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管解放后的北京叫“新北京”，因为与之前的“老北京”相比改变了许多。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变化的更加迅猛，以至从解放到1980年代初的北京显得变化不大，好像话剧里场景没变的一幕。如今这一幕过去了，许多那时的市容市貌还有生活场景都消失不见了。所以这里想“立此存照”，记述一点“新北京时期”的情景。》
新北京时期的少年儿童比现在要独立的多，一年级的小学生放学后就排着路队自己走回家。而现在六年级的学生还要家长接送呢。更别提当年十五六岁初中生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自认为是成人了，而现在十五六岁的还完全是个孩子。
当然，那时各家的孩子都多，三四个最平常，七八个的也不罕见，两个孩子的家庭太少，独生子女极稀有。孩子一多就不金贵了，而且孩子们喜欢自己一块儿玩，才不愿意跟大人待在一起。
但是，什么叫“少年社会”呢？首先，少年已经有了相当独立的意识，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兴趣、语言、好恶标准，在少年们自己的圈子里另有一套“游戏规则”，和成年人的社会有些不搭界。特别是到了少年的逆反时期，有些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告诉家长，只想在自己的圈子里解决问题。比如，有的男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不说。因为若让家长出面去解决会感到非常丢人，会被伙伴们看不起。
自从上了小学，孩子们每天接触最多的逐渐变成了同学和同年伙伴，家长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尤其在文革初期中小学放假一年半，孩子们整天和伙伴们泡在一起，一起玩一起恶作剧，一起打架。北京孩子群之间打群架的规模曾达到数百上千，完全因为孩子之间的恩怨，他们自己组织策划，什么家长、警察、居委会的完全不知情。
记得当年老师和家长有时这样来吓唬我们少年：你们现在如此如此，将来走上社会怎么办？这个“社会”当然是成年人的社会。在进入它之前呢，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这里说的“少年社会”。
男孩女孩各有自己的“社会”，虽然有些交往，但曾有一个“男女界限”把他们分开，不在一起玩，甚至互相不说话。
在男孩社会里，广泛存在的“关系法则”是强者为王。这显得“原始”，却也自然而然：从小凭借体力争夺玩具或食物简直就是孩子的本能，根本不用大人教。而谦让才需要反复教，孩子还不一定学。
在强者为王的法则下，男孩子们在自己的圈子里都有各自的“地位”，就像一群猴子或一群狼，每个圈子都是“等级社会”。也许并非所有男孩的“排序”都清晰，因为要决定高下常常需要打架，而那些“没有野心”的男孩往往回避。但是，“老大”是谁一般都很清楚。那时，从幼儿园开始，每个班里都有大王、二王、三王之类的，完全没有老师、阿姨的参与，是孩子们自己产生的。
王朔的自传体小说《看上去很美》就描写了主人公第一天上小学如何当上了班里的三王。课间时，那位大王挨个问班里的男生“服不服？”，他把一位说不服的给打服了之后又给那位封了个二王。主人公呢，没敢说不服，却也咬紧牙关不肯说服，挨了几下打后被封为三王，而其他男孩都麻利儿地说了“服”。
笔者也记得，第一天上小学，高年级的男生们兴高采烈地冲着我们新生喊：“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一年之后我们也冲着一年级的新生同样地大喊，因为我们熬出来了，不再是小豆包儿，还可以欺负新来的小豆包了。
当年在一个男孩圈子里欺负人是常事，理所当然。比如在小学，欺负低年级学生简直就是“规矩”。高年级的处处要占先，校园里的乒乓球台子，高年级的一来，低年级的正玩得高兴也得乖乖让位。甚至课间上厕所时，小便池边站满了，高年级的伸手就把低年级的拽出来，自己挤进去。这样的事不算事，低年级学生也不抱怨，只等着自己升到高年级再同样去欺负低年级。
当然，还有超出常规，更加严重的欺凌，比如抢走低年级学生的个人物品，甚至威逼索要钱物。但这些行为往往会被家长察觉，并引起学校的的严肃处理。那时，屡教不改的“坏孩子”有的会被送到“工读学校”，接近于“少年管教所”的地方。而当时一说某个孩子进过工读学校，立刻就能让其他孩子畏惧八分。
