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陆的书店里，梁漱溟的书又火了起来。想当年，这位梁先生敢与毛泽东叫板，就在大会上，当着全体与会者。结果呢，被惹怒的毛当场定他为“反革命”，让他无声无息许多年。
如今梁先生的著作又大批面世，首先在其思想价值，梁是学术界承认的现代中国思想家之一。再一个，他的一些观点学说当年很不合时宜，却恰好赶上了今日中国的潮流。比如，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腐朽没落的总根子，广遭口诛笔伐，梁先生却是少数坚守儒学的学者之一。
他的一个观点曾被解读为：“东方精神文明胜过西方物质文明”。尽管这里有些曲解，但他确实曾经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在百年前的中国简直是逆历史潮流的一声怪叫，但在大倡“文化自信”的今日中国，这当年怪叫又变得非常时髦，还超前了一百年。
当然，梁先生决不同于今日那些肤浅的追时髦者，他的预言出自他的学识和深深的思考。他所说的儒学是需要存良除莠重新诠释的，比如，他认为“中国文化”需要吸收西方文化加以提升，尤其需要接受科学和民主。
但是这里不扯学术。还是来说中国道路。
梁漱溟主张的中国道路
推翻满清之后，中国该向哪里去？梁先生自然有他的主张，而且在当年很不合时宜。当时学术知识界的主流意见是效法西方民主制度。梁先生却认定“此路不通”。他指出，这绝非因为几个强权者的破坏，诸如袁世凯和其他军阀破坏约法，真正强大的阻碍是中国人的“习惯”。
梁先生这样解释“习惯”：“一个人就是一团习惯”，“一个社会什么都没有，亦不过是一团习惯而已”。梁先生说的习惯大约相当于广义的“文化”，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待人处世的习俗，也包含了价值观念和道德信条之类决定行为的思想意识。
社会制度确实要与“习惯”相合，说严重点，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梁先生认为中国人根本就无法养成西方人的“习惯”，其梗阻在于“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这“中国精神”分作上下两层。下面一层虽然不如西方人，如“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退缩安分”，但还可慢慢校正，这也是很多人都能看清的。
但梁先生认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上面一层则无法校正，也不应校正，“因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而中国“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回转过来”。
梁先生认为这也是当时一般人没看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较西方之优越处：例如，他指出，西方人理智，处处站在自我立场上讲权利义务，但家庭里、社会上到处是“冷漠、敌对、算账的样子”。而中国人总是用直觉和情感处理问题，是“不顾自我的”，母亲爱孩子忘了自己，孩子爱母亲也不顾自己，兄弟朋友之间都可以为他人着想而不计自己，委屈自己而利他人，这使家庭里社会上处处有人际情感。
近百年前梁先生的论断今日再看还有没有道理？此处先不评说。
当时的梁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习惯”变不成西方式的，所以中国人也走不了西方的路。但中国的道路又必须改变。过去的老路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证明为衰亡之路，走不下去了。学习西方是必须的，但不必也不可能完全跟随西方的脚步，要找一条自己的路。这个观点在今天大概又很合潮流。
而当年，作为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梁先生却不同意当时民盟大多数人秉持的全盘西化的观点。他更不赞成当年国民党趋向专制的道路和共产党仿效苏俄的道路。他提出并亲身去探索一条中国之路，试图把中国的“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民族精神和西洋的先进物质文明相结合。
他为了把理想付诸实现，曾沉到农村，在山东邹平一干七年，搞乡村建设。“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说白了，梁先生要建设理想中国的一个“完整细胞”，示范给全中国。
但结果呢？没啥结果。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就像大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会翻沉。他还想驾驭风浪、引领航向？门儿都没有。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根本分歧
要说当年的梁先生还真不算小人物，是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和蒋介石、毛泽东都说得上话。他曾访问延安，与毛八次约谈，包括彻夜的促膝长谈。虽说观点不同，但也坦诚相见，不加保留，谈得痛快。
梁先生曾努力游说国共双方，力劝他们放弃武力，合而为一建设中国。梁一度坚信武力统一不了中国，只会长久内战下去。他说：“以武力求统一只有更延迟中国的统一。”
