。1929年“大萧条”之后，党内保守派势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见工业巨头，要求他们帮国家渡过难关。企业界为了防止社民党或共产党上台，也积极配合纳粹。到1933年上台，纳粹已获得钢铁、煤炭、化工、保险等支柱产业的坚定支持。希特勒要求党卫军暴力清除党内左派势力，但是党卫军领袖罗姆有自己的反资小算盘，结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为反犹而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样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认为不平等和等级制对民族更有利。他数次赞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为后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犹太苏共领袖。总的来说，纳粹意识形态的基调是种族主义、英雄崇拜和极权国家，因而属于极右。但是如纳粹领袖公开表示，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极权国家推行德意志种族至上、民族主义并消灭犹太人。

因此，一旦“左”变成极左或“右”变成极右并成功建立极权，那么原先左右的横向立场分歧即转化为支持和反对极权的纵向制度之争。中国广义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进、保守之分，但不论什么派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对极权国家。实际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与平等，为社会大众和弱势群体说话，因而未必都能被归为当代西方意义的“右派”。这是因为西方定义左右的标准和中国不同，和国家无关;竞选投票之后，国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权，也可以由右派掌权。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也实行一党专制，但是因为内忧外患，政治统治的权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彻底的，社会仍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因而那个时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产革命的是极左。等到共产革命成功，极权国家稳固确立，中国的左右则是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来知识分子对政权潮水般的批评，次年统统被打成“右派”，而实际上他们和右派立场未必有什么关系。“右派”的意思是这个政权本来是左的，所以批评政权就成了“右”。当然，政权追求的许多政策本身为左，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反之则自然为右，如包产到户。但在一个左翼极权国家定义左右的根本标准是对待政权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是毛泽东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倾机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体现了极权统治无所谓左右。

因此，当代中国的左右就是这么来的：国家先在那里，成了左右的参照系;反对国家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极权国家的就是“左派”。当然，中国的“左派”也是一个复杂的谱系;思维仍然停留于“文革”时代的“毛左”认为偏离毛主义的邓式改革是“极右”复辟，体制内的“左派”则多为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拥护国家主义和一党专政，服从体制并期望从中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并不认同平均主义或公有制，除非能给个人带来好处，因而显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发表的“中国式自由与民主的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一文中把中国左派分为六种，其中也有一种类似于西方左派，尝试通过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实现左翼理念，而当局很可能把他们归为“右派”;其余几种则都是极权主义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开。

总之，宪政民主下划分左右的标准是对待平等的态度，极权政体下划分左右的标准则是对待极权的态度。划分标准不同，左右的意义和阵营的性质自然也不一样，中国的左派不等于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于西方的右派。我一直在提醒注意“此岸”与“彼岸”之分：我们仍然生活在极权阴影下的此岸，他们则生活在宪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此岸则首先无所谓什么左右，极权就是“正确”的标杆，凡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左派”主流附和极权，“右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国内老一辈学者如郭道晖、谢韬、高放等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属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左派，但是这里的当局会把他们纳入“右派“阵营。由此也可见，“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右派”同属一个阵营，共同反对极权国家。

二、西左是极左吗?

然而，在简单化的极权思维长期影响下，中国不少右派却混淆了西左和极左。极权之“极”不仅意味着极端，而且也意味着极简——好像什么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无问东西。中国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国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国右派理所当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一起，把自己自动归属于美国共和党或英国保守党阵营，好像只有欧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则和国内极左一样是自己的对头。近年来，国内右派对“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口诛笔伐不断升温，不少右派对“白左”的鄙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中国极左的鄙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是 “学院派”，我认识的欧美人士大都也是学院派，而欧美学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谓“白左”，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例外。过去数十年，孔杰荣、黎安友、林培瑞这些响亮的名字一直和呼吁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批判极权体制的文字联系在一起，而他们都是“白左”，一个体现就是他们都对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人都很好，也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对中国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有时候犯糊涂，会不会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觉得中国体制也不错?这样的人其实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律学者中我没有遇到。孔杰荣帮助陈光诚在美国落脚，黎安友编辑出版了《天安门文件》，林培瑞亲自陪同方励之夫妇去美领馆避难……这些人都长年进不了中国，能“左”到哪里去?即便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对中国事态的性质可能有那么一点误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们解释清楚的。至少，他们所有人都对八九事件立场鲜明，并真诚希望中国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岂能和国内的极左等同视之?

