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杨黔英
草茗
二OO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是一个越洋电话，电话的那边响起小弟超奇低沉的声音：妈昨天睡觉，一直不醒，现已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要我们子女准备后事。我马上起床，开始做回国的安排。上午十点左右，超奇再来电话，告诉说，妈已经走了。我平时虽然一直关心妈的身体情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在短短的几小时内，一下子从有妈变成没有妈，那种心情又沉又痛，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当时脑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想起很多事，但又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怀着沉痛，去公司请假；怀着沉痛，订购机票；怀着沉痛，收拾行装。到了晚上十二点钟，超奇又来电话，询问我何时能够到家，以便能确定妈的出殡日期。同时也告诉我，大姐超华、大哥朝忠和他本人三人都在南京，小妹超文也从上海赶来，现在只差我一人。只等我一到，就可以办丧事了。然而，无论我怎么样紧赶快赶，等我赶到南京时，已经是二十四日的晚上。当晚，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齐聚在妈的住处，商讨着第二天的下葬仪式，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是妈下葬的日子， 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妈的日子。她老人家躺在棺床上，平静安祥， 好象带着她一贯的微笑，与我们每一个子女打招呼。经过简单的追悼会和告别仪式，然后送妈去火化。在那一刹那间， 我沉痛了多日的心情终于爆发出来，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我不断地喊着妈，泪如涌泉，模糊了双眼。儿歌唱道: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平常有妈在的时候，不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别，现在妈不在了，才感到妈是多么珍贵!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等到了妈的骨灰盒，然后送妈到隐龙山墓地，把妈和爸爸的骨灰盒合葬在一起，完成了她老人家最后一桩遗愿。
三年后，在小弟超奇及弟妹金霞的陪同下，我再来墓地看望爸爸妈妈。只见墓地修缮一新，周围苍松环抱，墓前的碑上刻有“ 先父吴鹤云将军先母杨黔英女士之墓”的字样，碑的背面用小楷刻有父亲的生平事迹。在墓的后方立有一面石墙，以硫璃瓦作顶，看起来很壮观。石墙上刻有四句十六字：能文能武，有德有言。相知相伴，同济同辉。很明显，这前两句是献给父亲的，而后两句则是献给父母亲的，特别是献给母亲的。作为一名抗日将领，父亲的名字和功绩，为大家熟知。可是对他的夫人，也许大家就不怎么知晓了。而作为他们的子女，我想凭借此文，来回忆一下母亲的生前的平凡家事，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算是对她老人家的怀念吧。
一、忠贞爱情，矢志不渝
母亲出生在贵州省印江县，父亲却出生在福建省蒲田县。他们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两人的人生轨迹是怎么交集在一起的呢? 追溯起来，这份情缘还是大舅杨亚仙带来的。一九三三年，母亲随大舅到上海，在上海市国祥中学读初中。由于抗日的需要，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大舅就组织一批校友学习日语，邀请南京的同学也到上海去学，其中有父亲吴鹤云。父亲也是黄埔六期的，后在南京读陆军大学深造。大舅让母亲接待这批南京来客，就这样她认识了父亲。这应该是父母亲第一次见面吧。之后，大舅奉命调西南，留下母亲在上海。他不放心，就委托父亲照顾母亲。所以，父母亲之间通信就较为频繁，父亲还专程去上海看望过母亲一次。还有一次放暑假，父亲去信邀母亲到南京玩，并在中央饭店订了房间。结果母亲地形不熟，到了饭店附近还不知道，硬让黄包车夫拉着她绕饭店转一圈，多化了一块大洋，此事在父母之间引为笑谈。父亲后来通过朋友帮助，把母亲转学到无锡竞志女中，两人关系就更加密切。每逢节日或假期，父亲都会去无锡看望母亲，他们一起去太湖，鼋头渚，梅园等风景区游玩，畅谈理想，探索人生，天南地北，方方面面，无话不谈，亲密无间。除此之外，父亲还常带母亲去看阮玲玉和蝴蝶等主演的电影和 “茶花女 ”的话剧，大大丰富了母亲的人生阅历。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和母亲在贵阳结婚。