然而共产党一举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大陆。这让梁先生大感意外，但他可不像其他民主人士那样对“坐了天下”的共产党五体投地。说实话，他对共产党得天下的手段有些不以为然。他说过：“有本有源彻头彻尾反对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我算一个”。
1938年访问延安时，他曾对毛泽东说，搞乡村运动“最困难的就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却立即打断他：“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
这两句对话深刻反映出梁与毛各自道路的根本分歧。其实，农民究竟要静还是要动全在于你如何对待农民，对待当时的社会。梁先生想保持农村的安稳，搞乡村建设。他对当时的社会感到“以无秩序为苦”，“苦在没有秩序让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几乎有秩序就好，不管是什么秩序（平等不平等，合理不合理）”。
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却要先打破已有的秩序，“打土豪分田地”，激化阶级斗争，促使占人口大多数的“穷苦农民”向少数的“地主富农”开战。一旦这些农民动起来，就只能破釜沉舟，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不然就会遭到“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毛泽东共产党正是以此策略建立起革命武装，最终夺取了政权。
虽然借用了一些苏俄的革命口号，但说到底毛泽东的夺取政权之路并未脱离中国传统。革命队伍里的上上下下许多人始终是一脑袋“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1949年的胜利仍然是一场农民起义的成功。
但这场成功的意义并不小。国家统一了，混乱结束了。这也是梁先生梦寐以求的。尽管出乎他的意料，也不得不服。他写道：“当前最大事实就是国家统一稳定，把过去几十年混乱之局根本清除。这正是由善于运用阶级斗争而取得的。然而我却一向以为在中国行阶级斗争必致陷于混战乱斗而斗不出结果来。事实胜于雄辩，不服自服。”
他嘴上服了，心里呢，未必。所以，当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政府工作时，他竟然拒绝了。他还要站在外边保持自己的立场。这样做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毛泽东的中国道路
刚夺得了天下的毛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话还真不是装出“伟大谦虚”的做作，毛的心中真有无边无际的宏伟蓝图，超越了任何中华帝王和“大同世界”的中国梦。别说千古一帝的秦始皇，连一度奉为先驱榜样的苏联老大哥他也想取而代之，他想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天堂”的第一设计师和工程师。毛的“理想国”是要推向全世界、覆盖全人类的。
理想很宏伟，落实很麻烦。经济是基础，而工业，尤其重工业是“急所”，这一点毛并没看错。而向农民索取，搞积累投向工业的手段大概也是必然选择。然而，在“积累速度”，或者说向农民索取（以此替代难听的“剥削”二字）的力度上，毛实在是迫不及待、多多益善。
于是，路见不平的梁漱溟喊出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在大会上就犯颜向毛泽东“进谏”。可是，梁高估了毛的度量，更高估了他和毛的交情。他居然看不出横扫了国军八百万的毛早已站到了高高的新起点上昂首阔步，岂容他这匹夫挡驾？结果，毛大手一挥，他梁漱溟就一边旮旯凉快着去了。
要说梁和毛，二人都曾准确看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占人口80%的农民入手，并且都亲身实践。但北京城里长大的梁还是看不透农民，更下不了狠手，只是劝诫、引导，最终一事无成。而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却把农民吃透了，一下就直戳“兴奋点”，让农民都跳将起来，听从他的指挥。对于毛，中国农民就是建筑材料，由他拿去建筑理想国。
没用几年，毛就把农民带进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当年是分田地，如今又收田地，土地都归公了。这也证明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不过是运动农民的手段。
只争朝夕的毛实在受不了经济发展的慢吞吞，于是搞起了大跃进，要快速“赶英超美”。毛一发令，全国男女老少齐上阵，砌炉子，炼钢铁。农业产量更在报纸上“放卫星”，你追我赶就突破了亩产万斤。一场全国大狂欢，树砍了，锅砸了，炼钢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把点存粮吃光了，一通折腾把农时也误了。然后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说句大白话就是饿死了。
大跃进失败的一桶凉水浇的毛踏实了几年。但随着经济渐渐恢复，退居二线的毛又燥热起来。他发现一线的刘少奇那伙官僚在一步步把他束之高阁，变成脱离实际权力的“神”。而刘少奇一伙却走着“修正主义路线”，决不会通向毛设计的“共产主义”。于是毛痛下决心再搞一场革命，一场在“文化大革命”招牌下的政治革命。
毛泽东走向彻底失败
毛利用他“神”一般的威望，直接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于是原本安稳的中国天下大乱，原本听话的老百姓组成无数造反团、战斗队，冲向政府部门夺权。毛就这样把“修正主义”官僚集团收拾了。
