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还有人相信：“全体人类在同一条发展道路上，只是有些走在了前面，有些落在后边”。
这种观念的老版本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奉为经典的“社会发展系列”：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西方的版本有什么“蒙昧、野蛮、文明”各个阶段。
这类学说早就过时淘汰了。但是，如果还认为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发展到同一种形态，比如说“民主制”，那么，这和宣称全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也同样没有脱离老观念吗？
一些西方学者，比如亨廷顿，早就认为：世界上不同文明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他还明确反对把西方文明作为“普世文明“向外推行。如今，中国官方说法也跳出了“人类同一道路”，改变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然，文明间必然相互影响。至今为止，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与伦比。恶劣的一面：她曾扩张殖民，甚至“消灭“了一些弱小民族。伟大的一面：她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科学。也唯有西方文明中产生了现代科学，这史无前例地提升了人类的能力。以致有人说，现代科技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事件。
世界其他文明都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曾有过抵触，但最终都低了头，不接受不行，因为“落后就要挨打”。
而民主制度是西方的另一件独家发明的宝物。但是，其遭遇远不如科学。用亨廷顿的话说，其他文明接受现代化，但是并不一定西方化。所谓“现代化”大致就是接受现代科学技术，而“西方化”则是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和价值观。
中国就是典型。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有精英们高呼：必须请进西方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但如今，赛先生早已在中国安家落户，而德先生还在大门外蹲着呢。这里有深刻的原因。
难以跨越的“文明间鸿沟”
民主不仅是一套社会制度，还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甚至各种待人处世的习惯，它整个溶化在社会的凝聚机制和存在状态中。
前面的文章已经说过中西两大文明在这“机制”和“状态”上的深刻分野，这里再从“平等”观念出发小结一下：
西方的平等观念虽然曾有过很大局限，比如不包括奴隶，只有公民之间的政治权利平等，但从这有限的平等出发促生了西方民主制的发端。
反观古代中国，平等观念根本缺失，也就根本没有出现民主政治的可能。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就是一个严守上下尊卑、君臣父子之道的等级社会。
中国的等级社会几千年一脉相承。虽然下层阶级多次起义反抗，但他们反抗的只是自己在社会阶梯上的低下地位，而不是社会阶梯本身，推翻皇帝是为了自己当皇帝。
维系中华社会的儒学（或儒教）立下许多清规戒律，要求人们各守本分，严禁犯上忤逆，不仅限制人的行为，更禁锢人的思想。这样的社会极端保守，“祖宗之法不可违”，“江山社稷千秋万代”，企图一成不变地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与此相比，西方社会有更多个人的行动和思想自由，更能促生创新发展。现代科学萌发于西方而不是古代中国并非仅仅是偶然和运气。
当保守停滞的中国与进步的西方碰撞，必然会一败涂地。这促使一些中国精英喊出了“全面西化”。然而，几十年战乱争斗，1949年再次实现的“中华大一统”却并不是西化的，而号称是师法苏俄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西方体系在中国没有争过苏俄那套呢？最重要的原因：苏俄那套和中国的老传统之间要远比西方的体系更接近，尤其在“关键点”上相差并不远。
比如，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也是权力的完全垄断，最高权力掌握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里，绝不允许反对派和反对党合法存在。这样的权力体制很“符合中国实际”，几千年中国就是这样过来的。
所谓“中国实际”，大半就是民众基础。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听话服从”，被培养成适应等级社会，俯首官方、服从领导的顺民小民。他们也会反抗，一时变为悍民暴民，但反抗平息后，还会回复到顺民小民而不会是别的。中国自古就缺失有平等观念能理性地争取政治权利的“公民”。而公民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梁漱溟说过，西方那套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咱们从上到下缺少“民主习惯”。李泽厚说过，推翻满清后若走向民主制，中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进行广泛的“民主启蒙”，其实就是培养梁漱溟说的那个“民主习惯”。然而，这被战乱打断。在中国当时的民众基础上进行的武装争权，获胜者只能是又一个专制（改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一统，不可能是民主制。这里有着中西文明间的“千年文化鸿沟”。此鸿沟不是不可跨越，只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更需要时间。而不必“跨沟”的路当然就更为现实易行。
