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再拖，阿尔忒弥斯火箭终于发射了，美国人准备再次登月。
回想50年前的阿波罗11，那是人类第一次踏上另一个星球，重大意义怎么赞都不为过，当年的轰动可想而知。那震动也曾传进中国，但是晚了两三年。
那时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面信息封的很紧。我们“新中国的少年”对国外是什么概念呢？一言难尽。反正最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阿波罗11登月是1969年，可当时在中国没啥反响。因为报纸广播根本没报道还是轻描淡写一句带过？反正我1969年的记忆里没有什么登月，而是珍宝岛中苏开战，我们一路游行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接着是中共九大，党章正式写入林副统帅是毛的接班人，我们又上街游行庆祝。到了秋天，情况紧急了，据说苏修要对中国搞“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全国备战，北京要疏散人口，我就去了河南。
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这是惊人消息，但随后不久的9.13“林彪爆炸”更加惊天动地，原本无限神圣的形象和无可争辩的观念在很多人心中崩解。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和解，中国的国门关不住了，至少开了条缝。可“针眼大的窟窿还斗大的风”呢，从门缝吹进的外国风能小么？这风里就夹着阿波罗登月，那是一部纪录片，到处放映。虽然仍是“内部影片”，不是随便花钱就能买票看，但比其它很多内部片都更容易搞到票。
我是在京西哪个部队大院的电影院看的。还记得散场后的气氛有点怪，听不见议论，连说话的人都不多。大概是被震的有点发懵，一时缓不过劲来。反正我自己当时的深刻印象是：“我操！美国都那么先进了！”
现在想，那可能就是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保守派”想要的效果，借此触动一下革命群众和左派领导人：还乱打乱斗乱革命啊？瞧瞧人家，都甩咱们多远了！
当时借着林彪爆炸和中美和解掀起了一波“回潮”：扭转文革的方向，趋向正常，包括“促生产”，解放被打到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恢复原本的民间生活色彩以取代荒唐的革命风气。这波回潮一时挺奏效，被文革推向“极端革命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当的改变。
下面是更多细节，从本人旧文章中摘录的：
“国内的回潮顺应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思，应了那句话：物极必反。连着折腾了好几年，也该踏实会儿了。老抓革命不促生产，眼瞅着商店里东西越来越少，连北京也不成，买什么都定量。鸡蛋每户一个月才一到两斤，油一人半斤，肉一人一斤，花生瓜子平常根本见不着，逢年过节才给每人二两三两的，还没吃出味来呢就没了。工业品也缺，连肥皂、灯泡、火柴都限量。不促生产真不行了。
科学技术更得加劲。虽说咱们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也有了，可人家又上月亮了。美国阿波罗登月的纪录片在一些机关内部礼堂使劲的放，到处发票。看完电影的人都有点两眼发直，让人家给震的，都看明白了，咱们可差得太远了。不光是登月，整个工业、经济、生活水平全差人家一大截。过去是真不知道，也从来没人告诉咱们实话，连听外国广播都是犯罪：偷听敌台罪。
随着中美和解，国门开了一道缝，外面的风吹了进来。比如工业展览会，日本、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瑞士…，各国的工业展览会，都在北京展览馆，一个接着一个。但可不是随便进，有钱都买不着票，内部发票，而且数量有限。我们街道工厂基本没份。只有一回，好像是加拿大工业展览会，上边发给我们厂两张票，两位党支部委员去了，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半大老太太，但政治可靠，这是去看展览的首要条件。
院儿里的哥们儿不错，常给我弄票。看外国展览是件美事，人们都想去，至少能提个漂亮的大塑料口袋回家。那会儿咱们太惨了，老百姓都没见过那么漂亮结实的塑料口袋，居然白给，值好几毛钱呢，提回家都当好东西留着，再出个门就提上，就像个漂亮提包。
展览会里还有花花绿绿的广告，看展览的国人都一窝蜂的抢，一抓一大把，再多也不嫌多，全装在大塑料口袋里提回家。那纸真好，还色彩鲜艳，包书皮儿绝对棒，轻易还舍不得用。展览会上的展品更让人看的眼花缭乱，一般人，比如我，基本看不懂，光觉的那些东西都挺好。最容易看明白的是彩电，那会儿咱们老百姓家里连黑白电视都极少，一见着彩电都看迷了。