至于西方学院派对右翼政治的批评，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抱着中立旁观的姿态为好。我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5年，但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外国人。现在已回国20年，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为生疏，更不敢轻易下判断。我的朋友中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偶尔谈起政治，说实话，我认为两边都有些道理。国内许多自由派把民主党当成共产党，让我很诧异。我们可以看一下，民主党内最左的桑德斯是什么立场。他自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被很多人认为要在美国搞中国式“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桑德斯的国内政策主张劳工权利、车间民主、普遍单一医疗保险、大学免费、“绿色新政”——为解决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对外政策则主张裁军、更多通过外交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议、国际经济贸易更多考虑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他在一次访谈中解释了自己定义的“社会主义”：

我并不相信政府应该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拥有生产资料，但我相信为美国制造财富的中产和工作家庭值得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应该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国繁荣、投资、增长并创造就业的私有企业，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国关门大吉而跑到国外通过剥削低薪劳工增加利润的公司。(1)

简言之，桑德斯就是一个“北欧模式”的拥趸，北欧搞的就是他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比美国“左”，但显然既不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或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据说他的“社会主义”在美国大学生中间有许多粉丝，这真的很可怕吗?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国家”、“专政”。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是否平等或穷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国家做什么、怎么做?国家是否尊重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有没有“真普选”?司法是否独立?……只要不通过国家用“专政”手段强制实行，什么主义都不可怕。

有一次，北大请挪威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讲座。我对北欧模式很好奇，想问出一个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秘方”。但问来问去，最后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无奇——挪威就是一个类似德国的宪政民主国家，只不过社会福利和富人缴税更高一些，在新闻自由、选举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而已。国内许多自由派迷信美国，以为美国什么都是世界最好——它显然不是。你去看一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较值得信赖的年度调查就知道，美国不仅人均收入并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标上也一直落后于欧洲“白左”国家，“北欧模式”则长期高居榜首。当然，你可以质疑高税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续，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些都是论证很复杂、答案不确定的问题。你显然不能把“北欧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划等号，好像哪天桑德斯上台就是美国末日似的。

总之，作为一个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的外国人，你替他们着什么急呢?为什么一定要站在非对即错的立场上，为某一边无条件站台?其实，假如我是在大学教书的美国人，我也大概率地会加入左派阵营。这是因为美国相比欧洲偏右，往往体现为自由过多、平等不足。这次疫情扩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体现了自由过度导致的问题。许多美国人不愿意放弃一点无足轻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结果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则体现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间因为种族主义而过度执法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追求公平正义、批评公权滥用是一个学者的天职。这和我在中国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批评中国人权和法治倒退、主张思想与言论自由、主张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反对形形色色的歧视、呼吁保障失地农民和被拆迁户的财产权……在美国，这些主张往往会被归为“左”，但是在中国，它们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们有什么必要以中国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记，我们要反的是本国的极权，而不是美国的左或右。在任何宪政民主国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极权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反他们当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并失去其中一半的反极权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极权阵营中的一员——极权的对立面是宪政民主，反对宪政民主中的一翼，无论左右，岂不是很容易走到宪政民主的对立面吗?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真实危险。弗洛伊德事件发酵出华人圈里相当普遍的种族主义情绪，即说明纳粹式极权主义病毒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华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贬译为“黑命贵”，而他们反对这场运动的理由在宪法甚至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这个立场本身没问题，但用它来反对BLM就搞笑了——事实上，它和BLM是同一个立场;之所以有人主张BLM，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生命遭到轻视，所以才强调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对尊重其他人的生命。一场运动当然要重点突出，没有必要以包罗万象、一贯正确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现。很多人把BLM等同于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但任何游行集会都有可能伴随暴力，过去一年的香港街头抗争也出现过暴力，但显然不能把暴力和游行集会划等号，否则就陷入了两难：不是采取“双重标准”，就是采取极权逻辑，像大陆公安那样70年来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批准任何集会。正确的态度显然是谴责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论与集会自由，而不是以种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不喜欢的观点也有表达自由，否则就成了极权逻辑的拥抱者。

许多华人对这场运动的态度部分源自其种族歧视意识，部分也因为他们对川普政府的无条件认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对这场运动的许多表态是不合适的。譬如川普本人屡次指责BLM是“叛国行为”(treason)，简直是总统版的“朕即国家”。司法部长巴尔则在Fox电视台节目上称，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间，以第一修正案为护身符，“绑架”运动并策动暴力，却没有展示任何确凿证据证明BLM出现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动的。(2) 他还说BLM就是民主党的政治阴谋，目的是把川普搞下台。在民主国家，这有什么错吗?哪一次运动不是带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至于巴尔说民主党“放弃传统价值”，把政治夺权当作“世俗宗教”、“是对宗教的替代”，则更是离谱。司法部长这样讲只能表明自己不称职，连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作为司法部长，他唯一该问的问题是BLM运动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没暴力就容忍，就这么简单，和什么“宗教”、“传统价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点关系。事实上，他根本不应该在Fox这样右翼倾向如此明显的平台上发表言论。也许川普可以，因为他毕竟是政治人，尽管这样做也有失风度;司法部长更应该体现政治中立，不能让政治利益压倒自己的宪法原则，而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问题所在：左右分歧本来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线是维护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世俗国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则，这一届政府却常常公开不尊重这些原则。

