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地搞了一场人民代表的竞选。一时间热闹非常。礼堂里一场接一场的竞选人演讲，胡平在台上大讲“言论自由”。王军涛的大字报贴了一大片：“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各种政治问题，从抓捕魏京生到共产党的功过都可以公开辩论。
这就是改革初期政治氛围宽松的代表性场面。当时确实像“摸着石头过河”，左边右边都可以试试，走哪边至少可以讨论。许多人以为，一场根本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即将到来。甚至有一度开始了尝试：党政分开，党只管党，军队国家化等等。虽然实际行动远落后于舆论，但毕竟这样的议题不限于民间，而出现在官方媒体，属于官方行动。
但是，曾经的政治改革毛毛雨早就停了。如今，“过河”的路径明确了，左试右趟都不许了，没商量。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中国是突破了“硬壳”的新躯体，柔软而灵活，那么随着成长，他又开始定形、固化，长出了新壳。现在的“壳”是什么样子呢？
政治体制再次明确：坚持极权专制
在目前的“习核心”时代，甚至可以预测的未来，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都不会发生了。主要原因两条：
1，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了统治集团信心：不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也可以搞好经济，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更具优势。
2， 专制极权是几千年的老传统，轻车熟路。撇开统治者的私心私利不谈，这是一种有把握的政治体制，几千年来一次次使中国达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而民主政治却在中国史无前例，没有把握。不仅统治阶层的私利无保障，转变过程会有多大麻烦，甚至最后能否成功，都没有把握。那么，选定有把握而且看来也能“过河”的路就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同是极权同是专制，几千年来的中国既有“繁荣盛世”也有“衰败乱世”，政治局面既可以“相对开明”更有非常黑暗。所以，中国的政治体系决非“极权专制”几个字就可概括。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下，繁荣或衰败，开明或黑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核心的一小群人，甚至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权力顶端的那一个人。
邓小平开创了走向经济繁荣的中国道路。他的个人作用之大难于估量。邓小平之后的两届“核心”远比邓小平弱势，尤其是“胡核心”，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
历代皇帝与下面各级官员都有个固有矛盾：权力的此消彼长。皇权大则官员权小，而皇权弱则官员必然权大。胡核心时期是各级“一把手”的黄金时代，招商引资、大上项目、大搞经济。一片热潮中，官员们也都肥了，而老百姓的感觉是“无官不贪”。
今日的“习核心”却是个“强势皇帝”，以反腐败为利器相当有效地整肃了吏治。有人说，反腐败不过是权力斗争，这不是没一点道理。官员们普遍腐败，一整一个准儿，但又不可能全面打击。那么整谁不整谁自然就要考虑其它理由。但这一波严厉的反腐也确实煞住了几乎是公开贪腐的滚滚大潮。成效之大得到了许多老百姓的认可。当然，“皇权”也随之壮大了许多，而各级官员则“规矩”了许多。
习核心也一反前两届“核心”那样随着邓小平时代的“惯性”走哪算哪，他要给中国道路涂上自己的鲜明色彩，要消除还剩下的那一点“灵活性”或叫“模糊性”，要把道路的方向和边界明确固定下来：
第一条就是不再允许丝毫的“消减党权”，连讨论也不许了。军队就是要绝对接受党的指挥，国家也一样，要绝对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全党更要严肃纪律“守规矩”，“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呢，又要臣服最高领袖。
这种“皇权”的再次强化，还有再度泛起的个人崇拜，显然是对邓小平的“修正”。
邓小平曾经试图在极权专制的框架内解决“皇帝一人就能把全国拖入灾难”的大问题。但那个框架使他只能求助效力有限的权宜之计：把最高权力分散为集体领导，并在法律上取消最高领袖的终身制。但是，在非法治的状况下，最高权力根本就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哪能约束“强势皇帝”？最近中国的修宪轻而易举就打破了邓小平的权宜之计。
第二是举什么旗号，用什么思想意识来凝聚人心。
最近，习核心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他真要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今日中国的道路？并不是。
就在两三年前，北大曾举办过一次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外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教授）非常认真地一条条指出中国早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中国却从邓小平开始又恢复并努力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不是背道而驰吗？但是，外国教授严肃认真，中国学者们却没人接招儿，都一脸轻松地不理不睬。他们一点没觉得理亏，更没人佩服这外国教授的学识眼力，根本就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儿：“这还用得着你说？谁不知道啊？”
中国学者的表现是典型的当代中国特色：不必在意说的和做的到底是一致还是两样，或者相反。在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就可以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管他什么主义都装进来一锅烩。
