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管解放后的北京叫“新北京”，因为与之前的“老北京”相比改变了许多。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变化的更加迅猛，以至从解放到1980年代初的北京显得变化不大，好像话剧里场景没变的一幕。如今这一幕过去了，许多那时的市容市貌还有生活场景都消失不见了。所以这里想“立此存照”，记述一点“新北京时期”的情景。》
新北京时期有一项罪名叫“投机倒把”，不是什么大罪，界定起来更模糊。什么算投机倒把？个人小商贩似乎都有点嫌疑。因为当时北京所有的商店别管大小都变成国营的了，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私人做买卖在理论上已经不合法了。如果再买卖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比如粮食，就更不行了，肯定算投机倒把。
不过，那会儿常能看见卖东西的小商贩，警察一般也不管，因为警察也闹不清到底合法还是违法。当年的农村，包括一些小城镇都有集市，农民可以把自留地的农产品拿去卖。卖到小城市可以，卖到北京为什么就不行呢？
当然，北京街头那些小贩大多并非卖自家的农产品，而是先从农民手里收购上来再贩运到北京。这大概能算投机倒把了吧？反正当时不少人这样认为，所以那些小贩时常会受到盘问和干涉，主要来自爱管闲事的居委会老太太和觉悟特别高的少先队员。
到了文革，中小学放假一年半，孩子们东一群西一伙，整天闲得慌，一些小饭就成了找乐的目标。这些孩子还理直气壮：打击投机倒把！实际上呢，是抢劫：把装青蛙的口袋提起来一抖，青蛙满地蹦，小孩们抓了去玩。把卖小鸡儿的箩筐掀翻，小鸡儿到处跑，孩子们追着抓。记得我们院七八个中小学生曾围住一个卖梨的，说他投机倒把，要把他押往派出所，其实呢，不过想弄个梨吃。结果趁乱把他的梨筐掀开，你抓一个我抓一个就跑了。
现在回想很惭愧。我们那纯属一群恶少的恶行。人家乡下人多可怜，挺不容易的想弄俩小钱，却遭此欺负。其实，把乡下的农产品贩到城里，对农民对城里人都有利，算什么投机倒把？
那么，新北京时期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投机倒把？真有！直到现在还有，经久不绝，比如那些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倒卖医院专家号的号贩子。投机倒把具有时代特色，但别管啥时候，总有些“闲人”到处找机会，任何东西，只要能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钱就不会放过。当然，有时很难划清界限：什么是有益的商业行为，什么是有害的投机倒把。
老北京的德胜门外有个“晓市儿”，有点像跳蚤市场或二手货市场。有些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卖，也有人是买进卖出赚差价，这不能说有多大的不对。但还有人不光赚差价，还作假欺骗，蒙人坑人，这样的能算投机倒把了吧？
那个晓市儿一直存在到新北京时期，甚至到文革时还有呢，但只留了“小市儿”之名，却根本不是跳蚤市场了。笔者去过一次，想买点半导体零件。只记得那房子又破又旧，也没有半导体零件，只有些电子管收音机上用的老零件，大概是工厂的仓库底子拿去处理。
文革时还有个鸽市儿顽强生生存，在东直门外，当年那边还能见到庄稼地呢。记得就在一片空场上，足有数百人在那里，一会儿这儿围一圈，一会儿那儿聚三五个，看货谈买卖。那些鸽子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拿在手上，用手绢一包一系。除了鸽子还有人卖鸽哨鸽食儿，还有其它的鸟儿，甚至有金鱼热带鱼，夏天还有卖鱼虫儿的。笔者只去过几回，而有些“老油子”总泡在那儿，他们就是寻机会低买高卖，当作一个赚钱的职业。这能算投机倒把吧？反正当时政府这么认为，还派人去抄过。
红卫兵也抄过鸽市儿，但一开始抄不着几只鸽子，因为刚一动手，那些卖鸽子的就把鸽子撒向空中，让它们飞回家了。想想那场面，突然一乱，几百只鸽子腾空飞起，多有意思。听说后来红卫兵鬼了，先悄悄分散着溜进人群，分头跟着那些拿鸽子的，等哨声一响同时动手，先把鸽子抢过来。谁不服就揍，红卫兵可不客气。
