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高度赞扬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不仅勤劳灵巧，还能吃苦能忍受，让加班就加班，很听话不罢工。有人说，中国人一向就那样，最勤劳又能忍受压榨，甚至说，低人权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这里对此不评论，只想说说，中国工人并非总那样，很多也偷懒、占便宜、钻空子。当然，这么干需要机会。笔者就遇到过最大的一次机会，历时好几年，遍布全中国：那就是文革。
文革先是学校大乱，停课闹革命，接着就乱向了全社会。工人也在毛的鼓动下起来造反夺权，工厂原来的规章纪律被批判为对工人的“管卡压”，没有完全废掉也大大松弛。什么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领导都权威扫地，越是对工人曾经太严厉的人就越是倒霉，工人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工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报纸广播里大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好些学校、文教机关、事业单位，还真的拿起架子去当领导，一时间太牛了。我就在一次下乡劳动中特别感觉到了工人的牛：
那时红卫兵已经向“知青”转变。我上了中学，也成了“小知识分子”，也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年我们到北京郊区支援三夏，一干十几天。贫下中农搞再教育没别的手段，就是让我们拼命干活，天不亮就下地收麦子，一干一天，吃完晚饭还得到场院去打场，“挑灯夜战”。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累的我们贼死。可有一个班（我们一共去了8个班，分到不同的生产队）太幸福了，就因为一起去的唯一那位工宣队的工人就跟着那个班。下面是笔者老文章中的一段：
“七班把我们全震了，工宣队的那位工人师傅就跟着他们班。头一天，听生产队长的，干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这位师傅说得听他的了：八小时工作制。
正干着活呢那师傅一看表到点了，马上一声令下：收！全班收工，管他正割麦子呢还是正打场呢。队长和社员全都干瞪眼。毛主席早把规矩定好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得听工人的。这叫一物降一物，谁敢说个不字？只好眼睁睁看着‘小知识分子们’美滋滋的排好队，一二一，回村歇了。
工人阶级真有领导气魄！去农村之前，老师反复宣布纪律，其中特别强调不许游泳，谁敢违反，立即当众批判作检查。可那位工人师傅带头往水塘子里蹦，７班的老师一提醒，他反而赶紧对全班宣布：‘没事儿，有我盯着呢，游！全游！’。７班的哥们乐坏了，劈里噗通就在水塘子里折腾开了，招来村里一帮老太太小孩看热闹。
这工人阶级！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个个盼着让工人阶级来领导。毛主席就是伟大，一眼就看出他们比贫下中农强。”
瞧瞧，当时的工人有多牛。
当然，工人就是工人，非要去领导学校、机关甚至科研院所，那是非闹笑话不可。此处不多说，还回来说那时工人的滋润生活。
现在人们也常用一个“润”字，大意好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求过得安逸，不努力上进，也不追求大富大贵。当年的“滋润”也和这个意思差不多。反正大富大贵也没门儿，就那点工资，能富吗？但可以追求过得舒服些，比如少干活甚至不干活，干拿工资。那时工人比农民的最大优势就是有“铁杆庄稼”：国家发工资，旱涝保收。即便工厂里闹武斗停了产，可工资照发。武斗的双方有默契，到发工资那天停战，领完工资再打。
不想参与武斗的干脆连工厂都不去了。笔者家住北京百万庄，院里就有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工，在陕西一家三线工厂工作。那工厂闹起了武斗，他就跑回了北京，在家住了一年多。工厂里有铁哥们替他每月领了工资寄来。他就在家买菜做饭，陪伴爸妈。还时不时带着女朋友遛遛公园，过得真滋润。
笔者1971年初进了一家街道工厂：福绥境造纸厂。街道工厂是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国家不兜底，停工停产就发不出工资，所以没有停产武斗。而且，多数工人原来是家庭妇女，只想着出来工作挣俩钱，她们又大多跟着纸机、打浆机干活，还是三班倒，想偷懒占便宜也没什么机会。顶多偷偷拿几卷厂里生产的卫生纸往家带，再借着去看病到街上溜达一圈，买点菜送家去。
而我们维修车间的工人就活泛多了。我们当徒弟的只有师傅能调遣，厂领导说话都不一定好使。师傅们也得客气地拢着徒弟，比如徒弟经常迟到早退，上班聊大天儿、打扑克，师傅就得睁一眼闭一眼，不能较真儿。徒弟能听你的跟着去干活儿就算不错，换别人试试？他算哪根葱啊？管得着吗？
