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管解放后的北京叫“新北京”，因为与之前的“老北京”相比改变了许多。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变化的更加迅猛，以至从解放到1980年代初的北京显得变化不大，好像话剧里场景不变的一幕。如今这一幕过去了，许多那时的市容市貌还有生活场面都消失不见了。这里只想“立此存照”，记述一点“新北京时期”的事情。》
不好准确定义，但说到“旅游”应该不只是去趟北海或动物园，早上去下午就回家，而是去外地什么风景名胜，玩上几天。
在新北京时期，“旅游”对绝大多数北京人是个稀罕的词，因为当时根本就不兴旅游。你要说去旅游，至少会招来奇怪的目光：看看你是个什么人物，居然去旅游？
那时一般人也很少有旅游的可能。首先是没时间。当年还没有年假这么一说，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天去逛逛公园还行，去外地玩几天别想。那时五一放假一天，十一两天。春节倒是放假三天，再借上两个星期天，一共五天。但这宝贵的小长假里全家要好好团聚一下，吃喝几顿，休息休息，没几个人舍得跑到外地去玩。
当然，那些两地分居的，独身一人在京家在外地的每年有两到三个星期的探亲假。他们可以借着探亲的机会出去玩玩。但这是少数人。
当年去外地游玩的主要机会是借工作之便。比如去开会、出差，抽个空看看当地的名胜古迹，再买点当地的土特产带回来，只要不耽误正事，一般也没人过问。所以，当年出差被视为美事，那些经常出差的业务员往往受人羡慕。
那时还有另一大障碍：住宿，不仅旅馆少、条件差，还不许随便住。当年还没有居民身份证呢，只有工作证、学生证，但是在旅馆登记住宿却不管用，必须要盖了公章的单位介绍信。介绍信不光证明你的身份，还证明你有正当的理由住宿，比如出差、开会，探亲访友。至于旅游，可不在正当理由之列。当时的思想意识很“革命”：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工作，每周休息一天足够。好几天不上班跑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简直就是好逸恶劳的二流子。
那时在国内任何地方，如果你整日游游逛逛，又正是工作或学习的年纪，还可能引起怀疑：这家伙哪来这么多空闲又哪来这么多钱呢？会不会是个坏人？
当年的一般老百姓也没钱旅游。坐火车、住宿、吃饭，几天下来少说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而那时一般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
因此，那时的很多北京人从没有到外地旅游过。比如笔者，直到改革开放之后，25岁了，才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而北京距离海边才一百多公里。
不过，当年发生过一次历时几个月的青少年“全国免费大旅游”活动。那就是文革初期的“革命大串联”。当然了，毛泽东发起大串联的目的是让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发动群众向“党内资本主义当权派”进攻，不是让红卫兵去游山玩水。
但毛的一声令下，全国的火车汽车都不要票了。虽然说的是红卫兵不要票，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要票了。反正火车汽车都挤满了红卫兵，其他人买了票也挤不上去。各地还奉命建立了许多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的食宿。虽然条件非常简陋，但年轻人不在乎。
刚开始不少红卫兵还挺认真，到学校、机关看大字报或贴大字报，找当地的红卫兵交流、辩论、一起造反。但很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明白了：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全国大旅游！玩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对青少年。于是，各地的风景名胜还有各个大城市都挤满了红卫兵，那时对于许多国人，大城市就是最值得去的地方，自然风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不如今天这么高。
北京当然是全国红卫兵的首选。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得全国的红卫兵玩命也要来北京。但除了来赶这场盛会，北京的风景名胜，还有百货大楼王府井，西单前门大栅栏，也都不能落下，全要逛到了。