因此，我们一定要抛弃一种观念：“左”就是错，“右”就是对——在中国，这是对的，因为“右”就是反极权;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这是不对的。在宪政民主体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要认同并践行前面提到的社会契约中的政治自然法则，即属于宪政民主体制;反之，则属于威权乃至极权政体。极权国家违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这是每一个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现象。我们不能用极权国家的左右去对接宪政民主的左右。宪政民主的本质正是让不同立场和诉求通过言论自由表达出来，通过选举政治占领国家权力舞台。

三、评价左右的坐标系

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场当作自己的参照系，以为反“左”就是天然正确。我注意到一种认知错觉，姑且称之为矫枉过正或“反作用力”：我们在反对什么的时候，好像在推着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觉往相反方向滑动，还停不下来，一直滑到和它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我们一开始反极左，譬如平均主义，反着反着，自己不知不觉跑到极右阵营里去了。下面会看到，矫枉过正似乎是各国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宪政民主国家，仍然会有不少人不满现状。这本来是进步社会特征，先有不满才会有不断的进化和改良。只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不满可以自由表达，再通过选举和立法实现改良。在专制国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进情绪蔓延。对极左不满延伸为逢左必反，连带宪政国家的正常左派立场也反，而且把他们混同为极左，从而把自己变成极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极端判断意味着判断者的定力不够，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标准。我们不应该以任何人或事作为自己的标准，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则为衡量标准，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则为“定点”，这样才能有定力。

我们的“定点”就是宪政民主、社会契约、政治自然法，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标准。我们反对平均主义，但是不能变成反平等、纵容种族歧视;我们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变成只是某个教派的“自由”，或对特定教派掌握国家政权欣欣然，否则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们反对“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选、反“一人一票”……事实上，所谓“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实际上违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则的口号或做法，譬如越过政党和传统媒体，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和大众选民建立直接联系，这种做法和“元首独裁”何其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我假如作为美国人投票的话，很可能不会把票投给川普，因为他从上台伊始就敌视一个新闻自由国家的新闻机构。

国内许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我也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国际和国内事务应该一分为二。中国自由派很可能会“投票”给他，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最近的美国态度急趋强硬究竟是川普团队国际战略的真实流露，还是利用疫情之后的美国社会情绪来扭转选情逆势的应急之举，只有等到11月大选之后才能揭晓。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不再停留于外交辞令，而是落实到贸易制裁等“实锤”。这显然比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权对话”、“法治对话”实在，但是要把川普当作中国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过高了。中国因为改良无路、革命无门，国内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极权，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国当“救世主”的心态。

问题在于，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国的救世主，除非双方存在直接而稳定的利益对抗。尤其是民主政权肯定会首先关注国内民生，而不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钱到处“撒币”或充当国际“共运领袖”，因而从来不会把别国的问题作为重点首选。川普的好处是有商人的实在，明确提出“美国优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较真诚。然而，利益也是随时可变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长期不可调和的冲突，并非先验决定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双方策略互动;如果双方认知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川普政府的对华策略也会相应变化。更何况如果中美关系长期恶化，那么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是长期稳定的，没有必要把我们对美国的期望寄托在某一个党派甚至某一个人身上。事实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谁对华更“狠”，谁就能赢得更多选票。当然，两个人上台之后实际对华政策如何，都只有上台一段时候之后才能确知。总之，美中关系取决于两国对核心利益的认知，民主共和两党对此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民主党绥靖、共和党强硬只是华人“川粉”的想象，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对于欧美国内政治，我总的态度是没有必要投入太深。毕竟，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利益关切，也不够知情，因而没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的左右、得失、对错。无论谁在台上，我一般会尊重民主政治的选择结果，除非他的言行明显触犯了“天条”——违背了政治自然法。毕竟，这个人得了那么多选票，尊重选举结果就是尊重多数民意。在一个言论自由、信息相对充分的社会，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多数人的选择?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国人经常只能靠一些花边新闻了解美国政治，难道他们对美国政治的判断比多数美国人更值得信任吗?当然，选民也会犯错，但是必须有明显证据表明他们确实做出了错误选择，而且这种错误是大面积、系统性的，足以使一个错误的人选赢得大选。选举体制本身也会发生扭曲，不一定每次都能保证多数人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譬如因为美国的选举院制度的“胜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总体选票就不如希拉里，但是毕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选举选错了人，也没有必要替人家着急，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下，坏人做坏事并不那么容易。更何况过几年还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大不了把他选下台甚至提前弹劾掉。总之，我们要相信宪政民主的选举结果和自我纠错能力，不要轻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断。