旗号可以背离内容，却不能没有。当年共产党的旗号“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曾起到巨大的动员作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天堂”旗号曾让全国人民狂热地投入“大跃进”。不过，旗号过了时，或被用滥了用臭了，就要丢掉。当文革以失败告终时，任何太光鲜的旗号都让老百姓倒胃口。而邓小平的扑实旗号“富起来”“奔小康”反倒能打动人。
但是，泱泱大国，十四亿人口，光是“奔小康”“富起来”？太土，太低调，太没气魄没境界。
不过，高调响亮又人心所归的旗号太难找。到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中去找？不行。那在一百多年前和西方文明对垒时已经败阵了。虽然“博大精深”，却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先进性。借用“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之类的更不行，那会自乱阵脚。
结果呢，江核心的旗号为“三个代表”，胡核心是“和谐社会”。习核心先是举起了“中国梦”，但失之含义发散，还有抄袭“美国梦”之嫌。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算不得旗号，冗长绕口内容庞杂。最近这又抬出马克思主义，倒是显得“不忘初心”，但是太古董了，今天世界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根本没料到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解释不了。
尽管响亮的旗号难找，却有个现成的工具能够聚拢人心鼓舞干劲：那就是民族主义。其实，“中国梦”的本意也就是要激起民族壮志：全国同做强国梦。只可惜，很多国人都爱做投机发财享乐梦。
民族主义确实能激发强烈的认同感：“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能不“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么？而树立“外敌意识”则作用更大。一百多年的“家国耻，民族恨”随便翻出一段来温习一下就能让国人热血沸腾，同仇敌忾。再联系近来“国际反华势力”的“亡我之心不死”，更能促使国人放下对内的不满，团结一致，努力奋发，与觊觎我中华的外敌一较高下。
民族主义还有抵御外来“有害思想”的明显功效。可帮助解决这个开放国门的同时要面对的大问题。
邓小平曾经做过检讨，自称“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没能够抵御“资本主义精神污染”。而最让领导集团担心的“精神污染”就是那些“普世价值”，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的，与一脉相承的集权专制体制不相容，可又确实包含难于忽视、难于否定的道理。
于是，在习核心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就不能不包括“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这是对“外来异物”的一种“无害化处理”：无法忽视和否定就干脆囊括进来，再冠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之类的形容词就可以重新定义它们了。
民族主义更可以用来抵御外来“有害观念”，只需把那些观念与“外敌”紧密挂钩。既然有“爱屋及乌”，当然也会有“恨屋及乌”。况且任何观念和任何社会制度都不会十全十美，只要抓住其缺陷加以突出宣传就能将其搞臭。而民族主义本来就“自我为是”：对“我们的”加倍肯定，对“外人的”只挑毛病。如今在大陆，提起“民主、自由、人权”这类“西方字眼”，很多民众的反映早已经是厌烦和蔑视。
民族主义有两面性。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民族主义，也不可能没有，那是与生俱来的归属感。但超出限度，到了拿肤色、拿国别来判断善恶是非的程度，就有害无益了。
民族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大国情绪”，尤其在诸如“厉害了，我的国”那样的媒体宣传鼓动下，国人的自我感觉急速膨胀，真以为距离世界第一强国已是一步之遥，又开始以“中央大国”的自信看待世界。
而举国高涨的大国情绪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邓小平时代的又一个“修正”：
强势崛起，不再韬光养晦
邓小平当年的一条对外策略是“不当头儿”。如今的上合组织里中国就是头儿。上合组织也从起初的反恐议题扩展到了经贸合作，组织规模也在扩大。
“一带一路”更是一盘大棋，着眼布局世界经贸网络。即便只着眼经贸活动，这样的规模和深度就必然具有很强的国际政治意义。比如，中国早已向非洲转移国内开始淘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像服装、制鞋），并帮助非洲搞基本设施（铁路、公路、港口），开发矿产资源。如果继续扩大成果，非洲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中国的经贸链条，还会在发展模式和政治取向方面追随中国。用个老词：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当然，如果非洲的经济在中国的帮助下长足发展，那是非洲人的好事，西方没有太多理由反对。
但南海问题却有所不同。中国把一些原本淹没在水下的礁盘建成了人工岛，修了机场、安了导弹。这恐怕违反了国际法：任何国家不能在公海里制造“新领土”。当然，中国说那礁盘早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自己的领土上造岛怎么啦？但国际法好像也说了，公海包围中的水下礁盘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领土。当年日本在冲之鸟礁石上造了岛，以此来伸张周围的海域，中国就曾经搬出国际法来反对过。
南海的领土争端太复杂，这里不多说。反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已经被西方多数国家认为是一种不合国际法的军事扩张。不仅美日澳，连英法这样和中国关系还算不错的国家也说要派军舰来南海表明立场。当然，他们肯定没人敢“暴力拆迁”，所以也根本拦不住中国的手脚。但是，面临这么多国家的反对，先不说谁对谁错，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就已经处在了下风。