抄纸打浆车间里时常人手不够，尤其是夜班，就临时调我们“富余人员”去帮忙，笔者就碰上多次。可每次干到后半夜困劲上来了，我们就开溜，到什么车工室、钳工室、电工室，把门从外面锁上，再从窗户爬进去，找个隐蔽角落一觉睡到天亮。让那班组长、车间主任满厂子也找不到人，气得到处嚷嚷。但没用，那时候，别管是迟到早退，上班睡觉打扑克，即便厂领导撞上了也没啥辙。扣工资？不可能，文革一造反，领导的那份权力就被废了。顶多批评两句。脾气好点的工人给你个不理不睬，脾气不好的还反呛几句：你当个破主任神气什么？我们几个懒青工经常坐在屋里一聊个把小时，班组长见了从不带吭气儿的，车间主任、厂长书记之类的有时会哭丧着脸干预一下：“咱们差不离的也得干点活吧？”。
老师傅们则喜欢谋点福利，比如一到逢年过节就张罗着加班，说是趁着机器都停了做个大检修，这样不耽误生产。实际上却是图加班费，过节是双工资呢。那点钱对拖家带口的老师傅们挺重要。我们当徒弟的也就跟着沾点光。到了加班时，不过是拆开这里看看，再擦擦那里，上点油。真发现需要费力气修理的活儿，师傅就说“过了节再干，大过年的费那个劲呢！”。于是喝茶、嗑瓜子、聊大天儿。还差个把小时呢，师傅就发话：没啥事儿了，你们几个回家吧。
平时有的师傅还喜欢找机会“出差”，就说到外厂参观参观、学学技术，或本厂设备不行，送个什么零件去外厂加工。于是，不仅可以拿三毛钱的餐费补贴，还可以蹭些时间：半天儿就完事了，然后逛大街或者回家了。
那时工人的另一大滋润处是“干私活儿”。尤其到了文革后半段，很多人内心早已对文革厌倦，改为追求“生活实惠”了：种花养草，养鸟养热带鱼（那时北京还根本不许养狗呢），做个家具什么的，比如北京曾一时流行做沙发。
文革前沙发很稀罕，寻常百姓家根本见不到，此时一阵风的也都要享受一下。商店里基本无货，只能自己做。至于材料、工具之类的自然而然就取自工厂了。比如沙发的弹簧，没有现成的，要自己做：必须找合适的钢丝（高碳钢的），要烧红了才能加工成形，然后再热处理恢复弹性。还有焊个鱼缸架子，打把刀子，做个扁铲、刨子之类的工具。我周围的师傅、哥们几乎人人都干过点什么。
有一次我见一位哥们用钢条做东西，一个、两个、三个，没完没了。我随口问：什么玩意？答：抽屉把手。“做那么些干嘛？”，答：好几个人要呢。“这黑不溜秋的铁玩意好看么？”，那哥们回答：这是头道工序，做完了要交给他的一个哥们，人家在一家大厂的电镀车间，拿去一电镀，锃亮，跟外面买的一样。
厂里的气焊工孙大个儿给他的自行车焊制了一副特别结实的后架子，挂上两个大桶，每天到附近几家饭馆收集泔水，就是人家的厨余垃圾，然后驮到马连道（那时还是一片农村呢）他的农村媳妇家。他媳妇养了两头猪，据说吃城里的泔水长得特别肥。孙大个就公开在厂里焊那铁架子，大小领导看见了也没人说什么。平常我们无论谁的自行车要修理一下、保养保养，都在厂里明着干，人人觉得理所当然，正常极了。
反正那时从厂里拿点东西，利用厂里的工具、设备干点私活非常普遍。估计全北京、全国都差不多。
到了1975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努力抓生产，各行各业都要恢复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时间我们造纸厂也紧了，班组长认真记考勤了，还有人上下班在大门口盯着迟到早退的，厂领导开大会批评有人“出工不出力”，有人“拿工厂的东西“，”干私活“，这话特别让我们听着不舒服。
不过很快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邓小平又下台了，我们的“自由”解除了威胁。
但随后打到了四人帮，文革结束，接着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彻底的大转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社会地位崩塌。先是眼瞅着别的阶层扶摇直上，叫做“老二（工农兵学商，农民属老二）分了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的发了财，只有老大（工人）落了空”。
接着许多工厂开始改制改组、股份化，甚至承包转卖，化公为私，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同时出现了新的“资本家”阶层，有原来的官员、官二代，也有平民出身兢兢业业白手起家的。尽管来源不同，但“资本家”的共同点是对待工人不客气，他们都要依赖工人的辛勤劳动来盈利呀，也就是曾经说的“榨取剩余价值”吧？
当然，中国的工人也早就更新换代了。赶上文革“最幸福时期”的那一代工人逐渐退出了。而农民工们乍一进城特别老实听话。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即便仍是农村户口的也早跟农民俩字根本没关系了。他们的水平也提高了，上技校、受培训、拿资格证书。但不管怎样，他们老实听话的特点没变，只要能按时领到工资就没脾气。
现在的中国工人已经基本都是我这一代的儿孙辈了。他们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还曾有过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吧？更不知道那时的普通工人有多豪横多牛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