对于宪政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策，也应当采取同样态度。事实上，理性选民选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一个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欢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欢他，主要是因为喜欢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兑现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对他代表的政策满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战后，美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许多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自由派对此愤愤然，认为这就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的“社会主义”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问题，民主政治也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但是国内保守主义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认知基本上停留于哈耶克的学说，恐怕远不足以对当代民主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批判，因为我们的判断无非是出于对计划经济的憎恨，但人家的经济制度显然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言之，我们知道的这点道理，人家一定也早已知道。他们有那么多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参与政府决策，也都能自由发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论，为什么都没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议呢?我们反对极左政策，问题是人家的政策并非极左，而只是有点左，而且这么多年来，经过这么多届不同的政府，他们对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较精细的权衡。对此只了解一点皮毛的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隔空判断那么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会，各种利国利民的学说都有机会成为自由表达+选举政治成为国家政策。如果你一直怀才不遇，也可能是社会对你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方案本身不靠谱。既然这么多年、这么多国家都没有将哈耶克的学说作为治国之道，我只能说，他已经有过机会，但是很遗憾，他的学说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人认为是可行的经济政策。至于为什么，你可能需要至少读一个经济学博士才能知道原委。当然，他的学说对于批判和反思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战后主流经济模式仍有价值并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价值一样，但他们的拥趸必然只是小众。至于国内为何相当多的自由派将哈耶克学说奉为圭臬，可能是选择性引进和阅读范围有限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是危险的。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经只读马克思(绝大多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读了那个“宣言”)，所以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结果众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质和信息条件，我们不能这么自我设限。如果你至少从斯密到凯恩斯都通读一遍，最好能听课、做笔记、阅读关于他们的评论文章，最后仍然认为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学说最有道理，那我认可你的这个判断是负责任的。而要经过这么一圈，我说要读个经济史博士并不夸张。如果没有经过相当广泛的阅读和比较，只是出于某种想象就确信某个学说为“真理”，那么这种“确信”很可能只是对错误的偏执。

总之，我们的坐标系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场。我们不能出于某种原因，用宪政民主体制下某些人(譬如总统)的立场为参照系，去衡量这个体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场。这种在“参照系错位”之下产生的评价必然是偏颇的，尤其在美国两党政治本身已发生极化的情形下。如果我们以川普的立场为参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阵营中的最右翼，那么这么看左派立场必然是极端激进的，甚至和共产极左立场差别不大。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民主党和共产党没有差别，那么我们也会错误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们和极左本来差十万里，和西左本来也就差二十里，但是如果我们用十万里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们自己放到十万里之外的极右立场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干预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须回归宪政民主的原点，而在那里，西方的左右离我们都不太远。

四、右派认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内右派对“白左”如此不齿，对“白左”的鄙视程度似乎甚至超过了对国内极左?除了上面所说的认知简单化和不同参照系下左右对接错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维的因素?骂政府显然有风险，和极左互怼多少也有点风险，或觉得不值，弄不好删帖、封号。骂骂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左”，过过嘴瘾，则一点风险没有。网管看自由派内部互撕，也乐得让你们继续撕裂下去。当然，国内的事情没法说，说说美国政治也算是一种历练，问题是要把对象找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廉价发泄。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认为自由派的认知错误是极权体制下的“逆向洗脑”造成的。极权宣传机器每天都在传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脑言论并屏蔽对立的观点和信息，确实将多数国民变得政治判断上变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没有基本事实作为合理判断的依据，也没有任何理性论辩的逻辑和习惯。极权体制正面洗脑的结果是产生一大批头脑短路的愚民和别有用心的“五毛”，他们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疯狂的领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饥荒、“文革”等无与伦比的人为灾难。即便你把连篇累牍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拒绝面对。绝大多数人出于恐惧、懒惰或愚昧，甘愿被极权宣传机器洗脑，放弃思考、乐得“装睡”，充分体现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面对这样一个弱智而极端的庞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厌的洗脑包围着，某些压抑愤懑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辩论的适当对象，也无从培养自己的理性辩论习惯，因而反极权的思辨模式也变得极简化了。他们大都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反体制，但是对宪政民主尤其是国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太多认识。事实上，他们受极权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思维模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和“阶级斗争”类似的简单善恶观，敌友之间界线分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敌人……极权体制下形成的这套极简化思维在国内是够用的，因为反极权总是不会错的，但简单移植到国外就不够用了。六十年代，法国左派很欣赏极权中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还亲自在大街小巷发“红宝书”。他们的逻辑就是对苏联很失望，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在和苏联唱对台戏，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实，他们除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外，对红色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今天的中国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样性质的低级错误。欧美左右之争的是非显然不像极权—反极权那么截然分明，双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过头。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以一贯正确自居，那样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长期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极权的习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过于自信。平时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辩论机会，而基本自由的缺失并不妨碍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象为一贯正确的上帝——在政教合一国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无神论国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来，你是正义的话我就成了邪恶，自然是不会留有宽容余地的，正常的观点辩论很容易上升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击。左右之间水火不容、极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圣化，把对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体。这种话语形态在自由派之间也是相当常见的，可见许多自由派也没有养成真正的宽容习惯。经常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挂在嘴上，其实只是体现了革命公知式的轻浮——既然你已经坚信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他的言论自由还值得你“捍卫”吗?这种话听上去就是显得你“大人有大量”，可以“宽容”别人的胡说八道。这种“宽容”本身就是自以为是的傲慢。