两个多月后，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父亲随顾祝同长官飞往潼关处理谈判， 母亲只好独自去南京等待消息。事变解决后，父亲才回南京来接母亲。当时在宁的陆大同学有三十余人，齐聚在交际处大厅欢迎父母亲。 在母亲的回忆录中， 对这件事有详细的叙述：“当我们两人进入大厅时，全体同学都起立拍手欢迎。每个同学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好像是羡慕，又好像是惊讶。羡慕的是，鹤云穿一双长统靴，身着黄色呢子军服、武装皮带及佩刀，精神抖擞，像是一位王子军官。而我穿的是一双白色鸡皮全高跟鞋，烫了美式头发，穿一件黑色丝绒大花长袍，外面套一件灰底黑色大方格夹层的短大衣，精神也很好，容貌虽不好看，但也不丑。他们惊讶的或许是觉得我这样一个贵州苗子，怎能找到一位福建蛮子，而且是如此和谐！鹤云脱下军帽，招呼大家坐下。这时候大家都欢天喜地，天南地北地高谈阔论起来，他们没有丝毫俗气，每个人的话语和动作都离不开我们俩人。我的心中一下子对这些军人充满了敬佩，他们都很有才华，是国家的栋梁”。
抗战期间，母亲一直跟随着父亲，东奔西走。动荡不定的生活，使得母亲多年未能怀孕生子。当时在福建莆田的祖父母都很着急，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母还亲自到父亲那里，劝他再纳个妾， 为家族传宗接代。她说，莆田家乡的人都认为，在外为官，要有三妻七妾才能光宗耀祖。父亲是个孝子， 听到祖母的话，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他于是就与母亲商量，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回答说：“可以，我决不破坏你们家乡的家规，你可以娶小老婆。但她前门进，我后门出”。 当了解母亲的态度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考虑过纳妾的事，在忠贞于爱情和孝顺于家规的问题上，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当然，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八年岁月的等待，随着父母亲领养了大姐超华之后，母亲翌年便开始怀孕，陆续生下朝忠，草茗，超文和超奇，让我们家终于成了一个 “五子登科”的家庭。
从我记事起， 就没有见过父母亲拌过嘴，斗过气。老两口整天都是乐呵呵的，让家里充满欢乐。父母亲之间的配合， 十分默契。在家里，母亲是大厨师， 因为我们小孩都喜爱吃她做的菜，而父亲则是配菜师，他总是把菜洗好，切好，配好， 等母亲来炒。母亲忙于街道社会工作，经常在外面跑，她性格直爽，快言快语，而父亲行事低调，沉稳干练，两人是互补型的。在我们孩子们面前，老俩口就是一个人， 他俩任何时候说话口径都是一致的。在困难或危险来临时，双方又都想着保护对方。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那是在文革中，当时父亲在单位被打成 “国民党中将特务 ”，母亲在街道上被打成 “地主婆 ”。有一天，我所在的中学红卫兵来抄家，他们把我和小弟小妹关在二楼阳台上，把父母亲带到院子的大桑树下。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的打砸后，没有发现任何他们想要的所谓“特务委任状 ”和金条。于是十几个红卫兵跑到院子里，手里挥舞着铜头皮带，围上父亲，要他老实交代，否则就要他尝尝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当时我们小孩子都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千均一发的时刻，就听到母亲平静地说，他有病， 不能打! 红卫兵一听母亲的话，马上就吼叫起来：他妈的地主婆，你还敢为 “国民党中将特务”说话， 你不想活啦！说着， 十几个人挥着皮带就向母亲围过来， 为首的正是我高三邻班的一位女生。她举着皮带正要向母亲抽过去，就听到一声: 要文斗，不要武斗! 回头一看， 原来我家院子是开敞的，旁边有条路， 很多上班的工人路过，看到这边发生的事情，都自动围过来， 人群中有人看不下去， 就说话了。这个女生一看，围上来的人多， 不敢造次， 但语气还挺硬: 你们什么阶级成份? 敢替地主婆说话? 群众中马上有人说，老子是工人阶级，你想怎么样？十几个红卫兵一看，周围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 马上歇菜，疲软下来，指着父母亲说，今天算你们运气，有人护着。咱们下次再来算账！说完就落荒而去。至此以后，这帮家伙就再没来过，我猜他们当时被工人阶级吓得不轻。 多少年以后，我曾和母亲聊天， 问起当时她怎么敢为父亲说话，不怕引火烧身。要知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无产阶级的铁拳是可以砸死人而不负法律责任的。她老人家说，我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想到你爸爸是我们的亲人，他身体不好，经不住折磨， 我不保护他，谁来保护他?