外国人本身也值得一看，当然是欧洲人。日本人就算了，也就是那身衣裳还行，脱了衣裳跟咱们一样。那会儿外地人来北京准去王府井，除了去百货大楼买东西，不少人还要去一个景点：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北京饭店。那里外国人出出进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黑的，高鼻子洼眼睛，黄头发红头发，眼珠子有灰的有蓝的，倒不大见绿的。身上衣服什么颜色什么式样都有，跟咱们那会儿的一片蓝灰太不一样了。还有高跟皮鞋，涂脂抹粉，嘴唇鲜红，项链耳环，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全都见不着，所以咱们国人都瞪圆了眼睛死盯，比去动物园都看的仔细看的投入。
外国人要敢出来逛街，后边准跟上一群人，近距离观察，走哪跟哪，一直跟到外国人上汽车或进宾馆。他们要想在中国干点坏事，一点机会都找不着。为此还专门发了中央文件，说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不要围观尾随。
这些外来信息非同小可。过去我们还真以为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呢，以为外国都惨了去了，还处在咱们的旧社会那个阶段，简称‘水深火热之中’，就等咱们去解放了。可外国的人和东西这么一来，老百姓，尤其我们这拨长在红旗下的，彻底弄明白了：人家可比咱们阔多了！也许来的都是财主，真在‘水深火热’里的阶级兄弟来不了。但要那样就更不对了：光和外国的地主老财打交道，咱们的阶级立场不就站错了么？
反正过去的“正面教育”现在都没法信了。“媚外”咱老百姓根本就没机会，但“崇洋”却悄悄泛滥起来。
讲实惠
林彪爆炸摧毁了老百姓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无限信仰。与帝国主义和解又开始改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哪个更好的信念。当然，那都是内心体会，不能明说，因为有危险，所以嘴上还得说报纸广播里的革命句子。可老百姓心里都开始用自己的常识解释一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胡弄革命（或叫敷衍）：反正上头的事咱老百姓也弄不懂，还是过咱的平常日子吧，尽量少受点苦，多找点乐子，讲点实惠。
凡自找苦吃的革命行动被大多数老百姓否定了，至少是在心里。比如上山下乡，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骗谁呀？乡下的艰难困苦已尽人皆知。陕西、山西插队的最惨，苦干一年或许还倒欠队里的钱，吃不饱肚子是常事。
城里那些境况较好的父母可以给上山下乡的孩子寄包裹，除了衣物还有糖、点心、肉罐头。家境不好的呢，只能听任孩子吃苦了。
而一些有本事的家长则干脆把孩子从农村弄出来。一个两个开了头，很快就成了风。最好用的法子是参军：军人最痛快，跟老战友打个招呼，把我插队的孩子招了兵吧。行啊，一声令下就把手续办了，反正年年招兵，招谁都是招。而且军人到哪说话都硬气，什么生产队、军垦农场，哪也不敢不放人。
进工厂就费劲了，比如我们院里有一位家长和陕西的三线厂子有上下级关系，就让厂子把他在陕西插队的孩子招工。于是工厂派人去了生产队，队长倒是一口答应，但有个条件：走一个知青必须搭配两个本村青年：队长和书记的孩子。
总之，从高干子弟走后门参军开始，社会上走后门儿之风开始大流行。
老百姓都看出来了，还是人家当官儿的有本事，斗他们走资派时挺可怜，这会儿一缓过劲儿来还是高高地站在咱老百姓之上啊。
什么路子都没有的平民百姓就只能靠孩子自己。要想逃离上山下乡，最常用的法子是病退和困退：有严重疾病的可以回城，家里有困难的，比如父母年老有病身边又没孩子的也可调回一个。
困退的条件比较死，病退的弹性比较大。于是好多知青都不怕有病了，越是大病重病越好，什么心脏病、肾炎、肺结核，管它有治没治呢，赶紧来吧！但最好还是没病，但医生一马虎给诊出个大病。这就需要手段，比如送去化验的尿里加点什么，或找个真病人冒名顶替，要不就‘说服’医生配合一下。
我们工厂1971年底就分配来了十几个从农村病退回来的知青，后来又有好几拨。有真病的：瞎了一只眼睛，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也有啥事没有的，连自己都号称身体特棒，尤其在分配工种时。
比如钳工电工是好工种，谁都想干，但要身体好。好几位病退的知青跑去找领导，自称身体好。有一位缠着鲁副书记，非要进维修组，还想干钳工。鲁副书记说，你不是有病吗？档案里说你是肾炎。那位却说他从乡下一回来就全好利索了，不信就抡大锤给你瞧瞧！但领导哪是那么好摆布的？先给他砸瓷实了：你身体真好？那位还挺胸脯呢：真好！鲁副书记说：那行，你烧锅炉去吧。
生活恢复色彩
从1971年回潮开始，原来疏散到外地的干部们又一家家搬回了北京。我们院又住满了。大街上，公园里的人也多起来。所谓的四旧也开始悄悄回来了。文革初期烧掉的象棋、扑克又公开卖了。老歌、外国歌、西方音乐又私下里流行。不光是〖外国民歌二百首〗了，只要是文革前出的老唱片都值钱了。时髦青年常常弄个唱机，几个人钻到屋里听老唱片。
不少青少年玩起了音乐，好孩子玩小提琴的多，‘吱吱哇哇’的特难听，坏孩子们玩吉它，听着还比较顺耳。画画儿也成了时髦，春天画紫竹院的迎春花和颐和园的玉兰花，夏天画北海和什刹海的荷花，秋天画香山红叶。时髦青年别管会不会画，出门先找个画夹子背上。