如胡适所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宽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判断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并不比普通人更“正确”，因而不得对人民灌输“正确”价值观，其行为必须接受合宪性与合法性检验……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人民内部、左右之间——不论你我是谁、持什么立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都得有这个自知之明：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当然自认为是正确的，但我得承认，你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因而双方都要为平和辩论留出空间。也许我们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遗余力地批判极权体制，但是这种姿态对接到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左右论争就不合适了。许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适应坐标系的转换，到了西方场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对待左右立场，不能为不同立场保留应有的宽容空间。

除了思维极简和过度自信之外，极权国家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是喜欢夸张和走极端。任何体制都会有问题。传统礼教当然有问题，于是就有人概括为“礼教吃人”，进而全盘反传统;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可否认存在着剥削和贫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动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国家鼓动实现社会主义。很不幸，近代的极端主义列车都被中国赶上了，一直把我们带到左翼极权。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要延续同样的习惯，因为福利国家有问题就要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福利的国家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维可以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经济，是要让经济竞争变成一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斗争，趁早把那些弱者从物理上淘汰掉。这样的民族才能变得更加强大。既然民族强大是目标，国家在有所不为的时候是否也可有所为呢——譬如对人种进行优生试验?正如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走向左翼极权一样，“放任自由”离极右也只有一步之遥。同样可怕的是左有问题就极右、右有问题就极左的思维习惯。它不只会让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走偏，而且会让我们在反对平均主义的时候走向歧视、反对无神论的时候忘记政教合一的危险、从反对“多数人暴政”变成反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我们反对一个方向上的过度，却用力过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不仅未能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有效质疑和制衡极端言论，反而通过一个个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极端观点抱团取暖、提振自信。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比较政治学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一文中，将“定制信息”作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先美国选民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三大电视台，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事实基本上只有一个版本。1949-87年，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实施“公平主义”(fairness doctrine)规则，要求广播公司执照的持有者以诚实、公平与平衡的方式介绍有争议的话题。但1987年里根执政期间，FCC取消了这一政策;2011年，在《联邦法规》中删除了实施“公平主义”的行政规则。随着联邦政策的变化，美国媒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偏离了政治中立的职业规训，尤其是出现了大量政治右翼“脱口秀”。加上网络时代的信息来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实也出现了多个版本，不同意识形态光谱的选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变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两种动物，没有共同语言和认知共识。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据自己愿意接受的政治认知，渐行渐远、日趋极端。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的进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现代媒体出现的早期，民主共和两党都有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些老报都曾经做过“党报”。后来随着媒体商业化，逐步脱离政治依附，变成独立报纸。现在，部分媒体又带上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对美国选民的政治极化推波助澜。

相比美国，中国官媒当然都历来“姓党”，但是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发展一度为中国新闻自由化带来一点希望。我原来十分乐观，现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体的自由化，但是发现也不能过度乐观。博客、微博被封杀后，微信成为信息和观点传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价值观相近的同道群，同质化程度很高。不恭维地说，微信群里的各种假消息横行无忌，尤其是许多关于国外的消息很难核实，因而极容易以讹传讹。一个在右派微信群广为流传的帖子称：“川普一任的白宫工作人员比奥巴马任期少140人。如服务于美国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员就减少了39人。梅拉妮娅只用了5名工作人员，而米歇尔则用了44人。最后的结论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一个好榜样”。