二、热爱子女，任劳任怨
母亲不仅爱父亲，也爱我们子女。她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也是无私的。每次吃饭，她总是在厨房忙着，总是最后一个坐上桌。她喜欢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着她烧的菜，而她自己却很少动筷子。等我们都吃完了，她才慢慢吃着那些剩饭剩菜。当时家里没有冰箱，剩饭剩菜倒掉又可惜，所以她自称是 “垃圾桶 ”， 全部接收。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要计划，蔬菜也很少，为了让我们小孩子吃饱，母亲想了很多办法。记得那时烧饼是一两粮票一个，还蛮大的。母亲就组织我们一大早起来，去烧饼店排队买烧饼，买回来就捂在锅里，中午煮一大锅很稀的稀饭，等我们放学回家，喝稀饭吃烧饼，那种美味，到现在还记忆尤新。我小时候，扁桃腺经常发炎，身体很差。母亲就常常给我蒸个鸡蛋，肉饼，猪肝什么的，让我吃， 增加营养。记的是在小学二年级时， 父亲联系了军区医院，把我的扁桃腺切除了。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天天只能吃很淡很淡的饭菜，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吃不到母亲烧的饭菜，感觉难受极了。我躺在病床上，整天满脑子就想母亲烧的菜， 最后就集中在一个菜，那就是炒黄豆芽加酱油。后来终于出院回家，母亲很高兴，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就想吃黄豆芽。结果母亲专门去菜场买了新鲜的黄豆芽，炒了一大盘，让我好好过了把瘾。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而且处处都在保护我们。 我们家的院子后面有一个大池塘，记得小妹超文大约在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池塘旁边玩，不慎滑下水。当时母亲正在楼下，一边在碗里打鸡蛋，一边和邻居聊天。一看超文不见了，马上丟掉鸡蛋碗，飞奔到池塘边，连鞋子都来不及脱，下水就把超文拽上来了。那件事想起来是有点后怕的，因为那是个锅底池塘，旁边陡，中间深。如果不是母亲发现早，动作快，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大哥朝忠，自小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可是高考后，并没有被他第一志愿的学校录取，而是分到一个次一级的大学。朝忠心里不高兴，有点不想去，想第二年重考。父母亲当然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大专院校并不是按成绩录取考生的。第二年会是什么情况，谁都说不准。经过父母的帮助分析，朝忠后来也同意去读那个学校了。记得母亲当时十分贴心，特地买了只手錶送给朝忠，还炒了他喜欢吃的雪里红肉丝，装在大瓶子里，并且要亲自送他去那所学校。我开玩笑说，您要十八相送啊？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臭小子，你懂什么叫十八相送吗？这是 “母亲送儿上学堂 ”，她接着套用了歌曲 《在太行山上》中那句“母亲叫儿打东洋 ” ，就唱起来，逗得大家都笑了。事实后来证明，朝忠的选择是对的。我们楼下有个邻居，他就是想报考自己理想的大学，第一年不取，第二年再考，一连考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没有考取，自己也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我是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恰好碰上文革，上大学的梦就被破灭了。两年后， 毛泽东要知识青年下农村，我和小妹超文都摊上。那时，父母亲都是批斗对象，作为子女，不敢再给家里增添麻烦，就乖乖 “自愿报名 ”下乡插队。超文那时只有十六岁，母亲实在不放心，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她。所以，我们事先就商量好，我带两个高中男同学，超文带两个初中女同学，六个人成为一个知青家庭。 记得临行前的晚上，在单位遭到大字报批判而惶惶不可终日的父亲，抑制内心的痛苦，很专注地为我和妹妹准备行装。经过几次抄家，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了不让我们受冻，他把自己大床上的棉垫一剪两半，分别给我和妹妹用。多少年来，父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为我们一针一针地缝垫套的情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那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 ” 呀！临行那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母亲就下床，特地买了我们喜爱的糖心烧饼，送我们到集合地点。当时天又黑，人又多，吵吵嚷嚷，挤挤撞撞，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卡车，匆匆忙将行李扔上车，再爬上去。这时，车蓬帘子就放下了。大喇叭里雄壮的音乐声盖住所有的哭爹叫娘声，我们就藏在军车里，上了长江大桥，离开了南京。我一直后悔没来及向母亲道个别，请她放心回家去。事后才知道，她和超文同学小朱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喊我们的名字，跟着军车走，一直从珠江路（我们集合地点）走到盐仓桥（长江大桥的入口），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最后眼也哭肿了，脚也打了泡，被卡在大桥入口处不让进，这才伤心地离开。每每听母亲谈起此事，我心里都是一酸一酸的。唉，人世间有什么能与母爱相比哇！即使在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母爱的光辉仍能穿透层层屏障，温暖着我们子女的心田！