“砸烂旧世界”完成了，接着要建立新世界，继续实施毛的宏伟蓝图了。可是，毛又撞了南墙，而且是无法逾越的墙，神一般的毛也无能为力。这墙就是“人性”。
各个造反组织都想掌权，你争我夺。毛一再发指示：“要大联合！大联合！”，“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是根本不管用，别说“一句顶一万句”，连一句都不顶。毛也看出来了，是人的私心作怪，于是又号召：“要斗私批修！”。可革命群众自有主意：“这节骨眼儿上斗哪门子私啊？先把对立派斗趴下再说！”
全国大武斗没完没了，毛终于急眼了，对广西和陕西的两支造反派分别实行了“武力解决”。杀鸡儆猴，全国武斗被压了下去。其实，毛一直掌控着军队，早就可以压服乱局。但是，靠武力而非革命群众的觉悟来解决问题，这可不像“建立新世界”的搞法，所以毛才耐心等待，直到最后无奈才用了下策。
果然，接下来依旧是大不顺。毛想培育的“共产主义新人”，即：无欲无私，整天想集体国家而不顾自己的人物，只活跃在舞台上（样板戏），书本里（新革命小说）。而毛的“宏伟新世界”，即消除了上下等级贫富差距，全民亦工亦农亦军，人人克己奉公，又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国力压倒帝修反、雄踞世界的大中国，实在是遥不可得。
现实中的农民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是自己养点什么种点什么卖到自由市场），所以总要大张旗鼓“割资本主义尾巴”。而端着“铁饭碗”的工人则不肯好好干活，工业总没起色，连各种日用品都普遍短缺。眼看着被帝修反越甩越远，人家美国人都登上月球了！
一记沉重打击来自林彪：毛选定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居然背叛了自己！这下子，天下还有谁可以相信？毛不得以启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大批地“解放”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打倒的老干部，还跟美国和解，不再搞什么“世界革命”，代之以“三个世界理论”。这些都表明毛已经泄了气，对曾经的“宏伟蓝图”没了信心。
尽管四人帮还起劲的折腾，还搞万人大合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但毛已经越来越感到前景不妙。
尤其到了1976年，毛最终闹清了那个发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是铁了心要翻案，也明白了四五天安门的群众抗议运动“矛头是对着我的”。此时的毛不得不承认，自1949年以来他所有的努力终将以失败告终。而且，自己生命的大限也不远了，再也没机会与天、与地、与人奋斗下去了。就要“盖棺定论”了。
据毛身边那些人的回忆，1976年伊始，毛的四周气氛冷清，几近凄凉。一部电影竟让毛回想当年，老泪滚滚。他在一遍遍回首一生，自我总结。他自称，一辈子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蒋介石，一统大陆江山，二就是文革。可是结果呢？毛自己这样说：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最后一句中的“你们”，也就是亲耳聆听这段话的几个人，都是毛仍然信任的心腹，包括华国锋和四人帮。在这段可算作临终的肺腑之言里，毛已经信心全无，实际承认了文革的失败。
为什么毛把文革看得那么重？因为它饱含着毛的终极理想，体现他所设计的“中国道路”。
毛在1949年之前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夺取政权统一中国，为实现他的理想奠定基础。1949年之后许多常人认为的大事在毛心中都不主要。它们或是被迫应对外部突发事件，如抗美援朝、中印边境之战，或是“消除隐患、清理场地”，如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或者是前期准备、试探性突击，如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甚至大跃进、社教、四清。而真正的“总攻”，即大张旗鼓地冲向毛的“理想世界”，则就是这文化大革命。
1976年秋，毛还尸骨未寒，他一手扶植的左派集团就被一锅端了。而全国老百姓走上街头敲锣打鼓狂欢般地庆祝。这是最大规模最强音的宣判：毛泽东的中国道路彻底失败！
而在1976年，梁漱溟还健康地活着。历史让他笑在了后边。这倒不是因为他比毛多活了12年，而是又过了30年后的今天再看，毛的“理想世界”更加荒诞不经。而梁当年设计的“中国道路”虽然具体而言也与当今的现实脱了节，但是他在总体上所说的“找我们自家的路，而不是走旁人的路”，却是今日的现实。
还回到1978年。毛的“中国道路”碰壁了，那么，该转向哪里？在这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亿万人要走的道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小群人，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在这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的这“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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