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而今宋彬彬人在“生前”，名声却已如“古人”，任人评说，了无“辩诬”服众之望。
就事论事
凡记得当年与真想了解当年事的人，或明说或不说，大概不难得到关于宋彬彬其人的共识。一、“文革”前学校党支部重点培养的革命接班人“苗子”。二、“文革”初起时，顺着“苗子”的脉络作了校领导。三、作为领导人，没有动手打过人；至于是否主持过武力批斗以至虐死卞仲耘校长，其本人说否，别人则谓有责难逃，更要紧的是死难者家属认为宋知道哪些人是主凶但一直为之掩盖。
其他细节，如宋是主动跳梁还是被当年那个女生男相、赤脚光瓢、“左”气逼人的刘进（或名刘晋）促跳? 又如学校校名是否在“八﹒一八”后采用过毛儿席颁赐的“要武”（女附中大门外一度悬挂出“红色要武战校”校牌——笔者曾亲见如此，与宋彬彬及李红云回忆毫无矛盾；按宋文：“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女附中校友李红云文：“至于有人认为女附中在‘八一八’后将校名改为‘红色要武中学’，我认为这并非官方行...）等等，都无介于上述之三点共识。
笔者妄断
世人都说断案要依据事实，固然不错。可眼前这一案中，纠结点分明在于各方涉及者的一个态度——对于师大女附中这样一个育人有成的名校，毛泽东接见宋彬彬是个历史光荣还是个弥天耻辱?
如果——请原谅笔者不得不说“如果”——师大女附中一众老校友（包括宋彬彬刘进李红云叶维丽冯敬兰王友琴）、以及历届校领导（包括那位殊应为校友所不齿的袁爱俊女士）能够共同明确：１９６６年“八﹒一八”那天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挤上去见毛泽东、给毛戴红卫兵袖章、与毛对话而令“要武”圣旨传天下这一件事，它不是母校脸上的金片片，而是万难抹去的屎嘎巴! 那么，这一桩公案，不说必然迎刃而解，至少将会大大容易接近使更多人能接受的公断。
至于此案应否定论为“共产党的权贵（按：于史有徵上及毛刘邓）子弟主持（甚或动手）害死了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故此共产党本应就政治规矩问题对党员和国人有个交待? 那是后日书史者的任务，总不宜交与负鼓盲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