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巨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古代科技非常发达的中国？他本人也做了回答，但是连他自己都不满意。
其他一些人更不满意，也纷纷作答。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被“打倒”，反而变成了“李约瑟难题”。如今，难题已经被冷落了，也很难在一堆回答上再添点什么，但众多回答者之间悬而未决的争执表明：问题实际上还顽强地站在那里。
如果继续在原来的视野里周旋，对于彻底解决李约瑟难题已经无济于事。我们需要更广阔的眼界。
当然，早就有人试图跳出问题本身的范围。比如，有人一上来就指出李约瑟难题自身的缺陷：混淆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例如国人非常自豪的四大发明，不管有多么伟大都仅仅是技术，而且还是技术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技术。有人还这样举例：发现勾股定理的荣誉一点都不能分给中国人，因为中国古代只停留在“勾三股四玄五”这种木匠师傅的经验阶段，根本没有提升到A方加B方等于C方这种可以称为数学的水平。
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肯定太过武断和严苛。但即便真是这样，李约瑟难题也不会被打倒，只是需要改一下：为什么科学（无论古代科学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出现在古代技术相当先进的中国？
还有人把李约瑟难题翻了个儿：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萌生于其他文明，而偏偏青睐西方文明？
这倒是个不错的观察视角。若审视一下现代科学的诞生，就不能不首先聚焦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是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文化，其中就有现代科学的种子：古希腊学者们发展出的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的观念。这是科学赖以萌生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可惜，古代中国恰恰缺失这些，一直缺失到近代，直到西方人打破了中国的大门。
我们的视野还可以放得更广。实际上，行文至此已经显露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根本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仅凭中国人自己，并假以时日，现代科学能不能萌生并发展起来？
恐怕有人感到了冒犯，想大喝一声：当然能！大多数讨论李约瑟难题的人也都有一个没有明言的前提假设，就像难题自身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意思：中国人完全有资格，甚至更有资格率先发展出现代科学，所以才要问：为什么这没有发生？
但这里却偏偏要问：中国人原来走的道路会不会根本就与现代科学无缘相遇，无论再走多久？尽管许多人想都不愿想这样一种可能，但他们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恰恰暗合了这种可能性。
比如，有人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性来解答李约瑟难题：
小农经济缺少分工和创新，使社会因循守旧，窒息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同时，高度集权又僵化的政治体制强烈压制和束缚了“知识阶层”的思想和行动。官本位意识和科举制度使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投身于科场考试和追逐官场名利，只剩下极少的“知识分子”有可能去光顾科学技术。比如，宋应星是屡次科考失败后才转身去编写《天工开物》，而且连他自己都认为，这样的书没有什么读书人要读。
如果真以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性作为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就等于说：中国必须首先经历一场革命，有效冲破封建社会的压制才谈得上萌生现代科学，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作为现代科学的前奏曲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那样。
但历史事实是：在受到西方大冲击之前的中国，不仅没有过这种革命，甚至根本没有过这种革命可能发生的迹象。改朝换代、揭竿而起的事件很不少，但是，推翻旧皇帝之后是一个新皇帝，封建体制和原来的思想体系并无改变。两千年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大一统朝代和一个又一个的乱世交替重复。用一句梁漱溟的话：“自秦汉以来只有一治一乱的循环而没有革命”。
对比西方，学者们曾惊叹中国超长的封建社会，称它具有“超稳定性”，这也曾是一个谜。有不少学者相信，如果不是外部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封建社会还将长久地继续下去。
联系到李约瑟难题，这岂不就是说，在中国自己的发展中，现代科学不仅没有萌生，甚至也会长久地没有萌生的可能？而且，这也把李约瑟难题和另一个历史问题捆绑到了一起：为什么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发展不起来？也确实早就有学者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比如黄仁宇就说过：“一个社会如果产生不了福格尔或格雷欣这样的金融家，那么它也就产生不了伽利略或哈维这样的科学家。”