当然，在恃强凌弱的“坏本能”之外，孩子们也有“好本能”，比如善待伙伴、朋友，还有“哥们儿义气”。很多北京人成年之后还保持着与“发小儿”的友谊，就因为这些儿时的友谊很纯净，就是互相对脾气，能玩到一块，双方都“够哥们儿”。绝不像成年人，亲热的笑脸背后不定藏着什么呢。
那时男孩们一旦成了哥们儿，相互之间的欺凌基本上就消失了，变为“一致对外”。当然，哥们儿之间也不都是平等关系，往往有“上下级”，有领头的，有跟从的，这都是由年龄、见识、胆量等个人特质自然形成的，跟从者心甘情愿，并无被欺凌的感觉。
文革时学校停课了，以居住区为纽带形成的孩子群很快壮大起来，整天泡在一起的哥们儿关系也大大增强，甚至可以达到吃喝不分彼此，各种生活用品，比如衣物，也互相“共产”，甚至晚上都住在一起，在对方家或其它什么地方，叫做“刷夜”。有些孩子之间达到了亲如兄弟的程度。
各个孩子群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强者为王”和“以力服人”。那些规模更大的孩子群往往占上风，比如有些军队大院和国家机关大院的孩子通常有很强的归属感，他们不仅人多还更倾向于一致行动，因此在与其他孩子群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
许多的孩子群也都排出了高低上下，在公共场合相遇，地位较低的孩子群就要退让，不然就会有麻烦。你冒犯了某个孩子群里的一个，哪怕是相当弱小的，也可能招致那群孩子的报复。当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威胁：“你等着点！我找人打你丫的！”
文革放长假时，孩子群之间打群架非常盛行。不少还事先约好时间地点，一般在人少的公园野地，然后双方都去各自搬兵。有时可聚集上百人甚至数百人的大场面。但搬来的兵越多越可能双方有互相认识的，甚至是朋友。那还打什么架呀？于是讲和。这常常发生在同是干部子弟的各个大院儿的孩子群之间。
但是，在大院儿的干部子弟和胡同的平民子弟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就小多了，有时相互斗殴相当惨烈。比如当年最闻名的案件：平民子弟“小混蛋”被一群大院儿的干部子弟活活打死。这里深层的原因就是社会等级的鸿沟。
当年少年社会中的“等级排序”也受到了成人社会的“污染”。幼儿园的孩子就能说出：我爸爸是司令，管着你爸爸！上了小学中学，这种意识更强烈。于是，父辈的权力地位也能影响到孩子群里的排序。人家爸爸是将军，你爸爸是校官，你个子再高也比人家“矮一头”。
另外，学习成绩好坏也有些影响，尤其在学习风气特别强的那些尖子学校。但是到了文革，学习成绩在一夜之间全“报废”了，等于零。而家庭出身成了个人地位的主要评判标准，成人孩子都一样。那是一个疯狂时期，很多中学生红卫兵，甚至小学生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大规模施以暴力。就这样，许多成年人居然被一群群的孩子活活打死。
当文革进一步发展，中学红卫兵的“起动机”作用完成了，他们也离开了文革的舞台中央。然后就是新北京时期少年社会的全盛期。放假一年半的孩子们整日游逛在大街小巷，公园商场。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上面提到的打群架每天都会发生，只是地点和规模不同而已。最大规模的一次足有上千的孩子，是各大院的干部子弟串联聚集起来，他们“扫荡”了从西单、宣武门到菜市口一带的“地痞流氓”，就是一些平民子弟的孩子群。这完全是少年社会的事，没有任何成人的策划参与，绝不像“红八月”中红卫兵“扫荡”黑五类时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鼓动和支持。
但随着1967年冬季“复课闹革命”，不久又开始了上山下乡，少年社会退潮了。大批老三届的毕业生“走上社会”，即进入了成年人的社会。新的一拨拨孩子长起来，他们越来越少了独立性，更多地受到成年人的管束。尤其后来到了独生子女的一代，更被父母和爷爷奶奶们加倍照料，简直无法脱离成人的目光。很少再有一大群孩子自己整天混在一起的机会。
从今后，再也不会每家三四个五六个孩子了，中小学放假一年多更加不可能。也许孩子们仍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语言、兴趣，和看待事情的眼光，但“新北京时期”那样独立的少年社会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
而经历过那个独特时代的我们，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