由于这则信息经常被用来证明“白左”的“虚伪”和川普的“伟大”，我专门上网核实了相关说法。川普上台，总统任命的高官人数确实显著减少。但是一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责川普对该任命的官员不任命——部分可能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对体制内人员不够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要太多职业官僚束缚自己的手脚，致使必要的联邦职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宫工作人员也有所减少，但其中某些是职能部门。譬如2014年，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之后，奥巴马在白宫国安委之下设立全球传染病防疫应对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总统身边没有对全球瘟疫、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向他直接汇报的专职官员。另一方面，白宫规模和预算虽然有所减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宫有领薪的工作人员418人，比奥巴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娅有工作人员11人，米歇尔有24人——确实差了一倍多，但并不像帖子说得那么夸张(还有帖子说梅拉妮娅只用了1人)。奥巴马执政的白宫平均年度花销差不多是4300万美元，相当于其2016财政年度的水平;川普执政头两年平均不到4000万美元，但2019年也达到4200万美元——是省一点，但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门人员，不一定能把活干好。(3)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则假消息让许多中国右派都认同帖子最后的结论：总统是“全美人的好榜样”。这样的认识和“毛左”的“伟大领袖是全国人民的好榜样”有多大差别呢?由此也可见，“右”不等于正确。事实上，极右的思维模式和极左高度相似。要避免这种低级错误，只有把属于事实的还给事实，不能只捡自己喜欢的新闻看，对自己不喜欢的事实采取“选择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会形成一个一个封闭、偏执、极端、意淫、彼此不能对话的群体。今天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竟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现象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的，长期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确定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之后，另一则右派群里传得很欢的帖子说贺是如何的“左”，其中一条是说她在任加州检察官期间决定，价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盗行为一律不追究。2014年，贺锦丽任加州司法部长的时候，加州确实公投通过了一个第47号提案(加州比较爱公投)，把价值950美元一下的偷盗及其它一些非暴力犯罪从“重罪”(felony)变成“轻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资源集中在更严重的暴力犯罪，并减轻一直人满为患的加州监狱的压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宝贵的资源，因而这类改革是任何法治国家都必须作出的权衡。如今实施了五六年，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长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数据说话。如果得不偿失，大不了加州选民把它废了就完了;现在第47号法案还没有废，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说得那么可怕。事实上，贺锦丽本人并没有对第47号提案公开表态。在民主国家，不论再大的官都没有能耐决定某一个法案的生死，有什么理由把这个账算到她头上呢?只要搜一下贺锦丽的维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场，为什么要轻信这些张冠李戴的谣言呢?中国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谣言”确实常常是“遥远的预言”，但是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或对于中国政府没有动机限制的言论(如贺锦丽的政治外貌)，也动辄信谣传谣，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与“政治正确”

如果说中国右派误以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对手，那么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质同样的错误：误以为中国左派是他们的朋友。结果是太平洋两岸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误解相互激励：你瞧，“白左”就是极权的盟友，所以中国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义结盟嘛!

这当然是误解，“白左”不是极权主义。西方左派虽然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至少二战之后即不仅抛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而且也抛弃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进社会主义学说，转而接受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司法独立、选举民主等宪政基本原则，而只是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正义、财富再分配等平等主义主张。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宪政民主体系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宪政民主阵营的主力——民主当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当然，我们不需要认同他们某些具体主张，但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双百方针”：只要在宪政民主的底线之内，任何主张都有发表和传播的自由;至于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由选民自己甄别。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基本逻辑，其“底线”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动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国宪政法院曾两次取缔政党——一次是极右的纳粹党，一次是极左的共产党，理由都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党纲、组织结构和活动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国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这个底线之上，“白左”也好、“西马”也好，都是宪政民主阵营内的盟友。

当然，西左也有西左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况，可能误以为中国左派和自己是一回事，都追求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固然，中国左派也都把均富挂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视了中国“左派”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在2017年访问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时候，一位印度裔美国社会学者问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国内有没有“安全问题”?我在错愕之余告诉她，汪晖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的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的。即便要问什么“安全问题”，那要问的也是秦晖，而不是汪晖。可是，那里好像没有人知道秦晖，却有许多人知道汪晖，后者俨然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代表，还不止一次和哈贝马斯一起获奖。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够。你看，国家资助的所谓“中华外译项目”就对外推广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学者一般没有这种资源，出于各种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够，这是事实。但这种状态和西左不了解也许不屑了解中国知识界现状乃至政体本质也有关系。