当然，有些人并不赞同封建社会的保守性可以从根本上阻止现代科学的萌生。李约瑟难题所以被提出不正是因为封建中国曾经在古代科技水平上领先世界吗？
另有些学者试图从思维方式、精神生活、哲学思想等等高级层面上的中西差别来解答李约瑟难题。而且，他们往往以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明与两千年以来儒学大一统地位确立之后的中华文明进行对比，尽管两者年代上并非同时。也许因为中国和西方在这两个时期的对比最说明问题。
（这里要插两句：在很多学者那里，“西方文明”被限定为仅一千多年历史的基督教文明，古希腊古罗马被划入另一个“古典文明”。但是，由于紧密的文化继承关系，不妨把两者当作合为一体的“大西方文明”。同样，还有学者把中华文明划分为两个文明，以秦汉为界。这里也只用合为一体的“大中华文明”。）
有学者指出，相比西方，古代中国不仅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维，在三千年前从“神话宇宙观”向自然哲学的转换过程中也明显较西方逊色，以至对自然界缺乏系统的哲学理解，保有更多的迷信思想。而且，古代中国的知识界功利主义太强，其思想与政治伦理的结合太紧密，以至很少进行纯理论和因果关系的探究，更多停留在经验和事物的表面。总之，相比古代西方知识界，他们至少在自然方面缺欠思维的深度。
这话当然不中听，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无法否认。实例很多，这里只举一个很浅显的：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比东汉末年的曹冲。
阿基米德遇到了“纯金王冠是否掺了假”的难题。传说当他跨进澡盆时水漫了出来，他一下子顿悟，找到了方法来测量复杂形状物体的体积，然后以王冠的重量与同体积的黄金的重量比较，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阿基米德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深入实验研究，发现了浮力定律，也称阿基米德定律：物体在液体中所受浮力等于此物体所排开的液体的重量。细看这定律，它与解决“王冠难题”已相距甚远。解决那难题本来不必涉及浮力，只要能确定王冠的体积和重量就行了。阿基米德又深入了好几步，才提炼出浮力定律。
再来看“曹冲称象”：6岁的曹冲巧妙地以许多石块等重替代了一头大象，最后称出了那头大象的重量。问题解决，故事也到此为止，浮力定律擦身而过。实际上，当那条船随着载重物的增减一沉一浮，活生生表演着浮力与“排开的水”之间的关系，此时现场的人距离浮力定律比较阿基米德更近。这里并非拿一个6岁的孩子跟成人比，当时的现场还有许多曹操的幕僚，都是当时最聪明的读书人。而且，曹冲称象的故事流传千年，也形象地把现场情景呈现给无数后来的读书人，可是就没有一个聪明脑袋肯多往深里思索一下，抓住浮力定律。
有人把李约瑟难题联系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民族性差异，还有中西文化核心元素的差异，并且指出这些差异的根子远不止两千年，在一万年前的石器工具上就已经表现出了系统的中西差别。
还有少数人有意无意地明言或暗示：中国人比西方人智力低下。这样的说法不仅令国人愤怒，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不必援引现代观念：“人类的智力无法以种族划分高低”，也不必例举当今中国人的出色表现，只看古代吧：中西学者在思维方式上有区别是事实，但展现的恐怕并非智力高下，而是他们关注的事物不同，思维的兴趣取向相异，他们根本就没有试图进入相同的精神世界。
比如，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在他的《白马论》中，巧妙地玩弄形式逻辑的一些基本元素，如概念的内涵外延，属性的共相共性。他满有能力驾驭这些，满可以去构筑形式逻辑的体系。但是他不，他只是故弄玄虚，以诡辩的推理方式推出“白马非马”的怪异结论，又让他人难寻破绽。他就是在刻意表演“推理魔术”，以迷惑他人达到哗众取宠的自我满足。从他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出形式逻辑，并非人的能力问题，而是中国古人根本没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战国时代，至少老子在对自然万物的思索和诠释中表现出的思想高度，与古希腊学者们处于同等水平。只是他的思想“高高在上”，不像一些古希腊学者脚踏实地，直接动手研究身边的事物。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绝大多数对自然界很少顾及，一心探究伦理道德政治哲学，专注于自我修身养性，努力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还有连横合纵远交近攻之类的攻伐谋略，等等等等。总之，太多的聪明脑袋专注于人世而忽略了自然界。
这种倾向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更是大大强化。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体制和一套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意识体系完美结合，互相满足了对方。科学完全是多余。也许，这个政治和思想体系并不“反科学”，但确实不需要科学。