北京的红卫兵呢，很多人也奔向那些名胜之地，杭州西湖，桂林山水，上海外滩，厦门鼓浪屿，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旅游盛筵从1966年的八月开始，直到冬天来临才结束。而这场在“革命大串联”名义下的大旅游恐怕是空前绝后，历史的唯一。
除去这场畸形的“大旅游”，在社会氛围很革命的新北京时期，“游山玩水”一直被当作“革命意志消退”、“追求享乐”的表现。旅游似乎只属于有钱的外国人、华侨或其他什么特权人物。
对于普通人，星期天到公园去玩玩就是最好的休闲享乐。而且，多数的北京人一年也去不了几次公园。每星期只休息一天，光家务事就够忙的。当年的老百姓可没有洗衣机、电冰箱，一家人的脏衣服就够洗半天的。还得去排队买肉买菜改善一下呀。到公园里吃？那得有钱才行，大多数人家还真拿不出这笔“闲钱”。
因为那时去公园的次数太少，这才让人记忆深刻。笔者至今仍记得当年父母带我去颐和园、香山、潭柘寺、北海，还有动物园。更记得上小学时，每年一次的春游是多么令人期盼：从老师宣布了消息我就一天天的数日子，出发的头天晚上简直兴奋得睡不着觉，一次次去摸书包，里面已经不是书本铅笔盒，而是好吃的，有平时吃不到的面包、水果、鸡蛋。我至今还记得，一年级春游去的是景山，二年级去的是天坛，三年级是八大处，四年级香山，五年级颐和园。然后呢，文革了，放长假，自己玩去喽！
文革一来，孩子们的自由大大增加。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停课闹革命”期间干嘛呢？一部分中学红卫兵们还认真地去学校闹革命，我们小学生基本上就是在家玩。1967年之后，文革的主力变成了工农兵，许多中学红兵也回家玩了。各个公园里从大串联开始就一直乌央乌央的，多数都是一群一群的孩子。成人还要上班，而且成人的“揪心事”远比孩子的多，不积极投身文革还去逛公园就能成为一条罪状，所以公园里的成年人不多。
北京公园里最冷清的时期从1969年开始。上山下乡把老三届的中学生送去了农村，其他的孩子也“复课闹革命”，长假结束了。接着又有大批干部去了五七干校。然后又备战，疏散人口。北京的大街上清静了许多，公园里人更少。记得1970年毕业前夕等待分配，我们几个同学闲得到处逛公园。在动物园里拿土块打猴子，拿冰块砸野牛，四周一个人都没有。香山的大景点“玉华山庄”里竟然空无一人，房子破破烂烂，门窗大开，像一片废墟。
这场冷清从1971年开始结束。林彪爆炸之后，文革转向，“回潮”开始。大批干部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了，知青们也开始有一部分以病退、困退回到北京，还有的插队知青干脆跑回北京一住几个月，反正生产队也不管。公园里人气又上升了。
北京的外地人也越来越多。全国好多地方经过造反和武斗，迟迟恢复不了正常。许多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处于“半停产”状态。反正“旷工”也照发工资，很多“逍遥派”就跑出去玩，北京是主要目标之一。那时物资匮乏，许多日用品都缺货，而北京是全国“最优先”的城市，情况好得多，于是很外地人跑来买东西，连火柴、肥皂、点心糖果也大量的买。北京人也跑到上海去买，那里的糖果、服装都比北京的好。反正各个大城市的商业街上都挤着许多外地人，提着大包小包。买好了东西，也要逛逛当地的名胜古迹，公园里也到处是人。
1971年之后还有一个重大转折：中美和解了。中国关闭的国门开了一道缝，进来了一些外国人。这也给国人增加了一个“旅游项目”：看外国人。曾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外面远远围着一圈人，一站老半天，盯着进进出出的外国人。如果有外国人逛王府井，身后一定会跟上一群中国人，紧随不舍，近距离观赏。笔者家有一位外地亲戚来玩，一连两三天跑去看外国人。那是他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外国人，惊叹连连：哎呀，那黑人真黑呀！那外国娘们，冬天还穿裙子，光着腿！
总之，林彪事件之后，许多人的思想“回归现实”了，包括注重生活了，游玩当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北京的各个公园越来越热闹，春天赏花，夏天划船，秋天赏红叶。年轻人里赶时髦的还背上个画夹子，或者吉他，最普遍的当然是照相机。还有更“前卫”的，比如当时的“文艺青年”玩腻了公园，又挑选人少的荒野地方，像当年还没开发的樱桃沟、鹫峰、妙峰山、十渡、野长城。更甚者则跑去外地，去看全国的名山大川。当时的收入水平很低，这些年轻人多是“穷游”，有人甚至“混车”（逃票），睡火车站，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们是新北京时期的“旅游先驱者”。
改革开放之后，旅游不仅被正了名，还成了大产业，到处都在开发旅游资源，全国的人都在旅游。
今昔对比，真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