西方国家会不会进一步形成一个遏制中国发展的联盟呢？虽然目前看来不会，因为缺少政治远见的特朗普把美国的盟友都得罪遍了，但下一位美国总统恐怕就不会如此弱智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改变“韬光养晦”呢？这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惊恐和西方国家的敌意，对中国不利呀。除了领土、资源等理由，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日渐强大，有能力撸胳膊挽袖子，伸伸拳头了。尽管中国很早就反复说“决不做超级大国”，“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但那时的中国还不强大，况且说和做本来就是两回事。中国还说过“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不仅来自中国自己一百多年的屈辱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现实。
如今中国开始强大了，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现实走”，开始了强势对外。虽然中国想给自己塑造和善的大国形象，但强大之后就很难克制自己不以强大国力来推行自己的对外诉求。还有一点：中华传统中根本就没有“平等”概念，无论对内对外从来都讲“上下尊卑”。
况且，“韬光养晦”本来就含有暂且隐忍，待实力积蓄够了再说的意思。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会不会也要改变韬光养晦呢？
邓小平奠定的中国道路也像其它道路一样，不会笔直不变，也会拐弯的。
仍然走在邓小平的中国道路上
虽说邓小平的中国道路受到了一些“修正”，但目前的中国并没有脱离这条道路，还保持着这条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行动。
首先，经济是重中之重。这个总方针已经坚定不移了。从每一届“权力核心”到各级干部甚至到民间，都深切体会到：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强国梦，富起来，说到底都要靠经济。最高权力集团更知道：“把经济搞好就有了权力合法性”。
第二是坚持改革。如前所述，向着民主政体的政治改革已经明确地关上了大门。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也已经不可逆。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明白：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效率更高，活力更强。但是也认为：国家命脉行业必须掌握在政府手里，像军工、金融、交通之类的。所以，“混合经济”被明确了下来：私有制和国有制的混合、市场经济和国家的计划干预共存。
目前看来，尽管“国进民退”的波动时有发生，但总体方向仍然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比例逐渐上升。
另外，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一直在进行，对于其阻碍经济运行的问题，特别是“权力设卡收租”，一直在下大力气整改。比如，政府的审批权被一次次的缩减，各种办事程序在不断简化。
第三，把科技和教育视为关键。尤其现在已经瞄准了“世界老大”的位子，而能否实现梦想很大程度取决于在科技方面的比拼。尤其是，经济竞争说到底也是在拼科技。最近中兴公司遭美国制裁的事件对中国是个极大的震撼和提醒：高科技方面还被人家掐着脖子呢。
中国不仅对科技的投入在加码，对教育也一样，因为科技的比拼又在于人才。中国还瞄准了海外人才。最近“开闸”了，给一批外国人才发了中国绿卡，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的绿卡。这只是开始，一向目光长远的中国领导层肯定有大规划，因为只有大批世界一流科技人才流入中国，才谈得上赶超世界科技一流水平。
第四是国门越开越大。没有对外开放就根本不会有今日中国的繁荣，这已经是举国上下的共识。所以开放肯定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尤其是权力核心对开放越加自信：已经找到了抵御“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手段，并且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也足够强大。现在是洋人怕“中国制造”了，要对中国关小贸易大门了。
当然，中国也不是无限制的全面开放，比如金融业，真怕那些“金融大鳄”进来大吃大嚼、大剪羊毛。所以中国对于“国家命脉”行业的开放非常谨慎。这也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特点。
总之，上面这几个根本特点都发端于邓小平时代。所以说，今日中国仍然走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道路上。
目光放远。向前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还将沿着此路走下去。往回看，此路如此不同寻常，不仅离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道路，也不同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摸索过的道路，甚至很不同于也是共产党“坐天下”的毛泽东时代。
环顾四周，中国道路更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走过和正在走的道路。
但这条中国道路又非“天降异物”，许多“内容”并不陌生，从几千年的传统到刚刚面世的创新，有土生土长的东西更有“洋货夷物”，干脆说，中国好似混血杂交的“四不像”。
然而，这“四不像”却创造出经济奇迹而震动了世界，也让人不能不思索：对于人类的发展，中国道路意味着什么？
当审视完中国道路的前前后后，有必要总结几句。
请看系列文章的下一篇《登高俯瞰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