当然，古代中国也一直存在大量来自生产生活的技术方面的需求。但社会中最聪明的读书人却不屑一顾，把技术问题留给了工匠和农夫。如果技术发明和创新只是星散地发生，没有一些聪明头脑加以系统的总结提炼，由经验技术提升到科学理论这一步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可惜，古代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们都被吸引到了科场和官场。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即便科场屡试不中，官场频频失意，他们也很难分神给技术问题和自然探秘，因为还有许多“黑洞”会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吸走，比如狭义的中华文化。这里绝非贬意，中华文化确实了得，“博大”不敢说，“精深”那是绝对的。
就说书法吧，其奥妙无穷无尽，足以让读书人天天苦练，练上一辈子也过不完那个瘾。凡读书人必须练字，没有一笔好字哪配称作读书人？相比之下西方根本就没有书法艺术，顶多就是美术字。但也给西方的聪明脑袋们节省了许多时间。
练字只是读书人的“时间黑洞”之一，再举一个作诗文。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要写诗作文对对子，当学生作诗文，当了官还要作诗文，最后当了皇帝依然作诗文。几乎每个聪明脑袋都要一辈子作诗文，这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也可算独一份吧？这里没有想贬低“人人作诗文”。古诗词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中西差异。古代西方当然也有一些诗人，但恐怕远不像古代中国有那样多的读书人以那样多的时间精力作诗作文。试问一句：如果西方科学家们也把同样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作诗作文，他们还能成为科学家么？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和西方的知识精英们在精神关注和努力探索的方向上有着根本不同。而不同的追求得到不同的结果岂不是自然而然？
罗素说过：科学是作为传统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探索发展起来的。
可惜，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主流思想和文化传统中，根本就没有给科学提供发展机会。
回到李约瑟难题，中国和西方，谁能首先探索到现代科学恐怕不是谁走在前谁走在后，谁的思维更高更深的问题，而是努力探索的方向问题。在某些方向上，走得再快再远也碰不上科学，因为那条道路上本来就没有科学。
这里再引一段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他在书中强调，源自中国的重大技术发明对西方和对中国自己的影响有着根本不同：
“火药武器没有使中国及其周边的战争发生很大的改变；然而，在欧洲，火药武器却摧毁了封建城堡和带着头盔的骑士们。……指南针和方向舵使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但是中国的航海家们却不过依旧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从事着他们的和平之旅。印刷术在西方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然而，印刷术在中国所能做的，除了保存大量的本来也许会佚失的书籍外，就是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征募官僚。”
黄仁宇指出的中西反差正是两条方向不同的道路之别。在中国的道路上，现代科学根本不被需要，技术就足够了。即使有科学嫩芽偶尔萌生，过路人视而不见，或看上几眼把玩几下，随即忘在一边。而无人专心照料的嫩芽长不起来。只要中国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就永远不会发展起现代科学。而历史事实是：直到西方列强打破了国门，才迫使中国离开了那条老路。
也许，这可以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又一个回答。
不过，本文只是系列文章之一，是一篇从李约瑟难题切入的开场白。而这系列文章的主题是中国道路，对照世界其他文明来看中国的走向。
有没有一条普遍一律的人类社会发展之路？或者说：不同文明的发展是分道扬镳？又会不会殊途同归？“大同世界”只是虚幻的仙山琼宇还是已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步步落实？
面对不久前的世界民主大潮，有人说“历史走向终结”，似乎真看到了万流归海的结局。可接下来民主潮流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和民主国家遭遇的困境又激起了异样的声音。
尤其是中国的异军突起，在明显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另一条路上，中国不仅正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在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方面越加自信地搞起了另外一套。中国将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10年，20年，50年后是个什么样子？不仅外部世界难以揣测，连中国人自己也未必真正清楚。只有一点明确无误：中国巨轮航行在自己未曾到过的，也没有其他船只到过的一片陌生水域中，而且继续驶向更新的水域。
中国将到哪里去？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请看系列文章的下一篇：《文明进化和中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