不过，鸽市儿始终不绝。抄一次，消失一段，然后慢慢的人又聚起来了，因为确实有这种需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正规的花鸟鱼虫市场出现了，那个自发的“鸽市儿”才彻底消失。
文革中还有过一个最具当时特色的集市：换毛主席像章的。随着文革初期毛像章的出现，换像章的集市也出现了。偶尔来集市的人可能真是想“互通有无”，而整天泡在集市的老油子，就像鸽市儿里的老油子一样，为的是低进高出，赚钱。毛像章不过是他们发现的又一种合适的交易物。
最早的像章集市在前门。当时离前门楼子不远处有块空地，聚集的人多时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后来在动物园门前，在新街口白雪照相馆门前也都出现过像章集市。
老油子们把几十枚像章别在手绢上或一块布上，或者里面的衣服上，把外衣一敞，里面一片像章。而偶然入市者只有胸前佩戴的一两枚。
各种类型的像章都有市价。一种最小的，一两分硬币大小的像章是最基本的计价单位，老油子们称之“小崽儿”。我和一位哥们第一次听到时吃惊地对视：“反动！”。那时对毛的崇拜登峰造极。有些粗心的人只是错说一句对毛不敬的话就可能被立即揪斗，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而把毛像章称为“小崽儿”是多么严重的亵渎！老油子们却神气坦然的谈生意：你这个换多少？六个小崽儿。
当时的一些行情还能记得：一种比小崽儿大一圈儿，通体金黄的像章可换二到三个小崽儿，而一个井冈山或延安或天安门的证章可换从八个到十二个。一种比上海牌手表还略大一点，双边、金色头像，红色珐琅底，带放射状光芒的像章当时被称作“大头”，可换30到35个小崽儿。而且，“大头”还成为当时更高一级的“计量单位”。比如当时海军出了一套两枚的像章，一个大五角星中间是毛的头像，下边再配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长条章。这套称为“军星”的证章可换三四个“大头”。
老油子们在集市上换进换出，越换越多。那些偶尔路过的人根本不知道“市价”，让老油子们逮着机会“捡漏”。他们换多了干什么？卖。文革早期的像章比较缺，很多人愿意从集市上买。
当然，个人之间交换毛的像章没啥大不了的，但这个集市已发展成“做买卖”了，不仅涉嫌投机倒把，而且还严重亵渎伟大领袖。于是，警察和红卫兵都来查抄：悄悄包围，一声哨响收网，围住了挨个搜身。每抄一次就能消停一阵，但慢慢又死灰复燃。
令人意外的是，文革还没结束，像章市场就先消失了。但不是因为严厉查抄，而是由于像章太多了，“供”远大于“求”，谁也没兴趣到集市上去买了。那一阵，许多工厂都生产像章，许多单位都去“私人定制”。像章越做越大，你的大，我的更大。最大的像章有盘子那么大，根本不能别在衣服上，要用带子挂在脖子上。相比之下，原来的“大头”变成了“小崽儿”，“小小崽儿”。
而且，那些图案设计更是层出不穷，根本数不清有多少种。光看毛的人像，有头像、半身、全身，戴帽的、免冠的，坐的，站的，背手的、叉腰的、招手的，青年、中年、壮年，穿制服的、穿军装的、穿长衫的、穿睡衣的。再看背景图案和上面的字，更是五花八门。许多像章是单位定制了免费发给职工，各单位还比着发，比谁发得多。需求完全被满足了，谁还想去买呀？
那些倒买倒卖的老油子们只能放弃了像章，去倒腾别的东西，比如票证，包括电影票、火车票。
新北京时期结束，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原来被认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变成了合法的，比如在古玩市场上低买高卖赚差价。
尤其是股票市场，电视上还专门有人教你如何“低吸高抛”。这赚的是什么钱？无非是把一些人口袋里的钱转移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他们为社会增加什么财富了吗？
当年的老油子们恐怕做梦都没想到倒买倒卖赚差价也可以堂而皇之坐在办公室里干，而且只需在键盘上动动手指，舒舒服服的。
今昔对比真是两个世界了，所以要把当年记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