此外，苏俄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的“大同世界天堂”也很相通：都要消除贫富之差，搞财富共享，都是物质丰足和谐美满。这很能吸引中国老百姓。但是，1958年爆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结果是空想破灭。
之后的文革则又一次显示了：在高度极权的体制下，权力顶端那个人（皇帝或领袖）的错误可以放大为全国亿万人的灾难。然而，那场灾难之重也把中国逼上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改革开放。
改弦更张的全新中国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把发展经济摆到了重中之重的高度，也为此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以超级实用主义的策略突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
而不断引进、吸收和变革的结果就是今日“四不像”的中国：公有制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家高度调控），法治人治德治，这些对立的，有人曾断言无法或不该共存一体的“部件”竟然被“嫁接”在一起，并且“成活了”。这是个全新中国。新就新在出乎想象的“嫁接组合”：一些“部件”是老的，但如此的新型组合却前所未有。
最明显的老部件当然就是政治体制，它的极权专制特点让许多人耿耿于怀，认为要改革就首先应该拿它开刀。可是两三千年了，中国就是用它来维持社会的存在和秩序，早已驾轻就熟。改换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谈何容易？政治改革一拖再拖。
如今，中国40年来的经济成功看似已经表明：极权专制并不必然排斥经济快速发展。那么，还有必要改掉轻车熟路的老一套么？何况，政治体制不作根本改变却也可以改良。
其实，极权专制是一个很大的帽子，这帽子下面还有很大空间余地可以腾挪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搞政府机构的改造重组，比如撤销了很多部门，公司化了，还用了很大气力提高行政效率，目标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仍在坚持“政府机构和法律法规改良”，称为“继续全面深入改革”，并认为是保持经济活力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改革还会继续，但不会改变极权专制的大框架。
更广泛地讲，两千多年到如今，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都可以冠名“极权专制”，但这个大帽子之下具体的政治状况却有着极大的“伸缩性”，变化幅度大到可以导致如“太平盛世”和乱世衰世那样的天壤之别。比如，政治上的强制和压迫是极权专制体系的基本属性，但它却可以极端严厉残暴也可以比较宽松。不必提两千年的例证，就看毛泽东时代，不少人仅仅因为日记本暴露的“思想反动”，甚至一句不小心口误的“反动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关监狱甚至能丢掉性命。
相比之下，如今许多国人经常公开发表许多“反动话”，而惩罚大多只是“封掉微信号”。如果屡教不改，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大概会被警告，被开除丢工作。如果更严重，公开站出来指名道姓挑战权力核心，那就可能关监狱了。但也不会以“思想或言论反动”的罪名，而要用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找个“贪污受贿”甚至“嫖娼”的罪名。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可能，反动言论还屡教不改？还公开挑战？早就枪毙八回了！
正是因为政治环境相对毛泽东时代的明显改善，才能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才拓宽了言路造成社会各界对权力核心某种程度的制约。这才可能解释近40年来没有出现如“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重大错误。
同样地，其它各种极权专制下的弊端，诸如执政的荒唐、保守、落后，也都可以有很大的伸缩性，其变化程度都可以大到造成“天壤之别”的局面。
此处并非为极权专制“正名”，只是想客观地搞懂中国。
总之，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权力核心的信心，以致喊出了“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意味着要继续如此走下去，而西方一直期望的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被否决了。这个决心毋庸置疑。但决心是一回事，能不能长久这样下去是另一回事。
未来的大变数
预测中国的未来，最有把握的是：不确定性，因为一些决定性因素非常不确定。
首先是权力核心的换代更替。习核心的任期只剩两三年了。虽然他试图打破“规矩”，继续掌权，但能否成功？即便成功，还有自然规律呢，人迟早要死，早晚要换上新一代权力核心。
如果换上一个比当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胡核心更加弱势的核心，政局会不会陷入混乱甚至动乱？如果是一个比今日习核心更强势的又会如何？如果更“昏庸”更不理智，会不会“犯大错”？比如对外动武（中印边界、南海、台湾）？当然，最好是一个更聪明的核心拿出更聪明的发展策略。不过，现在就过度猜测意思不大。