其次，欧洲左派学者当中有些人不只是一般的不了解中国现实，或是为了吃中国研究这碗饭而被迫沉默或说中国的好话，而是他们对极权体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许他们混淆了民间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对中国文化的爱投射成对中国制度的爱;也许他们有某种梦想在欧洲实现不了，希望并误以为它能在“中国模式”中得到实现。2015年夏天，我在“后马大本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加研讨，做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的报告，能明显感觉到某些参会者的不悦。不悦什么呢?人都是有盲区的。德国深受纳粹之害，但好像共产祸害要小一点，至少没有发生大屠杀或大饥荒，但这就能成为对极左理想心怀憧憬的理由吗?我曾经问柏林高研院一位生长在东德的美国学者，纳粹德国和共产东德哪个为害更烈?他明确说是纳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共产极权在苏联、中国等绝大多数依附马列的国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罄竹难书的史料和触目惊心的现实放在那里，难道还不够吗?真有必要继续留恋马克思吗?这些极左当然不能代表欧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够让中国自由派对“白左”心生厌恶。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厌恶列宁，却有不少人喜欢马克思，好像在共产国家造成的灾难都是列宁式国家革命的错，马克思只是被绑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为社会正义乃至人类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乡特里尔还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铜像。我写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分析他和列宁的关系，结论是他和列宁其实是互相依存、难分难舍的;没有列宁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义)建构的极权政体，马克思这个名字会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些人一起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虽然“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说得很好听，但是从他的无政府主义(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乌托邦理想中，开拓不出任何自由国家学说。

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左派从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却未曾换骨。虽然经历了战后的适应和调整，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奉马为圭臬，只是修修补补，去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这些东西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内容抽掉，马克思主义到底还剩下多少独特的思想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批判可被认为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但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局限，批判之后提不出建设性的国家理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立场正确，但是不仅在汗牛充栋的西方人文学说中并无超越之处，而且也和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决定论基调背道而驰。战后欧洲左派的困境在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似乎没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资源。事实上，既已融入宪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欧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学院派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做一个了断，至少和其极权政体主张彻底公开决裂。如果仍然和它们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那么左翼就不可能和宪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为马克思的基调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这样，欧洲左派自然就会和中国“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更为温和，基本主张是社会正义与平等。这些主张不仅本身就是宪政民主理念的一部分(如反歧视)，而且也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才能实现。既然如此，美国左派和中国“右派”(自由派)本来应该是天然联盟，而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表示支持的也多为美国左派。二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制度认同，而更多体现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左派更注重物质平等，这是从罗斯福“新政”一直延续至今的民主党立场。往好处说，民主党比较“实在”——没有基本的物质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机会平等?如果一个人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给他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的意义是否就会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质生存保障，也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但往坏处说，福利主义瞧不起人，把人当成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只能靠国家供养的弱者;老幼病残也许需要国家救助，普通正常人为何不能自食其力?过度福利必然养懒汉，对于人的成长来说有害无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让整个国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虽然在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立场上“政治正确”，但由于比较看重实际利益，不敢得罪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因而往往停留于“口炮”，很少来真格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喜欢川普的原因，共和党说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讲原则。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离总统大选仅一个月时间，川普却急着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选人，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则跃跃欲试，准备极速核准保守派候选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奥巴马提名自由派候选人作为继任，却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杯葛，其理由正是离当年大选“太近了”，而实际上当时离大选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前后矛盾的行为显然是极不讲原则的，只能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和政治中立。

不论如何，具体政策分歧不应被界定为“敌我矛盾”。实际上，美国不论哪个党上台，对华政策是稳定连续的，并没有体现出两党有什么系统性差异。共和民主两党本身虽然竞选时相互攻讦，但平时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们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一定要站在某一边和另一边势同水火?无论是与民主党为敌还是共和党为敌，走得太过都是与宪政民主为敌。欧美左派当中确有极左，但是他们不足以代表整个左翼。如果左派当中有人误解了中国或忘记了列宁式极权之痛，那么用中国事实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如果他们继续对极权政体执迷不悟，那么就不是属于宪政民主阵营里的人，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

最后，西方左右之争本身也有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彼此不宽容的趋势。经过长期的权利斗争，西左已经形成一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指一个社会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容违背的政治信条，在美国特别体现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它不仅意味着国家行为不得实行种族歧视，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视的言行。只要稍微偏离“政治正确”，轻则面临口诛笔伐的巨大社会压力，重则停职审查甚至丢失职位。这固然相当大程度上是源自对美国历史上对黑人伤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从弗洛伊德事件来看，美国社会乃至政府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消失，这种“政治正确”仍有必要存在，因为它体现的是反歧视的政治自然法则。但任何一种原则或规训在实施过程中都有可能矫枉过正，产生英国宪法学家戴西所说的“公共意见的独裁”。这个度确实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张胆的种族侮辱或仇恨言论显然不应被容忍，但是如何对待涉及种族的事实，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领救济人数和单亲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对黑人不利的事实也不让说?是不是凡是遇到种族问题的发言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要承担严重后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而对于实质性解决美国种族问题并无益处。就和政府压制言论不对一样，社会压制言论也是不对的。尽管某些言论是多数人不认同的，让它们说出来还是比窝起来、藏起来好。说了不对，当面怼他就是了;不让他说，不代表他就没有那种想法，实际上反而剥夺了通过自由言论纠正某些偏见的机会。言论自由本来是宪政民主国家的第一原则，但是即便美国也难免会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滑向不宽容。

