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管解放后的北京叫“新北京”，因为与之前的“老北京”相比改变了许多。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变化的更加迅猛，以至从解放到1980年代初的北京显得变化不大，好像话剧里场景没变的一幕。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许多那时的市容市貌还有生活场面都消失不见了。所以这里想“立此存照”，记述一点“新北京时期”的事情。》
说来有人不信，当年北京曾有很多人养鸡，比现在养狗还普遍。不过，养狗是宠物，而养鸡是实用。
从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缓解后，商店里就时不时卖活鸡，是从农民那里收上来的公鸡和不再下蛋的老母鸡。当时肉类还定量供应，每人每月最多一斤。但活鸡却不定量，有钱就能买。买的人当然踊跃，但也没达到抢购的程度，一只鸡要好几块钱呢，当时算高级食品。
活鸡买到家并不都是马上宰杀，有时还会等几天，凑个什么日子再开荤。当时笔者的邻居家就买了一只母鸡，第二天却下了一个蛋，农村人居然把下蛋母鸡也给卖了，真少见。邻居家有了意外收获就舍不得杀了，把母鸡养起来下蛋，美得不行。那会儿鸡蛋很金贵，定量供应，一家五六口人每月不过两三斤。一斤鸡蛋大约一块钱，和猪肉一个价。
北京那时就零星的有人养鸡了。大约在1965年开始，北京兴起了打鸡血，就是把大公鸡的血打到人身上，肌肉注射，据说有健身奇效。现在没人信那个了，可当时很多人都信：瞧那公鸡多精神，天没亮就打鸣，这股子劲头儿不全靠鸡血撑着呢吗？不信给它把血放了试试！那么，把饱含“精气神儿”的鸡血打到人身上，那效果能差得了吗？这就和“吃牛鞭鹿鞭能壮阳”属于同样的“中式思维”。
当时不光普通人信，还有半官方的支持，曾流传过宣传材料，说打鸡血如何如何好。反正当时有的医院诊所一度帮助注射鸡血，包括百万庄小医院。想想看，那会儿每天看病排队的人里不少还抱着公鸡，多逗。
打鸡血用的鸡当然要自备，于是养公鸡的人家多起来。天不亮呢就听见鸡打鸣，东一声西一声，真有点农村的感觉。我家楼下的老李头就养了三四只大公鸡，轮换着来，要是就一只鸡天天抽血，还不给抽死？而且这些公鸡每天吃饱喝足，还要“放风”，在院里溜达溜达，不然怎么保持那股子精气神儿呢？
随着养公鸡，男孩子们发现了一项大娱乐：斗鸡。几只公鸡在一起绝不会平起平坐，而一定要分个高低上下。两只公鸡相遇，若一方认怂，低头跑开也就罢了，若敢不服就要打斗一场决个胜负。其实母鸡之间也有地位高低之分，只不过母鸡们决胜负三两下就搞定，不像公鸡有时能斗得死去活来。
男孩子们迷上了斗鸡，养鸡的人家更多起来。随后又来了一大波养母鸡的浪潮，因为文革开始了。学校放了长假，孩子们整天在家玩，有工夫照看鸡了。而且社会一时乱糟糟，养鸡也没人管了。
新北京时期不许一般市民饲养家禽宠物之类，比如养狗就不许。大饥荒时期有人试图养鸡养兔子，都不许。打鸡血养鸡有治病的借口，但也会遭到居委会的干涉，至少要求他们把鸡养在家里，不要放到外边来。
文革一乱，没人管了，于是不少人家养起了母鸡，为的是下蛋。一只母鸡一个月能下两斤鸡蛋，赶上国家配给的“定量”了。
住楼房怎么养鸡呀？确实不易。比如我家最多时养四只鸡，在凉台上用个破木箱子当鸡窝。冬天太冷，就让这些鸡在厨房水池子下面的一小块地方过夜。太挤了，白天必须把鸡放到院子里去，家里可经不住它们闹腾。如果它们在凉台上过夜，根本就不用管，天刚亮它们会自己飞下去。我家那时在二楼，不高。我们那个有六个楼门的院子里每天都跑着十几只鸡。
别人家一般就养一只鸡，我家干吗养四只呢？先是买了一只，可养了一段也不下蛋，于是又买了一只。原计划把那只“老鸡”杀了吃肉，可“新鸡”买来之后却舍不得杀老鸡，一块养着吧。不久，爸爸的一位朋友把他家养的两只鸡也给了我们，那边的居委会管得严，不让养了。杀了吃肉又下不去手，那两只鸡是他们从毛茸茸的小鸡养大的，于是送给了我家。爸爸说要杀掉新鸡和老鸡，只养两只新来的白鸡。但我和姐姐弟弟都不干，于是只好四只鸡一起养。
春天到来，四只鸡先后开始下蛋。一天能收三四个蛋，我们一家美滋滋的。
养鸡的人家多了，商店里的活鸡供应不上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开始养小鸡儿。春天里有乡下人用自行车驮着满箩筐的小鸡儿进城来卖。