也许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也会世代更替。二十几年一代人。而每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多少都会改变。这种改变缓慢到容易被忽视，但它却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不是毫无道理。如果“顺民、小民”变成公民，相应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也就势在必行。当然，中国政府很明白这点，所以一向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断培养现行体制所需要的民众。
在胡温时代，少数学校曾出现过“公民教育”。讲一些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讲政治地位和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后来，这类公民教育被叫停了，而且还出台了一系列课堂上的“不许讲”，诸如西方价值观之类的现在就不许讲了。
如今全球网络相通，再严密的“防火墙”也无法完全阻断外部的信息，何况大批出国的中国人，比如留学生，可以亲身体验和比较中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体制。不过，他们能不能保持理性和客观是个问题。因为民族主义的作用有效而巨大，尤其在国家之间对立加剧的时候。有“爱屋及乌”，就不会有“憎屋及乌”么？那些源自“敌方”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可不像科学技术那样容易得到客观对待。
但变化恐怕依然难以避免。整个世界都在变，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岂能不变？就像我们回头比较，今日的民间思潮与二三十年前已经是多么不一样。未来也必定如此。
未来的走向
在数十年这个时间尺度上，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如何转变恐怕将是决定中国走向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这个因素将怎样变化也不好预测，但有几点比较清晰：
1， 政府自信“制度优势”，而为了维护这套制度，决不会放松“思想控制”，以防止“民主启蒙”威胁到它。（这说明，对这套制度能否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并不那么自信。）
2， 当然，大多数普通百姓更关注自己的生活。只要收入增加、生活更好，他们的满意度（包括对政府对社会体制）一般就会提高。这次抗疫中，政府的强力措施成功压制了疫情，这也让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最近有民调显示）。但若社会陷入“逆境”，并且是由于政府的失误造成，老百姓也不会客气。他们越来越少逆来顺受，而自我维权意识越来越强（针对政府），这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是个大趋势。
3， 民间总会有人想的更多看的更广。他们不仅对社会不公特别敏感，还会从根本上考虑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毕竟一个专制政府经常使用强制手段解决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少人的“受压迫感”。而民主制度下更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也必然有很大吸引力。总会有人出来质疑公权力由一党垄断的合法性，甚至会提出政治诉求，挑战现行制度。他们就是政治上的“持异见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恐怕还会增加。而这些人也难免通过各种渠道散播他们的思想观念，自觉不自觉地与正统“思想教育”竞争民心。
4， 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邓小平的“经济是重中之重”真是字字千钧。经济好，其它都好办：民心，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凝聚力，都不成大问题。而继续把经济作为重中之重也当然是中国现行体制“继续成功”的必要条件。若什么时候，经济让位给其它所谓更崇高更神圣的东西，不再是“重中之重”，那恐怕将成为中国走下坡路的起点。
正是经济奇迹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准超级大国地位，造成了在文明发展道路这样高层面上的重大疑问和困惑，也是美国和西方感到“中国威胁”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们只说民主和专制那类的原因，以便不失道德高地。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又如何呢？这又是一个大变数，因为曾极大帮助中国经济成就奇迹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
四十年来没有过的巨大“艰难险阻”横亘在中国眼前：美国已经下定了决心并开始推动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世界来“遏制中国”。主战场就是经济。
美国能搞起一场对华经济脱钩甚至新冷战么？中国会如何应对，能扛得过去吗？
至少在目前，在几年十几年的尺度上，这恐怕是有关中国走向的最大变数（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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