还有件事是，经过了十一年的折腾，在一九七七年，我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当时年纪也不小了，各方都为我张罗介绍对象。父母亲的一位朋友为我介绍了汉香，她的父亲也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和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另外，大学里也有两位女生， 对我表示好感。当时自己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大学里这两位女生的家庭都很好，政治上都是党员。这对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来说， 会有一些 “漂红”的作用，今后也许会在事业上有所帮助。 有一天，和母亲聊天，谈到这些方面的考虑，想听听她的看法。可是母亲连想都没想，立即建议我应该选择汉香，因为这是门当户对。她说，门当户对就容易相互了解，易于沟通，这比那些所谓的政治条件重要。母亲一席话点醒了我，让我很快就找准了方向。 如今我和汉香结婚已有三十多年，我们一起出国，一起打拼，汉香还在我发心脏病的时候，及时送我去医院抢救，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每当我看到自己的美满姻缘和幸福家庭时，我都很庆幸自己当时听进了母亲的劝告，做出了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母亲所处的时代，毕竟与现时有差距。因此， 她的某些看法，也有局限性的。不能说母亲的任何话和看法都是对的，如果自己不独立思考，全部接受，有时也会遭到挫折的。我相信，天下任何一个作父母的，都是希望子女好，就象我们对自己的子女那样。作为我们子女，一定要培养起独立思考和处理亲子关系的能力。我在美国生活多年，感觉到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要鼓励子女独立，由子女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生活方式。十八岁以上的小孩，绝大多数都要离开家，自己出去闯荡，这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能汲取西方国家的这些优点，不仅在经济上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强国，而且在文化道德和精神文明方面，也要成为一个强国。
三、为民服务，不计得失
在相夫教子的同时，母亲还走出家门，参加街道居民委员会工作。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到一九八五年为止，她工作了三十多年。分别担任过妇联主任，治保主任，计划生育主任，调解主任等工作。另外，还当过街道办幼儿园的园长，洋钉厂的会计， 备战备荒时去砖厂做过砖，文革被批斗时还天天去扫马路。多少年来，母亲甘当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拧到那里。她十分注意的是，处处事事都做到公私分明。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响应号召，把我们家楼下的一个房间拿出来开办街道幼儿园，她自愿当园长，照顾十来个孩子。那时我嘴特别谗，看到母亲为孩子们买的一些小饼干和小点心，就想尝一尝。有一次，趁母亲不在家，我偷吃了一包幼儿园的饼干，结果使得孩子们的饼干不够分配了。当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对我说，茗儿，你今后要是想吃什么，就告诉妈，妈会买给你。但是，你要记住，公家的东西，集体的东西，你一分钱都不能沾! 母亲这番话，让我铭记一辈子。
母亲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她勤学习，肯动脑，在居民委员会里边，算得上是个笔杆子。她为了给居委会写报告和总结，经常熬夜。有时实在忙不过来，还会拉父亲来帮忙，而父亲也很乐意帮母亲写这些材料。所以街道办事处的人都开玩笑说，你们真是妇唱夫随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亲渐渐眼也花了，手也抖了，写字也吃力了。母亲有时候就会向我求助。我因为下了农村，回家探亲，没事可做，也会帮母亲涂鸦一些报告总结之类的材料。记得有一次，我为居委会写的年终总结，受到街道办事处的表扬，可把母亲乐坏了，她逢人就说，那是我儿子帮着写的。回家后，一直笑， 一直夸，还做了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犒劳我。那件事给我的印象佷深，我常想，一位母亲，丝毫不考虑自己，为丈夫的安全而挺身，为子女的进步而欢欣，这是何等的胸怀，这是何等的心境!