中国有些自由派反对“政治正确”，但不关心“政治正确”的来由，同样也会矫枉过正，连带把“政治正确”当中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给反掉了。政治本来无所谓“正确”，不同观点见仁见智，“政治正确”未必“正确”，但是“政治正确”的信条一般起源于某个政治自然法则，譬如关于种族问题的“政治正确”是来自种族平等(反歧视)。你可以不同意“纠偏行动”，反对给予黑人任何特权待遇，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对“政治正确”的时候站到了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政治可以“不正确”，但是原则不能不正确，否则我们就成野蛮人了。因此，无论在主张还是反对“政治正确”，我们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为反而反、意气用事，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应有的底线。

无论是中国右派还是美国左派，都要牢记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论自由所保护的不是我们喜欢的言论，而正是我们憎恶和鄙视的言论。这句话的逻辑依据不是伏尔泰，而是休谟：人是理性动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别人不是白痴。这是为什么我不认可“白左”这样带有羞辱性的称呼，因为这表明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当作白痴。尤其是那么多的人(约半数选民)认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一套政策，隔着太平洋、信息和讨论受到各种屏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那么傲慢呢?这种姿态和独裁政体对人民的蔑视不是一个逻辑吗?如果你认为一个被数十万或更多的选票选上台的政客(如某个选区的众议员)错得离谱，那么离谱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你的信息和据此作出的判断。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受到质疑，但这显然不是说少数人的判断反而成了一贯正确。

六、远离极端、回归中道

总之，分裂并不可怕，“步调一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变成水火不容的决裂就成问题了。左右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极”，这一“极”就成极权了。左右都是如此，极权意义上的极左或极右才是我们要反对的。中国经历了左翼极权，所以自由派对极左深恶痛绝，但极右也是要搞独裁的，而且在当今中国的自由派阵营，反民主、种族主义和政教合一等极右翼言论还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惧警惕。反左过度，会把自己变成极右，绕了一圈，又变回到自己本来要反对的那个东西——极权主义。某些“自由派”误以为右就是对、左就是错，其实是自己的极权思维没有肃清的表现。经过极左洗脑之后，国民尤其容易接受极右的再洗脑，因为二者的极权思维方式高度一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对即错、黑白分明的单极化世界观，都自认为只有一个一贯正确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抓住一个“真理”或“启示”，而且还总以为真理和启示就在自己手里，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是谬误甚至邪恶。

无论左右，中国自由派都要回归宪政中道。在本质上，宪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契约，也就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约定。既然是每个理性人都能同意，社会契约是不可能走极端的，因为不同人的利益、观点、信仰注定是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观点、信仰不同的人要对同一部社会契约达成合意，这部社会契约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宽容，由此衍生出一套政治自然法，并通过某种宪政民主机制得以实施。国家必须宽容一切思想和言论，不能定于“一尊”，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多元的、个人的、见仁见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确答案”，因而任何正当建立的国家都不得强加任何正统思想或信仰，否则就是极权国家。无论是极左政权禁止右派言论，还是极右政权禁止左派言论，都是一丘之貉。我们不仅不能允许国家压制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更不能试图通过国家去压制别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养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场的习惯。

在今天的中美争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国，既不是因为它是美国，也不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为了支持某一个特定政治或宗教倾向的总统，而是因为我们支持美国所代表的宪政民主体制。从疫情应对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国的宪政体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极化表明它的一部分社会契约可能正在瓦解，甚或从未稳固形成。批评美国并不是“反美”，而是为了让它的宪政体制变得更好，就和批评中国不是“反中”一样;否则，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和极权体制一样了。美国的生命力正是源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国教、言论与新闻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达之外几乎不设底线的信息交流和观点碰撞。美国宪法牢牢抓住这一条政治自然法，使之两个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在此岸观看彼岸的欧美左右互斗，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注赌一把，但切勿太入戏。其实，极权国家无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才有意义，极权国家的围观者是没有什么资格评判的。在一个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国家，为了别人多一点自由还是多一点福利而吵得不可开交，既得罪人，也让别人看笑话。

无论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应该是一个君子俱乐部、正派人的共同体。何谓“君子”?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为“小人”呢?君子有底线，小人无底线;“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底线是什么?底线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疆域内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否则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牺牲别人自由的基础上;政治独裁要剥夺别人的选票，种族主义要歧视弱势族群，政教合一要通过国家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凡此种种，都是小人之举。在中国，自由派是一个被流氓欺压的人群。我们要做一个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习气，去欺负比我们更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