书店里的书也多起来了。不光是毛选和马列著作了，技术书、经济书、历史书都有了。我爸爸刚一调回北京，也跑去买了几本关于集成电路的书，但我翻了翻，立即断定他看不懂。新小说也出来了，什么〖千重浪〗，种地的事，〖虹南作战史〗，其实和打仗没一点关系，〖牛田洋〗，围海造田的，没劲。最畅销的是后来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不过是1974年出来的，已经属于反回潮的作品了。
还有内部书店，专卖凭介绍信才能买的内部书，俗称黄皮书、灰皮书。王府井就有一家，很不起眼，连招牌都没有，一扇小门，进门下楼梯，里边不大，也就容十来个人。而且只有几架书，其中一架全是各国概况，全世界哪国都有，还有政治、经济、历史的书，不少都是翻译外国的。也有的书根本不上书架，你要能拿出过硬的介绍信来，比如外交部的，不光架子上的书随便买，人家还到后边给你找去。
我什么介绍信都没有，只能买不要介绍信的书，一般是文革前就印出来的，毁了可惜，但又属于封资修的，怕公开卖惹麻烦。我买了本〖雪莱诗集〗，拿回家一翻，不好看，还买了一套四本〖汤显祖文集〗，更不好看，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汤显祖是谁，只知道在外边买不着，所以先买了再说。还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挺厚一大本，我还以为是打仗的小说或回忆录，既不知道伯罗奔尼撒在哪，更不知道书里说的是哪会儿的事，买回家一看才知道上当，根本就没法当小说看。
电影也日见丰富。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之类的已经没人看了。最受欢迎的是外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也已经过时了，新来的有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什么〖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好几个记不住名字了。朝鲜片子更多，〖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战友〗，〖血海〗，尤其是〖卖花姑娘〗轰动一时，因为能惹人哭。我去试了试，惨是挺惨，可离想哭还差远着呢。不过真有老爷们也哭的呜呜的，跟娘们似的，也不怕丢人。咱们自己拍的新片子是在1973年以后才出来，像〖火红的年代〗，〖战洪图〗，〖青松岭〗之类的。
但什么电影都比不上内部片。其实内部电影一直就没断过。文革早期叫‘批判电影’，就是那些文革前拍的‘黑电影’。因为受批判，不能在电影院公开放，都是内部发票，还必须给‘有批判能力的革命群众’。我们院的哥们常去，但我很少去，因为我爸爸极少往家拿票。于是我只能听人家聊。看完〖逆风千里〗，他们就爱说：“我想吃只鸡！”，看完〖清宫密史〗就：“小李子！扎！”，看完〖武训传〗呢：“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我干瞪眼，插不上嘴。
但回潮后的内部片就是外国电影了。有一阵猛放日本战争片，什么〖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军阀〗，〖虎虎虎〗之类的。终于有一天，爸爸也给我拿回一张票，俩片子：《日本海大海战》和《山本五十六》。我把饭碗一扔，撒腿就跑。
等我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已经开演了。我一进去就动不了了，一是看不清脚下，二是怕找座位耽误了看。我的眼睛已经移不开了。震撼，太震撼了！彩色宽银幕，那场面！日军正在进攻旅顺口，俄军的机枪突突突的扫，日本兵噗噗噗的中弹，真中弹！中弹处衣服‘噗’的一下破个洞，血就出来了。日军终于冲上去了，肉搏战，刺刀一捅，还真进去了！再一拔就冒血。然后地上一片一片的死尸，一滩一滩的血迹。太逼真了！我是头一回看，整个看傻了。
那会咱们的电影都是窄银幕黑白片，场面小不说，中弹连血都不流，也就是一捂胸口倒下，临死再说两句：‘同志们，别难过，革命一定会成功’。瞧人家这电影拍的，把咱们给比没了。
直到看完电影往家走时我才突然发觉中毒了：我怎么心里向着日本鬼子呢？觉着山本五十六真英雄，居然希望他打胜仗。看他最后坐在飞机上中弹往下掉，还双手拄着战刀，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我是又佩服又惋惜。怪不得是内部电影，这日本片子要是到处都放，非弄的咱中国老百姓忘了跟日本的血海深仇啊。 ”
上面那些就摘自本人有关“回潮”的旧文章。
反正当年国门一漏缝，马上激起了一股“崇洋风”。有人总把“崇洋媚外”放在一起说，其实“崇洋”和“媚外”大有区别。媚外是低三下四，阿谀奉承，实在令人厌恶。但“崇洋”是尊崇：敬重人家，并不包含媚像。如果人家确实比咱们强，尊崇一下是应该的。关键是尊崇之外还要学人家的长处，追赶上去。这不，如今咱中国飞船也到了月球，再有个5年8年，中国人也很可能登月。这就是崇洋的结果。如果还反洋排夷，还整天练刀枪不入的气功，哪能有今天的进步？
那股崇洋风也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相当的民意基础。而当年激起崇洋风的，就包括阿波罗登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