母亲天性乐观，笑口常开，不计报酬，风来雨去，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做居民工作，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是，直到一九八五年退休时，她才发现自己还不是一名正式的公务员，连基本的退休劳保都没有! 我们子女都为她抱不平，老人家也感到很迷茫， 曾要求组织帮助解决，但最后还是未能如愿。因为当初居委会要她出来工作，她什么都没考虑，就出来了，也没有和谁谈过什么条件，或办理过什么正式手续。母亲当时的天真和单纯，使她三十多年的辛劳无以回报。不过，后来她也想通了，对这事很淡定。她说，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哪能对每一个人都照顾得很周全呢? 实际上，政府对我们家已经照顾得很好，我个人这点事就算不上什么啦！
四、老当益壮，永远年轻
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 父亲因病逝世，这对母亲打击很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家精神忧郁，闷闷不乐，孤独一直伴随着她。我们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转移她的情绪，但收效不大。母亲的心情低落，影响家中每一位子女，使得家里充满压抑感。 正当我们觉得束手无策时，事情却出现了转机。一九九九年的下半年，是在母亲失去父亲八年之后，有一天她无意中打开收音机，收听到南京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健康频道举办的 《导医台》，《心灵港湾》和《午夜心桥》等节目，一下子就被主持人松藤老师的声音所吸引，从而成了他的忠实听众和粉丝。至此后，母亲天天都听松藤老师的节目，不仅要听，还要打热线电话，还要参加他的报告会。她见过松老师两次，被松老师称为 “德高望众”的老人，使得母亲大喜过望，事后与我们谈起来还津津乐道。母亲终于摆脱了因失去父亲所带来的忧郁，整天笑声不断，精神和心理状态都很好。
那时，我们子女们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陪伴老人家的时间不多。 坚强的母亲，不甘被寂寞所困，毅然拿起笔来写自传。她曾对我说过：“我要给你爸爸的一生有个交代，也给自己的一生有个交代”。母亲的眼睛为白内瘴和青光眼所困，虽然动过手术，但效果并不显著，看书写字十分困难。于是她就请在贵州老家已经退休的侄子（我们的表兄）杨正清来南京同住，让他一边照料母亲，一边帮母亲记录她写的自传。如今，母亲的自传就摆在我的案桌上，仔细阅读它， 就仿佛看见了当年母亲的身影，听到了母亲当年的笑语。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本自传没有写完，但我已清楚地看到母亲那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二OO五年八月，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及其家庭 都来到南京，为母亲祝贺九十岁寿辰。祖孙三代，欢聚一堂，共亨天伦，其乐融融。 正在此时，江苏省政府有关部门派人来给母亲赠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以表彰已故的父亲当年抗日的功绩，真是喜上加喜。 母亲十分高兴，在宴会上作了即席发言，在简单回顾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变化并感慨一番后，老人家把目光放在第三代的身上。 她说，记得刚搬到祁家桥居住时，这几个孙子外孙还都是小孩子。曾几何时，他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有的还上了大学。想起这些，我就想笑，我这一生是多么美满幸福啊！你们今后必须精诚团结，抱成一团。俗话说得好: 一支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难动撼。你们都是血肉相连的兄弟姐妹，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永远向前！ 母亲的话，引发大家热烈的掌声。接着，王元亮代表第三代小字辈，唱了一首《红旗飘飘》，献给外婆。而后，我也带着大家，高唱《妈妈，亲爱的妈妈》，表达我们子女对老人家的爱戴。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我思绪澎湃，感激万千，当即口占一绝，以作留念。现录于下，一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感恩和怀念，二来把它作为本文的结束。
七绝
—–为母亲杨黔英女士九十大寿而作
紫金山麓一劲松，
历经九旬傲苍穹。
回首世间多少事，
风雨尽付笑谈中！
草茗 二O一四年元月写于美国加州