院里有位高中生哥们一下买了20只小鸡儿，还宣布了他的大计划：假如一半是公鸡，养到国庆节就大了，先吃三只，红烧、白斩、清炖。然后新年再吃两只，剩下的留给春节。十只母鸡呢，明年春天就下蛋了。一天十个蛋，他吃两个，小东和小丽（他的弟弟妹妹）一人一个，如果他俩帮着养鸡的话。剩下的鸡蛋炒菜，还要腌上一些慢慢吃。
可是，才过一天他的计划就不得不缩减，一只小鸡儿被踩死了。后来又被门夹死一只，拉稀死了两只。再后来闹起了鸡瘟，他的鸡死光光，计划全部取消。
要把毛茸茸的小鸡儿养大真的不容易。大鸡要比小鸡省事多了，自己就跑来跑去，不用人管。每个楼门都有一个垃圾箱，那些鸡常跑去找吃的。有时树上掉下大青虫子，还有一种拖着丝的肉虫子（俗称“吊死鬼儿”），鸡们就会你争我抢。
别以为鸡们常去刨垃圾箱就很脏，它们每天都“洗澡”，不是用水，而是用土。院里有块地方积了一层干土，鸡们就趴在那里“唰唰唰”，用腿和翅膀把土往身上弄，还转过来扭过去，把全身往土上蹭，包括脑袋、脖子、后背。这是在清理羽毛，避免长寄生虫。只要有条件，鸡会把自己清理得很干净。你若闻闻，它们身上有一股“太阳味儿”，就是在外面刚晒完的被子那种味儿。
鸡有一定的智力，比如认路认家。它们跑来跑去，常常跑出院子，但是跑不丢。天色晚了，或者急着下蛋，它们还会跑回自己家的楼门前，一声声的叫主人来带它们回家。只要把楼门打开，它们就自己进大门，上楼梯，一直走到自家门口，错不了。
鸡能认人么？不好说。反正在外面，生人要抓鸡可不容易，它们连飞带窜玩命逃。但有时主人去抓，它们会一缩脑袋，一动不动，等着被抓。不过，那通常也是它们想回家的时候。
像所有的宠物一样，鸡养久了也会有点感情，舍不得杀。比如我们院里胡家哥俩养了一只大公鸡，从小鸡儿一直养大的，非常大，九斤黄，就是那种“五彩大公鸡”，漂亮极了，斗架很厉害。许多别院的孩子抱着公鸡来斗架，刚一看见就服了：“我操！这么大！没法儿斗！”连抱来的鸡都不敢往地上放。
后来呢，胡家哥哥要上山下乡了，临走舍不得九斤黄那一身肉，趁胡弟弟不在家时下了手，就在院里，怕在家弄满地血。谁知大公鸡挨了一刀醒过闷儿来，使劲一挣就逃了，脖子还流着血。一群母鸡不知就里，还照旧跟着大公鸡跑。大公鸡跑不动了，母鸡们还簇拥着它。不知是心软了还是手软了，胡哥哥没有再去补一刀。而胡弟弟回来一见惨状就怒了，打了哥哥好几拳，胡哥哥羞愧地没还手。最后大公鸡还是失血过多而死，据说胡弟弟连一口鸡肉都没吃。
有时鸡们的最大杀手不是人而是鸡瘟，大概就是现在说的禽流感。鸡一染病，先是蔫了，闭眼缩脖一动不动，脸色苍白，不时打喷嚏，过两三天就死。而且鸡瘟传染的很快，把鸡关在家里也很难躲过。那会儿也不知道什么疫苗打针，只能眼睁睁看着鸡死去。有人刚一发现鸡有病就赶紧杀了吃肉。据说只要把血放干净，把鸡肉彻底炖透就吃了没事。
记得一场鸡瘟过后，百分之九十的鸡都消失了。我家只剩下“新鸡”抗过了鸡瘟。但到了1969年秋冬的大疏散，我家最后留守北京的我和弟弟也必须去河南了。只好把鸡杀掉吃肉，下手的时候还真有点难过。
随着学校复课闹革命，知青上山下乡，还有大疏散，北京见不着整天闲着的孩子群了。养鸡的也就少了许多，但仍然有。
我和弟弟1970年先后回到北京，1971年春天，卖小鸡儿的又来了，我俩一时冲动买了六只，而且居然养大了四只。为首的是只芦花大公鸡。这时我家已搬到三楼，但四只鸡照样会从凉台上飞下楼去，一整天在前后院到处跑着找吃的。但经常只有它们四个做伴，院里已经很少有别家养鸡。居委会几次通知：不许养鸡。
那时，我爸爸妈妈还都在干校，我和弟弟对居委会的通知不理不睬。终于有一天，四只鸡都不见了。居委会通知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可以把鸡领回，但必须马上杀掉。我和弟弟没去，实在不想亲手宰杀自己养大的鸡。不知那些鸡肉都便宜了谁？
又过了两年，院里已经好久没见到鸡的影子了。可突然一天，一位哥们抱出了一只鸡“放风”。那鸡哆哆嗦嗦，都不会跑了。也难怪，这支白色风头母鸡还是和我家曾经的“老鸡”“新鸡”大约同时买的，足有七八年了。他家舍不得杀，又怕居委会抓走，就一直在家里圈着。那鸡早就不下蛋了，只当个宠物。
当年和白凤头母鸡一起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同伴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却突然冒了出来。这旧景重现让人好一阵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